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作为1950年代的土改小说，陆地《美丽的南方》的写作首先面临为何写和如何写的问题。对于陆地而言，《美丽的南方》是执念之作、使命之作，更是孤独之作、归来之作。而执念、使命、孤独、归来的背后却是知识分子的情结、身份的焦虑。本文借助陆地日记、书信的出版，手稿、责编审读意见的发现，试图对《美丽的南方》写作的天时地利人和、创作心态及修改意见等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还原、揭示《美丽的南方》的写作。

关键词：陆地 《美丽的南方》 写作问题

《美丽的南方》作为壮族长篇小说的发轫之作和广西文学的丰碑，①无论在壮族文学史还是广西文学史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小说动笔于1953年5月，完稿于1959年5月，1960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出版以来，因研究资料的相对缺乏，对其解读主要徘徊于文本内部。至于小说因何而写，又是如何写就的，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探讨迄今鲜有提及。然而随着陆地日记、书信的出版，手稿、责编审读意见的发现，探讨上述问题成为了可能。

一

《美丽的南方》是一部以广西土改为题材的小说。作为土改小说，《美丽的南方》的写作首先面临着为什么要写的问题。在此之前，早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名噪一时的作品。1953年12月，陆地在给薛传钊（小说人物傅全昭的原型）的信中谈到《美丽的南方》时写道：“关于土改，已经有了成功的作品在前面了，有人提醒过我，做这件事怕吃力不讨好。”②那么，作家为何执意要写《美丽的南方》呢？小说后记这样写道：“那时自己刚刚结束了农村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工作回来，对于那场阶级斗争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迹，记忆犹新，很想用文字把它们记载下来。”③后记中提到的土改，指的是1951年冬，时任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的陆地，会合中央下派广西省开展土改运动的队员（队员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的师生，也有艾青、胡绳、田汉、安娥、李可染等名流），统编成广西省土改工作团，赴南宁周边的邕宁县参加土改的事。陆地在后记中所言，是事实，但细思起来不免让人心生疑惑。因为陆地早在此前的东北时期，就参加过土改。④照此逻辑，那时趁热打铁创作一部土改的作品岂不是更好？当然，文学创作是复杂的，我们不妨且看作家的自述：“在将近五个月的土改运动中，我与北京来的工作队员朝夕相处，从陌生疏远，逐渐变得熟悉亲近。尤其是跟清华、燕京两所大学那些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吕森、吴克俭、王大中、金再及、张秀湄（楣）、薛传钊等在一起的时候，人也变得年轻。而他们每个人留在你心中的故事更是让人久久难忘。”⑤倘若《美丽的南方》的写作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话，那么上述自述无疑属于人和。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和”都让作家“久久难忘”，此处“久久难忘”的背后恐怕与其知识分子情结不无关系。陆地的知识分子情结最早可追溯至延安时期何其芳在课上的一个见解：“‘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创作，够格称得上典型的仅有《阿Q正传》，可惜，那还只是个农民形象而已，知识分子典型，还是个空白点。他希望大家努力，争口气，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来将空白点染上鲜艳的红色，完成历史使命！”⑥这见解对于彼时的陆地而言“无异平地一声惊雷”⑦。此后“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来将空白点染上鲜艳的红色”成了陆地创作的执念，从《叶红》到《美丽的南方》《故人》再到《瀑布》无一例外。其实，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无论《叶红》时期还是《美丽的南方》《故人》时代，“知识分子典型”始终是创作的敏感区域。以至于多少年后，陆地还为此感慨道：“知识分子题材，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禁区，文学领域留下一大空白，把它填补起来很有必要。各人如能真实地反映出来，都可自成一本书的。”⑧陆地此处感慨的虽是知识分子题材，但联系到此前写作知识分子典型所受的遭遇，感慨背后念念不忘的恐怕还是知识分子情结。当然，果真是“禁区”，《美丽的南方》《故人》或许都要“胎死腹中”。“敏感”也好，“禁区”也罢，都可见出彼时写作“知识分子典型”是需要勇气的。但在1950年代的文学环境中，作为从解放区过来的作家，陆地深知只有“勇气”显然是不够的，他必须找到写作的理论依据。1957年11月，时任广西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的陆地在一次讲话中，针对创作题材问题，这样说道：“如果把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只限于写工农兵生活，那是未免窄了一些。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除了首先为工农兵三种人之外，还提到‘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毛主席认为‘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这说明了十五年前党明确地提出文艺路线的时候，并没有把文艺的服务对象和创作的题材仅仅限定于工农兵三方面。不过，当时虽然在抗日根据地的文艺队伍中，绝大部分的作家也还没有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完全转移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因而要求他们首先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外的工农兵服务。”⑨这段话，又何尝不是《美丽的南方》在触及知识分子题材写作时的辩白呢？有了理论依据，执念方成为可能，但时过境迁，执念成为可能的同时必须合理。于是，彼时的陆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对笔下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也就成了必然。当然，执念从可能到合理再到实现，还需一个与写作对象相熟的过程。而北京来的知识分子则提供了机遇，近五个月的朝夕相处，足以让陆地与其相熟。“我平生比较熟悉，且打交道比较多的人，还是那些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上，我始终秉持‘写你最熟悉的’”。⑩“最熟悉的”唤起的是情结，更是执念，执念一旦和作家“执拗的性情”11相遇，便如同双重马达，推动着小说的创作，即使长达六年也在所不惜。于是，某种意义上，《美丽的南方》便成了执念之作、使命之作。

如果说“人和”更多契合的是知识分子情结的话，那么“天时”引起的则是作家身份的焦虑。第一次文代会之后，解放区文艺无疑代表着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解放区的作家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纷纷以胜利者的姿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或从政，或办报。陆地作为从解放区来的作家自然也不例外。1949年12月，广西全境解放后，陆地先后担任梧州市委宣传部部长（1949年12月）、广西省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1950年8月，后因机构调整由科改称处，成为处长）、广西省文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11月，兼职）、广西省委宣传部副秘书长（1953年9月）、广西省委宣传部秘书长（1954年7月）、广西省委文教部副部长（1956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1958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主席（1959年4月，兼职）等。应该说，陆地作为胜利者的姿态是自觉的，且不说1950年代后期一系列讲话、文论，12早在1950年初期，胜利者的意识就比较明确，如广西省文联筹备时期，陆地就认为“文联应该有一个解放区来的文艺干部在那起点作用是好的，不然，光让原先在港穗的那一套人马来搞，怕不好把握解放区的文艺政策”13。然而，胜利者的姿态更多凸显的是“官家”身份，其实，“官家”之外，陆地还有个“文人”角色。这两个角色在胜利者姿态之下，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有时相安无事，有时却吵吵闹闹，甚至一度想分道扬镳。如1950年2月时任梧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陆地就开始多次给谢扶民、莫文骅、李楚离、韦必克等人写信要求到广西省文联，专事文艺。14专事文艺不成，1952年7月时任广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的陆地相继给严文井、陈荒煤等人写信希望调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回归文艺队伍。15后调中央文学研究所不成，1953年5月陆地又开始寄希望于中南文协。16陆地的“不安分”彰显的是其作为文人的本色，而文人的本色对于陆地而言，就是那颗不死的文心。“文学之神缪斯又来叩门了。我老是不能死心，总想在这方面有所成就。想从此抽出时间，每天写一点东西。”17这是陆地1950年1月9日的日记。“看看熟人们在报章杂志的文章，心里又动起来，感情又活了。只是当前肩上的担子压得很沉重，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拿起笔杆子来呢？”18这是陆地1950年2月9日的日记。“我什么时候拿起笔来呢？搁笔两三年了，现在拿起来是有些沉重之感。可是，老放下去，心又不死。”19这是陆地1951年5月15日的日记。这样的日记如果需要还可以找出更多。文心不死，在外力的刺激下最容易让人产生焦虑。如陆地在1950年3月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两天看了两本书，《忆列宁》和《莱蒙托夫传》，脑子似乎好用些了。打算以后开始写些小说了，否则会在这条跑道上被甩到后面去的。”20 1951年4月则写道：“延安时的同学、朋友都进步了——这五六年来，大家各奔前程，通过彼此的努力，都获得一定的成就了。这不能不是一种激励！以后我该怎样打发自己的日子，多少得到了启示。”21如果以上外力还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刺激，那么“空头作家”的刺激则是深入骨髓的。1953年8月，在要不要去中南作协22之时，陆地显示出了犹豫，犹豫的根源则是深感自己为“空头作家”，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到中南去宽广是宽广些，但像我这样空头的作家在那样场合中，精神上会被淹没的。”23两天后，又感慨道：“做个没有作品的作家实在悲哀。”24“空头作家”的悲哀，还有同行相见时的尴尬。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陆地受邀，这本是欣喜之事，然而临去京前陆地却陡生感慨：“此行是作为作家身份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深感自己两手空空，作为一个作家而没有作品是异常难堪的事。”25陆地有理由如此感慨。不妨做个对比，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两三年，陆地创作的小说、散文、杂谈达几十篇，此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北方》，创作杂谈《怎样学文学》，中篇小说《生死斗争》。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两三年，除重版小说集《北方》（重版时更名为《好样的人》）、《生死斗争》（重版时更名为《钢铁的心》）和发表三四篇演讲、纪念性质的杂谈外，基本没什么创作，直到1953年3月，也就是距离《美丽的南方》动笔前的两个月，陆地创作了两个短篇，一篇是《元宵节后》，另一篇是《挖山塘的故事》。这对三年多来未曾写小说的陆地来说，不啻于投石问路。遗憾的是，两篇试笔均以失败而告终。26这无疑加剧了作家的焦虑。不妨再拿同时期的文坛做个对比，据1953年茅盾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从1949年到1953年间出版的单行本就达1500多种，其中小说256种，诗歌159种，剧本265种，散文及其他896种，这还不算在全国各地刊物已经发表还未出版单行本的作品。27这对于经常阅读报刊且文心不死的陆地而言，内心的焦虑是不难想象的。因而，自1953年5月始动笔的《美丽的南方》某种程度上便成了归来之作。

在《一本书的因果来历》一文中，陆地坦言《美丽的南方》写作的灵感源于两句心声，一句是艾青的家书：“不必给我寄寒衣，此地温暖无冬季！”另一句是薛传钊惜别之时的感慨：“真舍不得离开这块美丽的地方啊！”这两句心声在给陆地灵感的同时也暗含着《美丽的南方》写作的另一因素：地利。不妨看看小说故事的发生地长岭乡、岭尾村和麻子畲。长岭是陆地1950年冬清匪反霸时的一个据点；而岭尾村和麻子畲则是陆地和艾青、薛传钊等人一起参加土改的地点，但和艾青、薛传钊等从外地来的人不同，陆地作为土生土长的广西人对家乡的风物自然多了几分感情。如离开麻子畲之际，陆地深情地写道：“住了四个多月的麻子畲，突然走开了，那块草坪，那株榕树，那门前的两个石礎都使我回过头去看了一下。”28这份感情无形中成就了小说的“美丽”，于是在《美丽的南方》中有了枝繁叶茂的橄榄、榕树、松柏、木棉，有了生机勃勃的枇杷、芒果，有了绚丽如壮锦般的风景画。不止风物，还有那充满地方风味的习俗，如丈人回赠新姑爷米花糖、年粽、糍粑时的讲究，寒食节扫墓所用糯米饭的蒸法，不无得益于地利。然而，地利对写作影响最深的还是语言。《美丽的南方》的语言植入了很多地方化的风物，既形象贴切、别具风味又让人耳目一新。如“他，同米粉一个样，软的立不起来，银英这号女子不会要他的”（第4章）；“你这个人平时呱呱叫，这一下子嘴巴含着橄榄似的，讲不出话来了”（第4章）；“你到底怎么想的？干吧，至大芭蕉叶”（第20章）等。由此可见，尽管作家此前试图几度外调，不愿留在广西，但一旦进入写作状态，恐怕只有“此心安处是吾乡”了。

然而，《美丽的南方》的写作还是欠场东风。因为彼时以土改为题材的作品，如开头所述，早已过了时，这是陆地必须面对的现实。1953年12月，陆地在给薛传钊的信中继续写道：“土改的作品，现在是不时兴了。不过，艺术不能等同于商品，它的最高要求，应该是永久性的而不是一时地流行。”29

二

谈论《美丽的南方》的写作，不能不探讨写作心态。但在此之前，需要明确初稿和再稿间的关系。《美丽的南方》的初稿，动笔于1953年5月，同年9月中旬，因陆地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已经写了90%（约20万字）的初稿被迫中断。会后，又因工作变动，陆地的创作假遂告结束，写作就此搁置。30因而，初稿也就成了未完之稿。再稿的写作始于1955年3月，终于1959年5月，也就是初版本文末所标注的“1955年3月21日开始写于南宁长春园/1959年5月31日写完于桂林榕湖”。因初版本文末所标注的这个时间和再稿写作的起止时间吻合，一般认为，再稿即初版本，《美丽的南方》的写作自然也就从再稿谈起，其实不然。再稿和初稿的关系用陆地的话说是“几乎整个抛弃了原来已搭成的架子，重新设计”31，原因是“感到原来写的故事的结构和情节安排、人物的刻画，有点欠缺了”32。陆地的话有些模糊。重新设计已搭成的架子具体指的什么？故事的结构、情节的安排，还是人物出场的顺序、刻画的重点？语焉不详。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再稿和初稿的内容有重合。由于目前尚不见初稿，不妨借助当年的日记做个比对。如1953年5月7日，陆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继续写《美丽的南方》的第二段。写地主家在听到工作队要来了，忙着商量对付的办法……”33此部分内容成了再稿的第六章。再如1953年5月12日的日记写道：“第三段不是先写工作团入村前的活动。而是写农会开干部会讨论迎接工作队来村的问题。”34此部分内容乃再稿的第五章。至于重合度有多大，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尽管初稿的架子到了再稿已重新设计，但二者的基本内容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因为小说故事发生在1951年冬至1952年春末夏初，彼时的土改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系列法律条文规定。如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1年10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当时广西隶属于中南）颁布的《关于土地改革法实施办法的若干规定》等。到了广西，土改的具体步骤进一步细化。从发动群众、划分阶级到没收征收和分配、再到总结土改、庆祝胜利、布置生产，每一阶段都有详细的说明。35尽管广西各地情况不同，土改因地制宜，但步骤不会有太多差异。陆地作为土改的参与者，不会不清楚。此外，再稿的写作时间也不允许在内容上做大的调整，按初版本文末所标注的时间，再稿动笔于1955年3月21日，完稿于1959年5月31日，时间跨度四年零两个多月。但实际上，再稿的写作时间只有一个月又40个半天。36 也就是说，约25万字37的再稿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完成的，而此前约20万字的初稿还用去了四个多月，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之前的初稿做基础，再稿的写作对人到中年的陆地来说不可能进行得如此之快。因此，《美丽的南方》的写作有理由从初稿谈起。

初稿的写作有个背景。1952年11月，中宣部从各地调集作家到北京集中学习，准备组织第二批作家下乡、下厂，陆地在列。这对文心不死的陆地来说，不失为一次创作假，可谓是梦寐以求。1953年1月，陆地下乡到广西邕宁县十三区，体验生活，同时酝酿《美丽的南方》的写作。5月，转到南宁郊区白沙，正式开始写作《美丽的南方》。写作情景，小说后记曾这样记述：“一九五三年五月初才转到南宁郊区白沙，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一边继续深入生活，一边开始了这本小说的写作。当时正是南方溽暑的季节，每天就在小小的纸窗下，对着发黄而多烟的煤油灯，顶着炎热和蚊蝇的烦扰，专心致志地和自己幻想中的人物打交道：分配他们工作，安排他们的命运，分给他们以悲喜。”38南方溽暑的季节无疑是热的。写作期间，陆地多次记述天气的炎热，如1953年7月“天气热得像把人放进蒸笼中去似的”39，到了8月“旱象越来越严重，秧苗已成枯草的样子，稻田大面积的龟裂”40。天气的炎热对《美丽的南方》写作的影响是明显的，如有时“一天只有早上可以写，下午和晚间身上总是冒汗，读书都感到困难”41，有时“天气热得叫你思索都停止了”42。炎热还考验着作家的耐心，如当陆地听说别的机关干部热得每天下午都不用工作时，他抱怨道：“我却在这样的酷暑下，这样的房子里留（流）着汗拼命地挤着脑汁爬格子。”43和天气的热相比，人们的冷更让人难以忍受。有意思的是他人对作家的冷往往以“客人”视之。事实上，这种态度早在陆地以文艺工作者的身份从北京学习归来就存在了，如1952年12月31日，陆地在日记中写道：“在谈论工作或扯闲话时，处处都被人觉得文艺工作是客人。人们在生活里彼此之间都有‘我们’的情感，文艺工作者只有‘我’的概念，人们对文艺工作者也只是以‘你’来称呼。假如我一直就习惯了这种处境，当然习以为常。可是，我原来就是在比较紧张的，与大家都有关的工作里生活工作过来的，今天忽然变了样，好像一个退伍的士兵一样，感情上老觉得不是味。”44下乡之后，这种感觉愈发强烈，“我越来越感到被当作‘客人’了。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中，我们写作者被放在客人的地位是多么难堪呵”45。以“客人”相待，虽有些“冷”，但还止乎于“礼”。到了写作《美丽的南方》之时，“礼”都不要了，“客人”简直成了“和尚”。“感到自从离开行政工作搞创作后，这里的人对我像是看一个‘出家人’似的，当作异类。彼此之间都没有话好讲了，弄得很孤单。”46如果只是当作异类也就罢了，关键是视之异类所流露出的冷淡和歧视让作家“真感到寂寞到窒息了”47。感到寂寞的还有写作计划的搁浅。“我的写作计划却搁在浅滩上似的。深感寂寞得可怕，也觉得失掉鼓励的悲哀。在这时候，我完全是个文学事业的孤独者了。”48但文学某种程度上就是孤独者的事业，忍受寂寞，孤独前行，直到柳暗花明。多年后，陆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假如说爱好文学也必须是外界力量促成的，那么，寂寞和孤独正是驱使我的鞭子。”49《美丽的南方》初稿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与初稿相比，再稿的写作时间就没那么集中了。如上所述，再稿写作的实际时间只有一个月又40个半天，具体则是1955年9个半天；1956年27个半天；1959年31个整天加4个半天。50其中，1955年和1956年的36个半天的写作多利用晚上、周末等业余时间来进行。51从1957年到1958年，由于各种运动接踵而至，作为宣传部领导的陆地当然不能置身于外，诸事劳心劳神，写作只好被迫中断，直到1959年4月。由于陆地把再稿的写作时间拉得过长，且又零零碎碎，导致再稿的章和章之间显得有些散化，这个特点即使到了定稿也没能改过来，以至于读者读后似有游记之感。52

如果把再稿的写作时间具体到某一年份，显然1956年和1959年是绕不过的年头。1956年的写作使人不由得想起“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二者没有必然联系。从时间上看，“双百方针”的正式提出是在1956年5月53，而再稿的写作则集中分布在1956年2月至4月54。虽然二者没有必然联系，但“双百方针”的提出对再稿的写作还是起到了督促作用，比如1956年下半年各杂志和出版社为响应“双百方针”，纷纷向“老作家”约稿。在此背景之下，陆地先后收到《长江文艺》《作品》、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的约稿，其中，《长江文艺》和作家出版社约的便是《美丽的南方》的再稿。这使陆地萌生了申请创作假写再稿的念头。55奇怪的是，写作氛围如此浓厚，却不见再稿的继续。这可能与陆地时任广西省委宣传部秘书长（1956年11月任广西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有关。身为秘书长，自然诸事缠身。1956年9月6日，陆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疲劳常常抓住了我。总是盼望能有个平静空闲的日子的到来，然而，这个日子却是那般渺茫。”56人在宣传部，文友自然少。而在陆地看来“一个人要写作，缺少经常的阅读和朋友们的谈论、鼓励是不行的”57。于是，孤独、寂寞再次袭来：“我现在是太孤独了。在文学事业上没有朋友，没有老师，而且还离开了文学的环境，正如失群之雁。尽管表面上有那样多的同志在一起谈笑，可是心里却是寂寞的。”58何以解孤独、寂寞？当然是写作。因为在陆地眼中“要改变这样的处境，除了劳动，从劳动中求得写作上的成果以外，别的办法是没有的”59。既然如此，那就写吧，可是不行，心有余而力不足。“本来在当前那样热闹地鼓吹‘百家争鸣’的时候，写作是更得到许多的自由和鼓励的。我却比什么时候都感到贫乏，好像干涸下去的水源，脑子里空得发闷。也许是搁笔太久了的缘故吧，刀子不用放久了也会生锈的呵。”60这种状态持续到了1959年。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作家出版社为国庆献礼准备出版百余种作品，其中就有《美丽的南方》。从1月份开始，作家出版社就开始催要小说书稿，到了3月则派出了出版部主任王祖纪前来催要。同月，陆地被中国作家协会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这在陆地看来自己“也被认为是一个写小说的人”61，但既然被认为是写小说的人，没有作品只会加剧“空头作家”的焦虑。62双重压力，逼得作家“非写出作品来不可了”。63于是，申请创作假势在必行。3月底，创作假获准。64有了时间，接下来就是找个合适的地点安心写作，但并非顺利。4月，陆地先到桂林雁山植物研究所，开始续写停了两年之久的再稿，可刚写两章即被召回南宁参加全区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后到干部疗养院继续续写，但疗养人员需要晚上集中学习，去还是不去？“自己不去参加不好，会被认为搞特殊化，去参加又影响写作”65，看来“此地又不可久居”66。5月初，陆地重回桂林，入住榕湖饭店的白崇禧寓所旧址，续写再稿的后半部分。为节省时间，专心写作，陆地用餐楼也不下了，直接“叫服务员送到客房来”67，甚至一度把自己“锁在室内”68。在榕湖饭店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陆地“几乎每天都写八到十个钟头。晚上经常为自己幻想出来的人物弄醒，一夜往往只睡上三四个小时”69。终于在5月31日深夜完成了再稿。

三

《美丽的南方》完稿后，陆地收到了作家出版社小说组所提的五条意见和两处技术性的问题，认为“所提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70。但有一条意见，陆地似乎不以为然。为论述方便，不妨先引这条意见：“作品所写的是广西一个僮（壮）、汉族杂居的地方，但是作品并没有反映僮（壮）族地区的特色与风光，和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格，好像与写汉族地区生活的作品也没什么两样。”71对此，1959年9月21日，陆地在复信中这样回应：“关于僮（壮）族地区的风光。本来它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等等与汉族地区的差异很少，现在所写的那些，算是僮（壮）族仅有的一点特色吧。根据《红水河》的读者反映，大家对已发表的前十章，觉得还亲切，颇有乡土风味。”72陆地说的是实情，有座谈会为证。1962年3月7日，《广西文艺》编辑部邀请南宁各行各业的读者对《美丽的南方》进行了座谈。他们中有工人、战士、干部、市民、教师、学生、记者、编辑等，大家普遍认为《美丽的南方》“具有较浓烈的僮（壮）族地区生活气息和南国风光特色，使人读来觉得亲切真实”73。小说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应该说，壮族地区的特色还是有的，如小说对春节（第16章）和寒食节风俗（第25章）的描写就充满着壮家风味。至于南国风光就更多了，如小说第七章对工作队到来时的风景描绘，第25章对季节变换众物争春的点染，第29章对庆祝胜利前的大地一派硕果累累的渲染等，无不具南国风味。那么，为何作家出版社小说组在信中说“作品并没有反映僮（壮）族地区的特色与风光”呢？这可能与作家出版社对作品的期许有关。对作品的期许还要从作家出版社的第一次约稿说起。1956年10月15日，陆地首次收到作家出版社约《美丽的南方》书稿的信74。当天日记，陆地这样记道：“他们不知从谁的口里打听到我正在写一个长篇小说。寄了一份出版物的表要我填回给他们。看来，写作的气候在我周围逐渐形成起来。”75陆地所言“写作的气候”无疑得益于“双百方针”的倡导。但作家出版社向陆地约稿可能还出于另一种考虑，即陆地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少数民族作家的重视和稍早（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不无关系。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工作纲要》，在纲要中，发展各兄弟民族文学被列为了重中之重，其中有这样的规定：“中国作家协会及各分会要在自己的工作的各个方面，把发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创作、培养各兄弟民族的作家作为一项重大的任务。各种创作刊物应经常发表兄弟民族作家的作品和讨论兄弟民族文学的论文。”76由此观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1956年下半年除借“双百方针”的春风外陆地频频收到约稿信。事实上，《美丽的南方》在未出版之前就被视为少数民族文学了。77陆地的壮族身份加上小说写的又是壮族地区，作家出版社当然有理由对作品的民族特色高期许了。

小说虽然有壮族地区的风味，但陆地也承认“自己也感到气氛还不那么浓，风光远不如现实中的绮丽”78，原因“多半是写作时的心情过于匆忙，不容许从容地去作精细的描绘”79。那少半的原因呢？恐怕要数民族意识不强了。“我不能不承认，我是壮族人。但是，由于家庭环境，以及所受的教化，一直都使我未能具有壮族的‘民族意识’。”80陆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成为壮族是1952年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则是汉族。在致刘江的信中，陆地这样写道：“1952年壮族自治区开始筹建，我的老家成了壮族地区，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讲着土话的人们，一夜之间都成了壮族。这时，也只有到了这时，才知道自己原来还是个壮族的子弟。”81陆地虽然知道、承认自己是壮族人，但对这个身份以及由这个身份引申出的作品归属却耿耿于怀。陆地多次对因作者是壮族而把其作品也归为壮族文学表示不满82，联系到陆地自己是壮族，言外之意不言而喻，之所以不满则源于“被当作低一等看待”83，其实质还是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不够。这或许多少可以解释《美丽的南方》何以南方有余，壮味不足吧。

《美丽的南方》的写作，从为何写到如何写再到对修改意见的回复，都涉及创作主体丰富的心理。某种程度上，《美丽的南方》的写作史就是一部陆地的心灵史，这对推进陆地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抒写都有着重要意义。以往的文学史大多只见作品而看不到作品背后的人，而《美丽的南方》的写作记录的是作品的诞生，更是作家的内心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丽的南方》的写作不失为可供文学史抒写参考的个案。

注释：

② 陈肖人：《〈美丽的南方〉——广西文学的丰碑》，《广西文学》2015年第8期。

②1129陆地：《致薛传钊》，《陆地文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71、471、472页。

③3038陆地：《美丽的南方•后记》，《美丽的南方》，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334、334、334页。

④⑥⑦陆地：《直言真情话平生——陆地自传》，广西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54、36—37、37页。

⑤陆地：《一本书的因果来历》，《陆地文集》（第4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07页。

⑧陆地：《致邓燕林》，《陆地文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15页。

⑨陆地：《当前文艺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广西省文艺工作者会议报告发言汇集》，广西省文联编1957年版，第53页。该文后以“论作家与人民”为题，收入《陆地文集》（第5卷），内容略有删改。

⑩陆地：《致黄文秋》，《陆地文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65页。

12如《关于文艺学习问题》（《广西文艺》1956年第8本、第9本）、《当前文艺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57年11月16日讲话）、《新的现实！新的课题》（1958年6月14日讲话）、《塑造我们的当代英雄》（《红水河》1958年7月号）、《新的历史，新的文艺》（《红水河》1958年11月号）、《把我们的创作提高一步》（《广西日报》1959年5月2日）等。

13陆地1950年7月23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8页。

14陆地1950年2月至3月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123页。

15陆地1952年7月至10月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1—359页。

16陆地1953年5月至8月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13—430页。

17陆地1950年1月9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页。

18陆地1950年2月9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6页。

19陆地1951年5月15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页。

20陆地1950年3月26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6页。

21陆地1951年4月8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7页。

22中南作协（全称“中南作家协会”）于1953年6月成立。

23陆地 1953年8月11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8页。

24陆地1953年8月13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9页。

25陆地1953年9月13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33页。

26两篇小说先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陈涌，得修改意见后，陆地把《挖山塘的故事》投给了《人民文学》，《元宵节后》投给了《长江文艺》，但均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01、419、456页。

27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资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1953年版，第46页。

28陆地1952年5月31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4页。

313236375169陆地1959年5月31日日记，《陆地文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8、88、88、87、88、88页。

33陆地1953年5月7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10页。

34陆地1953年5月12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12页。

35《贯彻土地改革的具体步骤与作法——何伟同志在中共广西省首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土地改革重要文选与经验汇编》（上册），广西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第580-619页。

3941陆地1953年7月21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5页。

40陆地 1953年8月5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7页。

42陆地1953年7月29—31日（原文如此，应是三天合在一起的日记——笔者注）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6页。

43陆地1953年8月12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8页。

44陆地1952年12月31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71页。

45陆地 1953年1月6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73页。

46陆地1953年7月20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5页。

47陆地1953年6月29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1页。

48陆地1953年8月16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9页。

49陆地：《创作余谈》，《陆地文集》（第5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9页。

50再稿手稿文末（现存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

52见陈伯枢1964年3月23日致陆地的信（现存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

53一般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提出以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为标志。

54见陆地1956年创作日历（现存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

55陆地1956年9月16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17页。

56陆地 1956年9月6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15页。

575859陆地1956年9月7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15页。

60陆地 1956年9月27日日记，《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19页。

616263陆地 1959年3月21日日记，《陆地文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5页。

64陆地1959年3月26日日记，《陆地文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6页。

6566陆地1959年4月26日日记，《陆地文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2页。

671959年5月14日日记，《陆地文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5页。

681959年5月15日日记，《陆地文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5页。

70727879陆地1959年9月21日致作家出版社小说组的信（现存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

71作家出版社小说组1959年9月14日致陆地的信（现存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

73潘荣才：《〈美丽的南方〉的成就与不足——记一次读者座谈会》，《广西日报》1962年4月9日。

7475陆地1956年10月15日日记，见《陆地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23、523页。

76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03页。

77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学十年》，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邵荃麟写作此文时间为1959年9月17日。

8081陆地：《致刘江》，《陆地文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40、438—439页。

82陆地：《致刘江》《致欧阳若修》《致黄文秋》，《陆地文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38、447—448、467页。

83陆地：《致黄福林》，《陆地文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08页。

[作者单位：南方文坛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