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是六十五年前发生的事情了，如今仍然记忆犹新。

考上大学 步行百里回家

一九五六年七月，我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业，并考取了北京大学经济系。来北京上大学之前，我决定回一趟老家。因为，在蚌埠读书的三年里，包括所有的寒暑假，我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假期里，整个校园空荡寂寞，特别是寒假春节期间，同学们都回家与亲人团聚了，学生宿舍仅我只身一人，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时更加想家，思念母亲。有时候，我在梦里回到了母亲身边。醒来知道是做梦，禁不住热泪盈眶。好在我是烈士后代，不管什么时候，学校都管我饭吃。过年的时候，只有我一个学生到食堂里打饭，做饭的大师傅们，误认为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哪里知道，我是因为买不起火车票，有家不能归。

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我写信给母亲，一是报喜，二是请求母亲给我寄些回家的路费。很快，接到母亲寄来的十块钱。第二天一大早，我坐上了从蚌埠到宿县的火车。下车后，剩下还有一百华里，要靠自己步行。为了赶路，在宿县没敢停留，路过一个茶馆，求得主人同意，喝了人家一大瓢凉水后，继续上路。归心似箭，走得太急，肚子里有水无食，每走一步，就“呱嗒”一声。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进了家门，我大声喊：“娘！娘！”母亲从熟睡中醒来，我站在母亲身边，整整三年不曾见面的母子，刹那间，泪水都涌流不止……

母亲到厨房给我做面疙瘩汤，并说：“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那时，你刚学着说话，把面疙瘩说成慢疙瘩”。好几年没有吃上母亲做的饭了，此时感到分外香甜。饭后，我躺在母亲身边休息，享受着母爱，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只是担心别再是一场梦。

几天来，我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倾听她滔滔不绝地叙说：姥姥生病，没钱看病抓药，临终前骨瘦如柴；弟弟去年十五岁参军的时候，家里没有钱给他买衬衣和裤衩，脚上的鞋露着脚指头；有时候，妹妹中午放学回家没人给她做饭，又饿着肚子去了学校……

母亲的话题漫无边际，她时而声泪俱下，我在一旁也是泪流满面……

自从我回到家里，母亲所做的一切，几乎全都是为了我。陪我串亲访友，带我赶集，为我筹备来北京的盘缠，给我缝补衣服鞋袜，给我做好吃的，等等。

我的家乡在皖北，是一个既偏僻又落后的农村。很多乡亲从没有听说过“大学”这个名词。我要上大学了，而且还是去首都北京，一时间，成了村里的特大新闻。我童年的小伙伴纷纷而至，问这问那，有人问，北京有多远，大学有多大？有人问，到北京能看到朝廷坐的金銮殿吗？能见到毛主席吗？还有人以肯定的口气对我说，你以后一定能当个县长。一位几乎一辈子都很少出村、孤陋寡闻的老奶奶，甚至以为我金榜题名，中了状元。母亲对我考上北京大学当然是高兴的，但她很淡定，似乎还有一些让她说不出口的犯难之处。只是对我一次又一次地嘱咐：到北京后，有什么难处要来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

我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来北京之前，要先回蚌埠。离家的前一天，母亲把给我的盘缠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来北京的路费，缝在我的衣服里，剩下的装在我的裤兜里，留着买去蚌埠的火车票。并再三叮咛：千万别弄丢了。第二天，东方蒙蒙发亮，我肩背一个小包裹，手提装满炒面和煮鸡蛋的布袋，怀揣着母亲的嘱咐和我的报国志向，和母亲一起离开了家门。母子俩迈着沉重的步子出了村，走了很远很远仍然没有停步。要离开故土，离开母亲，惜别的滋味是伤感的，苦涩的。实在控制不住，我流下了眼泪，并哽咽地说：“娘，您回去吧！”母亲没有作声，只是摆摆手，意思是：你走吧！我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母亲。看到母亲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她的视线没有离开我前行的方向。直到再也看不见母亲的身影，我才大步流星地赶路。

坐了三天火车到达北京

回到蚌埠三中以后，由学校出面，把全市录取到北京且家境贫寒的十几个同学，组织在一起，买了一张集体火车票。当时，从蚌埠到北京的普通客票是十五六元，我们节省了一半，这对一个穷苦学生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字。

启程来北京的那天，大家分头来到火车站，蚌埠二中一个姓万的同学当领队，他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叫大家集合。同学们排好队，由车站工作人员引领，从一个运货通道进到站内，这时我发现，除了我们登上的那节车厢外，其余车厢装的全是各类货物。有些货物是露天的，有的上面还盖着雨布。我们的那节车厢，门很大，但没有窗户，只是两侧车帮上方有几个能通风透亮的小洞。车厢内没有座位，有一个盛水的大洋铁桶，后方有一个简易的厕所，同学们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或车厢的地板上。由于要上货卸货，还要给其它列车让道，所以，这趟车几乎是逢站必停，且一停就是很长时间。

特别是到了徐州、济南和天津这几个大站，同学们还要排队经过运货通道出站，在车站外的广场呆上几个小时。我们这列火车，因为是趟货车，到站时，与客车停靠的地方相距很远，要想买些食品，还必须翻过好多道铁轨，十分危险。好在我从家里带来了炒面和煮鸡蛋，一路上基本没有饿肚子。

列车到达丰台的时候，上来一个列车员说，下一站就是北京站了，要大家做好下车的准备。祖国的心脏终于到了，大家不禁欢腾起来。现在乘动车由蚌埠到北京，只要四个小时，而我们当时竟历时三天多。不过，我想，这比古代文人肩挎包裹，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徒步进京赶考，还是要好上不知多少倍。大家虽然很辛苦，却欢歌笑语，情绪高涨。

列车最终停了下来。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列队集体从车站内跨过多道铁轨，经过运货的通道走出了车站。随即，万同学宣布我们这个临时集体解散，大家便各奔东西。接下来，我和一些同道的伙伴一起，向位于前门东侧的北京站候车大厅走去，边走边犯起难来：北京这么大，人生地不熟，哪里去找北京大学呢？进了候车大厅，一个写着“北京大学新生接待站”的醒目大横幅，展现在眼前，我高兴极了。很快，去北大的新生们，一起登上了北大校车。经过天安门的时候，大家都伸着脖子往外看。那时，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以及两侧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即如今的国博）还没有修建，由于我站在车厢中间，只从人缝里看到了狭窄的司法部街。尽管如此，我的心情仍然很激动，因为，毕竟是到了祖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

正式成为一名北大人

北大的校车进的是燕园南门，停在大饭厅东侧的马路上，下车后，我把随身携带的录取通知书和一个档案袋，交给了设在马路边的经济系新生接待站。一位去年入学的老同学很热情，他把我领到了他们的宿舍，29楼2层的一个房间临时住下，然后又陪我到学生合作社即后来的三角地商店买了碗筷，一起到大饭厅用餐。那时候不实行饭票，八个同学围着一个方桌，每人一瓷碗带肉的菜，主食有米饭和馒头，自取，不限量。晚上，我躺在床上，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醒来后，几天在火车上的疲劳，赶走得干干净净。早饭后，我和老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接待后到的新同学。

接下来的几天是参观校园和校史展览，那时候，北大没有校史馆，所有的校史展品都陈列在第一体育馆的地下室里，一件件展品，生动地再现着北大的历史。随后，我们又参加了全校的开学典礼和系里的迎新大会，和老同学们聊天，听他们滔滔不绝地介绍北大和经济系的情况，他们说，我们经济系的八大教授都是留过洋的，很有学问，很有名气，等等。

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和深受鼓舞，我开始认识北大：这里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大师云集，是知识的殿堂和人才摇篮；这里是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曾经从这里向中国、向世界发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时代最强音；这里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这里也是革命先驱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工作过的地方，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北大的基因开始融入我的血脉里。虽然这些只是刚开始，但其分量是沉甸甸的，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九五六年（含以前），北大经济系只有政治经济学这一个专业招收学生，当年的新生是三十人，加上往届休学的两人，56级全班共三十二人。后来又来了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那时新生办理入学手续很简单，把录取通知书交给系里，是党团员的，把组织关系介绍信也一并交上。体检合格后，就算正式入籍北大了。那时不交学费和住宿费，且是公费医疗，还有人民助学金。国家给我的助学金是最高等级，每月十六元五角，其中十二元五角的伙食费，由校方掌握。吃饭不要钱，伙食非常好，每天中午菜里都有肉，主食管饱。入学体检的时候，我的体重是九十七斤，三个月后增加了三十二斤，为一百二十九斤。

另外，我还有四块钱的零花钱，这对我来说，足矣。当时，在学校浴室洗澡，只需二分钱，理发简易的，即只剪短，不洗不吹，只需要一角多。在学校操场上看露天电影，也是免费的。我把来北大后的情况写信详细告诉了母亲。

我更感激党和政府。我们的政府前面所冠的“人民”二字，是货真价实的。我切身感悟到，我是人民养大的，也是人民培养的。这种感悟沉淀于心底。如果当时上大学要交住宿费、学费，吃饭、看病等都要自家掏腰包，我即便考取了北大，也上不了北大。

我们班的同学全部到齐后，系里给每个新同学发了一枚白色的校徽，上面金光闪闪的“北京大学”四个字，是1950年3月毛主席亲笔题写的，还发了盖着马寅初校长图章的记分册，并确定了每位同学的学号，我的学号是5612020。“56”代表56级，即一九五六年入学，“12”即北大经济系的代号，“020”即我的代号。我还被系里指定为56级的班长。至此，我正式成了一名北大人。这是我人生征途上的重要里程碑和新起点，并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