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居笔记》的艺术深度
内容提要：《山居笔记》继续《文化苦旅》对中国古代文化利弊得失的探究，不过更为系统和深入，也更具整体性。该书对文明与野蛮斗争的描述，考察其严酷性及文明的不可战胜性，而且揭示出这种搏斗的人性和反人性斗争的实质。本文深入阐述了该书把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加以融合的艺术特色，并且指出这种艺术成果对当前中国散文创作的引领价值。
关键词：余秋雨 《山居笔记》 艺术深度 文明和野蛮 感性与知性
山居笔记》①是余秋雨继《文化苦旅》之后又一部文化散文力作。在这本书中，他赓续着呼唤文化良知，构建健全人格的命题，对中国古代文化又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只想藉着《文化苦旅》已开始的对话方式，把内容引向更巨大、更让人气闷的历史难题”，“想在更复杂的层面上拉着你们聊天了”。的确，《山居笔记》比起《文化苦旅》来，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探索，视野更宽阔，形制更巨大，气势更恢宏，考察更系统，与现实的呼应更密切，在艺术上进入更为深邃的境界。
一
《文化苦旅》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对话，涉及的文化问题大多是片断性和局部性的，但到了《山居笔记》里，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的考察则抵达了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的层面。《十万进士》考察了科举制度。在这篇散文中，他对这个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续1300年之久的文官选拔制度，进行了全方位和全过程的剖视。应该说，此文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对这个制度的评述是鞭辟入里的。它辩证地指出了科举制度初现时某些构想的历史优点，更深入地揭示了因封建制度种种不可解脱的内在矛盾，终于导致了它蜕变成为戕害文化、阻止社会进步的一个病灶。在它看来，科举制度影响民族命运的最大恶果，就是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急遽退化”。作者敏锐地发现，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论：一是本来“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利的垄断，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然而“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部抵押在里边”，本来是“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他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万般皆下贱，唯有做官高。为了达到做官的目的，一切手段皆可采用，一切人情皆可不顾，人性日渐萎缩，道德日渐沦丧。考前苦读期间，“可以置那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损害了正常的人情伦理；考试时，有些考生则把考试所需的资料塞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里，“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抖索的肉体缠满墨迹，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烂纸污黑也就与可怜书生的绝望心情混作一团，一团由中国文字、中国文明、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而考中后呢，当进谒座主（考官）时，作为生员的叔父竟然可以尊称作为侄子的座主为叔父，伦常秩序已经荡然无存。
还有一个悖论，“科举制度的另一个优点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作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这本来应该有利于书生的文化人格的濡养，但历史事实却走向了反面：“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本位，因为他们自认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在考生们的眼里，文化只是一块敲门砖，用以打开上升的仕途，至于文化修养、文化品格等等早已丢到九霄云外。正如余秋雨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说的，“本应属于艺术范畴的文辞诗作，竟长期成为科举手段，结果，艺术人格不得不在利禄人格、官场人格的威慑下变得疲弱不堪，可怜巴巴地充当仆从 ”②。尤其是科举制度后来演变到以八股文取士，更是把士子的文化视野限定在一个狭窄陈腐的陷阱里，导致他们整体文化素质和道德品格的下滑，这对我们民族精神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至今仍未绝迹的“官本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科举制度弊端的隔代遗传，对这个千年毒瘤，还需要我们努力割除。
余秋雨从制度和体制的层面考察中国古代文化，除了撷取像科举制度这种颇为复杂的反面典型以外，还努力寻找堪可作为历史借鉴的正面典型。《千年庭院》推出了岳麓书院。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教育多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的自身品格却失落了。说是教育，却著力于实利，著意于空名，著眼于官场，这便是中国历代官学的通病”。而岳麓书院不同，他是由一群具有高尚品格的文化大师如朱熹、张栻、王阳明等参与的民办最高学府。与科举制度那种乌烟瘴气的阴霾气氛不同，这里是朗朗天空，清风明月。书院的教育体制是“把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这三者，融合成了一体。它教育的重点是着眼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他们所制定的学规、学则、堂则、规条等等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书院的教学方法采取教师传道授业与学生自学相结合，讲课与讨论以至辩论相结合，营造了一种生动活泼、富有创造性的学习风气，“这种响彻户外的书声，居然在岳麓山的清溪茂林间回荡了上千年”。岳麓书院由于教育得法，千年来为我们民族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光从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岳麓书院留给我们的千年启示就是：“把教育看成是恢复人性、改变素质的根本途径，认为离开了这一途径，几乎谈不上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和发展。”
我们可以看出，余秋雨考察和探索中国古代文化，莫不聚焦于这样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解放个性，丰富个性，净化个性，提升个性，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发展。
二
文明与野蛮的搏斗，是余秋雨考察中国古代文化时十分关注的一个历史课题。在《文化苦旅》中已屡有涉及，到了《山居笔记》，他更是着重考察了这个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把文明与野蛮的搏斗归结为人性和反人性的斗争，这样就把他的文化述评伸展到一个更为核心和本质的层次。
《苏东坡突围》围绕“乌台诗案”，描述了声名远扬的文化大师苏东坡遭遇一群小人的诬陷围攻被投入冤狱，最终被放逐到荒远的黄州的一段生活经历。文章不仅勾画了“文化群小”构陷文化大师的种种鬼蜮伎俩和无耻嘴脸，揭露了野蛮势力对高贵文明的摧残，也展现了苏东坡在灾难中的痛苦遭遇，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无从辩解，无由申告，亲朋远离，孤苦伶仃，正如他给李常的信中所说的：“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他写的一首《卜算子》也是此时生活的写照：“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然而这篇散文更着重描写的，却是苏东坡在灾难中对生活的反思和内心的自省：“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就像他在致李端叔书中所透露的，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他30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他的弱项所在。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他是在炫耀无知，到黄州后终于明白，因此此时的我才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这确实如本文所指出的，苏东坡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于是，我们这才看清了这篇散文的真正主旨：在这场“文化群小”围攻的闹剧中，苏东坡不仅是身体的突围，更重要的是精神的突围：他在灾难中，锻冶灵魂，从封建主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习俗礼仪、声名利禄等等精神枷锁中挣脱出来，达到修复正常人性的境地。而这正是催生他的千古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的内在动因。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散文是讴歌了人性对反人性斗争的一场胜利。
《流放者的土地》表现了另一形式的文明对野蛮的斗争。东北有个宁古塔，是清代被贬的官吏、学者、文士的流放地。在这个僻远荒寒的天地里，流放者给披甲人为奴，被剥夺了作为人存在的一切权利，他们孤苦无告，一无所有。然而在弥漫于周遭的无边黑暗中，却出现了历史的奇迹。一是流放者竟然在这里获得了人性的复苏。这突出地表现在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的形成。在这里，“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同是天涯万里身，相依萍梗即为邻。”这些感人的诗句都显示出：“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除，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这是一种挣脱了反人性的封建规范而出现的一种符合人性的人际关系，因而作者赞叹“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二是在这块文化贫瘠的土地上，流放者竟然实现了文化意义上的回归。他们教书，向当地人传播文化知识；他们教耕作和商贾，向当地人传授农耕技术，培养市场意识；他们进行文化考察，创造了许多具有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的学术价值的文化成果。这是人性对反人性的又一次战胜，因此作者在文中指出：“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搏战以一种特殊形态展开，是《遥远的绝响》所表现的内容。它着重描写了在魏晋这个无序的黑暗的乱世脱颖而出的魏晋风度。在这个充满权谋机变、明争暗斗的混浊乱世里，文人学士都置身于封建统治者刀锋的边缘，“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重新思考哲学、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此文从此类魏晋名士中推出了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阮籍。这是一个性格怪异、特立独行之人。在那个黑暗时代，我们听到他驾车寻路、路尽而返的嚎啕哭声，我们也听到他在楚汉相争的广武山头那“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仰头浩叹。他鄙视官场，而给予官场一种游戏般的调侃。朝廷请他做官，他只提出要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原因是步兵校尉营的厨师善于酿酒，而且听说还有三百斛酒在仓库里，而他到任后，除了喝酒，竟一件事也没有管过。阮籍还有一个怪异行为，就是轻慢礼法。你说男女授受不亲，他偏要在嫂嫂回娘家时，“大大方方地与她告别，说了好些话，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对话的礼教”。有一个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的兵家女孩死了，他认也不认识 ，却赶去吊唁，在灵堂大哭一场，他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具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此文推出的另一位魏晋名士是嵇康。我们知道，阮籍喜欢白眼向人，而嵇康却获得他的青睐。这也是位行为怪异之人。他的人生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一切陈规旧习在他那里都不起作用，他心中自有另一种人生境界。他鄙视官场和仕途，友人山涛推荐他出仕，他却与之断然绝交；大官钟会特来拜访，他却不理不睬，使之败兴而归。作为一个稀世的大学者、大艺术家，他竟然在洛阳城外开了个铁匠铺，天天在大树下打铁，“他给别人打铁不收钱，如果有人以酒肴为酬劳他就会非常高兴，在铁匠铺里拉着别人开怀痛饮”。百无禁忌的嵇康却十分忠于友谊和道义，最后竟然因此而遭到司马昭的杀害。这篇散文通过阮籍和嵇康这种异于世俗的生活形态和惊世骇俗的行为方式，表现了他们在那个不正常的乱世中对正常人性的坚守。其实阮籍和嵇康这些魏晋名士，其生活风范的终极目标，不过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要以生命的名义索回一点自主和自由”。
我们可以看到，《山居笔记》在表现文明与野蛮的交战中，常以一种悖论作为构思的轴心。野蛮势力是强大的，或压制，或围攻，文明处于被野蛮的摧残之中，然而在这种不利的态势下，文明依然在挣扎，在坚守，在复苏，在无边黑暗中放射出一线光明，这显示出坚持文明的艰难，也更显示出坚持文明的可贵。而且这些散文又深一步指出，文化的良知和健全的人格，乃是源于美好的人性而又是人性美的呈现，这就使这些文明与野蛮的阵仗透过一时一地的具体事件而具有超时空的普泛意义。
三
知性与感性的结合，是《山居笔记》在文体构建上最大的亮色。这本散文集，把丰富的生活经验、渊博的历史知识与高深的文化素养、锐利的理论眼光融为一体，构成一个绚烂多姿而又意味深长的艺术结晶。追求知性与感性的结合，是中外散文的一个优秀传统。我国古代许多优秀的散文，如诸葛亮的《出师表》，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东坡的《赤壁赋》等等，法国蒙田和英国培根的许多随笔，都在这方面显示了创造性的努力。那么，余秋雨在《山居笔记》的创作中，是如何努力达到知性与感性结合的呢？
《山居笔记》里的散文在整体构思上有一个总的特色，那就是现实和历史相交融。它们探索古代的文化，都是为了推进现代文化的发展。它们总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去确定历史资料的取舍和重点的选择，以达到现实与历史相呼应的目的 ，这样就使散文创作笼罩着一层理性的光辉。譬如《千年庭院》一文，并没有孤立地去表现岳麓书院那清溪茂林间的朗朗书声，而是与“文革”中的教育乱象构成鲜明的对照，这样既颂扬了那传承千年的文化传统，又彻底否定了颠覆优秀文化传统的倒行逆施，而且又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反差中，引出一种深重的忧患意识：“谁能说，历代教育家一辈子又一辈子流下的心血和汗水，一定能滋养出文明的花朵，而这些花朵又永不凋谢？……我一直疑惑，在人的整体素质特别在文化人格上，我们究竟比朱熹、张栻们所在的那个时候长进了多少？”这种由历史与现实的对照而生发出来的忧患意识，比盲目的乐观更能激起我们对文化发展命运的理性思考。
在现实和历史的往还中，作者注意锁定个人的视角，即用我的眼睛去观察，用我的头脑去思考，用我的笔墨去表达，因而《山居笔记》的文本，能在理性的光照下浸润着个性的色彩。作者行文采取了个人与历史对话的方式，不是纯客观地复述历史，而具有评述历史的特质。这种对历史的评述，常常具有对生活的独特发现，表现了作者深入历史底蕴的智慧。从微观来说，作者常能从一个个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中，敏锐地发现其内在含义，从而引发出富有历史纵深感的思考 。从平遥西大街“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坎上都有两道很深的车辙印痕”里，作者立即“想见当年这条街道上是如何车水马龙的热闹。这些车马来自全国各地，驮载着金钱驼载着风险驮载着骄傲，驮载着九州的风俗和方言，驮载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血脉的大流畅”。（《抱愧山西》）从河姆渡的陶器上煮食人肉的图案，作者又敏锐地发现 “远年的荣耀负载出远年的恶浊，精美的陶器储存着怵目的残忍”，因而想到“使故乡名声大震的悠久文化中包含着大量无法掩饰的蒙昧和野蛮”。（《乡关何处》）从宏观来说，作者也能根据历史事实，从中提炼出某种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譬如《一个王朝的背影》作者就根据清朝康熙皇帝的种种作为，对流传久远的“民族正统论”提出了质疑，“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又如《天涯故事》，作者从海南岛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提炼出一种“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的观念，认为“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的最终魅力，在于寻常形态的人情物理，在于自然形态的人道民生”，因而提倡一种关注人情物理，不忘人道民生的思维方式，以便使这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元性和恒久性”得以返璞归真。显而易见，《山居笔记》的这种对历史和生活的新颖独特的见解，是极富个性又极富于理性的，这些异于常人的思考和发现，有利于启示读者也以不从凡俗的思考方式对生活奥秘作出新的领悟和发现。
《山居笔记》在文本的具体展开中，则是把理性思考与感性体验结合起来进行富有艺术性的描写。余秋雨认为“文学的亮点在于沉淀着文化感受的灵气闪耀”，③他说自己从事散文写作“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④所谓文化感受，包含着感情的激发和悟性的闪耀。《山居笔记》从文化感悟出发走向对生活意象的表现。这些散文对意象式的生活描写，采取了多种方法。一种是托出富有历史现场感的生活画面。例如《遥远的绝响》中有当时朝廷宠信的贵公子钟会来拜访嵇康的一个生活场面：“钟会把拜访的排场搞得这么大，可能是出于对嵇康的尊敬，也可能是为了向嵇康显示一点什么，但嵇康一看却非常抵拒，这种突如其来的喧闹，严重地侵犯了他努力营造的安适境界，他扫了一眼钟会，连招呼也不打，便与向秀一起埋头打铁了，他抡锤，向秀拉风箱，旁若无人。”作者对此不着一评，但对嵇康那傲视王侯品格的赞美之情便蕴含其中。另一种是由生活小故事抽引出理性的认知。例如《历史的暗角》中，先写了楚国大夫费无忌偷梁换柱献媚楚平王的小故事，然后由此概括出小人的种种行为特征引导读者的认识由感性自然而然地上升到理性境地。还有一种是用夹叙夹议的方法，从生活细节中点化出其隐含的深远意蕴，例如在《流放者的土地》里，先叙述了吴兆骞经过顾贞观等友人历经数年的努力终于从宁古塔回归江南，在欢迎宴会上有友人写诗道：“二十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随后作者感慨地说了一句：“ 但这一万里归来的‘匹马’真把人间友谊的力量负载足了。”又如在《苏东坡突围》中，先叙述了当苏东坡被投入狱中，“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水都准备了”，然后作者又品评了一句：“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除了这些亮点纷呈的生活意象描写之外，《山居笔记》 值得称道的还有那灿如珍珠的意象式语言。这种意象式语言在书中也是异彩纷呈的，或是以反问式的排比句来渲染岳麓书院的庄严气氛：“这儿没有任何装点，为什么会给我一种莫名的庄严？这些房子和庭院可以用作各种用途，但他的本原用途是什么呢？再大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层层，每一个层次又排列得那么雅致和安详，也许这儿曾经允许停驻一颗颗独立的灵魂？这儿应该聚集过很多人，但绝对不可能是官衙或兵营。这儿肯定出现过一种宁静的聚会，一种无法言说的斯文，一种不火爆，不壮烈的神圣。”或是以否定式的排比句，来发泄对小人的憎恨 ：“既然历史上那么多高贵的灵魂一直被这团阴影罩住而欲哭无泪，既然我们民族无数百姓被这堆污秽毒害而造成整体素质的严重下降，既然中国在人文领域曾经有过的大量精雅构建都已被这个泥淖搞脏或沉埋，既然我们好不容易唤起的慷慨情怀一次次被这股阴风吹散，既然我们不仅从史册上，而且还能在大街和身边经常看到这类人的面影，既然过去和今天的许多是非曲直还一直被这个角落的嘈杂所扰乱，既然我们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一想起社会机体的这个部位就情绪沮丧，既然文明的力量在与这种势力的较量中常常成不了胜利者，既然直到下世纪我们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还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暗礁，既然人们都遇得到了这个梦魇，却缺少人来呼喊，既然呼喊几下说不定把梦魇暂时驱除一下，既然暂时的驱除有助于增强人们与这团阴影抗衡的信心，那么，为什么要回避呢？”或是以一连串的博喻来讴歌苏东坡精神上突围的胜利：“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或是把形象化与抽象化的语词组合起来，抒发对历史的深长感慨：“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如果说这类语言是惊雷火爆式的，那么还有一类却如表面平静的湖水。譬如在《遥远的绝响》中，以这样的文字写了嵇康被杀害的场景：“刑场上一片寂静，神秘的琴声铺天盖地。弹毕，从容赴死。这是公元二六二年夏天，嵇康三十九岁。”紧接着，文末又写了这样几句：“写作此文，与嵇康弹完《广陵散》而赴死的日子同样是炎热的八月，其间相隔一千七百三十二年。”这样的语言是白热化的冷，看来平淡的文字中却激荡着、汹涌着对千古悲剧多么强烈的慨叹和激愤。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山居笔记》对语言的抒情性，也赋予了多种多样的形态。
不难看出，不论是意象式的生活描写，还是意象式的语言运用，其中既有感情的燃烧，也有智性的闪耀，既有生活的实感，又有想象的飞跃，它们组合成一个富有诗性的多重结构，可以帮助我们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领悟历史和生活的真谛。这种将审美和审智统一起来的散文，带给读者的不是一时的情感愉悦，而是长远的心灵濡养和思想启迪。总的看来，《山居笔记》的多数篇章，在艺术上都达到了这种要求，不过也有个别作品，比如《脆弱的都城》和《历史的暗角》，则显得学术性稍浓而文学性稍弱，这大概是出于知性和感性的比例不够恰当的缘故。
余光中在评价《山居笔记》时，特别称赞了知性与感性的结合，这是抓住了当前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时下有许多散文，爬行于生活的表面，陷于生活的肤浅描绘和琐碎记录，而缺乏深入生活底蕴的开掘和深刻思想的发现。为了改变散文创作的这种平庸状态，近年来不少优秀的散文家如梁衡、王充闾、夏坚勇等等都做出了许多努力 ，而他们努力的焦点就是力求知性和感性的结合。《山居笔记》通过知性与感性的结合，追求一种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大格局和大境界，创造一种融学养知识与艺术形象为一体的、既富有审美情趣又富有哲思启迪的、能够长久感化人心的深邃的散文艺术，正是纠正散文平庸的创作潮流的一种呈现。可以说，《山居笔记》的艺术追求和创作成就，对于我国散文的高质量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
注释：
①余秋雨：《山居笔记》，台湾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文中所有引文，均引自该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②③④余秋雨：《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273、2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