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琬，1991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写诗和散文，兼事翻译和批评。著有散文集《山川面目》。

五六月时，我的城市多雨，但常常是毛毛细雨，不很透彻，带着一种引逗人的抚摩。绵密轻盈的雨珠落在那些水杉柔软青碧如细小流苏的叶片上，落在所有坚硬物体的表面，把万物连接为一体。

下过雨之后，天不立刻晴，而是阴着，空气却已经渐渐变得爽朗，带着湿气，凌霄花、夹竹桃、山茶、麦冬、地黄的气味纷纷被蒸发出来，泡涨的树皮也有一股特别的气味，如同清晨的鸟叫彼此缠绕而互相扩大，香软潮湿钻进人的五脏六腑。不需要言语，不需要读书、音乐、电影，我们就了解了人类心灵中令人激动的一面。

我们并不知道，那些士兵是如何忍耐这样的天气的。他们如何在这种天气里，和往常一样六点早早起来，列队唱歌，那些英勇顽强的歌。他们如何目不斜视地训练，整齐划一地扛着扫帚去扫地，步调平稳一致地结伴出行。他们从不被允许三三两两地出行，如果在路上遇到，就要列队行进。

但是我们也渐渐明白，雨水和花朵的柔弱中也暗藏着一种暴力，它压迫着人，使人呼吸急促，忘却贫乏的、无趣味的事物，把心思集中在这些细小而广大的诱惑上面。或许他们只是在用另一种强硬压制这种强硬。我注意到了他们闪闪发光的帽檐，帽徽，皮鞋，枪套。他们的皮肤也闪闪发光的。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正如每一次雨过天晴，你也总像是第一次看到天空的蓝色那样。更蓝了。

只要一有机会，中学下课后我就会去操场外面看学员学习射击。他们还在初学阶段，没有实弹，只有上膛、换弹匣、瞄准等种种步骤。那时，每一天悄无声息地过去，显得那么微小而沉重，不发出一点声音，但是压在心上，让人喘不过气来。放学后的几十分钟，至少我是自由而轻松的。我和方力在一起聊天，其实还有其他几个伙伴，只是我和方力更要好一些。方力的父亲下班，远远地看见他骑车，我就赶紧躲起来。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躲。

这片操场，以前还是煤渣场地，中间是真草坪，足球不时飞来，需要尽力躲避，球上沾满灰土。踢球的人是一些穿白色长袍的棕色皮肤的阿拉伯人，我小时候总是好奇为何他们即使穿着长袍也那样轻灵敏捷。他们站立在橙黄色的光线下，像狐獴那样忧郁。

但是过了几年，操场铺上塑胶跑道了，足球场也被人造草坪取代。在临近黄昏的最金灿灿的阳光下，那些穿着迷彩服的学员正在训练。我着迷地捕捉着虚空中手枪和步枪发出的种种细小叫喊。整齐的、清脆的、散发出精确透亮回声的“咔嗒”。弹匣发出的响声包含神秘。树叶微微抖动，空气泛起弧线。

这种神秘有厚度，有体积。它仿佛在遮挡着什么其他的人生中不美丽的东西，比如高声宣教的教条；一望即是重复无尽的日子；连绵不绝但彼此无关的时间与人。它暂时隔开了这一切，却像磁铁那样，把我和另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连在一起。我在心里反复地抚摩那个响声。它悄悄打开心中的某个开关。没有任何东西变化，但我感受到开关的存在，光明与黑暗、幸福与不幸有了界限。

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些统一的、一生都不会有太大更改的制服之下，他们从未面目模糊不清，而仍然是一个人，单个的人。我以为生命的叫喊会因为高亢的合唱而沉默，但那只是因为十几岁的我还对一切都缺乏了解。

夏天到来，同伴剥好石榴，我们一一把石榴籽放进嘴里，汁液四溢的早上，像烧一根头发那么短的无忧无虑时光。我和她们手挽着手。手臂长长了，也变得更粗了一些。我们不喜欢知识和理论，除非它能帮我们摆脱贫乏的课程。我们开始上英文补习课。米老师很好，她是一位戴眼镜的、清瘦而严肃的女老师，声音温和，唱英文歌时，她的嗓音就变得更亮、更强壮，非常悦耳。选择题我还能勉强对付，但是轮到写作文的时候，我什么也不会写，只能拼凑一些单词。她把我叫过去，问我是不是很少写。我感到难堪，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在班里，我们考试不排名，不过老师会表扬谁的作文写得好，谁考得好。我就是语文课上作文被当作范文的那个。我很不想听到别人告诉我，我一点也不会写英文句子。补习课上坐在我身旁的，都是平时在我们大院里一起玩的女孩子。她们就比我写得更好。她们不会笑我，但我忽然感到有什么东西被拿走了。

不过，那种不适是很轻微的。因为那时，我学什么都不努力，不用心，什么也不想做。至于写语文课作文，对我而言，只是不太费力的事。我也在上一个奥数班，大概二十道题里会做一两道。但是好像不觉得有什么要紧的。直到五年级，我们还是在整个校园里跑来跑去，像男生那样疯玩。夏天，我喜欢看同伴鼻头和上嘴唇细细的汗珠，因为这些是我不怎么出汗的地方。跑到累了，我们就抓起水杯大口喝水。我开始学会了骂人，用脏话骂的第一个人是同班有暴露癖的小混混男生。我帮同班另一个女生写情书投递给隔壁班的男孩子。这个女生还有一帮不爱学习的朋友，她们早熟，长得比大部分女生都高一些，已经开始偷偷化妆打扮。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对我更宽容、更友善，我喜欢和她们待在一起。代写情书事件被一位平日对我很好的老师发现。她让我去办公室。“你怎么和她们混在一起？她们都很复杂。”还没说我几句，我的眼泪就克制不住掉下来，虽然心里是一点也不想哭的。我一面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如她所说的那样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一面又产生强烈的怨愤，为这几个朋友感到不公平。她看我哭，就给我梳头，把我的辫子拆散，重新扎起来。我没有反对这个举动，我什么也不敢做，只觉得难受和紧张。我花了很长时间，整理了表情才走上办公室旁边的楼梯，告诉她们我很好。我胆怯地减少和她们一起放学回家的次数，但又极力想让她们知道我们还和以前一样亲密。在内心深处，我一点也不想做好学生，而小学的课程又简单至极。我开始编造一个故事，在四百字的稿纸上，一放学就胡写一气，写到二十多页就写不下去了。那个故事大概是《小妇人》《秘密花园》《绿山墙的安妮》《长腿叔叔》《简爱》还有安徒生《姑妈》的混合物。我试图模仿《姑妈》中的语调。那时流行这些带有浪漫主义因素的少儿读物。当家里刚刚有了电脑，父亲就从不知哪里带回来一些迪士尼动画光碟。主要让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是最后一部手工绘制的小美人鱼。那个世界波光粼粼，海水深蓝层叠渐染。这仍然和令七岁的我哭泣的《天鹅王子》故事是同一个世界，而和真实的世界不是同一个世界。

我总是喜欢去别人家的机会。很小的时候，我还在学电子琴，就去另一个同伴学琴的男孩家里。那还是九十年代中期，他家铺着柔和色调的棕色亚光木地板，而很多人家还没有。我很为这种地板着迷。漂亮的地板，音响，窗帘，饼干盒，我没见过的那种冰箱。虽然家里并不缺任何东西，可那时我总觉得，和这些精美的事物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薄纱，它们是我所不能完全掌握、欣赏和享用的。还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家里，她母亲问我，喜欢喝什么咖啡，或者什么样的茶。我感到窘迫，因为我不喝咖啡也不喝茶。父母没有什么饮食的嗜好，虽然偶尔有人送来，也不大喝。我还对一位失去了父亲，只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男生感到羡慕，因为他母亲愿意招待我们所有人。这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做过的。我们在一起是那样疯狂地开心，把亮片纸撒得到处都是。但我感到失落，说不出来的、隐隐的匮乏。

当时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小个子、皮肤白的男孩子。他容易脸红，喜欢露出不高兴的神情。说不清为什么，他比别人对我更热络一些，而且不再是那种用恶作剧表达的热络。有一次，他拿着一把小刀，我却没有注意，刚刚转过头去，脸颊就划伤了。我抱着将要毁容的凄惨心情，挤出一丝笑，想要对方不要紧张。他不停地道歉。纤细的血痕，血从中流下来，我照照镜子，却感到轻松。

好在并没有破相，一点疤痕也没有留下。他开始偶尔给我送一些礼物。那时，每一件微小的东西，都带来一整个世界。一包干花，不知从哪里带来的。包装得很漂亮，散发出清冽的混合香，我只能分辨里面有薰衣草的味道，但是要复杂一些。我把干花从纸袋子里倒出来，放在一条鸭蛋青的手帕里，然后把手帕香包放在枕头旁边。我拥有了一个秘密。还有一次，他带来一包酒心巧克力。巧克力包裹在银箔纸里，做成小酒瓶形状，里面是威士忌。在那之前，我只吃过普通的巧克力。他把巧克力拿出来，拆开。有一个已经碎了，他就把那只放进我的嘴里。酒已经漫溢出来，我赶紧捂住嘴角。爆炸般的威士忌酒涂满舌头。在那个时刻，我忽然为在集体中的缺乏朋友和孤单感受到某种奇怪的补偿，带有一点点高傲的。

我和洋洋在她家里补习。她父亲拿出一块小白板，用蓝色油性笔在上面写写画画。他是工程系老师，能教很好的数学。洋洋似乎没有继承任何数学的天赋，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她父亲在讲得急躁时就打她。这时我心想，自己只是碰巧躲过这种待遇。我只能苍白地发出劝告，却起不到任何实际的作用。

就是因为这些看似不重要的事，我们的心才变得不受管束起来。我从没有觉得那些海军士兵的生活比我的更不自由，相反，我认为他们是幸福的，光明的，虽然要很早起床，训练艰辛，但免去了许多生活的烦恼。为什么那些小小的事，都会使人发疯？但他们的日子大概是运动的，发展的，掌握了行动的能力和节奏。母亲说，你不要和他们来往，他们是危险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不觉得他们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和女同学们坐在草地上一起唱歌，轮流地唱歌，轮流地抱一位女生刚刚养过来的黑色小兔子。小兔子在我崭新的米色毛衣上留下干燥的、灰色的粪团，我抖了一下衣服就弄掉了，好像也不觉得脏，却觉得兔子在身上留下的热烘烘感觉，正是我所喜欢的。有一个连队的宿舍离我们坐着的草坪很近。听到我唱歌忘词时，学员们就帮我们接上。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他们从我身上唯一能得到的东西了。

洋洋父亲教的学员中有一位，他学四门外语，充满理想，但我们也不知道理想指的是什么。洋洋的父亲总是摇摇头说，现在的青年啊，我问他们对未来怎么打算，有什么理想，他们告诉我，“什么想法也没有”，只是一片茫然。我心里疑惑，前途大好的士官们，也会这样吗？他接着又看看我们，表示理想这件事和我们还没有关系。

有一天傍晚我遇见路德走在路上。平时开的吉普车不归他了。他因为爱骂人的脾气惹出事情，暂时停职。我问过父亲，他本名就叫路德吗？父亲说是的，他父亲姓路，母亲姓德。我说，这是个外国人的名字，很突兀。父亲说，嗯，他长得也像外国人。的确，路德非常英俊，而且幽默。他有一双微微下垂的眼睛，嘴里全是歇后语。夏天总是去郊区训练，带学生游泳、划船，练习铁人三项。不带学员时，他带头用柳条编一个花环，戴在头上。大家纷纷模仿。那年有个学员在游泳的时候惊呼说发现水里有蛇，失去神志，差点溺水。大概是癔症发作。人们都说好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他只能被送回家。这些悄悄被抹去的名字，没有人会知道。

气温在下降，刮起了风，路德看起来比以往更憔悴，但依然笑着。我跟他主动打招呼。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这是路德第一次和我握手，上个月还有另一位父亲的老上级和我握手。我把这些记在心里。这说明他们把我当作大人，父亲不在我身旁时，他们也可以同我打招呼。虽然，这个举动首先是因为我父亲。但我为此感到高兴。

空气中的音乐变化了。每天晚上六点到八点，广播中播音员的声音和音乐交替徐徐传送。90年代，天天外出散步，可以用这广播帮助走丢的小女孩找到父母。大概就是在新世纪开始后几年，流行音乐或本土军乐被改编的苏联歌曲取代，看似平静的生活弥漫起紧张而刺激的气氛。一天傍晚刚刚下过小雨，地面仍然潮湿，微微泥泞，但沙尘在沥青地面上总是退居边缘。那沥青路面是不久前才铺的，以前只是容易肮脏的水泥路。开车的人多了起来。世界更新了。那时中美关系看起来很好。路边走来一对研究员，他们穿米色风衣外套，里面是藏青的秋冬季军装常服，步履异常轻盈，他们经过时，小小的透明水洼上的黄叶就颤抖起来。我又对生活产生起一些不明确的希望。

你有没有看过鸽子飞行的轨迹？它们总是围绕一个中心点绕圈，但是每一个圈都不一样，先是从高处绕一个大圈，然后渐渐降低。把它们所有的轨迹画出来，就是一朵花的形状，而且有好几层花瓣。等你看完这段飞行，太阳就几乎要落下去了。

我把这些讲给洋洋听。看这些有什么用吗？她这么问我。高中后两年，她离开家，转到另一个城市的学校，寄宿在姑妈家里。她向来安静，但有点莽撞，不知道怎么有一次就从梯子上跌下来，摔伤了腿，在家待了一个月，还没完全好。我应该去看过她。也许我看过她，也许我没有。我想跟她说些有意思的事情，或者糟糕但滑稽的事，可发现讲出来也没什么意思，她大概也不知道前因后果，就不说下去了。

初中时，洋洋父亲给我们上完数学课，就带我们去外面吃饭。那是一家很短寿的、狭窄的门面，无论如何装潢和经营都没法持久，我们都觉得是风水问题，因为它隔着马路刚好对着两座大楼的缝隙。一两年内就换过几家，在那里前后吃过汉堡薯条、中式快餐、米粉面条。每次吃饭的时候，洋洋父亲就放松下来了，他不生气，不骂人，跟我们开玩笑。有一次是在初三毕业时，我们像往常那样三个人一起吃东西。我要去和洋洋不同的另一所高中了，我总是极力回避这个话题，并且感到有点难过。我想告诉他们，不要离开我。可是知道这样很愚蠢、多余。他们让我觉得，除了父母，还有人关心我。我能够自由呼吸。

……

（全文载《红岩》202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