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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王松长篇新作《暖夏》是一部表现当下乡村变革的乡土小说。王松对小说语言实施一种转换的尝试，采用相声艺术的话语方式表现“重大题材”，使小说形成了极具个性化和感染力的叙事效果。蕴含时代信息的一些关键词汇不仅是“新故事”发生和“新人物”产生的缘起，而且赋予小说更强烈的现实感。王松关于小说语言观念的调整，呈现出乡土文学变化的某种特征和趋势。从具体的乡土小说文本切入，观察语言观念和话语方式的变化，是深化乡土文学研究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王松 《暖夏》 语言观念 乡土文学

在谈到自己的长篇新作《暖夏》时，王松继题材、故事的话题之后讲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但我还是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语言来讲述。”①王松并没有具体说明何谓“合适的语言”，只是提及受到“相声”语言的启示，找到了适合这部小说叙述的“腔调”。可以看出，王松在为小说“重大题材”的表达寻找最佳的叙述方式，他最终确定了把语言调整作为尝试的入口。当然，这里的语言不只是工具，而是具有了本体的意义指向，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只要这些看家人通过他们的说使存在之可发乎外的情况形诸语言并保持在语言中，他们的看家本事就是完成存在之可发乎外的情况。”②因此，从语言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该小说可能具有的独特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下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暖夏》所展示的语言观念的某种变化可以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一、语言的转换与“重大题材”的表现

《暖夏》写的是“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是目前社会生活的大事件，推动了中国乡村的又一次巨变，因而小说题材属于典型的“重大题材”。如何表现这类题材，避免叙事的“模式化”和“僵硬化”，有效实现“重大题材”的艺术化，显然是作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小说创作成败的关键。不难看出，王松对《暖夏》的写作是非常严肃的和谨慎的，所以要寻找“合适的语言”。从创作实践来看，王松的首要策略是对小说语言实施一种转换，从而实现对“重大题材”的艺术表现。

这里首先有一个问题，对小说语言实施转换不可能是简单的“技术”层面的操作，这种转换必然来自于小说语言观念的内在变化。众所周知，没有哪一个作家不注重语言，作家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追求语言的艺术化，因此，“语言的艺术化”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中的一个基本常识。通常而言，这种“语言的艺术化”更多地在修辞意义上呈现出来，往往形成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语言风格。在《暖夏》的创作中，王松当然也会重视这种“语言的艺术”。而王松的不同在于，他有更为广阔的语言思考视界，把“语言的艺术”翻转为“艺术的语言”。这里的“艺术的语言”，在王松的这次写作中有着具体的指向，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具体来说，王松并没有在“语言的艺术”上纠缠，即没有在语言修辞层面上“太用力”，而是进入到另外一种艺术的语言系统中去尝试——“相声”艺术的语言世界，从而形成极富个性化的语言魅力。相声是一种民间的说唱曲艺，它与小说的语言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如果以相声的语言方式去写小说，必须要实现“书面语”到“口语”的跨越，而这正是王松这次写作所追求的艺术品格，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认为，我的小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评论家汪政也赞同我的观点。”③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说，这种转换是观念意义上的，是一种语言“跨界”式的尝试和探索。当然，这和王松与相声艺术的深刻理解和认知密切相关。

确立了语言“跨界”尝试的策略之后，王松调整了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的方式，小说语言整体上向相声的语言艺术特征转换。最为深刻的阅读感受是小说欢快、顺畅和温暖的叙事格调，正如有评论家指出：“《暖夏》是一部暖色调的作品，这份暖，不仅体现在众人在脱贫之路开拓向前带给我们的振奋，体现在东、西金旺两村隔膜消除、走向融合带给我们的兴奋，还体现在年轻人获得成长、收获爱情和事业带给我们的欣喜，更体现在触手可及的美好未来所带给我们的愉悦与畅想中。”④而这种叙事效果恰恰是通过语言的“相声化”来完成的。即使对人物矛盾的叙写也是通过“抖包袱”的方式实现的，而不是在惯常的叙述语言中展开的。小说开篇有一个简短的叙述，交代东西金旺村的由来及关系。两个村落的形成是父子俩的矛盾引发的，起因是梅姑河里漂来的一个女人。结果儿子（养子）与做“骟匠”的父亲翻了脸，带着女人到了河的东边，东金旺村便逐渐形成。之后老骟匠原来的“卵子”病不治而愈，能生儿育女了，也就有了西金旺。这个篇前的“说明”犹如说笑的“小段子”，让人忍俊不禁，奠定了小说“喜剧”的叙事氛围，而且也开启了两个村落关系纠结的历史和现实。小说叙述是以一场“斗嘴”开始的——东金旺的村主任张少山与西金旺的村主任金永年的“吵架”。严格地说，两位主任在全镇村主任联席会上的交锋不是“吵架”而是“斗嘴”。他们的对话不是你来我往的争吵，而是以鲜活、诙谐的语言嘲讽对方，说话的内涵全在“话外”，“另有所指”才是语言的真正力量。比如，东金旺是一个“穷村”，可村民都爱吹拉弹唱，金永年瞧不上这一点，“瞧不起对岸这种穷乐和的红火。老辈留下一句话，锣鼓家伙烧不热炕，说书唱戏搪不了帐”。于是金永年说张少山他们都会“掀帘子”，暗含“狗掀门帘——全凭嘴”之意，讥讽东金旺的人都是“嘴把式”。金永年也用类似的语言回应，如此推动叙事的延展，形成了相声中“抖包袱”的艺术效果。这种语言方式贯穿于整个小说的叙事，包括人物的出场、情节的延宕、历史的钩沉等等，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动力，举重若轻地实现了对重大题材的艺术表达。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松的这种语言策略并不旨在追求轻松氛围而添加的“插科打诨”，也不是突显方言色彩，而是作一种为表现重大题材而选择的艺术手段。这一点，也是《暖夏》与其他同题材小说区隔开来的重要特质。王松并没有借助这种语言策略在重大题材叙述的空间中建构另一个不同的民间文化形态，显然，在这种语言的表述中重大题材的指向与民间的诉求是重叠的，并不是冲突的。《暖夏》不同于以往书写重大题材的乡土小说，这类小说往往把方言俚语、风土人情等作为地域文化的背景，或密集地编织乡村的生活场景，或恬淡地描绘乡村风情，并将它们镶嵌在重大题材的叙事空间中，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大量的民间传说、乡村风俗、自然风光都恰到好处地穿插在故事情节当中，看似闲笔，却在丰厚的民间文化基础上开阔了小说的意境”⑤。《暖夏》所借鉴的相声语言艺术当然也包含天津的方言俚语，但小说中人物运用方言俚语进行“斗嘴”的场景描写不是叙写地域风情的“闲笔”，而是直接推动故事延展的环节，是表现题材必不可少的元素。比如，上述张少山与金永年的“斗嘴”，是为了接下来确定东金旺村脱贫的目标；马镇长巧妙地利用了这次“斗嘴”，设定了张少山带领东金旺村赶超西金旺村的时间表，东金旺村“脱贫攻坚”的故事由此展开。小说整个叙事的许多环节也是在幽默的对话、言辞的交锋中推进和展现的，比如，二泉的创业与爱情、张二迷糊与“梅姑彩画”、金桐的“顺心养猪场”、西金旺村的“文化节”、金尾巴的游荡经历、胡天雷的文艺下乡、金毛儿种槿麻、东西金旺村的恩恩怨怨等等，而这些都是围绕着“脱贫”的话题延展的。这样一来，王松就在相声语言的运用中直面表现了“脱贫攻坚”的重大题材，并实现了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有效融合。

当然，长篇小说的容量丰富、复杂，并不能完全依赖相声语言的片段叙事来完成。王松往往利用人物的“话外之音”，交代一个词语、掌故的渊源，在溯本求源的叙述中描写了许多人物曾经的生存困境，那种物质贫穷和文化贫穷所形成的艰难与窘境。在处理这种叙事时，王松依然运用相声语言的简洁与诙谐，把脱贫题材表现得丰富和深入。所有这些，都与王松在《暖夏》创作中语言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

二、词汇选择中的新故事和新人物

《暖夏》中故事、人物的安排和设置，与王松对一些“关键词汇”的选择存在重要的关联性，这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样：“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寻。而且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种探寻实际上是对一些特别的词、一些主题词进行审视。所以我坚信：小说首先是建立在几个根本性的词语上的。”⑥在阅读中，我们会发现《暖夏》突显了一组关键的词语：贫穷与脱贫，历史与变迁，个体与群体，打工与返乡等等。在社会迅猛发展的语境中，这些词语充满时代气息，呈现出作家对时代精神的思考，并形成了脱贫叙事的想象起点。在脱贫的主题表达中，王松赋予这些词语更多的时代内涵，力图在现实想象中寻找新的一种开始，讲述充满时代精神元素的“新故事”。可以说，王松讲述“新故事”是从对语言的想象开始的。

王松讲了一个关于脱贫的“新故事”。之所以说是“新故事”，因为它呈现出时代背景中“新创业”的叙事特征。《暖夏》的叙事围绕东西金旺村的变化来写。小说设置隔河相望的东西两村，不仅是为了在叙事上相互参照、延展故事，而且也是拓展主题内涵上的一种方式，即脱贫不仅是脱东金旺村的“物质之贫”，也是脱西金旺村的“文化之贫”。两种脱贫同样重要，也具有同样的难度。只有两个村子都完成脱贫，才会迎来“暖夏”的季节。显然，这种叙述是一种“新创业史”的表达。以往关于创业和改革的小说多聚焦物质生活上的困窘，从这一维度表现人物的挣扎和探寻出路的努力。《暖夏》则从物质、文化两个维度进行反思，在时代变迁中重新审视贫穷的含义。东金旺村的“物质之贫”当然会带来生活上的困境，比如，村民过年只能吃白菜馅的饺子，这成为西金旺村讥讽的笑料。不仅如此，小说还表达了更多的思考与担忧：如果不尽快改变现状，东金旺村的“文化优势”也将不复存在，比如吹拉弹唱的“响器班”面临解散，张二迷糊的传统彩绘也有埋没和失传的可能。另一方面，富裕起来的西金旺村由于“文化之贫”，缺乏文化活动的组织能力，闹出了许多笑话，比如大张旗鼓举办“肥猪节”的闹剧等等。

小说在叙述脱贫的过程中，还嵌入了“历史”“变迁”等关键词，大大拓展了叙事时空。比如历史上的东金旺村是梅姑河上的小码头，“所以当年，东金旺这边的日子也就比对岸西金旺活泛一些，船上的人也经常带来外面的消息。村里常有人跟船出去，跑生意，或做工，这边的人也就更有见识”。可时过境迁，码头不复存在，又时常伴有水患，“村里人的日子也就越过越过不起来”。更为严重的是，村里人竟然长期安于现状，“穷日子一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似乎日子本来就应该这样，穷也就不觉着穷了”。对于这种保守观念，小说隐含着深刻的批判意识，并通过故事的展开努力寻找变革的路径，而这又契合了“重大题材”的表达，从而使整个小说的叙事呈现出充分的自洽性。在这样的叙事线索中，小说又涉及了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反思，突破了个人“发家史”的惯常叙事，书写了新时代的群体变革史，这也是《暖夏》中“新故事”的一个重要元素。当然，脱贫和变革并不是顺利的，小说通过一些细节表现了这个复杂的过程，譬如，小说叙事在张二迷糊的“梅姑彩画”的设计方案上反复延宕，就突显了转型的艰难性。

“返乡”是《暖夏》塑造人物形象的关键词。不难看出，王松对“返乡”这个富有意蕴的词语进行了文化反思，并用它来观照时代语境中的个体命运，塑造“典型人物”。二泉就是这类“典型人物”，是《暖夏》塑造的“新人物”。农民进城打工，成为都市的底层务工者，这种形象经常出现在小说中，是人们熟悉的“底层人物”。小说往往叙写底层人物的生活艰辛，身份认同的困惑以及无根的漂泊感，这些形成了底层形象的典型特征。《暖夏》则不同，以“返乡”为起点讲述主人公的故事，使其经历打工者、返乡者、创业者的身份转变。当然，这种转变具有必要的生活逻辑，具有时代变迁背景中的自洽性，这在小说开始张少山对二泉的劝慰中得以说明：“过去常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可现在时代变了，这话就不一定这么说了，踏踏实实在家干，也许更能施展拳脚，干嘛非得出去呢。”小说进一步交代了村镇的具体变化，描写了时代变化中的“典型环境”。除二泉外，金桐是另一个重要的典型人物。尽管小说对其着墨不多，但这个人物形象仍然成功地立了起来，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金桐“出场”的次数不多，她在小说后半部分的叙事中却发挥着重要的导引作用，是有一个略带神秘色彩的女性形象。与在“返乡”的语境中塑造二泉形象的方式不同，王松是在“留守”的话语中展开对金桐形象的建构，并完成了对乡土世界变迁的重新审视。可以看出，二泉身体、精神上的伤痕，都是在金桐的精心帮助下修复的。随着二泉事业、爱情的收获，小说完成了“留守故土”之于“出走他乡”的一种拯救，王松也成功实施了对新乡土世界的一种新的想象。可以说，这种建构和想象赋予金桐的人物形象新的象征意义，使其具有了成为乡土文学转型中一种标志性形象的可能性。

《暖夏》中还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有激情、有谋略的基层干部马镇长、村主任张少山，倔强、狡黠的传统艺人张二迷糊，精明、沉稳的茂根，有能力、爱惹事的金尾巴，有情有义、乐施好善的胡天雷、张三宝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王松关于这些人物的塑造方式也是独具匠心的。人物是穿插入场的，根据故事需要随时可以进来，但小说不是人物一出场就把其交代清楚，许多时候甚至不进行任何描述和说明，而是在故事后续的推展中慢慢抖落出来。这种形象塑造方式具有显著的舞台效果，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中强化了人物的艺术感染力。

可以看出，富有时代信息的关键词在《暖夏》创作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它们不仅是“新故事”发生和“新人物”塑造的缘起，而且赋予小说更强烈的现实感。选择这些关键词，是王松语言自觉的表现，也是其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暖夏》的时代内涵，尤其是上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尤为突显了该部作品的现实主义品格。关于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只有中国1990年代以后真正尝到了资本市场经济的酸甜苦辣时，真正进入了商品社会和消费市场以后，我们才能深切地体会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何等的重要，将其作为我们当下现实主义创作和批评的指南，似乎并不过时……创造出当今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性格’的人物谱系，是每一个现实主义创作者应该遵循的小说创作的真理。”⑦在这个意义上说，《暖夏》为当下现实主义创作带来了新的元素和思考。

三、语言观念的变化：乡土文学时代转型的可能性

接下来问题是，王松在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语言转换、词语选择的诸多特征意味着什么？如前所述，这些特征是王松语言观念变化的表征。20世纪西方哲学向语言学转向之后，关注的基本问题就是语言问题，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更是强调认识存在的意义必须从语言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一个作家对语言的选择——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会呈现其对于世界的认知特征。因此，王松在创作中的语言观念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认知；进一步说，《暖夏》中的语言特征都可以指向王松关于现实生活及其表达方式的反思和思考。那么问题是，这种反思和思考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使我们在具体分析《暖夏》的基础上，从某种视角观照当下乡土文学创作的变化特征。

首先，王松在《暖夏》创作中呈现出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是潜在的，隐藏在小说的话语方式中。“现实生活”是一个常识性概念，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却具有复杂的阐释内涵。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家对现实生活保持一种警惕和排斥的态度，1990年代的新时代小说家虽然改变了这种立场，但是他们“对于纯粹私人化、边缘化的心理、生理经验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⑧。而这个时期的乡土小说家往往在历史和家族的叙事中表达对现实的认知，“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乡村文化附着于家族的基本结构逐渐显现出来”⑨。新世纪以来，乡土作家逐渐呈现出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反思与兴趣。批评界也注意到这一点，正如有评论家指出：“其实说到底，中国真正的乡土文学是从五四开始的，因此，它的总体氛围与话语模式是现代性的，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大的历史语境中的。于是，它的大的主题和总的关注点就是农村如何进步。不管因为时代与社会的原因，这一大的主题是如何分解、变异与具体化的；不管对农村进步与现代化如何理解，对阻碍进步的原因有怎样的判断；不管这进步的方向又在何方，具体内涵又是什么，中国的乡土文学传统传达出的精神就是对农村现代化的思考与探索。”⑩从这个维度上来看，王松是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和思考，以表达重大题材的话语方式呈现对现实生活内涵的重新反思。

显然，王松对现实生活的反思是深入的，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特征。《暖夏》中对“脱贫攻坚”的表现也不是惯常意义上的“宏大叙事”，而是在轻松、幽默的语言中把“脱贫攻坚”融入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中。脱贫的实施过程是通过个体语言来叙述的，而个体语言首先表达的是个体的生存境况，而个体生存境况与个体的脱贫诉求又是因果相连的。比如，二泉的贫困辍学、出走打工、返乡创业、收获爱情等等完全是个人事件，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在讲述这些个体行为，然而个体行为又与东金旺村的脱贫事件自然编织在一起。这样，王松就有效处理了个体与社会、日常生活与重大题材的关系，并使小说的主题表达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样一来，《暖夏》就形成了与以往“重大题材”小说的互文效果，呈现出显著的探索性特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出乡土文学时代转型的某种症候。

在《暖夏》的创作中，王松也表现出对“现实主义”的反思。这一点，也是《暖夏》的语言特征所隐含的一个重要信息。与“现实生活”一样，“现实主义”也是一个寻常而又复杂的概念。为了更集中地讨论，我们这里对这两个概念都不作具体的论述，只是在这样的视角中对《暖夏》中所呈现的创作特征进行探讨。现实主义无论作为一种创作态度，还是作为历史上的创作思潮，都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注重作家深入生活的体验方式。看得出来，王松对“无边的现实主义”保持了警惕的态度，以一种“回归”的姿态对当代现实主义创作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验中寻找语言。2015年王松到天津宁河区挂职，“这次挂职经历对我来说并没这样简单。它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也已经为后来的这部《暖夏》埋下了种子”11。王松也曾在赣南地区深入生活，2019年又重回赣南体验生活，“也就是这次重回赣南，对《暖夏》起了关键作用”12。对故事的叙写方式，王松也注重在体验中寻找感觉，寻找更为有效的故事形态，“我写小说，让自己兴奋的一个前提，是这个故事必须能‘飞’起来。这样的‘飞’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情节轻盈；能真正飞扬起来的故事可以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是透明的，也可以让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一种和情节一起飞的感觉”13。王松一直在寻找能让故事“飞”的方式，而广场上市民扭秧歌给他带来了灵感：“扭秧歌一般是庆祝什么事的，可以增加喜庆和欢乐的气氛，至少我一直这样认为……他们是玩儿，自娱自乐，且每个人还为自己规定了角色……关键是，旁边的吹打伴奏非常好听。这伙吹打弹拉的显然都是民间乐手，不能说很专业，但也正是这不专业，反而有了一种独特的味道。在大剧院是不可能听到的。也就从这以后，我每晚就不再着急写东西了，吃过晚饭，先下楼来到这个小广场，看他们扭秧歌。”14正是“看扭秧歌”的日常生活体验，给了王松使故事“飞”起来的方式。那么问题是，王松在这种观看的体验中寻找什么？显然不是题材——他已经有了人物和故事的雏形。实际上，王松在“寻找语言”，寻找一种他认为最适合《暖夏》的语言。王松的这种语言感知方式是耐人寻味的，他的兴趣不在于对语言修辞意义的调整，比如语言的欧化、诗化以及对于方言、文言的借鉴等等，而在于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进行思索，突出语言是世界存在的意识。从《暖夏》富有“人间烟火”气息的语言特征来看，王松不是在吹打弹拉的场景中积累方言、俚语，而是从整体上寻找小说的一种话语方式，并以这种体验的姿态来反思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

显然，这里的讨论是带有一些“印象主义”特征的。我们力图从整体上感受王松在《暖夏》中传递的语言观念变化，并捕捉这种变化之于当下乡土文学发展甚至转型的某种意义。总之，无论是对重大题材的表达，还是对“新故事”“新人物”的叙写，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现实主义创作的诸多反思，王松在《暖夏》中都首先以语言的特征表现出来，并以语言观念的某种变化呈现出对乡土小说创作的探索性努力。文学是时代话语的记录，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必须具有汲取时代语言信息的自觉和能力，而不能仅仅依赖传统的话语方式进行某种乌托邦的世界想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土世界的巨大变化赋予乡土文学创作诸多的可能性，从语言出发，从语言观念的变化开始，或许是推进乡土文学转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这应该是王松及其《暖夏》带给我们的一种思考和启示。

注释：

①③何晶：《王松：在大的历史事件中的缝隙里寻找人的本性的东西》，《文学报》2021年4月15日。

②[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熊伟译，《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8—359页。

④陈涛：《一幅众声欢唱的乡村画卷——读〈暖夏〉》，《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第2期。

⑤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⑥[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⑦丁帆：《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随想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⑧吴义勤：《自由与局限：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家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⑨丁帆：《中国新文学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

⑩汪政：《不一样的乡土 不一样的文学》，《文艺报》2021年4月23日。

11121314王松：《关于〈暖夏〉》，《暖夏》（后记），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367—368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