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与重：“北漂”青年的“西郊故事”
内容提要：徐则臣的短篇小说集《北京西郊故事集》，通过屋顶与鸟、飞、画有城市风景的纸、照片等本身就带有“轻”特质的形象/意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通过具有想象力的细节或独具匠心的结构与场景设计所体现出的“以轻载重”“举重若轻”的写作手法，赋予了整部小说集轻盈、轻逸的一面。同时，这“轻”又呈现、承载起北漂青年西郊故事的沉重与故事意蕴的厚重，并用这源自现实生活土壤的“轻”来比照、对抗现实生活的“重”，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观照、悲悯及对写作技巧的尝试、探索，其中对人性、命运复杂莫测的刻画、捕捉，使得这些北漂青年和他们的西郊故事具有了超越具体年代与身份属性的意义，增加了这部小说集触动人心、引人思索的艺术魅力与感染力。
关键词：徐则臣 《北京西郊故事集》 “北漂”青年 轻与重
徐则臣的短篇小说集《北京西郊故事集》，由《屋顶上》《轮子是圆的》《六耳猕猴》《成人礼》《看不见的城市》《狗叫了一天》《摩洛哥王子》《如果大雪封门》《兄弟》等9篇写于2010到2017年间的小说组成，讲的仍是“花街”及外省青年“漂”在北京的故事，由于这9篇小说有着相同的叙述者和将它们串联起来的主要人物，从而使这部小说集和现当代文学史上众多先单独发表、最后结集出版的小说集一样，比如同样以地理空间为小说集命名的师陀的《果园城记》，具有独立而完整的意义和阐释价值。尽管有徐则臣“北漂”故事中那些早已熟悉的元素，但看完这本小说集后，仍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特别触动，竟想到了“轻”与“重”这两个词或问题，这并不是或不仅仅是因为小说集中有与卡尔维诺小说同名的《看不见的城市》，且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也谈到过轻与重的问题，而是一种混合着作品人物的生存状态、作品中的一些意象、作者的叙述技巧等在内的综合感受，因此，本文将以“轻”与“重”为观照视角，来尝试厘清，这综合感受中令人触动的人物、意象、技巧等所呈现的具体情形及其意义。
一
在《北京西郊故事集》中，最直观的关于“轻”的感受的，是小说集中频繁出现的几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能给予人轻松、愉悦或自由、轻盈等特征的形象/意象，重要的是，小说集中人物的命运遭际与这些形象/意象密切相关，它们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物故事的轻与重的呈现与状态。
首先是屋顶。位于北京海淀区郊外一间平房出租屋的屋顶，是这部小说集中人物的重要活动空间。年龄在17到20岁之间的“我”、行健、米箩、宝来，是这间出租屋的租客，其中被小朋友称作木鱼哥哥的“我”，是这部小说集中9个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有时甚至还承担着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而“我”和行健、米箩则是贯穿这9个故事的主要人物。和徐则臣众多北漂故事一样，这四个年轻人从事的仍是非常边缘的工作：在夜深人静的北京大街上打小广告，小广告的内容则是刻章办假证的联系方式，因为白天怕被城管和警察抓，只能半夜外出干活。如“我”所述，在“我”因神经衰弱自高二辍学从花街来到北京后，四个人正好凑成一个牌局，于是整个夏天到秋天（这是整部小说集故事发生的主要时间），大白天他们都是在屋顶上玩扑克度过，但屋顶在这部小说集中的功能却远不止于此。
宁肯在《北京：城与年》的“屋顶上的梦”一节中，曾讲到“屋顶是小时候离梦最近的地方”。对于生活在胡同四合院里的孩子而言，上房顶是一种神秘的经验，“那种由隐蔽展开的天空，远方，俯视，让你觉得世界上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自己，世界的陌生让你感到自己的陌生”，站在屋顶上看最熟悉的日常生活，就仿佛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屋顶上没有道路，但似乎又可以沿着特殊的道路完成屋顶旅行，甚至感觉可以在屋顶世界走遍北京；屋顶上不再有胡同、院门、道路，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由此，屋顶是一个供潜意识发育的地方，也是一个满足孩子孤独感的世界，并让孩子看到了世界的完整性。多年后，当作者看到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时，异常惊喜，觉得卡尔维诺“写出了我的东西”，他“洞悉了房顶上很多东西，正如洞悉了人类最内向的秘密”。①
对于租住在北京西郊出租屋的这些“北漂”青年而言，屋顶于他们的意义，同少年宁肯或卡尔维诺的树上男爵是一样的，屋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离开地面社会、生活的空间，一个可以远眺和拥抱天空的自由而开阔的空间。除了打扑克娱乐外，有朋友来访时，屋顶是“我”和行健等人能够给客人提供的最高礼遇，这也是为什么9个故事中的人物或多或少都和这屋顶发生过关联，他们一起眺望北京，一起玩乐队，一起畅谈梦想，一起吐槽调侃，无意识中，屋顶成为展示、了解人物内心世界、思想、情感、理想、想象等的一个重要窗口，一个与他们地面上的生活形成互补、对照的空间，一个类似于巴什拉“家宅”式的空间，②从而展示了生活轻松、愉悦的一面和“轻”的特质。
在《兄弟》中，行健对前来租房的戴山川说的一番话，同时也是这部小说集的扉页题词，最能代表他们对自己屋顶的认同与自豪感，“‘看，这就是北京。’行健在屋顶上对着浩瀚的城市宏伟地一挥手，‘在这一带，你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房子了。爬上屋顶，你就可以看见整个首都’”③。在《屋顶上》一篇中，患有神经衰弱的“我”觉得在小屋里憋得慌，喜欢屋顶上的视野开阔；到了《狗叫了一天》中，“我”觉得“没有比屋顶上更好的看书地方了”，原因是“西郊的平房和生活低伏在地面，因为坐得高，似乎也将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了；也因为坐得高，理解一本书比过去坐在教室里好像更容易了”④。在《轮子是圆的》中，几个人捉完黑A，米箩总要伟人一样挥手向东南，“你会感觉他那只抒情的右手越伸越长，最后变成一只鸟飞过北京城”，这抒情的手所代表的是他们对繁华巨大的都市的无限期望和怀揣的美好梦想，和少年宁肯一样，远离繁华都市位于西郊的这个屋顶是他们离梦最近的地方。最具想象力的是在《狗叫了一天》中，租住在我们邻院、爸妈是每天开着三轮车卖水果的傻小孩小川，会站在我们的屋顶上给天空打补丁，左手钉子右手锤子地往天上敲，一片云、一架飞机、几只鸽子和麻雀，都是他的补丁。在《摩洛哥王子》中，“我”、行健、米箩，和出入地铁、街头卖唱但梦想着组建一支名叫“摩洛哥王子”乐队的王枫一起，在屋顶上学习演奏笛子、葫芦丝、手鼓、唢呐等乐器，正规音乐专业毕业的王枫则弹着吉他吊嗓子练歌，高兴时他们会大唱大跳地在屋顶上演出，逗邻居们开心，音乐让他们的生活“有了一点别样的滋味”。在《如果大雪封门》中，家乡几乎在中国最南端的林慧聪，第一次站在我们的屋顶上时，踩着宝来的凳子，悠远地四处张望，并辅以和行健、米箩一样宏伟的“基本上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手势说道，“我想看见大雪把整座城市覆盖住。你能想象那会有多壮观吗？”⑤
由这视野开阔、可以看见整个首都的屋顶衍生出的，便是在小说集中不断出现的鸟和飞的意象。比如上面提到的在《轮子是圆的》中，米箩那像“一只鸟飞过北京城”一样挥出去的抒情的右手。在《屋顶上》，当“我”头疼时，“我能感觉到脑袋里飞出一只明亮的鸟来。那鸟通体金属色，飞出我脑袋后翅膀越扇越大，在半下午的太阳底下发出银白的光”⑥，“我”甚至会想象这只鸟的飞行路线，其实也是以西郊为坐标、由高处俯瞰的北京地图：往西飞，会看见民房、野地、五环、六环、西山，然后消失在西山的那边；往东飞，是山一样的楼房、峡谷一样的马路，和满满当当水流一样的车辆和行人，在这只鸟看来，北京城大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它只能明晃晃地不停地飞。在《兄弟》中，从南方某城市来北京寻找另一个自己的戴山川，坐在我们待客的屋顶上，“目光幽幽地放出去，像一只翅膀无限延长的乌鸦飞过城市的上空，从北京西郊一直飞到了朝阳区，再往前，飞到了通州”⑦。
卡尔维诺在谈“轻逸”的问题时，谈到了文艺创作中的“空间漂浮物的形象”，指出宗教仪式、民间文学、神话故事中经常出现飞向另一个世界的情形，比如萨满教徒面对干旱、疾病等灾难时，便减轻自己的体重，飞到另一个世界，依靠另一种知觉去寻找战胜灾难的力量；在承受更加沉重负担的农村妇女那里，便有女巫骑在扫帚上或骑在更轻的麦秸、麦穗上夜晚出来飞行。卡尔维诺指出，普罗普在《神话的形态》一书中把这种现象说成是“神话人物迁移”的一种方式，即神话人物通过骑在马背上、坐在鸟身上、长着翅膀、乘着飞船或飞毯等方式在空中飞行，飞到遥远的地方或很高很深的地方。最后，他讲到了卡夫卡的《小桶骑士》，因为缺煤，主人公在寒冷的冬夜像骑士一样骑在小桶上找煤生炉子，煤店老板娘不愿帮他，像赶苍蝇那样轰赶他，重量很轻的小桶便带着骑士飞到了冰山的那边。卡尔维诺认为，在萨满教徒、神话人物那里，“贫困变得轻盈，飞往各种需要都能魔术般得到满足的王国”，在卡夫卡这里，这个象征贫苦、愿望与追求的空桶，“使你离开了互助与自私的地面，把你提升到你那谦卑的请求再也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程度”。⑧
在《北京西郊故事集》中出现的鸟和飞的意象，应和或体现了卡尔维诺关于“轻”的思考，也使该小说集与人物故事的“轻”的特质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它包含了两层意义，一是与作者的创作理念、技巧相关，这将放在后面再谈；一是与人物的现实生活相关，即通过屋顶这样一个远离地面的空间，通过这个空间所呈现的广阔、自由，通过鸟与飞的意象所呈现的对另一个世界或美好理想的向往，使人物像在夜间骑着扫帚飞行的女巫一样，得以暂时逸出生活的沉重、乏味、痛苦，在得到喘息、休养后，有力量、勇气继续那并未因此而有任何改变的生活轨迹。与小桶骑士一样，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各种需要都能魔术般得到满足的神话王国，正如卡尔维诺所言，冰山那边的国度也不像空桶可以装满煤的地方，何况小桶假若装满了，失去了它的轻，又怎么能飞行呢？ 也即在轻与重之间存在着悖论与辩证关系，“轻”的感觉、特质来源于“重”，“轻”的存在离不开“重”，却又对“重”形成抗拒和否定。那么，与“轻”相依相拒的“重”在《北京西郊故事集》中又是怎样的存在形态？
二
卡夫卡让他的《小桶骑士》结束于主人公骑着小桶飞到冰山那边，卡尔维诺让他的《树上的男爵》自主人公12岁爬上树后再没走下来，在经历了树上的学习、打猎、恋爱等与地面世界平行的生活后，最后让他的主人公攀着热气球消失了，但徐则臣《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人物，则如同秋风吹来后必将从枝头飘落、下坠的树叶一样，都不得不从屋顶回到地面，屋顶上的生活越超越、越轻松愉快，地面上的生活就显得越沉重、越残酷。
徐则臣早期有一部叫《伞兵与卖油郎》的短篇小说，描写过这种由理想坠落到地面/现实的残酷性。主人公范小兵梦想着当一名伞兵，便拿着一把雨伞一次次尝试从高处往下跳，体验当伞兵的感觉、飞的感觉，不惜为此而摔得豁嘴唇、断牙，最后，当他用床单做降落伞从更高处往下跳时，摔瘸了腿，失去了参军资格的范小兵，继承家里的酱油店，成了一名卖油郎。与范小兵的实际操练不同，《北京西郊故事集》中人物的由高往下的“坠落”只是一种比喻，是象征层面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比照，因此也可以说，理想与“轻”一样是向上的飞扬的，当理想幻灭时，便如“失重”的物体一样向下坠落，回到现实的地面。
在《北京西郊故事集》中，最初在屋顶上打牌的四个人，只有宝来没有等到在屋顶上打到雪落满一地的那天，因暗恋一位经常坐在咖啡馆里（这便是宝来的理想是开一间咖啡馆的缘由）不知来历、不知姓名的陌生女孩，宝来在试图“英雄救美”时被打傻了，被父母接回了花街（《屋顶上》）。不仅是宝来，小说集中所有与爱情或情窦初开相关的故事，都以无妄之灾或黯然失落的方式收场。《成人礼》中的行健，暗恋、偷窥驴肉火烧店同样不知姓名的女老板，在18岁生日的夜晚意外收到女老板以身体相赠的成人礼，和女老板讲给他听的个人故事：一个小镇女孩对来自北京的大学生的喜欢与生日之夜的身体献祭与必然的被弃，从小对远方的朦胧向往与这样的情感经历，使小镇女孩放弃了安稳的工作和开始谈婚论嫁的男朋友来到了北京。另如，《狗叫了一天》中，那个站在屋顶上给天空打补丁的可爱的傻小孩小川，也死于无妄之灾，起因是行健和米箩总是被小川家的狗叫吵扰了睡觉，而心生怨念，一天趁小川一家外出卖水果时捉弄、虐待那条狗，发疯了的狗冲向门外，与收工回家的小川家的三轮车迎面撞上，小川被夹在了翻车的驾驶舱的车门里，而那条不停往门上冲的狗，最后把自己撞死了；《摩洛哥王子》中，王枫因同情、怜悯在地铁中乞讨的小女孩小花，便带着被拐卖的小花寻找她自己的家，等两个多月后终于找到小花的家时，小花的爹则认定是王枫拐卖了小花，最后，王枫被小花家人送进了派出所，小花则被她爹带着回到了北京，小花在地铁卖唱，他专门负责收钱。
离开屋顶回到地面上，即使是空中飞的鸽子、人物像飞一样的跑，这些原本与轻盈相关的意象、动作，也因现实生活的沉重而具有反讽的意味，甚至成为沉重的一部分。
在《如果大雪封门》中，鸽子是串联起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的重要线索，也是对人物及人物关系形成巨大压力的存在。最能代表北京天空的风景与风情的鸽哨⑨，却像紧箍咒一样会加重“我”的神经衰弱，因为对鸽哨的敏感，行健和米箩便让“我”把风，鸽子飞来时通知他们，他们则用弹弓打下鸽子煲汤，而那些鸽子的主人便是到北京看大雪的林慧聪。林慧聪因高考时作文写走了题（把题目是《如果……》的半命题作文，不管逻辑、材料地写成《如果大雪封门》），连专科也没考上，便投奔在北京养广场鸽的叔叔，叔叔分给他两笼鸽子，他负责养鸽子并定时定点往北京的各个公共场所和景点送，供市民和游客赏玩，鸽子的不断失踪，让林慧聪满怀焦虑、寝食难安，担心等不到看一场大雪，鸽子就少得无法向不断警告他“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不能干就回家”的叔叔交差。为了帮林慧聪实现心愿，“我”和林慧聪又开始了让他们相识的追着鸽子跑——讨厌鸽哨的“我”要把鸽子赶走而边跑边对着天空的鸽群大喊大叫，林慧聪为了保护自己的鸽子和追查鸽子的失踪而跟着“我”跑。但两人把北京西郊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被他们小心保护的鸽子仍在莫名其妙地减少。小说最后，久盼的雪落下了，但在屋顶上看过雪后的林慧聪该何去何从？小说没有回答，不过小说集中那些留下的或离开的北漂者似乎又给出了答案。
在《轮子是圆的》中，“我”曾讲到，北京的鸟之所以越来越少，据说是因为高楼上的玻璃太多，反光晃眼，很多鸟花了眼撞死了。在“我”看来，高楼不仅是杀死鸟的凶手，也是贫富贵贱差异的象征。在《如果大雪封门》中，不同于林慧聪对雪后的北京“十分满意”——“他觉得积雪覆盖的北京更加庄严，有一种黑白分明的肃穆，这让他想起黑色的石头和海边连绵的雪浪花”，“我”却觉得雪后的北京和自己想象的有差距，“因为雪没法将所有东西都盖住。高楼上的玻璃依然闪着含混的光”，而“我”原本的想象则是桃花源式的：大雪包裹了北京，大地一片洁白干净，将不再有贫富贵贱，高楼不再高、平房不再低，高和低只表示雪的厚薄，“北京就会像我读过的童话里的世界，清洁、安宁、饱满、祥和，每一个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走出来的人都是对方的亲戚”。⑩尽管现实与想象之间存在着差距，但这高楼所代表的繁华都市，又是每一个北漂的年轻人实现梦想的希望之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西郊的屋顶上总是向东11远眺或挥出那指点江山的宏伟手势，且潜意识里总伴以鸟和飞的意象，甚至当“我”被神经衰弱所折磨时，仍会有鸟飞过整个城市的想象。
“跑”是这部小说集同时也是徐则臣“北漂”故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字或动作，如早期的代表作《跑步穿过中关村》。为了治疗神经衰弱，“我”经常在西郊的大街小巷跑步锻炼身体，同时，跑步也成为“我”贯穿整部小说集的一个重要动作行为，如上述跑步追赶或保护林慧聪的鸽子；当宝来“英雄救美”被打时，“我”跑回去叫援兵，越跑越快时从腋下穿过的秋风如同长出了两扇翅膀，甚至身体轻盈得像在使用《天龙八部》里的凌波微步（《屋顶上》）；被噩梦所苦的冯年为了治噩梦和失眠，便同“我”一起在巷子里晨跑，为了赶时间上班，他必须出门前穿西装打领带地武装整齐，跑完步后再挤上公交车，往位于海龙电子城的公司跑（《六耳猕猴》）。通过“我”的叙述可以发现，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的跑，在跑得飞快的过程中，人物总会有刹那的忘情，只陶醉于跑这件事情本身，就像《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敦煌，在自行车被偷后便跑步去送盗版碟，一路上跑得意气风发，这可说是徐则臣“北漂”故事中的经典场景。奔跑在这一刹那的功效，如同站在屋顶上的极目远眺，可以让人物暂时从生活中逃逸，跑便具有了自身价值的独立性，成为一种与功利性无关的“行为艺术”，不过，这一“轻逸”的特质，并不能减轻生活本身的重。因为当奔跑停止的时刻，就是沉重的现实扑面而来的时刻，如同“我”和林慧聪的奔跑并不能减少鸽子的丢失；当“我”以最快的速度叫来行健、米箩的支援时，宝来已经被打倒在地，他想“救”的女孩和打他的人早已没了踪影。当冯年西装革履地跑到公司时，面临的是除了吃午饭、上厕所，其他时间都必须双手交叉地站在电子产品店的门口招徕顾客；是自嘲的在北京混了六年还是“这幅龟孙样”；是除了老总和副总“全公司我年龄最大”的窘困——快31岁的冯年，要么抓住最后的机会，成为公司在朝阳区分店的店长；要么兑现当初的诺言，30岁还没头绪就回花街结婚、生孩子。自信经验丰富、性格稳重符合分店店长条件的冯年，却在各种心理压力的煎熬下，最终决定辞职回家，反讽且令人悲哀的是，当“我”替他交辞职信时，却正是老总要找他谈当分店店长的时候，“他妈的这个小冯，真会挑时间，那换人。命苦不能怨政府啊”12。老总的这句自以为是的幽默调侃，给冯年的“北漂”故事作了最后的辛酸注解，局外人不会也不愿去了解那“时间差”背后的原因。
对于只有一次的生命而言，谁也没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去做那一定正确的选择。对于《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人物或大多数人而言，就像电影《罗拉快跑》中的罗拉一样，自以为可以通过与时间赛跑去改变命运，实际上任何一个不确定因素都会令事件有完全相反的走向，不同之处在于，电影中的罗拉可以尝试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结局，在任务失败后能够重启再来，而小说集中的人物，无论是生命还是机遇，都没有重新再来的机会。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探讨轻与重时曾提出一个问题，“但是，重便真的残酷，而轻便真的美丽？”他的回答是抛出一个选择题，一方面，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最强盛的生命力的象征，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就变得比空气还轻，会飘起来，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13卡尔维诺在探讨轻与重时，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解读是，“我们在生活中选择与珍惜的一切轻松东西，将来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沉重的负担”14。对于《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这些年轻人而言，重的确“残酷”，而轻则真的“美丽”。他们被生活的“重”——令学业无法继续的神经衰弱、只能夜间外出偷偷打小广告挣钱的“北漂”生活、可望不可及的爱情、无法实现的音乐梦、幻灭的“北漂”梦以及种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心愿等——压在地面，需要“轻”——屋顶的视野开阔与轻松愉悦、天空和飞鸟的想象与自由、奔跑带来的飞一样的感觉等——所给予的暂时的忘情、慰藉来获得喘息、休养的机会，而不至于被“重”所压垮，“轻”与“重”于他们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可以作出选择的选择题，他们所处的位置，生活于城市边缘的出租屋以及所从事的“边缘工作”15，决定了不能用现有的或形而上的逻辑来阐释属于他们的“轻”与“重”，这也是这部小说集引人思索之处。
三
卡尔维诺曾对自己写作生涯中的工作下的定义是“常常是为了减轻分量”，并把“分量轻”视为自己的理想，“当我觉得人类的王国不可避免地要变得沉重时，我总想我是否应该像柏尔修斯那样飞向另一个世界”16，即不是逃避到幻想与非理性的世界，而是改变方法，从另一个角度、另一种逻辑、另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观察、看待这个世界，《树上的男爵》《看不见的城市》等众多作品，都是其改变方法观察、看待世界的尝试、探索。依此来看《北京西郊故事集》，从逻辑关系上讲，首先是作者的创作理念以及观察、看待、呈现这个世界的方法，才使得这部小说集与人物故事拥有了“轻与重”的辩证关系。如果仍用轻与重来概括这部小说集的艺术手法，可称之为“以轻载重”或“举重若轻”，即在通过屋顶、鸟、飞等“轻”的形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来对照、呈现人物生活、命运之“重”的同时，作者在技巧层面，用看似轻松的“四两拨千斤”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生活、命运之“重”，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艺术效果以及给读者带来的更大触动、冲击。
比如与卡尔维诺小说同名的《看不见的城市》一篇的结尾，“我”在翻看老乡天岫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旧作业本，每页纸上都画有包括楼房、街道、行人、汽车、大学的校门、公园里的树等在内的城市风景图，其中以最能体现天岫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功力的建筑居多，有的建筑旁还标了相关数据，每页纸的眉头上都注明了时间和地点，按时间顺序排列，便可得知，过去的那些年里，天岫分别于某月某日去了哪些城市。当看到这个结尾时，37岁死于非命的天岫的一生便如快速倒带的黑白影片一样迎面而来。
在“我”的叙述中，理科“不是一般好”的天岫连着复读四年也未能考上大学的原因，是他非要到大城市念中国最好的大学，当他放弃高考、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回到花街时，因着那副厚如瓶底的眼镜，依然得到花街人的礼遇，是各家教育孩子时拿来比较的“别人家的孩子”，即使他在许多年间以“游手好闲”（睡懒觉，起床后拿着本书坐在太阳底下，或斜着身子走在大街上，或在家放摇滚乐听）、“赌钱鬼”（依仗数学好打台球、赌牌赢钱）、“游魂”（每赢到钱后，就骑着自行车以花街为中心，往四面八方骑，骑到几百里外的一个城市再骑回来）的形象生活在花街，花街人仍报以宽容、理解，29岁那年天岫不再出远门，摘下眼镜当上了生产队长，然后是35岁时跟着山东的一支建筑队来到北京，成了在北京西郊盖楼的建筑工。由此回到小说的开头，天岫枉死的中秋夜，等“我”和行健等人跑到现场时，天岫已躺在地上死去，血流过他瞪大的眼睛，“他看见的月亮是红的”，“我”这样叙述到。天岫死于打架：在路边的公用电话机旁，天岫守着电话等一岁半的儿子叫爸爸，与排在他身后不愿再多等一分钟的贵州人发生争执，双方工友劝架时也开始发生摩擦，暴躁的贵州人用地砖拍天岫的脑门、用大头皮鞋踹天岫的肚子，他就这样被打死了。
如果没有结尾那一页页画着城市风景的旧作业本，天岫那因打公用电话而被活活打死的无妄之灾，尤其是那不能多等的“一分钟”17与一条生命之间莫名其妙的联系，只会让人心生荒谬感，并发出蝼蚁之死或轻如鸿毛的叹息。那些城市风景画使我们得以重溯天岫的一生，得以窥见他或者说一个普通人不为人知的孤独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使你无法再去忽略、无视一个曾经鲜活而丰富的生命的逝去。
“我”曾对大自己19岁的天岫不停转换身份的难以理解，也因这旧作业本有了答案。这其实是一曲关于青春、理想、幻灭、妥协、坚持的悲怆交响曲，其核心是未能实现的青春理想——去在花街看不见的大城市念中国最好的大学，那一次次离家骑车漫游源于此，画下漫游过的城市并将它们带到打工的北京也源于此，而那颇见功力的建筑图和天岫最后的建筑工身份，也许暗含着他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或向往。当29岁的天岫选择结束游魂的生活时，用他自己的话讲，在花街上过一辈子会死人吗？我爷爷、我爸都是农民，我为什么就不能是农民？当他不再当生产队长到北京来盖楼时，他对“我”的解释是“不单是挣钱的事”，并讲了一段让“我”觉得听不懂的话，“搞建筑很好啊，浇完钢筋水泥混凝土，把砖一块块往上垒，看它一点点长高。城市？我在脚手架间忙活时，从来不想什么城市，我就在盖楼……跟你做数学题一样，你要老想着这是试卷，心就乱了”。18如果结合《成人礼》中那个女老板讲给行健的话，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天岫这段话的意味深长。行健18岁生日的晚上，女老板讲完自己的故事后，告诉行健自己已出来六七年了该回家了，并用书上看到的法国信鸽的故事（战争时期，信鸽从前线带着战况信息往家飞，横穿整个战场时不能低头看血腥、恐怖的战争场面，只能向前看，否则就到不了家），告诉行健回去不是妥协、认命、被打败了，因为回去比留下来更难，“还有比梗着脖子不低头地跨过一片战场更勇敢的吗？”19
那只能够横穿战场飞回家乡的信鸽，是女老板的自况，也可拿来比拟天岫短短一生中的每个重要选择，如最终放弃的高考、29岁时放弃的往外跑和35岁时站在北京的脚手架上对自己和城市之间关系的定位：专注于把砖一块块往上垒而不去想、不去看置身其中的城市，如果垒砖时总想到是在建这座城市，心就乱了，自己所做的一切将变得无意义，就像用一台大推土机“把跟高楼大厦不一样的东西全抹平了，像用橡皮擦一张写满字的纸”20。这就像柏尔修斯避免直视美杜莎的形象，从而成为成功地砍下她头颅的唯一英雄；也像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克•波罗和忽必烈之间的一次对话，当马克•波罗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描述一座桥时，忽必烈问，“你为什么总跟我讲石头？对我来说，只有桥拱最重要。”马克•波罗的回答是，“没有石头，就不会有桥拱了”。21上述都表明，只有专注于眼前，不被可能令你晕眩或丧失信心、斗志甚至因此导致坠落的凝望分散注意力，才能将自己选择的事情做下去，做成功。对于女老板或天岫而言，看清自己的位置，坚持并承担自己的选择，既是带有妥协意味的顺其自然，更是需要超强毅力的坚持。比如，假设《六耳猕猴》中的冯年再多坚持一下，也许他的“北漂故事”将是另一种可能？可是反过来看，天岫虽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安心于建筑工的身份，却难免于无妄之灾，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北漂故事”。所以，这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当天岫和冯年、女老板一样北漂了六七年而非两年，也许将和他29岁时放弃往外跑一样，他也会再次离开北京返乡，带着冯年的不甘或女老板的看透的心情。无论怎样，其中都有着令人难以完全洞悉的人性与难以预测的命运，而小说也写出了这人性与命运的复杂、深刻、多变。
上述由作为遗物的一个旧作业本为发端的对天岫这个人物的分析、解读，很好地说明了作者在写作手法上的“以轻载重”“举重若轻”，即由一本看似微不足道的旧作业本、由一页一页画着城市风景的纸所具有的“轻”的特质，托起并呈现了天岫的命运之“重”，如前所述，这是包含着青春、理想、幻灭、妥协、坚持的“重”，是包含着人性、命运思考的“重”，也是能够给读者带来心灵冲击的“重”。此外，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还通过一些经过巧妙构思的神来之笔、具有想象力的细节，即用一种看似轻盈的手法，来表现人性的复杂、人物故事的沉重与故事意蕴的厚重。
“寻找孪生兄弟的少年从两军对垒的中间地带走过，在杀声震天之前，对左右两队人马各看了一眼。月光正好，我躲在人群里，看见他转向我们一边时，梦幻般地笑了一下。”22这颇有武侠风的场景描写，便是《兄弟》的开篇第一段，如果仅看这第一段，你会以为这少年如此神定气闲，定是身怀绝世秘籍的武林高手，等看完全篇，不禁会为这蕴含着大量信息的不俗开篇叫好。所谓“寻找孪生兄弟的少年”，即是从南方某城市来到北京的戴山川，身为独生子且被一家人宠爱的戴山川，从一岁不到，每当他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时，家人就会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张镶在相框里的他自己的照片，告诉他如果不听话就换远在北京的另一个他回来，于是只要家人一指相框，戴山川马上变乖，成了整个小区最听话的孩子、学校的好学生典型，那个墙上的自己，让他又怕又恨但又成了他唯一的好朋友，家人怕他被欺负、怕他出去跟孩子们疯玩影响学习、怕他跑步摔倒，使没有同龄玩伴的戴山川只能跟墙上的自己说话交流，就这样，少年戴山川来到北京寻找另一个自己，而他父母则认为“出门看看也好”。所谓的“两军对垒”，是因那段时间北京在整顿，小商小贩、打小广告的活儿都停了，待在出租屋无事可干的闲人，便以老乡或相近的职业结成同伙，每天总要打上一两场群架。“我们”当然是“我”和行健等人，其时宝来已回花街，戴山川原本要和我们合租，但行健和米箩因他恍惚迷离的眼神、梦幻般的笑/诡异阴森的笑和坚持有另一个自己生活在北京的想法，拒绝让他合租，戴山川落脚在了隔壁的院子。
介绍完上述信息后，小说回到了开篇月光正好的夜晚，从对垒的两军中梦游般穿过的戴山川，并非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他只是在街上漫游，借着月光和路灯光看每家店铺的橱窗和广告牌，与跑步治疗神经衰弱的“我”相遇后，告诉“我”要把另一个自己生活的城市好好看清楚，当“我”问他是否想过是父母从小在骗他时，戴山川的回答似乎既有着哲理式的清醒，又像是某些小说影视剧的俗套情节，他认为知不知道被父母骗并不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自己”，想象另一个自己的一整套完整的生活是有意思的，并追问“我”就从来没想过或许有一个孪生兄弟，两人被互换名字而代替彼此在生活？戴山川的观点、行为不被“我”认可、接受，却成功地帮租住在他同院的四岁小男孩鸭蛋“找”到了弟弟鸡蛋。鸭蛋的父母每天一早推着车子外出卖鸡蛋灌饼，鸭蛋一人留在出租屋里，和戴山川一样是个孤独的孩子，戴山川帮鸭蛋找到的弟弟，就是带他去照相馆换身时髦的小衣服照的一张大照片，于是，照片成了父母管教鸭蛋不听话时的好使法宝，鸭蛋也喜欢上了这个弟弟。小说第一段里的信息这时继续发酵，在一次打群架中出了人命，京城开始整顿城乡接合部的社会治安和闲杂人等，清查周边的旧房危房和违章建筑，鸭蛋家租住的简易房属违建房，在推土机开向他家的房子时，鸭蛋哭喊起了弟弟鸡蛋，即那张贴在床头的照片，戴山川冲进了房间，随后是轰隆隆的倒塌声和拔地而起的尘烟，小说的结尾，尘烟稀薄时，“一只手从砖头缝里一点点拱出来，一张皱巴巴的照片出现在废墟上”，鸭蛋挣脱母亲，边喊边跑向了“弟弟”。
《兄弟》用镜头感十足且寓意深长的一首一尾两个场景，串起了戴山川令人深思的北漂故事，其中涉及到了当下热点的儿童教育及心理学问题。如“我”所言，小时候我们都可能有过戴山川的经历，不听话时，父母就会拿出另外一个“你”来吓唬你，害怕被放弃的孩子就乖乖做回听话的好孩子，但这种玩笑式的骗局等我们大一点后就不管用了，因为我们不再信了。而从未被粗暴责骂看似被宠爱长大的戴山川却一直相信，这“信”混淆了现实与想象，导致了自我的分裂和认同的混乱，这可当作是拉康镜像理论的一个案例分析，戴山川寻找另一个自己，其实也是在寻找一直未能形成的完整的自我认知和意义，所以他告诉“我”，当他想到长着一张和他一样脸的戴山川也在茫茫人海里寻找他，“他就觉得他跟这个世界有了无穷多的联系，对面走过来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另一个自己。他觉得自己像一环不可或缺的扣，被织进了一张大网里”23。因此，戴山川的故事，也可看作是一个孤独的被“爱”或被自私、忽略所伤害的孩子，在寻找自我认同并尝试融入人群、与他人发生关联的故事，同时也象征着少年为人生寻找意义、寻找另一种可能性的执拗。《兄弟》结尾那只拿着照片从废墟中伸出的手、鸭蛋对弟弟的呼唤，再配上那段关于“跟这个世界有了无穷多的联系”的话，不由得让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想起《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戴山川可是一百年后的另一个“狂人”？他拿生命换来的一张照片，是对鸭蛋/自我的救赎、呐喊，还是借此继续“沉睡”下去？
在这部小说集中，有不少叩问、探索人性、命运秘密的篇章，比如《轮子是圆的》中咸明亮那辆自己组装的野马车，副驾驶上到底有没有安全带？他主动送逼他转让自己爱车的胖老板走亲戚时，因车开太快出车祸时胖老板被甩出车外摔死，众人的疑惑是胖老板为什么不系安全带，咸明亮回答自己没装安全带，米箩则记得有安全带；《如果大雪封门》中，在林慧聪与我们合租后，在“我”和他一起小心看护着鸽子后，鸽子的依然失踪是否与行健、米箩有关？另如天岫不断变换的身份，打死天岫的贵州人那噩梦般的“一分钟”，冯年那变成一只六耳猕猴的噩梦以及与自己心心念念的分店店长的失之交臂，行健和米箩对小川家狗的虐待以及狗发出的完全就是人声的狂躁声音等。但是，上述人性、命运秘密的底色都与生存压力有关，人物的理想、人性都因现实的沉重而被挤压、变形，而戴山川的问题或压力则是纯粹精神性的，在他和鸭蛋的年龄，在他初次踏上寻找另一个自我的出门远行中，都未见来自物质生活的生存压力。因此，《兄弟》除了照片这一“轻”的形象所具有的沉重的象征意义，以及在表现手法上通过颇具匠心的结构、场景设计所体现出的“以轻载重”“举重若轻”的艺术效果外，戴山川身上所体现、包含的既源自现实又纯粹抽象的种种思考，非常接近卡尔维诺所讲的“轻”的第二种含义，即“叙述这样一种思维或心理过程，其中包含着细微的不可感知的因素，或者其中的描写高度抽象”24，从而使整部作品呈现出“轻逸”的艺术特质，并对现实生活的沉重形成一种类似卡尔维诺所讲的“反作用力”。
《北京西郊故事集》将远离地面的屋顶作为人物的主要活动空间，通过鸟、飞、画有城市风景的纸、照片等本身就带有“轻”的特质的词及意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通过那些具有想象力的细节或独具匠心的结构与场景设计所体现出的轻盈感，赋予了整部小说集以“轻”的特质，这“轻”承载起“我”、宝来、行健、米箩、冯年、天岫、林慧聪、戴山川等北漂青年们的西郊故事的沉重与故事意蕴的厚重，并用“轻”来比照、对抗这“重”，同时也因此激活了整部小说集的意义阐释空间。就像卡尔维诺所指出的，写于1917年的卡夫卡的《小桶骑士》，虽然有着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一样的飞向另一个地方的情节，但由于他的出发点是非常现实的，主人公在寒冷的冬夜外出找煤，对应的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奥地利来说一个最可怕的冬天，这现实性使小桶骑士不可能像萨满教徒、神话人物那样可以飞往各种需要都能得到满足的神话王国，卡尔维诺认为，《小桶骑士》的这种构思“使我们产生永无止境的联想”，在要结束“轻逸”那一讲时，他写到，“好吧，让我们坐上我们的小桶，飞向2000年”25。在当下，《北京西郊故事集》的“以轻载重”“举重若轻”的艺术手法，尤其是对人性、命运复杂莫测的刻画、捕捉，使得这些北漂青年和他们的西郊故事具有了超越具体年代与身份属性的意义，从而增加了这部小说集触动人心、引人思索的艺术魅力与感染力。尽管这部小说集似乎存在着与现有理论及艺术手法的呼应，或者说加持，但最终打动人的，是基于现实生活土壤的人物故事的“轻与重”，是作者对现实的观照、悲悯以及对观察、看待、呈现现实世界的方法的尝试、探索。
[本文为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北京书写的‘文学地理学’”（项目编号：16WXB00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宁肯：《北京：城与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7-42页。
②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讲到，“家宅庇佑着梦想，家宅保护着梦想者，家宅让我们能够在安详中做梦”。参见[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而这些正是屋顶而非屋顶下的出租屋提供给“我”和行健们的。
③④⑤⑥⑦⑩121819202223徐则臣：《北京西郊故事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16、146、203、3、216、211-204、88、126、107、126、215、232页。
⑧1442425[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1、7、18、31页。
⑨如北岛在《城门开》中用文字重建的北京中，有“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见北岛《城门开》“序：我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宁肯在《北京：城与年》的“哨音”一节中写到，北京的天空，即便是“文革”闹得最厉害时也没断了鸽子与哨音，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北京人走的走，下乡的下乡，鸽子便常常是人们或仰望或出神的对象。参见宁肯《北京：城与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11“我”曾在《轮子是圆的》中讲过，他们所住的西郊，“跟在农村差不了多少，不进城的时候，要看北京我就得爬到屋顶上往东看，北京是一片浩瀚的楼房加霓虹灯的热带雨林”。参见徐则臣《北京西郊故事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13[法]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15在《兄弟》一篇中，由于城市治理整顿，“那段时间我们的活儿都停了”，除了“我”和行健们的打小广告，“我们的活儿”还包括：“游街串巷的小商贩，开三轮卖水果的，摆摊卖盗版光盘的，办假证的，地铁口卖唱的，推小车街头巷口摊煎饼果子、炸火腿肠、卖切糕、卖豆浆稀饭包子盒饭的，四处游荡卖笛子、二胡、葫芦丝的”。参见徐则臣《北京西郊故事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23页。
16柏尔修斯穿着飞行鞋，通过铜盾的反射看着美杜莎的形象，躲开她能令人石化的残酷目光，成功地砍下了她的头颅。参见[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17小说后面借那个贵州人的堂兄，交代了他为什么不肯多等那一分钟的原因，贵州人不爱离家，他那没领结婚证但已有了自己孩子的女朋友嫌弃他，一个人离家带着孩子在镇上做生意，以此逼他外出打工，女朋友给他的最后通牒是“给你一分钟，是出去还是继续待在家里”，贵州人没应声，女朋友挂了电话，两天后跟看上她的有钱人拿了结婚证，也带走了孩子。贵州人在女朋友结婚当天买了火车票来了北京，那“一分钟”便以一块不断变幻的巨大陨石经常出现在他的噩梦中。所以，出事那天，当天岫为了等儿子叫爸爸而让他多等一分钟时，使他受到刺激，才喊出“一分钟能把人等死你知不知道”“想听叫爸爸就别出来卖苦力。你也配”等激怒了天岫的话。
21[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