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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起，公公就是老教授、老先生，朗润园和镜春园的左邻右舍里，只有老温德先生和陈公公家的老太太要比公公年岁大。校园里遇到熟人，都是称呼公公、姥姥唐先生、唐太太。记得大概是“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一天，公公、姥姥带着我们几个外孙、外孙女去香山，快到西校门的路上，刚刚转过外文楼，遇见季羡林教授从桥上骑车迎面过来，看见公公、姥姥，马上下来，推着自行车站在路旁，笑着问候，“唐先生和师母好，今天好天气，带着孩子们去玩？”季先生身着朴素的半褪色蓝色制服加布帽，当时应该也快七十岁了，记不清是不是已经做了北大的副校长，可是路上遇见自己当年入学清华时的教授唐老先生，仍然是像以前对待老师那样恭敬客气。

搬入北大朗润园

我的外祖父唐钺生于1891年1月7日，闽侯人，所以家里孙辈孩子们都按福建传统叫公公。可是外祖母却是依北方习惯叫姥姥，而且姥姥的身世似乎是个谜，直到今天我也不完全清楚姥姥李秀峰祖籍是哪里。关于公公的家世，也没有听长辈们详细说过，只知道公公的母亲家姓林，父亲是位乡村医生，可是家里其他事情，知之甚少。

我妈妈回过福州老家，说公公的家乡山清水秀，出产一种蜜橘，很有名。唐姓在福建属小姓氏，相传是唐代时为避中原战乱，从河南迁徙闽越。没听说过什么了不得的家史，更不知道祖上有没有出过什么有名头的人物，应该就是普通乡村家庭。

我们从小就知道公公在家乡曾结过婚，娶了父母订亲的周氏太太，育有一女，我们这一代都称“科学院大姨”，因为她家在科学院工作居住。家里一直都有来往，小时候姥姥还带我去看周氏姥姥。还有，妈妈是公公姥姥孩子中的老幺，我又在孙辈里最小，出生那年公公七十岁了。因为我只有一个舅舅，他没有孩子，家里就让我随了妈妈姓唐，户口簿上就是唐钺之孙，五六个月大时起就跟着公公姥姥住在燕园，直到八十年代出国，才离开北大。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心理学系被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心理学专业，唐钺教授也就来到了刚刚搬进燕园的北大。前不久看到宋文坚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系1950级)的一篇回忆文章(《北京大学校友通讯》，67 卷，2019.7，104 页)，其中讲到了当时合并后首次哲学系师生大会的情景:

“大约在10月底，院系调整后其他大学的哲学系的老师和学生都集齐了，1952年所招的新生也到了，系里在外文楼一楼西端的阶梯教室开了一个哲学系全体师生的见面会。我不记得那会叫什么名了。实际上就是哲学系的教师和在校学生聚在一起会会面。那会场是从中间的台阶过道分，所有老师坐在左边前几排，所有学生坐在右边和左边的最后几排。我记得还有几位较老的先生，有汤用彤先生、金岳霖先生、唐钺先生、黄子通先生，还有谁不记得，坐在西墙讲台两旁的几张椅子上，面对着我们，像今天的开会坐主席台。会是由原北大哲学系的系副主任汪子嵩先生主持。记得他挨个介绍了哲学系的教师，还说，今天是哲学系的大盛会。”

公公姥姥的家随之从清华的胜因院搬来了北大的朗润园。第一个住址是155号，当时院子的门朝东，北面跨河是座走上去吱吱作响的红色老木桥，院门到河边大概也就是十几米的距离。现在那里少了一棵很高大的松树，多了一座“断桥残雪”石牌坊。大门内由东向西前后两进院，两个院子中间有个大花瓶形状的隔院门洞。现在记忆中院子好像并不很大，可是肯定也不会太小，因为前院里有三棵枣树，一棵香椿，还有两棵挺大的丁香树。前面东边院墙里还有养鸡养兔的地方和存放杂物的堆房等，小时候在那里捉到过蛇和刺猬。后院里有一个不小的藤萝架，加上紫色玫瑰香和绿色奶葡萄各一架，还有地方种花。

孩童时多是和小朋友们在家附近玩耍，有山有水的地方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朗润园周边的景色挺好，后来见到过邻居邓以蛰先生为公公书写的门前景色对幅:“青松荫修岭，绿蓧媚清涟。”公公的书房和客厅都在前院，小时候的印象里，公公多是伏案读书写字，中间会不时地起来在屋里或院子里走一走，时常也会有朋友和同事来家中谈话。

燕园里经常往来的老教授们

当时朗润园和镜春园的院子里住着不少老教授，相熟的同事、老朋友们经常也有往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会跟着公公、姥姥去邻居家串门，除了邓以蛰教授，经常会见到的老先生还有沈履、叶企孙、闻家驷、宗白华，和住在镜春园79号院的何先生，还有住在小木桥西边北岸水榭里的一家，现在已经想不起人家的姓名了。

去的最多的还是公公的两位以前清华老朋友的家，老温德先生和陈岱孙先生。我对温公公家屋内的壁炉，满墙的书柜，老猫，院子里种的各种花草，以及隐显在藤蔓后面的石雕像都很有印象。老先生比公公还要年长三四岁，年轻时就来到中国，一辈子在清华、联大、北大教书，直到百岁过世，也没有回去美国老家。他对人总是笑眯眯的，和蔼可亲，能背中国的古文古诗，只是中文说话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陈岱孙先生与公公则是闽侯同乡，虽然陈先生要小十岁，但二人是三重校友(鹤岭英华书院、清华、哈佛)和两校同仁(清华、北大)。去陈先生家，总要被老太太，陈先生的母亲，叫到她屋里去玩。老人家喜爱小孩子，只是可惜陈先生一生未娶。

孩童时期的我应该明白这些老教授都是有学问的人。但是在那个年代，学者们早就经受了各种思想改造运动，在校园内外也通常只是被视为文弱的老人而已。到了“文革”开始，很多老先生都被抄家、批斗。我当时还小，记得系里的造反派来抄家，拿走了公公的一些书本手稿，搞得屋里和院子里到处散乱着各种东西。“文革”中唐老先生没有被揪斗或受到直接的人身侮辱。但在物理系教书的舅舅唐子健被关进牛棚，吃了不少苦。相比之下，老先生中，我们的近邻叶企孙教授和沈履教授可就经受了更多的非礼虐待。

我从小听见长辈们谈话中提到的名字，陈寅恪和赵元任二位先生常常出现。公公与两位老先生应该是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和哈佛校园时期就结识的好朋友，其后一生都保持了家庭之间的深厚友情。我作为唐家三代中最小的晚辈，有幸在北大家里见过赵老先生。

那是1981年赵先生最后一次回国探访，来北大校园看望公公姥姥，我亲眼见识了赵老先生的语言功力。都已九旬的老朋友见面自然高兴，只是公公的听力已经不是很好，可赵老先生没有问题，因为多年来他只要看讲话人的口型变化，就能知道大家在交谈的内容。不得不佩服，天才就是天才。

陈寅恪老先生则是近年来读书人都知道的学识和精神风范大师。而我听长辈们讲过的多是陈先生与公公在良丰(桂林南边)饮酒对诗和最喜欢吃姥姥做的红烧肉之类的故事。前年在北大二院见到了回国参会的陈美延阿姨，她也说起听妈妈讲过，两位先生见面就聊个没完。可惜陈先生夫妇离开清华后就再也没有重回北京，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更是不堪回首。

公公考我“温酒斩华雄”

“文革”开始不久，我家朗润园的院子里就搬进来一家在北大仪器厂工作的上海人。再过一年，因为房子年久失修太老旧了，我们搬到了镜春园81号院，地方小了许多。但是，我相信对于经历过七八十年各种风风雨雨的公公姥姥来讲，这些生活条件上的变化，都不能与心里所承受的压力相比。

公公自然不会对我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讲述自己的思想和心中的烦闷，那时所处的环境也使老知识分子们不敢随便发声。但后来老先生对我讲过下面一番话:“我是研究人类心理学的，学苏联后只能搞动物心理，再后来什么都搞不了了。现在又可以工作了，可是已经耽误了太多的生命时间。你爸爸妈妈学医就好些，怎样都要给人看病的。”

我的父母是医生，沙滩时期就入学了北大医学院，后来分别在同仁和北医工作。当然政治运动对他们也有影响，“文革”中就被发配下放到甘肃十年。公公还举了在康奈尔留学时的同学茅以升先生的例子，“我的老朋友茅以升学土木工程，做的事情也挺好，铁路总是需要的，建个楼搭个桥，总会留在那里。”老先生一辈子热爱读书教书做学问，这番话应该是对世事无奈的感叹吧。

说到学习，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不记得小时候老先生有多关注我们小孩子们的读书和功课。家里有很多书，但多不是孩子们看的书。去颐和园时公公会讲讲长廊上画的故事，很老的大英百科全书上的一些图画会指给我看看，仅此而已。

但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开始读《三国演义》，肯定是许多字都不认得，可是看得很带劲，有一阵放学回家就开读。不久，公公问我，“看懂了吗?”“看懂了。”“那好，我来考考你。关羽斩华雄一回读过了?”“读了。”“曹操在关羽出阵前给他一杯酒，关羽说回来再喝。关羽回来后那杯酒是热的还是凉了?”哎呀，没注意到。但小聪明脑瓜快速运转，提刀上马，杀上阵去怎么也得打几个回合吧?“嗯，嗯，凉了。” 我当时应该是小孩子囫囵吞枣看故事，可能根本不记得多少细节。一旁的姥姥笑了，“关公温酒斩华雄，这个戏里也有的故事怎么都搞错了?”公公只说了句，“再去读来。”仔细认真四字有时候是不用多费口舌的。

公公幼时入家乡私塾读书，十四岁开始在福州鹤岭英华书院学习。十五岁时即加入了同盟会，励志复兴中华，钺字和号擘黄都是自己起的名字。公公告诉我，钺字当然是大斧头的意思；擘字他读“bì”音，擘黄为“托举炎黄子孙”之意。(这里顺便提一下，陈寅恪先生名字中的“恪”字，公公姥姥都讲“què”音。) 他还读过福州商业学校和上海铁路学校。1911年考入清华学校;1914年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心理和哲学;1917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于192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接着留在哈佛授课一年，1921年回国。我想他的许多至交，如朱经农、杨杏佛、赵元任、胡适、陈寅恪、张奚若、李济、金岳霖等老先生多是留美之前或其间结识交往的同学朋友。

其实孩童时期的我当然不会在意这些名字，不过有时听到而已，更不会明白公公姥姥的朋友圈中的历史内涵。1980年我考上了北大经济系，自己跑去告诉陈岱孙先生。陈公公说了句“好啊”。然后告诉我，“正好，张家的外孙子也上了世界经济专业，这回你们要同班了。”我一脸迷惑，不解地问，“张家外孙?”陈公公笑笑说，“回家去问你姥姥吧。”姥姥听了名字，说应该是张奚若家的人了。这样，一些老朋友的三代之间又有了联系，各家各户的信息凑到一起，晚辈们对从前家庭间交往的文化沉淀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

公公一生近百年间，阅尽了诸般形形色色

公公专注学术知识，一生都是在学校和研究所教书做研究。他主要的工作经历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商务印书馆，清华，中央研究院，清华和北大。

回国后第一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在哲学系讲心理学。继而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五年，担任哲学教育组组长。当时张元济、王云五和胡适等先生倡导商务印书馆系统翻译编辑了大量的现代教育书籍，公公与朱经农先生等都是负责各领域专业内容工作的领导人。1926-1931年他出任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和系主任。1929-1934 年任中央研究院心理所研究员和所长。1934-1946年任中研院心理所研究员。1946-1952年任清华心理系教授。1952年起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以及后来恢复的心理系，直至1987年2月辞世，享年96岁。

“唐钺先生是中国心理学界的老前辈。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六十五年如一日，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为心理学的教学科研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这是北大心理系在《唐钺文集》上的编后语。

早年学生辈的心理学界人物有朱鹤年、 张香桐、曹日昌等教授。李卓宝教授(清华大学心理系1946级)在唐钺教授诞辰 110 周年纪念致辞说: “唐钺老师当年给我们开的课是心理学史和变态心理学。他学问渊博，讲课认真。在讲课中特别强调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和心理学的生理基础;并一再告诫我们，心理学是一门科学，要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去学习它，研究它……唐钺老师生活简朴，作风正派，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对学生诲人不倦。他虽然是著名心理学家，又是系里资格最老、年纪最大的老教授，但对我们这些后辈学子却慈祥、可亲、平易近人……我们都十分敬重、爱戴他。”

公公终身耕耘学术，知识广博，学问深厚。在心理学和哲学之外，他深研修辞、音韵、诗词、文学、历史、宗教和教育等领域。他属于民国时期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学识融会古今中西。早年也曾是热血青年，一心图强，励志振兴祖国。留洋归国后即投身教育事业，并积极参与了 1923-1924年的“科玄论战”。他是当时科学派的主力学者之一，坚持“科学可以解释人生观的全部”，认为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受因果规律所支配的，天地间所有现象，都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他和丁文江、胡适、任叔永、朱经农、陆志韦、吴稚晖等诸位先生一起，与张君劢、梁启超、林宰平、屠孝实等玄学派先生们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所谓“人生观论战”。有观点认为，近一百年前发生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这场论战，所涉及的不少问题至今仍未彻底澄清。

“科玄论战”之后，唐钺教授似乎没有再突出参与其他的热点思潮讨论，应该是专注学术，致力于实践他自己认为中国当时最需要的工作之中，即应用科学方法于人生问题的研究与教学。

陈寅恪先生曾说，回顾历史人物，要有些同情的理解，要在那个历史背景里，去了解他的心灵，才能认识他的思想和行为;而且也只有这样的理解，才可以更好地引发自我的反思。作为一个晚辈，我真是要承认自己才疏学浅，没有资格来评价老先生的学问。但是，虽然对老人和他所经历的时代有着许多不了解的过去，就我至今所读所闻，可以很坦诚地讲，公公秉承独立学术精神，坚持无党派，不参政;文化修养深厚，为人低调;待人友善谦和，友朋经年。公公一生近百年间，经受了几多风风雨雨，阅历了诸般形形色色，但老人家处世态度善良、诚实、认真，不求便易，不近权势，知行弥坚而持恒，最终以近百年之长寿，度过了富有价值的人生。

当然，家里人都知道公公的健康长寿可能与家族基因有关，更应该说老先生得益于姥姥一生的操持、陪伴和一个子孙满堂、热闹大家庭的环绕。六个子女多入学清华、北大、燕大、圣约翰，都成为了诚实守信、淳朴平常的知识人。姥姥生前是清华北大院里出名的能干之人，见多识广，明智灵慧，人缘很好，也是得享高龄92岁。公公是一位从来就很注意健康习惯的读书人，日常起居讲究稳定规律，饮食更是平衡有度;保持经常活动，喜爱踏青游园，赏秋登山;加上长期的诗书养性，字画怡情，都是平心静性的修为习惯。再有，我知道按姥姥的说法，公公一生中最喜好的事情，还是与知心朋友们会面谈笑，海阔天空。

2019 年冬，老朋友马志学大哥建议我写写回忆外祖父的文章，他认为唐钺老先生一代学者宗师，很值得现在再讲讲他的往事，就连他自己，一辈子在北大，以前也不太了解唐钺教授。还是在一次与哲学系洪谦教授的交谈中，说起唐老先生，洪先生竖起大拇指赞叹道，“那是有学问的老先生”。

痛惜志学大哥于去年深秋因病故去，也很遗憾自己以前一直没有动笔。今年正值公公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加之张从大哥盛情敦促介绍唐老先生，希望能有文章编入《燕园风雨时》续集。其实，名人大师多有感人故事，修为学者常会沉寂学海。诚如万顷一叶之微渺，逝者如斯之沧桑，唐老先生今日之默默无闻，正是历史长河的流逝，也是文化传承的沉淀。多年前院落里的苔痕草色，早已成为了思忆中的和煦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