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与“现代性”视野下的成长叙事
内容提要：杜阳林的成长小说《惊蛰》以强烈的人性提升与主体建构的现代性诉求，对于成长苦难及其突破路径的坚实书写，以及对于乡土世界精神格局及其“惊蛰之醒”的理性审视，展示出较为独特的叙事语法和形态，实现了对成长叙事困厄的某种突破，其突围策略为当下成长叙事调整和超越精神肌理、审美品格以及话语立场等方面的局限提供了可能的路向性参照。
关键词：杜阳林 《惊蛰》 现代性 成长叙事
杜阳林的《惊蛰》主要着力的成长叙事应该是难以绕开的一个重要纬度。作家以简朴、真挚的笔触讲述川北少年凌云青十年间的成长史和奋斗史，描写主人公以及1980年代乡村中国的“惊蛰之醒”，呈现个体“与世界一同成长”①的生命进程。《惊蛰》为我们进一步梳理和深入探讨以下关乎成长叙事的几个重要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性话语语境中空前丰富的成长叙事发生了怎样的流变？当下样态各异的成长叙事又遭遇了怎样的叙事困厄？而《惊蛰》是否实现了某种突破，并为成长叙事调整和超越自身局限提供了某种路向性的启示与参照？或许通过这样的学术叩问，有助于我们更为理性地以一种整体性视野看待当下成长叙事的可能性前景。
一、现代性语境中成长叙事的流变及局限
作为一种以人的精神成长和主体人格生成为表现内容的类型叙事，成长叙事受到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引领和影响；同时，现代性作为“现代人生成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②，也为成长叙事的主体建构想象提供丰富复杂的文化语境与历史条件。
作为一种现代性方案，我国在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之后，重启“五四”传统的“新启蒙”运动给文学带来变革的契机，也为1980年代成长叙事的繁荣提供了历史机遇。书写历史创伤记忆与苦难人生历程的“伤痕”与“反思”文学大多具有成长叙事的性质。作家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回溯人物在真实历史时间中的成长足迹，对历史强权和乌托邦迷信的控诉，对成长者悲剧性遭遇的展示，对人性与生活罹难进行历史文化层面的反思，对曾被压抑和阻滞的人的现代化的向往等等，成为创作主体及文本主体个体意识觉醒的种种表征，成长叙事也由此恢复了对人情、人性、人的价值尊严的关怀，以及对个人生活空间和人物性格命运独立性的尊重，有力地顺应并促进了“新启蒙”思想潮流。但应看到，作家大多将个体的成长苦难置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框架下加以表现，其反思主要在人与社会政治历史的关系向度上展开，因而生命个体关怀的向度未能得以深入；同时作家对政治几近宗教的忠诚与依附既妨害了历史质疑的有效性，也限制了人性反思的思想境域，面对特殊历史时期和悲剧性成长际遇，他们普遍缺乏一种叩问自身人格基质的内省，从而回避了自身的责任问题，或者仅仅显示出比较有限的忏悔意识。在稍后出现的“知青文学”潮流中，那些以一代知识青年的成长创痛为表现内容的创作也具有成长叙事的性质。作家描绘“上山下乡”运动中基本生存权利的丧失与人性的异化，抒写青春被蒙骗、理想被粉碎的心灵痛楚，显示了原本被特定权力话语禁锢的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和解放。值得注意的是，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等作家对青春年华与过往生活道路的价值捍卫、对民间生命能量的挖掘等，弱化和遮蔽了对成长之殇和青春磨砺的书写，他们以浪漫而悲壮的调子建构起人性的壮美和崇高品格，却掠过了个体心灵上未及修复的深创巨痛，其成长话语实际生成一种反讽的意味。
在1990年代以来启蒙话语走向溃败、后现代主义大举进入中国的新的历史语境中，当“对现代性的追问和祛魅，成为文学的新趋向”③，绝对价值和真理在成长叙事中遭到质疑和批判，成长主体走向个体觉醒和自我发现的过程呈现出破碎、迷惘、残酷的面相。在一种解构性的成长观念作用下，毕飞宇、陈染、叶弥、东西、何顿、丁天、冯唐、卫慧等作家对成长历程的描述充斥着无数碎片化的缺少深度意义的感性生命经验，成长主体对其行为的指向、方式模糊不明，对是非、善恶以及美丑丧失辨识力，其生命成长处于一种空虚、迷惘乃至失控的状态。总之，生命中的种种灰色视像被放大，成长本身包孕着的缺憾得以袒露，成长以及成长叙事因此获得了更为完整的本相，但就其功能意义而言，这一形态的成长叙事又未能为个体成长的困惑以及现代性困境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新世纪初期，“80后”作家成为成长叙事阵营中极为活跃的一支队伍。由于他们本身成长于本土化后现代语境已然形成的时代，因此后现代文化的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特征更为突出地反映在其创作中，在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孙睿等人笔下，青春生命往往在即时性的、情景化的片断中得以展现。加之这些“80后”写作者尚处于成长之中，他们既无法以过来人身份对人物主体性生成进行预防性干预，理性认知的贫弱也使得他们缺乏对成长进程的整合力，因此人物的成长往往不具备终极性规约下的完整轮廓和过程。就人物的主体性特征而言，“80后”作家笔下的“独一代”主人公普遍有着对于个体独立的强烈诉求，面对外在的强制、规训与挤压，他们或以出走、弑父等酷烈方式进行反叛，或以带有颓废气息的青春狂欢予以拒绝，但由于意志力以及理性的匮乏，他们的精神自由实践大多走向困顿、失败乃至死亡，因而并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心理成长和精神蜕变。
总体上来看，在近年来更为宽广、包容的思想文化界面中，成长叙事形成了更为驳杂、丰富的景观，但也面临着精神肌理疲软、消费性奇观恣意泛滥以及作家主体意识弱化等话语危机。首先，精神主体性建构是成长叙事的本体性诉求，但众多文本的主体生成想象十分孱弱乏力，主人公缺乏强烈的主体意识，反而表现出一种“主体性的反动”，叙事的内在肌理因此疲软无力。在《玩偶青春》《成长如蜕》《剩下的都属于你》《少年血》《西北往事》《水边书》《少年巴比伦》《三重门》《红X》《北京娃娃》等作品中，主人公或是缺乏具有确定性意义的理想以及坚强的意志力，或是停留于迷惘颓废、焦虑恐惧而无所作为，或是在黑暗、肮脏的底层环境尽情释放人性的扭曲和邪恶，又或是蓄意地离经叛道实则空虚痛苦……总之，在躁动的、忧伤的抑或酷烈的青春面目背后是主体性的孱弱乃至消匿。由于文本的话语设置、情节模式以及性格生成等都受到作家操控，加之不少文本还是作家为自己所写的“成长的书”，具有自叙传或亲历性的特点，因此主人公的主体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显示了作家对主体性问题认知上的匮乏。
其次，随着传媒大众化的涌现与消费型文化的兴起，置身后现代语境中的成长叙事又陷入消费主义的泥淖之中，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布满驳杂而虚妄的消费性奇观。最为明显的是对身体欲望的沉浸式书写。在何顿、路内、冯唐、卫慧、鲁敏、棉棉、李傻傻、春树等作家笔下，狂放不羁的生理冲动、恣意张扬的私人经验、混乱颓靡的爱情故事、迷狂放纵的性爱狂欢，得到了一种触目惊心的平面化展示和表现。或许在其成长文本的叙述结构之中可以“瞥见禁欲的过去与纵欲的当下的链接”④，但实际上，刻意消解时间深度、消解历史的创作姿态已表明这些作家并无探寻某种“历史本质”的使命意识，他们也拒绝以历史人生立场对身体的意义和价值功能进行深度挖掘；或许在他们对身体欲望的书写中也能读出启蒙、人道以及女性主义的意味，但那种不加节制的追逐和迷恋性、野蛮性的极致宣泄，毋宁说已在消费社会审美趣味的滋养下蜕变为带有表演性质的时尚噱头，而这也导致了因肆无忌惮地突破底线所造成的叙事伦理缺失。此外，在还原成长本相的旗号下，成长者家庭悲剧的夸饰化，作为社会规约象征的师长形象的妖魔化，以及酗酒、飙车、吸毒、打架、杀人等狂欢性、刺激性场景的泛滥化，也成为作家对成长的颠覆性重写中频频出现的重要倾向。当它们被铺张扬厉地渲染、夸饰、放大，便与感官意味的欲望书写一道，迎合了成熟的消费时代泛俗化的审美趣味，却也反过来加深了文本思想内涵本身的苍白薄弱。
再次，在充溢着成长主题和成长人物而无需考虑生理成长纬度的广义上的成长叙事文本中，民间世界成为主人公在生存意义的追索中获得精神新生的理想归宿，但成长的民间路向的掘进却又导致了一种残酷的历史悖论的出现，并昭示着作家主体意识的弱化。仅就新世纪以来广义上的成长叙事而言，在余华的《兄弟》、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莫言的《蛙》、张炜的《外省书》《你在高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贾平凹的《山本》以及红柯的《喀拉布风暴》《太阳深处的火焰》等创作中，对民间生存逻辑的展示与认同、对民间理想价值的仰望和笃信、对民间生命神性的折服与迷醉等，为寻求走出精神困境的成长主人公构筑起坚实的归路，民间世界成为其安妥自身灵魂的精神家园，作家借此实现了对社会文化颓势的道德批判。但实际上向着民间的进发很难说能为成长主人公提供一种足以实现精神救赎的超越性力量。简言之，在中国文学话语的多元时间系统中，由农业文明所滋养的乡土社会和民间世界具有前现代的本质属性，以民间作为反思现代性的去处便在根本上呈示出价值取向上的悖谬性。作家的现代性价值诉求本来是对古典性、传统性价值体系的超越和改造，并在与传统的决裂中、在对现实的变革中显示其批判性，因此以重返前现代作为解决主体性危机等现代性历史语境中种种弊害的路径，不仅无法化解民间话语与现代性话语之间本质上的对立，而且也可能会导致作家自身主体意识的弱化，从而呈现出回避当下现实的倾向。而实际上，即便民间成为成长主人公实现精神救赎的“彼岸”，也很难说这一精神空间还能对“此岸”轰鸣向前的现代性历史进程构成有效的叩问，因此在话语本身的意义上，民间作为作家成长叙事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话语资源的有效性是值得讨论的。
二、《惊蛰》在成长叙事上的突破
杜阳林在访谈中说，写作《惊蛰》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承诺，从起心动念到最终成稿，小说的酝酿和创作历时十载，在主人公凌云青身上，更有他自己的影子。在某种意义上，这正应合了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倘若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消失在虚无迷惘之乡，而要为人性争得一席之地位，那么这种对历史的回忆便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⑤因此，对过往生命历程的回忆和追溯完善了作家个人对自我的理解和确认。或许正是由于听从内心的召唤而搁置了对于价值意义的过分考量，转而以纯净真挚的初心打捞往事、拾捡旧忆，以沉着坚实的定力书写对于成长的领悟、对于生活的信念，《惊蛰》反而在驳杂丰富的成长叙事文本中彰显出别具一格的叙事语法和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年来成长叙事所面临的话语危机，实现了对成长叙事困厄的某种突破。
以强烈的人性提升与主体建构的现代性诉求为价值引领，《惊蛰》构筑了文本沉实、丰足、强健的内在精神肌理。小说以真实的历史时间为背景书写个体命运，从主人公凌云青成长历程的关键词来看，作品的现代性诉求似乎与重扬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新启蒙”运动中那些呈现和反思个体成长伤痕与生活磨难的书写并无多少差异。在作品中，苦难、尊严、知识、远方成为凌云青十年成长岁月中最为深刻而醒目的印迹，对苦难的反抗、对尊严的捍卫、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以及对远方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构成其“不坠青云之志”的个人奋斗历程，不仅彰显了生命意志的正当性以及人生的价值意义，其个人成长史也隐喻了1980年代经由惊蛰之醒走向复生、从而逐渐走出贫穷和愚昧的中国乡村历史，恰切地映现了现代性在巨大的民族灾难之后得以艰难重启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惊蛰》乃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发展仍不充分、仍需进一步培育和建构的当下对于启蒙话语的又一次勉力坚持。但是就叙事肌理内质的生成而言，小说显然跳出了“新启蒙”背景下成长叙事苦难历程式的窠臼。尽管成长叙事在“新启蒙”背景下得以重获对个体的生存境遇、人格意志以及情感思想进行自由表现的合法性，但作家们一方面急切地倾诉着成长痛楚与人生苦难，另一方面却又心甘情愿地表白和强调着他们无限坚贞和忠诚的政治信仰，显示出因袭的精神重负之下相当程度的主体自觉的有限性。与之相比，由于拉开了文本时间与历史时间的距离，《惊蛰》避免了对成长之痛进行诉说的急切与宣泄，其苦难叙事更为冷静克制；同时，《惊蛰》超越了政治批判的框架而专注于对人性善恶的反思以及对人性提升和主体建构的求索，从而规避了因忠诚于政治而将苦难崇高化或是在理想主义的激情粉饰下“去苦难化”的话语倾向，主人公凌云青个体意识的“惊蛰之醒”成为作品内在肌理生成的核心源力，而“个体意识的觉醒，是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的精神表征，也是现代性的根本特性”⑥。并且，在内生性的“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支撑与外部历史变动的助推之下，凌云青的个体觉醒不仅并无半点颓废迷惘的特质，而且充溢着真挚、丰沛、积极的生命意识与人性光芒，他对苦难的反抗、对尊严的捍卫以及在极端贫穷和屈辱中不轻易改变个人志向、执着探索个人出路的生命理性，焕发出超越此在时空的动人的精神力量，与近年来诸多成长文本主体生成想象孱弱疲软、主人公精神进程停滞乃至“反动”的叙事面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于成长苦难及其突破路径的坚实书写，确立了《惊蛰》质朴而又富有力度的审美品格。与那些退守私人空间的欲望化成长叙事以及“80后”作家笔下极具现场感和“反成长”色彩的青春型写作相同，《惊蛰》诞生在当前信仰缺失、精神沉沦、价值虚无的社会文化空间中，并且也面临着市场化浪潮与消费性文化的冲击与裹挟；但不同的是，当前者被消费主义所征用和规训、在匮乏深度意识的平面化的成长图景中飞溅着荷尔蒙的味道、放任着各种感官化的夸饰性的消费奇观，《惊蛰》却以对主人公凌云青成长苦难的坚实书写呈示出庄严、刚劲的美感。一般来说，失怙或父性丢失、出走、引路人启发、恋爱、死亡与再生等往往是成长叙事主人公所要经历的共同的成长环节，凌云青四岁丧父、受到老爷爷引领、得到细妹子关爱、两度病重却又重生、流浪乞讨近一月等情节设置都表明《惊蛰》虽有一定变形与改造，但大体上并未突破成长叙事惯常的情节模式。然而，当这些“通常暗示精神质变的情节在‘70 后’成长小说中一再出现，但却未能成为人物自我认识的关节点，更没有由此进一步描摹出精神发展的轨迹”⑦。在同是“70后”的杜阳林笔下，在凌云青成长历程中的每一个严峻时刻，苦难与磨砺都蕴含着合理的内省契机，因而主人公都能从中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精神的觉醒、丰盈和拓展，从而延展出自我心灵成长的发展轨迹。他年少失怙，却并未陷于迷惘之中拒绝长大，反而在心智的不断成熟中成为家中能扛事的主心骨。总之，主人公凌云青经历了一次次生活的淬炼与成长的磨砺，但却始终保持着超越苦难的崇高意识，我们既能从中追索出他从“过去的我”到“现在的我”的来处，也能感受到他所获得的超越苦难的精神意志并非刻意的预设和发现，而是来自于苦难本身。因此，主人公逐渐摆脱童年天真、走向“现代”的曲折而稳健的个人成长历程不仅带有“历史的烙印”与时间的深度，是对人与世界一同成长、与历史一同进步的基本内涵的质朴表达，并且当苦难带给主人公精神与生命的强健和完整，显示出应有的价值意蕴，作家的成长苦难书写也就超越了平面化、夸饰化的铺陈与展览，摆脱了消费社会泛俗化审美趣味的牵制，具有了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感和心灵震撼力。
对于乡土世界精神格局及其“惊蛰之醒”的理性审视，显示了作家清醒的历史理性与现代性价值意识，《惊蛰》的成长叙事也因此迥异于那种皈依于前现代的乡土民间世界并虔诚地从中汲取成长生命能量与精神救赎力量的叙事向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惊蛰》与同样关注农村知识青年成长历程的《人生》及《平凡的世界》进行一番对比，以更为清晰地呈现杜阳林面对乡土民间世界的价值立场及文化选择。在《惊蛰》的结尾处，凌云青在高考前夕从《人生》中获得启迪，更坚定了以知识改变个人命运的信念以及对“美好而值得期待的人生”的向往；并且在整体上，凌云青在苦难和磨砺中不断前行、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成长道路，也与《人生》中的高加林以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的个人奋斗历程有着相似处。但是，对比人物命运的最终去向，却可以发现作家在文化选择及价值选择上的不同之处。作为进了城的农民的儿子，作家路遥一再地设计其笔下的农村知识青年走向城市，并对其可以实现价值目标的种种特质予以肯定，但一种对民间伦理理直气壮的依恋和执守却又规制着作家将他们锁定在新的价值目标很难得以实现的乡土世界，并试图让他们在对民间道德伦理的情感认同与皈依中实现自我救赎。当高加林转而投向民间的温情怀抱，当孙少平在面对进城的契机时又表现出对城市的疏离和对民间的回归，他们的抉择或许隐喻了乡村中国走向现代的艰难，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对现代性追求的悖反，未能显示出在思想精神上本质性的成长和蜕变，而作家也因此搁置了对他们身上由现代性视野所开启的现代理性的处理，呈现出一种暧昧的价值立场。相比之下，同样是作为进了城的农民之子，杜阳林对乡土民间世界的审视则更为冷静而理智，他笔下的观龙村并非富丽安适之地，也并非充满道德温情与纯洁人性的世外桃源。云青掏鸟蛋充饥、为弟弟偷桃子、走村串寨卖米花棒、收破烂，以及患腿病无钱医治、为活命异地投亲，等等，都表明乡间生存是贫苦的、艰难的，尤其是凌家一年四季果腹的红苕稀饭，以及云白如影随形的饥饿之感，成为物质极度匮乏的醒目标记，彰显了乡间生存的极端严酷。更为重要的是，杜阳林并未赋予严酷的乡村生存以诗意的道德感和人情味，在他毫无讳饰的逼视之下，观龙村充斥着人性的晦暗、蒙昧、平庸乃至残暴。陈金柱夫妇的无端猜忌与残忍加害，岳红花的忿烈嫉恨与恣意报复，师娘的自私无情与蛮狠干涉，以及毫无相干的长舌妇们的幸灾乐祸、恶意中伤，等等，成为本已受制于基本生存诉求的凌云青一家面临的更为残酷的挑战，杜阳林也因此以现代性价值理性揭示了乡土民间世界沉滞、愚昧、黯淡的精神质地，这一带有稳态性质的前现代精神空间实际上匮乏人性和道德层面的审美性，因此绝不是进城之后的现代知识者寻求心灵慰藉与精神鼓舞的诗意去处。但同时，难得的历史外部变化为乡土人性的提升与精神的突围带来了契机与助力，苦难历练与知识启蒙所促成的灵魂觉醒推动着主人公逐渐走向精神世界的稳实和丰盈，以凌云青的成长为标志，沉滞而静默的“厚土”在长久的蛰伏之后开始迎来万物复生的“惊蛰之变”。实际上这正是巴赫金所说的，“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⑧个体意识觉醒的乡村知识青年凌云青终于应和着时代呼声，踏上了去往乡土世界之外的远方的征途，在这个意义上，在启蒙主义依然任重而道远的当下书写成长的杜阳林展示出强烈、清醒的历史理性精神和一种抽身其间、置身其外进行理性审视的现代意识。
三、《惊蛰》所呈示的成长叙事路向
广义上的成长叙事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中已出现空前兴盛的局面，从代际角度来观照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图谱，可以说“成长”已成为1960年代以来出生的各年代作家的一种群体本质。那么，在当下中国社会仍然留有大片现代性的空白与大片前现代性的世袭领地、启蒙主义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取得成功、后现代性又匆匆早产并迎头赶上的异常复杂的时空结构中，有着极强开放性但又面临着自身话语危机的成长叙事如何突破自我、焕发生力？应该说《惊蛰》以质朴而坚实的突围策略，为成长叙事调整和超越精神肌理、审美品格以及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局限提供了可能的路向性参照。
就叙事的精神肌理而言，《惊蛰》呈现出沉实强韧而又深邃的质感、质地。实际上在小说的叙事架构中贯穿着一条有着明确指向和极高纯度的精神暗线，它承载着作家自身的理性自觉与主体性认知，形成了强烈的人性提升和主体建构的现代性诉求这一价值内核，文本最终生成的叙事肌理和质感只是其外在的显现形态。这条指向明确、纯度极高的精神线索牵拽起故事表层主人公凌云青精神成长、灵魂觉醒的“人生十年”，如冬眠小虫般的凌云青经过一次次生活的淬炼和成长的磨砺，最终获得了坚毅丰沛笃定的生命意识与趋于健全的精神主体性；同时它也勾勒出僻远贫瘠的观龙村在长久蛰伏之后开始走向复生的十年变迁历史，“惊蛰之醒”不仅是主人公的个体觉醒，而且也隐喻了时代和群体的觉醒。这意味着成长叙事精神肌理的形成与文本复杂的主体生成想象直接关联，但在根本上是作家主体精神世界的披露，是由作家自身的主体意识所决定的。对于处于当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语境中的作家们来说，当人心失序、精神浮躁、理性丧失等主体性危机成为其反思、焦虑、困惑以及抗衡的对象，当时代的精神文化颓势可能导致作家自我意识的混乱乃至丧失，在制约和冲突中不断建构自身主体意志、强健自我人格力量、张扬主体性精神，其成长叙事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将主人公引向成人世界，还是呈现出“逆成长性”和“反成长”色彩，才能避免在价值取向和精神向度上的迷失，才能避免精神内蕴的疲乏、涣散、孱弱以及深度的丢失，而其主体生成想象才能促成纯粹、自足的精神个体的产生，并最终强健、密实、焕活叙事的精神肌理。
就作品的审美品格来说，《惊蛰》呈示出质朴、刚劲、昂扬的审美格调并非得益于作家圆熟自如的技巧运用与形式层面的花样翻新，而是在对苦难价值意义的找寻与生命内在深度的开掘中实现的。主人公凌云青的成长苦难与磨砺绝不是作家的刻意预设和刻意表达，而是与其血肉相连、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其中蕴含着作家对生命内涵及其本质的深沉思考，正是在苦难本身中所焕发的超越苦难的精神力量促成主人公不断建构起充沛、丰盈、强健的精神主体性，最终从根本上赋予了作品具有感染力的生命美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品的审美性也是创作主体情感力量的形式化创造，《惊蛰》质朴而富于力度的审美格调实际上反映着杜阳林对心灵清净与自由的坚守，正是忠实于自身纯净质朴的审美气质与超拔、高越于现实的审美理想，不被消费时代的逻辑所捆绑，《惊蛰》的苦难书写才超越了那种带有表演性质的平面化的堆积和展览，避免了成为迎合媚俗化审美趣味的消费奇观。对于当下众多铺排表浅化、感官化生命经验或是沉湎于欲望化、消费化书写的成长叙事来说，一方面应当以主体的理性自觉恢复对深度意义和价值理想的追求，恢复对成长苦难以及生命本身应有的价值判断与超越意识，从而构建起文本内在饱满厚实的生命美学，否则毫无节制、铺张扬厉的苦难铺陈与欲望展览，只会导致对文学应当承担的基本审美意旨的损害。另一方面，面对蔚为壮观的消费性文化与享乐化、浅俗化的大众趣味，作家应当持守自身的心灵自由，摒弃那种含混暧昧的叙述姿态，保持对物性现实生活的审美距离以及与现实世界相抗衡的想象冲动，警惕陷于对世俗经验的全然认同以及对大众的献媚和迎合，执守而非悬置审美应有的批判性、超越性和彼岸性，最终建构起作品卓然不群的具有心灵震撼力的美学品格。
就叙事的话语立场来看，《惊蛰》展示出一种冷静的历史理性精神与毫不退却的现实批判立场，也为皈依于乡土民间的广义上的成长叙事提供了某种路向性的启示。实际上自1990年代以来当代作家集体性地朝着民间“撤退”，这一精神场所便成为其首选的重建道德理想与精神信仰的话语空间，民间叙事也成为多元话语格局中备受青睐和推重的“显流”，众多的成长叙事文本也沉湎于乡土人性牧歌的吟唱与主人公的精神怀乡，从这一点来看，杜阳林展示出一种拒绝追风逐流的定力。但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内心涌动着对故乡的爱，但却并未因时间及空间上的距离感而刻意地在乡土记忆的追溯中将成长之殇包裹起来，也并未以一种天然的怀乡情结在对故乡风物人事的笔录之中为世界“复魅”，他既坦诚于自我未及修复和重建的心灵秩序中的成长痛楚，更以现代意识对乡土世界实际所带有的愚昧、平庸以至残暴等弊病之处予以逼视，既观照到乡间严酷的生存困境，也画出了乡土世界沉默的魂灵。并且，在这一基本话语立场之上，《惊蛰》又呈现出一种叙事上的冷峻，通过对成长主人公凌云青 “惊蛰之醒”的书写，作家展示出乡土生存困境及其原有精神格局在外部历史变动的助推下得以突破的进程，但又并未对时代历史的“惊蛰天”予以浅薄的乐观，无论是对乡土生命“智性”提升的期许还是对乡土之外的“远方”的憧憬，都只是成长突围的可能性路径，凌云青以及小木匠的“出走”作为对具有稳态性质的乡土生存格局与精神格局的突破，还仅仅只是开始。《惊蛰》也因此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清醒而又稳健的话语立场。而如果以其作为参照来考察当下众多成长叙事的民间话语立场，尽管民间向度的掘进是本身具有多重性和吊诡性的现代性进行自我批判的一种表达模式，同时随着农耕时代的渐行渐远，现代性乡愁似乎愈发成为一种难以泯灭的时代性情绪，但由于乡土世界本身蕴含着与现代性价值诉求相悖的精神意向以及在整体上对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并且民间立场的叙事还天然地呈示出较强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因而极可能导致作家理性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弱化，以及审美视野上的阻隔和封闭。因此，当作家下沉自身话语立场、将民间世界作为成长主人公安妥灵魂的理想精神家园，甚至对其进行无端的美化与粉饰，实际上正昭示出一种回避现代社会的话语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惊蛰》应该对于作家重新审视自身价值系统、调适现代意识与民间立场之间的关系、调控“历史与价值”以及“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张力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当然，仍需要指出的是，《惊蛰》在情节模式、人物塑造以及文化思考等层面还存在一定的缺失。从凌云青的成长辙迹来看，由于镌刻着许多异于常人的艰辛和血泪，也不乏诸多苦难所赐予的“异禀”，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代传奇小说中的“英雄受难”叙述，而他与细妹子之间青涩的情感故事，也似乎延续了传统的“才子佳人”情爱组构模式。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尽管《惊蛰》殊无精神复仇情绪，但或许是由于对自我创伤性情感体验的剥离略有不足，作家对作为对立面的岳红花、刘翠芳、钱金宝家人等的讽刺性描写还有失于油滑之处，并带有一定的道德审判意味。在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上，对于川北特定的山川形制所形成的地方性乡土文化心理积淀，以及人性特质得以浇灌和形塑的历史文化基质与根脉，杜阳林还可以有做出进一步的开掘、透视和追问的空间。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项目（项目号：17JK003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⑧[俄]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巴赫金全集》（第3卷），钱中文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3 页。
②徐贵权：《价值世界的哲学追问与沉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243 页。
③张志忠：《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文艺争鸣》2009年第1期。
④王宏图：《青春物语——七十年代作家散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⑤张文杰：《历史的话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1 页。
⑥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⑦翟文铖：《“70 后”作家的成长叙事》，《文艺报》2012年9月14日。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