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文城》展现的不仅是余华重新写作中国历史的努力，其内在脉络是对198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继承和超越。小说突出之处不仅在于以个人故事处理时代阵痛、重新发掘被宏大历史湮灭的普通人，更在于将个体的人生遗憾、错过和与往事告别的无力感写得淋漓尽致。风雪中归来的余华“先锋依旧”，“夜晚”“临终”等“黑暗时刻”被转变为温情意象，《文城》亦可视为一部关于历史的“谎言”。

关键词：余华 《文城》 记忆 历史 风景 黑夜

《文城》的出版受到广泛关注，余华本人关于《文城》的线下活动在哔哩哔哩网站达到29.9万播放量①。作品首印50万册、第二天加印10万册，②拟筹拍电视剧 ③等无疑再一次验证了余华的影响。正如杨庆祥阐释的“余华式的作品配方”④，小说延续了余华的苦难、死亡、暴力、温情叙事以及吊诡的卡夫卡式“呼吸”，与其之前的作品呈“互文性”。例如，土匪割耳朵（《在细雨中呼喊》孙光平割下父亲孙广才的耳朵）⑤；遗憾的爱情姻缘（《古典爱情》中柳生和小姐有情人未成眷属）⑥；小美转胎被林祥福发现而不得（《古典爱情》中小姐“生还”被柳生发现而不得）⑦；无法掌控自己命运和人生轨迹的无力感（《命中注定》《难逃劫数》）⑧；重写随笔中的《圣经》故事 ⑨；甚至就连小美佩戴的蓝印花布的头巾都和《在细雨中呼喊》中的蓝方格头巾样式相似。《文城》似乎是又一个《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故事：一个少年出门寻找自己的恋人，却被欺骗得遍体鳞伤；也再一次重复了《活着》的基调，福贵和牛“相依为命”的故事演变成林祥福和毛驴的故事。⑩最典型的是《文城 补》九、十二契合了《在细雨中呼喊》中《遥远》一章，小美的原型实则是“我祖母”，两者具有相似的经历：因琐事被婆婆赶出家门；“婆媳各走南北，让儿子选择”11。

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丁帆、杨庆祥、王春林等学者的论文，洪治纲等学者的讨论稿。摆脱了先锋时期缠绕和“零度叙事”的《文城》具有很强的“传奇性”12和温情色彩；但倘若将《文城》仅仅视为一部具有纯文学光晕的作品，或又一部成功的新历史主义文本：将大历史、民族国家时间藏匿，着重关注小人物的人生命运、情感纠葛，将宏大历史和“史诗”时刻个人化，毫无疑问会埋没余华的才华和其文本深刻的人类学意义。

《文城》的独特不仅在于余华本人的自我突破，更在于将晚清中国对未来道路的迷茫、从传统到现代、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的历史时段，以去启蒙、去革命的“茨威格式”表述融入到传统乡绅和女性充满温情的“才子佳人小说”和“武侠小说”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余华重写晚清中国历史危机时刻的努力，也能够探析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本文将《文城》放置在晚清民初的历史场域和当代文学的谱系中，以此打开文本的多重面向，进而表征文学和历史之间的驳杂关系。拟探讨的问题如下：其一，《文城》是如何重写晚清中国历史的危机时刻，或宣传语“一个汹涌的年代”13的？小说是如何以一位乡绅的寻找史展现中国从乡土社会到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其二，《文城》是怎样超越余华之前的小说并表征人类的共同经验的？其三，《文城》是如何继承并超越1980年代文学脉络，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是什么？

一、重写晚清中国历史危机的时刻

《文城》处理了两个截然不同时代之间的接缝点。小说重新回到1900年代，回到五四文学发生之前、帝国秩序崩塌但现代秩序尚未建立的历史时刻。余华又一次延续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的“套路”，故意抽离了公元纪年14，转而关注主人公个人的情感故事，以个体记忆反馈晚清中国的种种转变。温情故事的背后隐藏着余华随笔中阐释的“社会文本”和“历史文本”15。

（一）固定匪帮、流匪与共同体的诞生

小说有大量篇幅描写土匪与民团的“战斗”，余华调侃的讲述似乎在重复一个精彩的武侠故事，或杨庆祥所言的“信”“义”的故事，16但却蕴含一个深刻母题。张一斧、朱伯崇之间的冲突象征着帝国政权溃散后新政权尚未建立的“尴尬”历史时刻，隐喻了晚清帝国秩序崩塌后政权秩序的冲突与一个新的共同体的诞生问题。小说第32节详细阐释了以顾益民为代表的溪镇居民面对土匪入侵的顾虑，后文继续讲述张一斧和朱伯崇之间血腥、残酷的“战斗”历程。这些情节暗含的正是曼瑟尔•奥尔森提出的著名假说：盗贼统治。奥尔森曾明确阐释他的理论来源于中国1920年代军阀割据时期，17而这也正是《文城》讲述的时间节点。

不同于社会契约论，奥尔森认为政府起源于“固定活动范围的匪帮”18。溪镇居民经常受到“和尚”、张一斧、水上漂、豹子李、失败的北洋军等的抢掠、绑票。按照奥尔森的理论，这些以土匪、官军为代表的“流匪”的无序竞争倘若延续下去会彻底摧垮溪镇，导致溪镇居民纷纷逃离，最终“无可盘剥”19。为保障各方利益最大化，会产生一个“经济人”“流匪”将其他土匪铲除，坐地为王成为“坐寇”（固定的匪帮）。该“坐寇”收取村民缴纳的“保护费”，并肩负起“保卫”溪镇的职责、抵御“新来”的“流动匪帮”。

小说首先讲述了“流匪”的产生、万亩荡居民的逃离20和溪镇的类似境遇21。溪镇逐步沦为北洋军、张一斧等“流动匪帮”争相宰割的“摇钱树”，以张一斧为代表的土匪试图“收租”。22就在“流匪”肆虐、溪镇濒临崩溃的历史危机时刻，张一斧和朱伯崇领导的“独耳民团”开展了一场争夺“坐寇”的“擂台战”，最终以陈永良成功化身“坐寇”、保卫溪镇为结局23。

《文城》中大量的土匪段落几乎改写了启蒙与救亡的主题，关乎的实则是“盗贼统治”的深刻命题，余华无意识表征的是一个旧时代结束之后新时代尚未建立、介于血缘统治和法治社会之间的历史时期。

（二）礼俗、法治与近现代军队

《文城》展现了帝国秩序崩塌后人情伦理与现代军令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从“天朝”律令到现代国家、从人治到法治、从礼俗社会到法治国家的艰难转型。如果说古典中国的秩序是费孝通提出的以血缘为核心的“熟人社会”中的礼俗，24是长辈对晚辈的规训与制约，那么军队改写了这一尊卑秩序，将年龄的优劣转化为官衔职称的高低关系。这种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乡土社会和现代法治社会的新一层权力关系。

小说描写北洋军“嫖娼”的段落是这种新型权力关系的极端展现：旅长、团长、营长、连长凌驾于排长、班长和普通士兵之上。25这种“下级服从上级”在古代军队中亦有体现，但《文城》于此展示多种权力关系，不仅包含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官军对老百姓的压制；旅长等对排长、班长和普通士兵的层层压制；也展现了拥有武器这一现代性装置的军队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冲击。在北洋军队面前，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中华民国的法律失效了，长幼尊卑彻底失灵，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和手无寸铁的溪镇居民无条件服从于手拿钢枪的“强势群体”。

小说第37、38节接着讲述了两个故事：连长强暴女子随后被就地正法的故事；旅长侄子李元成爱上林百家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母题并不少见，而《文城》的独特在于表述了情义、法理的两难；礼俗与军令的冲突；传统“媒妁之言”、自由恋爱与现代行政命令冲突的复杂面向。

第一个故事中，旅长对连长“下令就地正法”26。但惩处连长的并不是当时的法律，更不是《乡约》，而是长官的命令，处罚的地点也并非《白鹿原》中的“祠堂”或法治社会中的法院，而是溪镇北门外“路边一棵大树”27。这一处理方式暗含的是现代民主法治尚未建立的尴尬时刻。如果说这个故事表述的权力层级是军令 〉 乡规民约、法律，那么第二个故事表述的则是乡规民约 〉 军令。

第二个故事中，旅长为自己的侄子向林祥福提亲，小说刻画林的状态很有意思，明明是旅长上门提亲，坐立不安的却是林祥福，这背后暗含权力的不平等关系。林祥福的一句“我女儿已经许配给了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的长子顾同年”28成为彻底拒绝“位高权重”旅长的“有力武器”，位于较高权力层级的“军令”让位于熟人社会中约定俗成的“媒妁之言”。

新的共同体代表——溪镇民团选拔头领依据的不再是血缘、辈分、长幼次序或选举，而是依靠上级对下级的“命令”。顾益民的“遗嘱式”首领继位29事实上是介于“父死子承”、现代民主选举之间的权力传承方式。小说无意识表征的是乡土社会的部分残留。综上，小说描写的溪镇混乱场面都直指一个核心命题：新的国家权力和秩序没有完全建立，国家机关层面上的治理尚未渗透到基层（溪镇的“头领”并非县令，而是乡绅顾益民），清朝开始迈向现代化转型。

（三）“苟全性命于乱世”：后启蒙语境中的中国近现代史

《文城》以超越阶级叙事、启蒙话语和殖民话语的方式重新写作了中国近现代史，这样的表述方式实际上是对198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补充和超越。晚清中国的殖民与被殖民、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在后启蒙的语境中被还原成了普通人的故事。

正如张新颖所言：“……余华对通常所谓的历史、历史分期、历史书写并不感兴趣，他心思所系，是一个普通人怎么样活过了、熬过了几十年。”30这样的解读同样适用于《文城》。小说摒弃了所有启蒙话语，诸如1919、五四、革命、共产党成立等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词汇几乎集体消失，也没有所谓的知识分子预设立场，剥离了夏志清所言的“爱国热忱”“感时忧国”或“道义”31，更消解了鲁迅笔下对立式的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小说中北洋军来临，溪镇居民认为“……只要对北洋军热情款待，就能让溪镇化险为夷”32；翠萍丈夫因为吸食烟土，被人用湿泥“救治”，最终死亡；33田二认为陈永良与张一斧是“ 土匪和土匪打仗”34。左翼话语可能会将这样的人物看作“愚昧”的典型，但《文城》跳出了这一语境。造成人物悲剧的不再是“万恶的旧社会”，而是老百姓口中的“命”。林祥福想起自己与刘家小姐错过的姻缘，“……觉得这都是缘分，都是命”35；旅长对追求林百家不得的侄子说：“……你就是走南闯北出生入死的命”36；李美莲感叹陈耀武与林百家的“孽缘”：“这命啊，都是前世就定好的”37；沈父对重返溪镇的小美说，“这都是命”38。这样的“宿命论”表述了某种无意识：对于无法变更自己人生命运的无奈。

地主少爷、商会会长、乡绅这些带有“阶级原罪”的主体也不再是“被改造”“被革命”“被启蒙”的对象，更不是“周扒皮”式的剥削者。余华小说中“少爷”并不少：《一个地主的死》中的王香火，《活着》中的福贵，《两个人的历史》中的谭博。王达敏曾将这三部曲称为“从启蒙叙事到民间叙事”39，如果说《一个地主的死》是一个地主少爷化身为王二小的革命故事；40《活着》是一个地主少爷没落的故事 ；41《两个人的历史》是一个少爷奔赴延安、成为文工团团长最后成为“反革命”的故事，42那么《文城》在这一维度上彻底撞碎了阶级话语、革命叙事，以林祥福为代表的地主少爷不仅学习了“三字经学”“汉书史记”，还“吃苦耐劳”“勤俭持家”。43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经典母题同样被《文城》消解。小说中几个经典段落阐释了“人变成鬼”的过程。土匪将林祥福“变成鬼”44；田三的大哥“变成鬼”45。林祥福、顾益民、小美、阿强等由人变成鬼的历程并非《骆驼祥子》从人变成“个人主义的末路鬼”46，也并非《白毛女》的“旧社会把人逼成‘鬼’”47的经典指涉，而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阐释。从中不难透析《文城》以一种新的视角处理两个时代的交替。

《文城》对殖民话语的消解最典型的要属顾同年的例子。顾同年的劳工身份48表述的是资本主义掠夺的母题，包含的是澳洲等国对第三世界的剥削。《文城》恰恰避开了晚清中国遭受到的殖民或列强冲击，避开了劳工文学的道德制高点。通常的劳工文学总是会站在被殖民的一方去谴责殖民掠夺，但小说没有讲述顾同年在澳洲遭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更没有企图用顾同年被残酷奴役的“血泪史”换取读者的眼泪，而是将顾同年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恶棍”，以至于读者看到这个结尾甚至会感到一丝“罪有应得”的安慰。与之类似，通过阿强和小美视阈呈现的租界和上海亦剥离了“殖民成分”，而着重关注上海作为摩登都市的现代性特征。

小说展现了被遮蔽的一个又一个现代主义瞬间，以日常生活解构20世纪中国的宏大历史，也重新发掘了以林祥福为代表的被宏大历史湮灭的小人物，这种处理方式继承并超越了1980年代的文学脉络，也正如余华在其随笔中阐释的“没有主角的长篇小说”49，《文城》的主角并不是林祥福，而是20世纪早期的普通中国人。这部没有英雄的小说关注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50主人公命运的转折点亦不是晚清危机，而是事关每一个普通人的“金钱”。小说可以解构为一个建构在金钱基础之上的巨大谎言和骗局。小美因为金钱被卖到沈家成为童养媳、因为借给自己弟弟钱被赶出沈家，阿强因为金钱出卖自己的老婆，林祥福因为“有钱”才意外收获了小美的爱情，土匪因为金钱绑架溪镇居民，顾益民因为“有钱”被绑架，林祥福因为给土匪送钱最终死去。

二、风景与新乡土文学书写的可能

（一）从“内在的人的风景”到民族国家的风景

小说中诸多风景描写包含两个层次：“内在的风景”51；从浪漫主义的风景到民族国家风景的转换。正如柄谷行人的著名阐释：“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52在林祥福和小美的视阈中，“南方青山和绿水” “南方水边的柳丝”53“某个夏日的黄昏”54“冬季的田野”55“北方的土地” 56等一系列景观被内化成主人公的情感体验和生命阅历。

同时，《文城》展现的风景变迁关联的是一种历史时差，指涉晚清乡土社会的没落。小说开篇“肥沃的田地”57事实上是晚清中国乡土社会溃散之前最后的风景，勾连的是以林祥福为代表的晚清中国人对于“乡土中国”的认同。从这一层面上说，《文城》将当代作家对于乡土的热爱和怀恋发挥到了极致。小说中间和结尾揭示了风景的转换：“最为富庶的村庄”变为“灰烬废墟”58，“清澈见底的河水”亦“散出阵阵腥臭”59。《文城》于此完成了对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式的自然风景和独属于个体的风景的超越。流动的风景不仅关联着乡土的覆灭、现代性的冲击，也暗含晚清中国遭受列强、军阀掠夺的满目疮痍和历史阵痛。

（二）人口迁徙与文学风景线的绘制

在中国传统乡土文学的讲述方式中，人物的活动范围均建构在固定的文学场域，很多作家或其笔下的人物都与固定的地域相关：沈从文的湘西、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迟子建的东北、毕飞宇的王家庄、陈忠实的白鹿原。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似乎很少出现“迁徙”这一流动状态，打破“安土重迁”、促使“乡下人进城”的往往是现代性的到来，如《子夜》等。

《文城》却揭示了人口流动与迁徙的另外因素：战争（土匪）、寻找。《文城》的迁徙包括两个层面，从乡村到城市和南北双向互动。同时故事的讲述不再是诸如《红楼梦》《红旗谱》《白鹿原》《红高粱家族》《平凡的世界》等以家族为中心，转而以万亩荡、沈店、溪镇、刘庄、京城、上海等地域为核心序列。余华的作品序列中不乏进入大都市的小人物，如《兄弟》中的李光头、宋钢等，却很少有主人公像小美、阿强这般憧憬都市生活的。但小美、阿强一切关于都市的美好想象和刚进入都市的兴奋、快乐都在身上钱快花光、而又找不到姨夫的时刻烟消云散。60

如果说诸如打工文学在内的类型文学或者新感觉派的系列小说都在表征主人公从乡土到城市的种种不适应感，那么《文城》的“先锋”在于阐释了让阿强和小美在都市无所适从、从“神采飞扬”到“心不在焉”61的深层原因：没有钱、没有熟人。这不仅揭示了农村主体进入城市的种种不适应，也反馈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困境：对金钱为代表的现代资本的不适应和“熟人关系”溃散的不适应。如果说《兄弟》中李光头、宋钢、李兰来到摩登都市上海是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或享受更好的医疗条件，《文城》则将“进城”这一主题融入了五四青年逃离家庭的母题（尽管整部作品没有出现“五四”）。

余华曾在随笔中指出中国面临的城乡差距，62而《文城》也体现了100年前的城乡差距。小美的“三个衣不蔽体的兄弟”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小美前往传说中的溪镇；63阿强专门给小美定制“海派风格的收腰开叉的旗袍”让小美在上海穿；64阿强、小美好奇地把玩着电灯、观看有轨电车、吃着黄油面包65等。《文城》对上海的想象延续了《兄弟》的脉络：摩登都市上海不再是左翼笔下“妖魔化”的存在，而是现代性的表征。

此外，以溪镇居民为代表的迁徙实则根植于1920年代的历史脉络，小美、阿强的北上与林祥福的南下似乎暗合了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的行进路线，经由人口迁徙绘制的文学地图不仅是“流动的风景”，亦关联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独特的个人经验。

（三）新乡土文学的书写可能

梳理孟悦、曹文轩、李杨等学者的观点，现当代文学谱系中的中国乡村基本上有以下几种表现形态。其一，以鲁迅短篇小说、《白毛女》等为代表的“僵死”的社会形态。66其二，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抒情、怀旧的乡土社会。67其三，以李季、周立波、丁玲以及鲁艺艺术家为代表的快乐、开放的乡土社会。68其四，以梁鸿等为代表的城市化浪潮冲击之下的乡土想象。

《文城》剥离了道德评判式、启蒙主义层面的乡土观念，消解了阶级叙述中农民受到压迫与反抗压迫的套路，但也不同于沈从文抒情笔调的乡土社会，转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回到乡土社会即将告别历史潮流、面临现代化转型的“危机时刻”,展现了一种新的言说乡土的方法：将乡绅对乡土的眷恋书写到极致；69将乡村的风景变化、宏大的历史时刻赋予个人主体独有的生命经验和情感变动。

三、历史与小说的“约会”

（一）科举制废除与阶层上升的新方式

1905年科举制废除阻断了传统乡土社会乡绅及下层群众通过读书求取功名的阶层上升之路。《文城》展现了这一社会转型期“改变命运”、求取财富的另外途径》参军、土匪、通过土地扩大投资再生产。

首先是参军。李元成是其中最典型者。小说只有寥寥几语介绍李元成的身世：“……父母早亡，家境贫寒，从小跟人学习裁缝，前年我路过家乡，他丢下剪刀针线，跟随我扛枪打仗。”70徐铁匠和孙凤三参军亦是如此，71事实上，“当1905年通过仕途发迹的旧门路已堵死之后，行伍生涯在人们心目中有了威信”72。当兵不再是保家卫国、成为民族英雄的象征，而仅仅是一种职业。同样，土匪亦是谋生方式的表征。

《文城》着重强调的求取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土地扩大投资再生产。余华的小说可以视为“底层写作”，很少出现富裕的主人公。但从《兄弟》中的李光头开始，余华小说出现了白手起家创造财富的成功人士。林祥福和陈永良可视为李光头的“另类”表述。林祥福在丢失了传统乡土社会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继承了母亲所言的“纵有万贯家产在手，不如有一薄技在身”73的家训，不断拜师学艺，夜以继日地打磨技术74。张新颖曾论述过余华《活着》中的沈从文传统，75《文城》也部分展现了这一传统，如林祥福对于传统器物的传承。但《文城》的独特在于将乡绅的情怀、对于技艺、器物的尊重与从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勾连，将文人的情怀与清末民初人们对于金钱的“刚需”勾连，手艺不仅仅是器物传统的象征，转而成为发家致富、赚取钱财的门路，以此展现时代的多重面向。千百年来农业社会赖以生存的土地变为林祥福扩大投资再生产的第一桶金和“注入资本”，“抵押田地和金条所换的十二张银票”76逐步演化成“田地里的收成与木器社的收入”，继而“又支持林祥福持续购入万亩荡的田地”77。

小说展现的不仅是林祥福的发家史，也是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耕作、手工业、地主收租转变为商业经营和资本投资扩大再生产。

（二）三代女性的历史镜像

《文城》刻画了三代女性：小美的婆婆；小美、李美莲；林百家、顾同思、顾同念，暗含从传统女性到新式学堂女学生的历史镜像。小说再一次回应了《在细雨中呼喊》或现代文学中的婆媳冲突，阿强和阿强的父亲亦再一次重复了五四文学中软弱的男性形象。随处可见、经久不衰的母题在《文城》中进行了精致的处理：突出故事本身，着重关注个体在时代中的宿命和挣扎。女主人公的困境脱离了“五四套路”，小美婆婆不再是欺凌、压迫的象征，童养媳小美也不再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被压榨对象或“娜拉出走”的符号。《文城》细腻地关注到了小美的困境，一位没有经济自主权、向往好看衣服的孩子。78《文城》对小美形象的塑造延续的是1980年代对“人”的强调。促使林百家进入上海中西女塾的亦并非某种女性解放的思潮，而是林祥福对于自由恋爱的抵制，《文城》于此再一次展现了新旧交替年代的纠葛。

（三）重写《圣经》故事与改写阶级叙事

余华谈到自己对林祥福的认识：想重写《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塑造一个善到极致的人，而“林祥福就是这么一个至善的人”。79余华曾在随笔中明确提到这个故事，一位富翁带着妻子孩子们远游，将自己的羊和财产交给最信任的一个仆人，最后仆人背叛了主人，杀害了主人的其他仆人和小儿子。80《文城》进行了“反写”：林祥福化身为富翁，田大化身为仆人，林远游时 “将房契交给田大”81，但田大却忠心耿耿。与其说《文城》改写了《圣经》故事，不如说其改写了阶级叙事。林祥福、仆人田大对应的地主和仆人并不是势不两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现当代文学场域中经典乡绅的形象并不少，《围城》中的方老先生、《武训传》中的武训、《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等。《文城》中的乡绅又一次回到了1980年代的文化脉络和谱系中，重新成为道德的楷模。不仅乡绅，小说中土匪、顾同年等也突破了阶级印象和血缘“天花板”。

四、“先锋依旧”：个人记忆与《文城》引发的情感共鸣

《文城》以回忆往事的方式重新占有过去，并将“回忆”填充进现代人的遗憾、孤独、困惑，这是余华迄今为止写作的“最绝望”的小说。当霍布斯鲍姆用“极端的年代”，82杰奥瓦尼•阿瑞基用“漫长的”形容20世纪，83《文城》向我们展现了20世纪的另类表述，用日常生活和个人记忆消解宏大的历史。

（一）失忆、记忆与人生的遗憾

搬走“历史”的脚手架，回归文学本身，每个主人公的命运都由无数遗憾和“错过”构成，小说充斥着“擦肩而过”的绝望。

（1）林祥福的遗憾：错过刘凤美，终生没有寻找到小美。

（2）小美的遗憾：与阿强、林祥福错综纠葛的爱情，与林百家、林祥福曾近在咫尺却终生未见，渴望“转胎”被意外发现。

（3）顾同年的遗憾：“公子”身份崩溃，沦为“澳洲劳工”。

（4）林百家的遗憾：与陈耀武初恋破灭。

（5）李元成的遗憾：暗恋林百家，旅长提亲不得。

（6）田二的遗憾：最终没有找到活着的少爷。

（7）阿强的遗憾：被迫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做出选择。

（8）沈纪氏的遗憾：临终一直呼唤小美，但终生未见。

就像《文城》封面画的名字（《失忆与记忆：男人》84），小说大量的篇幅也在讲述主人公的个体记忆，而主人公的遗憾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不能“失忆”，无论过去是美好还是痛苦。小说亦展现了以林祥福为代表的人物尝试改写记忆的过程。小美问林自己的母亲是谁，林告诉她“母亲名叫刘凤美”85。与其说林欺骗自己的女儿，不如说林欺骗的是自己的记忆。他潜意识里将自己想象成刘凤美的丈夫，以此弥补当年爱情的缺憾，小美亦有类似欺骗自己的场景。正如余华曾经写道 ：“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86林、小美在回忆中重新排列、改写自己的往事。

小说原标题《南方往事》87为我们打开了小说的面向，这是一个关于过去、关于回忆、关于错过、关于人生的遗憾和困境的文本。主人公们一直在跟往事告别，或者说他们都活在对过去的回忆中。与其说林祥福寻找的是小美，不如说他寻找的是记忆或往事中的小美。与林祥福的一段看似美好的往事带给小美的并不是幸福，反而让她陷入痛苦、挣扎、迷茫。这种与往事告别的徒劳事实上是无法修改记忆、无法重回过去的苦痛。余华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幸福的个体，也没有幸福的故事。如果说《活着》《兄弟》《第七天》《许三观卖血记》等主人公的不幸来自于对宏大历史或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那么《文城》表述的是一种人类普遍意义上的遗憾与痛苦，几乎每个人都有想要返回过去重新修改一遍自己人生过往的愿望，但我们不能忘记曾经，也不能改写过去。

余华以往的作品都是在践行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例如抨击历史现实、反馈社会存在的问题等，但《文城》是余华第一次将人生的遗憾和回忆写到如此淋漓尽致的地步。小说展现的不仅是小美和林祥福的故事，不仅是梁山好汉、才子佳人的故事或者晚清中国的故事，而是人类共同的情感。我们可以将《文城》称为清末民初中国的历史镜像，也可以将其视为现代社会的脚注，正如小说封底腰封上的话：“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文城》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重新讲述转型时期的中国历史，更在于表述人类的共同经验和对时代、爱情的解构。

（二）温情时刻：黑夜、临终

现当代文学史上诸如巴金《寒夜》、顾城诗歌或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阴郁、压抑的“黑夜”88、临终之际却成为每位主人公“最幸福”的时刻。主人公们在黑夜和人生的最后时刻回忆过去，在想象的视阈中完成毕生的愿望。

白天与黑夜呈现出某种对立，主人公们在白天扮演“社会角色”，只有黑夜来临，他们才可以摆脱现实的种种“捆绑”，还原成个体本身，或释放本能的生理欲望，或直面之前不愿向人言说的人生困境，或回忆往事的痛苦与甜蜜，或呈现无法挣脱现实的无力感。连长在深更半夜敲开年轻女子的房门；89林祥福在深夜向小美、阿强讲述自己“记忆中模糊的父亲”“清晰的母亲”和“童年的青纱帐”，90向陈永良抛开一切顾虑全盘托出自己的身世之谜；91陈永良在深夜回想雪冻时林祥福怀抱女儿走入他家的场景。92也正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小美不断看见“过去的时光”，回忆起诸多“不平静的往事”93，“沉浸在关于阿强的记忆里”94，也在夜晚突然想起女儿95。正如小说中大量阐释小美心境的自由间接引语，“……她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白天的时候做到了，夜晚的时候不由自主，她会在梦中见到女儿……”96白天属于现实、属于主人公的社会角色，黑夜则属于梦境、往事、记忆与欲望、属于主人公自己。黑夜中主人公们可以暂时摆脱现实的身份窠臼，虚妄地解决危机。

死亡一直是余华小说中的“常态”，但临终之际在《文城》中成为超越民俗学意义的美好和“大团圆”时刻。林祥福“临终之眼看见了女儿”97；小美临终之际同样看见女儿“张开嘴对她嘻嘻而笑”98；沈母临终想起小美；99林祥福母亲临终“眼前出现”自己的儿子100。《文城》创造性地将黑夜、临终改写成主人公们的“高光”时刻，与白天、现实形成“错位”和补充，也为主人公们提供了想象的契机，使得主人公在一次性的生命中触摸别样的风景。

（三）谎言的悖论

林祥福明知小美和阿强不是兄妹为何还要倾其一生找寻？他冥冥之中已经感知到文城是一个虚假的地名，为何还要选择继续前行？明知是谎言为什么还要一次又一次地选择相信？这种谎言的悖论实则是文学、电影的共同母题。相比于历史，文学当然是虚构的（排除非虚构写作），但为什么这么多读者会选择相信虚构的文本，并且愿意陶醉其中，甚至付出眼泪？

老舍《火葬》中的同名“文城”成为整部小说最大的谎言，小美、阿强的对话：“文城在哪里？”“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101这种博尔赫斯《沙之书》、贝克特《等待戈多》、契科夫《三姐妹》、卡夫卡《城堡》的“悖论”句式诠释了现代人的两难、孤独。明知阿强欺骗了自己，林祥福依旧选择相信谎言，这背后暗含林自我欺骗的无意识，不敢直面现实的困境。只有将自己纳入谎言中，将希望寄托在再次遇见小美上，林才能摆脱现实的痛苦，在虚幻的、对于未来的假想中获得慰藉和继续生活的勇气。整部小说亦可以当作一部关于历史的“谎言”，余华以小说的方式重写历史，关注一个凡人的一生和一个凡人的时代。

结 语

余华的小说从来就不只是关于一个个体或一段爱情的，而是关于一个时代、整个国族想象和人类经验的。《文城》处理的是历史创伤与个体生命的关系，回应的也是余华小说的一贯母题，个体与时代之间的激烈冲突。如果说1980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强烈影响，《文城》在这一层面上完成了晚清模式或才子佳人小说、武侠小说的某种回归。

《文城》处理了复杂的时代经验，《兄弟》“正面强攻”102的策略在《文城》中转变为“侧面回应”时代，小说没有陷入历史断代的观念中，以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启蒙与被启蒙二元对立式的话语去处理两个时代的关联。余华书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并不多，其涉及当代的作品多表述时代的阵痛与个体创伤。诸如《文城》这般历史纵深处的温情故事其实根植于对现代社会的某种反思，小说企图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找寻人间的真情和温暖。

注释：

① 79截至2021年7月16日，参见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A411V7ye，引文有删改。

② https://m.gmw.cn/baijia/2021-03/02/1302143305.html。

③张杰：《对话余华老乡、幕后操盘者王笑东：“影视改编费远低于实际价值”》，《华西都市报》2021年3月26日。

④168487杨庆祥：《〈文城〉的文化想象和历史曲线》，《文学报》2021年3月18日。文章指出：“这部小说最开始并不叫《文城》，而是叫《南方往事》。”

⑤86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6、324页。

⑥⑦40余华：《四月三日事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35-478、435-478、579-632页。

⑧余华：《世事如烟》，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36-44、52-100页。

⑨154980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175、167-171、236、174-175页。

⑩11202122232526272829323334353637384344454853545556575859606163646569707173747677788185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余华：《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8、263、84、103、177、223、110-111、113、114、116、175、108、162、344、35、116、151、317、6-7、198-199、345、182、12、24、27、295、3、209、236、290、240、287、282-285、83-84、116、144、29、32、74、83、250、50、156、113、12、152、205、264-265、294、335、321、198、339、314、7、330、348页。

12丁帆：《如诗如歌 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余华长篇小说〈文城〉读札》，《小说评论》2021年第2期。

13http://product.dangdang.com/29199440.html。

14张新颖：《重读〈活着〉而想到沈从文的文学传统》，《长城》2011年第9期。文章指出《活着》极少使用专用历史名词。

171819[美]曼瑟尔•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7、8页。

24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总结社会学里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并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3075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

3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39王达敏：《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41余华：《活着》，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

42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110页。

46老舍：《老舍小说全集》(第4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页。

47延安鲁迅文艺学院、贺敬之、丁毅：《白毛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52页。

50参见腰封“时代的洪流推着每个人做出各自的选择”。

5152[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62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6页。

6667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50-7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贺桂梅主编，上海书店2018年版，第130页。孟悦指出：“……新文化对于乡土社会的表现基本上就固定在一个阴暗悲惨的基调上，乡土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麻木僵死的社会象征……只有不多的几个作家（如沈从文）力图以写作复原乡土本身的美和价值，但多是罩以一种抒情怀旧的情调。”

68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李杨指出：“在李季、周立波、丁玲以及鲁艺艺术家的笔下，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形象为快乐、开放、进取的新农民形象所取代。”

72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6页。

82[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1914-1991》，郑明萱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83[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8顾城诗歌中阴郁的黑夜意象受到权善由同学课堂报告《从“黑夜”谈起——顾城和海子的诗作为例》和张业松老师对其点评的启发，在此致谢。

102“正面强攻”见新京报对余华的采访《余华：“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书：中国2003-2005》，《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编，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20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