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创作《人生》的材料来源
内容提要：梳理中篇小说《人生》创作的材料来源，可知主人公高加林是路遥以自己经历为主、糅合刘路、王天乐等人影子塑造而成。作品并非路遥及亲友真实本事的全盘实录，其间多有作家策略性地删改生活中成功事实，虚构添加人物处境艰难、事业受挫、恋爱失败等情节之特殊处理。《人生》引发轰动还在于路遥采用悲剧机制将现实本事及虚构素材“编织”成社会主义时代悲剧，让来自社会主义历史深处的有志青年高加林的“梦想”与“爱情”因“城乡二元体制”而破灭。作品因此不仅来源真实、纹理细密，更兼具历史重量，故而动人心魄，散发持久的文学与文学史魅力。
关键词：路遥 《人生》 高加林 悲剧机制
一、 《人生》“纹理”的来源
《人生》何以具有如此巨大而持久的文学与文学史魅力？非常值得探究。实际上，在历经启蒙、革命、后现代等多种“主导概念”的强制介入之后，文学仍然拥有一些可以达成共识的标准，恰如亨利•詹姆斯所言：“我认为，予人以真实之感（细节刻画的翔实牢靠），是一部小说的至高无上的品质。”①这就是说，启蒙/革命等宏大概念并不形成文学的力量，正如每个人的生活都被繁密的日常细节所包裹一样，文学的力量也须来自对细节与生活的“牢靠”复活。而这，正是路遥的文学追求。他不止一次谈到作家应有的创作精神，一是注重“感情的积累”，强烈情绪会自然地激发创作；二是要注重“深化细节”，认为“没有细节的作品是个空架子”②。实际上，《人生》之所以能战胜文学史残酷的“遗忘”，正在于情绪的真实与细节的扎实。程旸在《路遥〈人生〉中巧珍的原型》一文中探究过巧珍与刘风梅、林红、林达（甚至路遥本人）的隐秘关联，很有见解，从现有材料看，其实不仅是巧珍，整部《人生》的主要情绪、颇多细节都直接、间接地来源于鲜活的甚至沉重的现实。这大致可分两个层面。
（一）笼罩《人生》全篇的主要情感体验，源于路遥及身边好友的亲身经历。其间最动人心魄者，是高加林民办教师被顶替、彻底“坠”为农民后痛苦无望的情绪。这一情绪，主要源于路遥自己和同事刘路，兼及弟弟王天乐与好友海波。路遥农民出身，贫困的家境不但养就了他早熟的个性，更造就了他摆脱农民身份和命运的惊人执著。1966年夏，路遥成功考取石油化工学校，孰知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这一念想！他转而投身“造反有理”的革命狂欢并取得县革委会副主任一职，意气风发，哪料政策再次诡谲难测。1968年，中共中央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心想脱离农村的路遥，被重新打回农村。“县革委会副主任”云云，只是空头的政治名誉，现实将路遥彻底剥离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路遥此时心绪与高加林被顶替后返村劳动时一样，对前途感到迷茫、无望，甚至悲愤不甘。对此，与路遥同时返乡的同伴有所透露，“我与他谈话中得知他当时的情况也不甚好，主要是对自己的前途深感渺茫”③。返乡后高加林拼命挖地，用残酷的劳动“麻痹”自我。据路遥同乡刘凤梅回忆，他们这批返乡学生曾被组织在农田基建队干活，“最重最累的活是挖土，陕北的冬天，地冻得像铁壳一样，镢头下去往往只能挖个白印，挖不上几下，震得人虎口流血”，路遥却每天都坚持在半崖上挖土，在“北风呼啸，寒气逼人”的环境里卖力地挥舞着数斤重的镢头。④这些在生活中沉淀下来的真情实感宣发在创作中，高加林拼命干活时的痛苦绝望、狠厉不甘就显得尤为鲜活而动人心魄。当然，路遥最深刻体会到进城无望的挫败感，是1973年报考大学之时。当时，路遥虽然数理化成绩不行，但文科成绩尤为出色，所以仍然有望上中文系，不过由于曾经是造反派“红四野”叱咤风云的“王军长”，他接连被北师大、陕师大拒绝录取。尽管最后还是上了延安大学，但造反派身份造成的受挫感却始终环绕着他：如果真上大学无望，自己将该何去何从？无疑，这些情绪构成了《人生》的基底。《人生》无望情绪的另一重要来源，是路遥在《陕西文艺》的同事刘路。路遥在构思《人生》的艰苦阶段，曾向刘路借取“下乡的经历和情感体验”。刘路同样出身农家，1966年高中毕业准备参加高考时遭遇“文革”爆发，高考据说要推迟半年，但“半年后没有谁再提高考这码事了”，随后，苦苦等待高考恢复消息的刘路却等来了“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
完了，一切都完了！十二年的求学生涯就此打住，只有回家当农民了……我的心空落落的难受，就像溺水者看到远方孤岛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一样……两天后，我背着铺盖卷离开学校。回家的第二天，我不顾母亲的劝阻，就在生产队里出了工。我拼命地干活，一晌不缺。我的家庭成分不好，父亲又因走资派的罪名关在牛棚。我知道，自己这一生，怕永远被抛在这片土地上了，就像身边这些庄稼汉一样：结婚生子，养家糊口，然后老死牖下。我变得颓废而麻木，心境悲凉至极。⑤
此外，高加林对婚恋的看法以及与刘巧珍、黄亚萍恋爱经历亦有真实的生活参照。高加林对自己“爱情”的考虑，完全出自现实中路遥的真实想法。在朋友中间，路遥从不避讳自己为了前程而一心想寻“城市妻子”的想法。据海波回忆，当他劝导路遥找本地姑娘更为稳妥时，“他一听竟然生气了，反问我说：‘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⑥路遥这种想法在申晓、邢小利以及航宇的讲述里皆有所透露。刘路对自己25岁时在农村成了家更是感到彻底绝望：“理智告诉我，在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我在农村的生活命运就注定了。”⑦高加林与巧珍之间甜蜜动人的恋爱则有路遥自己美好初恋以及被抛弃经历的投射，“仿佛在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初恋”⑧。这种被城市姑娘抛弃的情感经历在刘路身上同样存在。刘路在返乡成为农民时，也收到了初恋女友的断交信，“在我沦为‘贱民’的日子里，让我藏身的，也就这么可怜的一点幸福的角落了！然而，我想把头倚在和我一样命运的她的肩头上的愿望，今天也被拒绝”⑨。可以说，《人生》对高加林与黄亚萍、刘巧珍之间一波三折的感情与情绪的刻画，有着深厚真切的心理基础。
（二）《人生》中诸多重要的情节和细节或源于路遥的切实经历，或来自身边好友的经历。（1）尤显农村姑娘大方、赤忱的“巧珍示爱”情节源自路遥的亲身经历。路遥中学毕业，正在收拾行李准备返乡时，一位女同学曾大胆向他示爱。路遥当时正焦灼于自己的前途，并无恋爱准备，于是与那位“典型的陕北俊女子”打起了“马虎眼”。
（路遥）告诉她说：“我也是平常人，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只是个‘名儿’， 一离开学校就是农民。”那女子答：“你是农民，难道我不是？我就喜欢农民。”⑩
《人生》中巧珍向高加林的真情告白，几乎实录了这位女同学的话语。（2）高度体现高加林性格的“卖馍事件”细节处理也来自刘路的讲述。刘路父亲父母早亡，靠叔父抚养，叔父让其赶集卖粽子，因为羞于启口吆喝而在无人处偷着喊几声。路遥根据刘路的讲述将之挪用到小说中。（3）小说中“拉粪”情节也差不多是实录刘路的真实经历。路遥返乡后也曾有到城里拉粪的短暂经历，但他很少谈及，目前所见资料中，刘路所述与小说颇为贴近，比如“霸粪”之事。刘路回忆：当时生产队联系的公厕一般会派人看守，不仅帮助打扫卫生，更为防止别的生产队偷粪，“一次另一个生产队赶着马车来偷粪了，我们村那几个老汉十分英勇顽强，与他们展开殊死的拼争。一个老汉如关公抢大刀，操起粪勺奋力格斗，但因寡不敌众，终于让人打倒在地。但他爬起来，躺到马车的轮子下，不许把粪拉走”。11路遥对这些素材极感兴趣，于是在小说中便有了高加林“拉起舀粪的粪勺”向抢粪后生“砍去”、为抢粪展开“殊死搏斗”的生动展现。小说中高加林因担粪而被城里人鄙视的描写同样来自刘路。
夏日的夜晚，乘凉的人们在院子中间铺着凉席。这时候我们起粪，他们或抱怨，或谩骂，捂着鼻子，不许我们从他们身边经过。一次，我挑着粪桶，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块西瓜皮，滑了个仰面朝天，稀粪也泼了一地，几个工人不由分说，对我拳打腿踢，我慌忙脱掉背心，擦着洒在凉席上的粪渍，但还是被打得鼻青脸肿，在家属院门口，我伤心得号啕大哭。12
《人生》中高加林倒未被“拳打腿踢”，甚至在言语冲突中也未落入下风，但来自城里人的歧视却深深刺痛了他，使他“强忍着泪水”。较之事实，这种屈辱感、愤怒感更是刘路刻骨铭心的经验。刘路高中毕业，曾经也在城市生活，现在每天以拉粪农民的身份再次深入万家灯火的“城市世界”，他时常会“有过一闪念的遐想与希冀：这地方还能有我的一席之地吗？”13这直接投射为小说中高加林的感受：他进城时忆起曾在“明亮温馨的教室”里读书，在“电影院散场的人群”里与同学说笑，或穿着鲜红运动衣奔驰在“县体育场的灯光篮球场”14上。而且，因为自觉从事的是令人掩鼻的活计，敏感自尊的神经促使“知识青年”刘路每每自觉躲避那些有可能鄙薄他的人，包括昔日的同学和朋友。而当被城市小市民“下视”的时候，刘路又坚定地想：“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高中毕业生……你要坚信自己一定有一个胜过他们的未来，走着瞧吧！”15这也是小说中高加林的愤然：“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6（4）如大地一般宽厚的德顺爷爷具有真切的生活原型。刘凤梅回忆，德顺老汉原型是村里的一位鳏夫，“他心肠特别好，疏财仗义，深受村人们的敬重，这位老汉特别喜欢路遥，童年的路遥是受过他多次照顾的”17。这样的老光棍村里还有好些，他们因为没有孩子，于是善待每个孩子，会将家中最好吃的奉献出来，会出钱给穷苦孩子买铅笔。路遥幼时也颇受这些“老头”照顾，德顺老汉身上沉淀着路遥深厚的情感。德顺爷爷在夏夜里驾着驴车带加林、巧珍进城时高声唱“走西口”、讲述风流情史的自由洒脱，就建立这样的情景之上。
每次跟集的时候，可以看到有好多这样的光棍站在酒柜台前，拿几毛钱买二两散酒，喝完，嘴里哼着小曲，然后回家。麻醉的那一刻，就是他人生中最好、最顺心的时刻。18
以上种种情节和情绪的丰富来源，为《人生》的文学和文学史魅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恰如论者所言，“质量上乘的作品通常血肉丰满”，“许多杰作往往纹理细密”。路遥自己和身边的亲友的类似情绪和经历，共同决定了《人生》的“纹理细密”。19“有志青年”受困的苦闷源于作家自己及身边好友的真实情感体验；对家乡故土、乡亲父老的深切感念是感情厚积的自然宣泄；重要人物加林、巧珍、德顺老汉的形象由真切的细节“积累”而成。无论是笼罩作品全篇的情感体验，还是体现人物性格的情节与细节，皆扎实地建立在现实生活经验之上。作品因此质地坚实、厚重，拥有持久的魅力。
二、 隐失在时代深处的“屈涛们”
不过，《人生》中虽有许多“情绪、感情的体验”其来有自，却似乎并不能说高加林等有直接的原型。实际上，若将路遥、刘路等当作原型，进而再将其本事行状与小说故事一一对照，不难发现，较之其有真实来源的部分，《人生》中与原型不合甚或相反的描写，可谓在在皆是。可略列两层。（一）路遥确实因为再度掉回“农门”而心生受挫之感，但路遥本人并不曾遭受高加林那般艰难，相反，他返乡后几乎是备受恩宠。“王玉德是郭家沟有口皆碑的好人，经常‘说大事，了小事’，在村里有极高的威望。他的儿子回村劳动了，村里人怎能让他干重体力活？刘家圪崂大队领导们思前想后，先想到一个让王卫国到县城拉大粪记全勤的办法。”20至于被支书儿子顶替掉民办教师职位之类悲剧境遇，路遥从未经历过。相反，刘家圪崂大队领导们冒着政治风险、尽心尽力为他谋来了当民办教师乃至入党（后者非常不易）的机会。
村革委会与党支部掌权的几个干大干哥，坐到一搭里合计，王玉德就这一个小子，要照护哩，怎么个照护，让教书。在生产队里，教书是头等美差，活苦轻，工分加补助，有条件学习……王卫国没耕几天地，就当上几个大队联办的马家店小学的民办教师。其间，当别的造反派头头正在接受旷日持久的审查时，王卫国又以同样的优势，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预备期）。21
海波、刘路、王天乐也都当过民办教师，但他们都因上大学或进城谋工主动放弃了这一职位，皆未遭受被顶替的不堪。路遥等的幸运还不止于此。路遥虽是农民出身，但曾结识不少延川县“上层人物”，这些人都在尽力给身为农民的路遥谋出路。县上通过公社将路遥调入百货公司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好友曹谷溪更是想尽一切办法将路遥从农村“捞出来”，“凭那三寸不烂之舌，活动通政工组长，说服城关公社领导，将路遥抽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名为培养通讯骨干，实际是给路遥创造条件”22；县委书记申昜上下奔走，几番多次亲自找上在延大负责招生的堂弟申沛昌，最终促成延大中文系录取路遥。而且，路遥本人运作能力极强。好友海波在他帮助下进入公社中学教书，后又转为“吃国库粮”的“公家人”，弟弟王天乐也经他多番“走后门”而最终成为正式的国家煤矿工人。至于最初与路遥并不相识的刘路，则是通过高考离开农村，并最终成为大学教授。可以说，高加林的“三起三落”与路遥、刘路等皆无直接对应关系。（二）路遥虽被北京知青初恋“抛弃”，但也成功地与另一北京知青林达恋爱成家，且上大学期间，林达在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给予路遥很大支持。即使最后二人婚姻破裂，路遥也仍然感慨自己当年家中光景过得“一烂包”、林达作为干部子女对他不离不弃。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人生》是否是一部虚假之作？路遥、刘路、王天乐等皆可谓“成功”，高加林却最终走向了无解的末途，路遥这么改写自己及身边亲友的真实经历，是否有违生活基本的真实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现实中，“只有成功者（就其志向预示了后来的演变而言的成功者）为人们所牢记，绝境、失败的事业和失败者本人却被遗忘”23，而失败者却是比成功更为普遍的存在。文学作品理当考量更为普遍的命运，这就涉及比直接原型更为紧要的情境原型。所谓“情境原型”，是指小说所叙境遇与命运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可以反映当时社会和个人命运中较大概率的情形。以此而论，路遥、刘路、海波、王天乐，在当时陕北农村青年中的确是少数，作为写作者的路遥，并无太大兴趣记录这少数“幸运者”（今天称之为“凤凰男”）的故事（哪怕是要从中汲取大量情绪与细节），他之倾注巨大热情者，乃是他所在时代百万、千万农村“有志青年”的命运。那么，这些人在当年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呢？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路遥等的幸运。对此，路遥曾沉痛地说：“一些农村孩子开始读书，从小学一直读到中学，上了县城读完高中以后，他们在外面已经看到一个很大的世界。他们有了文化，觉得父辈的那种生活他们再不能接受了，但现实生活又迫使他们必须回农村，因为当时农村既不招干也不招工，甚至不能上大学。这样，这些青年回去以后就特别苦闷。大部分青年屈服于现实，像父亲一样在土地上劳动，然后喂几个老母猪，想办法找一个媳妇，再养五六个孩子，然后就是重复父辈的命运。”24不难想象，这类农村“有志青年”恐怕非常普遍。对此，路遥表示：“这样的青年人我认识很多，对他们相当熟悉。他们的生活状况、精神状态，我都很清楚。”25《人生》之所勾勒者，也意在这“大部分青年”。遗憾的是，这些青年既无机会走出农村，更无机会将自己的命运形之于文字（各种“路遥纪念资料”也很少涉及这类人物），40年岁月流逝，他们已彻底隐失在时代深处。所以，今日研究者考量路遥小说原型时，往往仅注目于路遥本人及与他同样幸运的少数友朋，而对《人生》之所倚赖的万千农村“有志青年”的命运触及甚少。幸运的是，翻检旧刊，我们可以发现1980年《陕西青年》杂志留存了诸多珍贵资料。
该年，《陕西青年》在第9期刊登了农村知识青年屈涛的一封来信《农村青年前途何在？》。屈涛是一名年仅23岁的高中毕业生，他说，“文革”期间他们这一代农村青年心灵遭受到残酷的蹂躏，“文革”结束，他们同样怀着兴奋心情期待着能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贡献青春，但在现实中却遭遇无数困境，他们需要学习，但繁重的体力劳动压榨了时间和精力，农村的学习资源更是匮乏无比，“一个规模有上万人口的人民公社，仅有小小的图书室，而且图书少得可怜，根本满足不了青年学习的需要”，而且，知识在农村也没有用处，“难道拉架子车、耕地也需要‘数、理、化’吗？就说科学种田吧，很多大队的科研室都是有名无实、生产队一般都无人支持”。他们追求上进，却遭遇凡事皆依靠人事关系的腐败现实，“如果你偶然不慎得罪了一位领导，那么你就别想抬起头做人，挺起胸生活（除非这位领导被撤换）”，“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他们向往纯真的爱情，可是婚姻却“完全成了彻头彻尾的建立在金钱物质上的肮脏交易的场合”。26种种遭际，让屈涛痛苦、迷茫乃至绝望。
我们感到十分绝望。自叹生于农村，低人一等；又叹父母只是安分守己的农民，不是所谓的“英雄”，子女也只能是农民，也就成不了好汉。在此种情况下，有的人求神问卜，有的祈求战争、地震，幻想命运在这些难以预料的突变中得到改变；有的甚至自杀，事实上个别人已经这样做了；有的千方百计弄到钱，他们说：现在还讲什么“前途”呢？27
屈涛所说的“我们”，正是现实中的高加林。他们和高加林一样无法“进城”，短短来信漫溢“有志青年”屈居农村时的苦闷与抑郁，遭遇不公时的不甘与愤懑，而最痛苦绝望的是，看不到自己人生前途究竟何在。于是，屈涛斗胆向社会提出问题——“农村青年前途何在？”这一发问，迅疾引起强烈反应，编辑部以“农村青年的前途何在？”为题，接连在第10、11、12期开辟专栏展开大讨论。社会上对屈涛的回应以振奋人心、鼓励奋斗为“主旋律”，但是诸多蕴含自己经历和体验的阐述里，多少显露返乡青年普遍的生存困境。“不少高初中毕业生回队后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眼前的吃穿住，现实又现实；已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恋爱婚姻又是一道不易逾越的壕堑，不少人望穷兴叹，纷纷自谋生路。有的扳胳膊抱腿找工作，有的托人投师学手艺，有的跑生意，折腾了几年，没一个好过的。严酷的现实窒息了年轻人心头的理想之火”28，“大多数青年不但得不到培养和提高，就连高、初中学到的知识也无用武之地。回乡几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一点”29。《我们不能满足于吃饱穿暖》（10期）、《救救他们吧》（11期）、《难道这就是我的出路？》（12期）、《社会要为“农”伸张》（12期）、《为农村青年喊一喊》（12期）等讨论文章直接接续屈涛的讲述，从各方面呈现返乡青年遭遇的难题。屈涛这一笼罩着灰色阴霾的人生发问，马上可以让人联想此前轰动全国的“潘晓来信”，不过，“屈涛们”不但和城市青年潘晓等一样遭遇渴求上进而又无“用武之地”的精神危机，而且还要面临城市青年较少遭受的绝对贫困问题。
“屈涛们”的困境显然不如“潘晓来信”那样引起广泛社会关注，但也余音不绝。1985年9月，《农村青年》第5期刊发农村青年沈建筠的来信《我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吗？》。与屈涛相似，沈建筠出身农村但志存高远，一直秉持中学老师的教诲：“一个农民的子女必须树立远大目标，那就是考入大学，脱离农业生产，去从事精神劳动。”沈建筠拼命学习，效仿“于连”搞“自我设计”，将脱离农村的全部希望寄托于高考，但不幸高考落榜，“我完了！我不甘心安分守己地当一辈子土地的奴隶，迫不及待地要跳出农村。我去报考飞行员——一切合格！正当我欣喜至极时，一个‘后门’把我顶掉了；我去参加招工考试，但人家要考数理化，我看的那许多文学名著帮不了这个忙，结果只能落得个‘望榜兴叹’；我想当乡村教师，但这个‘灵魂工程师’的高尚职业摊不到我这下里巴人的头上”30。在怜悯与讥讽中，沈建筠感到苦痛与绝望，甚至想到死亡。他代农村知识青年发出尖锐质问：“我并不比谁笨，为什么注定要跟泥巴土块打交道呢？”“我读了那么多书，为什么就找不到出路呢？”31他也曾振作精神，但每天忙地里的农活，疲惫不堪，晚上自学完全吃不消，想过进城经商致富，但“看到那些小贩在炎炎赤日下声嘶力竭地叫卖，与人讨价还价的情景，又打了退堂鼓”32。
《农村青年》上的文章，路遥创作《人生》时自然不可能看到，但《陕西青年》上的热烈讨论，路遥应有所关注。不过，对于路遥而言，对农村“有志青年”命运的了解又何须通过印在杂志上的文章呢？“屈涛们”也好，“高加林们”也好，那就是他的活生生的现实，更是不如他幸运的万千农村同龄人的无法修饰的悲剧现实！《人生》要写的，正是“屈涛们”的命运。对此，后世研究者当然可以质疑路遥挑选材料时的选择性策略：路遥未将自己或任何一位亲朋当作《人生》直接原型，而是片断摘取其中可用的情绪、情节和细节，进而将之组织进事关农村“有志青年”更普遍、深刻的命运观照之中。因此，与其说《人生》凸显广大“失败者”的故事策略脱离路遥自己及身边亲友的真实经历，不如说它以更大的普遍性切入了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农村青年苦痛而破碎的灵魂。随着农村及其青年在近年文学中的逐渐淡出，《人生》40年前的记述尤见珍贵。
三、 广大的悲剧的生成
然而，《人生》持久的魅力，不但在于它策略性选择了农村“有志青年”的受挫事实，而且也在于路遥以特定因果机制将此“失败的人生”升华成了意义深永的普遍性故事。对此，路遥自述：“我们的作品归根结底应是这样的作品：要把生活中的一般的事件，一般的人物，变成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事件和典型意义的人物，作家的全部工作就在这里。”33就此而言，《人生》无疑是完成度特别高的作品。那么，在《人生》中起到组织、升华作用的因果机制是什么？这就要回到恩格斯的经典论断：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34。《人生》的悲剧可作如是解。实际上，王愚、路遥在对话中即将《人生》悲剧概括为“我们的历史的惰性”“限制着他们应该有所发展的东西不能发展”，因此“他们在生活中，在人生道路上不免会有悲剧发生”。35高加林的悲剧，不但由“屈涛们”的失败与迷茫构成，更由恩格斯所言的历史冲突机制凝练、提升而成。
这种“提升”是指小说将“屈涛们”的失败与新中国建立以来数代农村青年的结构性生存困境紧密勾连。所谓“结构性生存困境”，直指新中国城乡户籍制度对于农村人口的限制。1958年1月9日，新中国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限制“城乡流动”，并将全国人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配以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助性措施。由此，“农村人”就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沦为低等级的社会构成。当然，从历史角度看，户籍制度的产生有着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客观合理性：当时国家既无法借助大规模借款向国外投资，也无法依靠本国薄弱工业基础，只能选择通过农业积累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和资金，奠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哺育城市的基本发展格局。这不能不导致农民负担加重、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就业生活条件更为优越，并由此在1950年代中期引发数轮大规模农民“盲流”运动，城市不堪负荷。因此，1958年出台的《登记条例》有其现实治理的合理性，但对于农村和农民而言，其间巨大的不合理、不平等明眼可见：农村发展由此严重落后于城市，同时，农业户口成了农民被迫的“世袭身份”和“终身身份”，“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迁居和工作受到严格限制……农民基本上失去了自由流入城市的机会”36。广大农村人口由此被新中国就业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所抛弃。
工人和城市人被纳入到国家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之中；而农民和农村人则被排除在这个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而被纳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之下，说集体还不如说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实行个人自我保障。这就从根本上使得工人和农民、城市人和农村人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待遇，从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且存在着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不可转换性。37
这种不平等还延伸到其他阶层流动渠道中。“在每年高招中，中专的录取分数线农村考生要比城市考生高出二三十分。虽然农村的教育质量比城市低，农村考生要考取面临更大的困难，但这种政策却是为了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大学生分配也按‘哪来哪去’的原则，城市学生留在城市，农村学生不能留在城市，要分回到自己的县里。军队士兵复员更是如此，城市兵可以安排工作，农村兵仍然要回家种地。”38如此种种，正是路遥、刘路、屈涛等万千农村青年的痛苦的制度来源。而且，即使“文革”结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种让“屈涛们”消极、绝望的户籍制度也以其特有的稳定性而难以更改。诺思认为：“产生稳定性的是一系列约束的复杂组合，其中包括嵌套在（nested in）科层结构（hierarchy）中的各种正式规则。在这种科层结构中，任何一种改变都只会产生比其原先状态更高的成本。”39户籍制度难以发生根本性变革，也因为其背后附着已然固化的庞大利益体系，平衡既得利益需要付出极大的改革成本。故而，当“屈涛们”走上人生舞台时，户籍制度已然成为顽固的“历史遗留物”，拒斥着农村青年。一方面，是“有志青年”对城市现代化的向往与追求，是个人自我实现的合理愿望；另一方面，是“城乡二元体制”近乎残酷地堵死了农村青年进城、实现合理人生理想的出路。“屈涛们”的心理压抑与此紧密相关，《人生》也以“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将“屈涛们”的失败人生重组为意义完整的故事。
这种历史冲突机制之于《人生》的介入，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虚构“有志青年”与农村的对立。其中，制度层面的对立有较多情境基础。比如，小说开篇即是高加林被支书高明楼出于私利（让自己儿子三星顶替）剥夺民办教师资格，高加林由此被迫返回农村进行劳动。不无夸张的“暴风骤雨”渲染这一剥夺带来的巨大悲情，震撼人心。而且，当高加林预备“状告”高明楼时，其父高玉德不仅“不敢告人家”，还劝告加林“主动叫人家叔叔哩”40。几乎丧尽尊严底线的退让，凸显高加林一家身处农村“底层”的无奈与悲哀。这一情节在路遥、刘路、王天乐等的经历中缺乏对应事实，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却是“屈涛们”例常遭遇的痛苦，故此一虚构堪称合理。比较起来，观念层面的对立人为成分更重，如“卫生革命”之情节。究之现有路遥史料，不曾有过类似记述。而实际上，即便在农村，农民也非常注意保持水源干净。蔡翔回忆：“我们刚下乡的时候，我们门口有个水井，我们有个习惯就是蹲在水井边刷牙，农民很有意见，觉得我们怎么这么不懂事，这样会把水弄脏。农民其实特别讲究这个。”41更重要的是，陕北农村清洁水的方式也不是如高加林那样在共有水源中撒漂白粉，而是在自家水缸放明矾。《人生》中的“卫生革命”显然是历史冲突机制介入的结果，目的在于激化高加林与农村环境的矛盾冲突。若高加林在农村如路遥等一般顺遂，备受关照，那么他的“出走”就不合情理，甚至有自私自利之嫌。因此，路遥“刻意要把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恶化”：既然高加林在农村的处境如此恶劣，“所以他一定要出走”42。（二）设置“有志青年”与城市的对立。高加林“三起三落”中有“两落”（高考失败、当记者被清退）皆与城市的冷酷拒绝有关。他与城市的冲突还另外体现在许多情节：拉粪时与克南妈的冲突、被黄亚萍抛弃，等等。对于路遥、刘路等幸运者而言，这种设置自然只有局部真实，但对“屈涛们”而言则无疑有更普遍的真实。不过更重要的是，如此设置明显将“有志青年”的悲剧做了共同归因：是制度/文化的“历史遗留物”的存在，扼制了一代青年的合理欲望与梦想。现实与梦想、个人与时代、情与理，都在此纠结着、冲突着，构成了《人生》悲剧的强烈的戏剧性与时代性。
然而路遥并无将《人生》写成“问题小说”的追求，并不以解决某个具体社会问题（如户籍制度）为追求。他认为写作“必须重视历史，对历史和对现实生活一样，应持严肃态度。有的作品为什么比较浅，就因它没能把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放在一个长长的历史过程中去考虑，去体察。我们应追求作品要有巨大的回声，这回声应响彻过去、现在和未来”43。这是深刻之见，故历史冲突机制在《人生》中的运作，所勾连的不仅是个人与“历史遗留物”之间的冲突，而还更深地牵连着“巨大的回声”。其实，小说有关“卫生革命”的叙写隐隐泄露一个事实，即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并未被纳入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之中，“高加林们”已逐渐被“大历史”抛出轨道。在20世纪50-70年代，“梁生宝们”一直当仁不让地占据着“新人”/历史主体位置，路遥等之所以愤懑，屈涛、沈建筠等之所以敢于致信《陕西青年》《农村青年》，正是因为他们来自社会主义文化深处。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承诺的“大历史”“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了他们的希望：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山峰背后”44，他们至少在理论上相信自己的历史主体资格，是民族未来的承担者。孰料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传统社会主义的这种主体许诺迅速失效，社会主义一直未能克服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终于赤裸裸地将“屈涛们”打发回“底层社会”，沦为历史的“多余人”。此时期的“有志青年”若要实现梦想，“新人”之路不复存在，惟有或被动或主动地进入差别格局，展开“个人利益”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个人变成一个经济单位，或者用福柯的说法，变成一种‘企业’形式，‘经济人’也就是自身的企业家”。45无疑，新的语境要求新的个人伦理。对此，多数来自社会主义深处的“有志青年”并不适应，甚至充满愤怒。在“农村青年前途何在”的讨论中，即有“回乡知识青年”自觉自己在社会上已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毫不掩饰地表示。
历史总是前进的，新陈代谢的规律早已把我们这些过时的“新生事物”遗弃了，历史也总不会回过头来，把我们这淘汰物，再“亲吻”一番，鼓励一番。46
这堪称令人心痛的洞见。不过，从现有材料看，志存高远的路遥对此并无预判，但《人生》内在的历史冲突机制却将此种“脱轨”隐约呈现出来。和现实中的路遥、屈涛、沈建筠等一样，高加林从社会主义深处走来，他不仅有才华、学识，更具家国情怀，他“雄心勃勃”，内心充溢“辽阔大世界”，且十分自觉地将自我学习与自我目标置诸于“大历史”（现代化进程）之中，他之沉迷于各类党报和主流媒体报道，即是此种自我主体想象的见证。与此相关，小说还特意安排了一场高加林与黄亚萍之间有关“现代知识”的论辩，双方尽情展示各自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和能源形势的掌握和分析。参加工作后，高加林更满怀热情奔赴“救灾前线”，自比于“在激烈的战场上”与“突击队员一起冲锋”的前线记者，“一刹那间需要牺牲什么，他就会献出什么！”47这是与林道静、梁生宝并无差异的“历史的人”，然而作家又让高加林遭遇改革开放时代之于个体的“经济人”定位。这是更为深刻的文化悲剧。传统社会主义话语业已失效（小说中高加林驳斥张克南妈妈身上也有“臭味”的毛式话语颇显无力），而缺乏“大历史”的加持，“赤身裸体”的青年农民个体注定无法冲破固化的利益格局，高加林除了通过“走后门”、依附黄亚萍进城，别无他法。这其中埋藏着深刻的文化断裂：社会主义“大历史”曾经赋予青年（包括农村青年）以明确的主体位置与充沛的伦理想象，然而这种想象渐行渐弱，终于在触碰到“打工人”的现实位置时，即刻破毁。
《人生》中的这层断裂、悲剧，其实是由历史冲突机制所牵引出来的新中国社会变迁的“巨大的回声”。对此，路遥认识或不充分，然而“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48，《人生》对悲剧结尾的处理，携带着巨大悲情。与自身受到林达资助不同，路遥最终设置高加林被城市姑娘抛弃的悲剧结局，让高加林本来无望的人生更添阴霾，进城之希望亦被彻底浇灭，高加林的人生演变成彻头彻尾的悲剧。高加林被揭发“走后门”、解除城市工作后，黄亚萍若是不离不弃并履行此前的承诺，“一定让父亲设法通过关系”，让高加林“到报社或者电台去当记者”49，高加林留在城市不无可能，但是，小说终究“让高加林们经历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起点”50。路遥的这种安排，显然不仅在于让高加林重返土地并接受来自乡土的“道德惩戒”，而更在于呈现悲剧的深沉的现实原因与历史原因，“要引起社会对这种青年的重视，全社会应该关怀他们，从各个方面去关怀他们，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51。因此，具有巨大悲情的结局处理裹挟着作家深沉的社会忧虑。但返乡后的高加林只能再次成为屈涛、沈建筠们，将面临无数的残酷现实，甚而精神困顿、走向末路。于是，这一“处理”又未免残忍。高加林到底该何去何从？这是永远的“高加林难题”，关涉无数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难题”。路遥始终对这些青年的前途抱有深切关怀。于是在高加林再次返乡时，作家让巧珍尽心尽力地为她的“加林哥”重新谋取教师工作，象征着乡村共同体的伦理美德向来不曾怪罪“一时迷失”的青年，将继续为其提供情感抚慰。且在结尾，作家还精心设计德顺爷爷对加林的一番“训导”，将“个体”重新“询唤”为乡村共同体的“主体”。高加林最后扑倒在黄土地上，则是乡村共同体对他的重新接纳，同时也是路遥提供给农村知识青年的一种可能出路：“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咱农村往后的前程大着哩，屈不了你的才！”52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尾处理也呼应了当时社会主流对“农村青年前途何在”这一问题的回答。陕西青年编辑部曾邀请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白纪年“和农村青年谈谈前途问题”。白表示：“我看，最根本的出路和前途，就是牢固地树立起扎根农村、献身农业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勤劳的双手，顽强的毅力，把贫穷落后的旧农村，逐步建设成社会主义的、发达的、富庶的新农村。”53也许，《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大江大河》中的雷东宝，都可以看成是高加林的“后传”吧。倘以此观，《人生》似乎还是把业已断裂的“社会主义新人”再造工程又“缝合”上了。
不过，《人生》从来不是一部指导青年如何度过“正确”人生的小说。时至今日，其细密的生活“纹理”、深厚的情境基础，使《人生》的悲剧机制勾连起个人、时代与至今仍难以给出明确评述的“历史的回声”。而这一切，进一步使《人生》成为20世纪70-80年代之交中国“生活”本身。因此，《人生》获得了强大的阐释空间，“常读常新”，直到今天仍存在某种阅读上的未完成性。从文学史角度看，它无疑拥有比“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等概念更为丰饶的历史/人性内容，从本事改写角度看，《人生》则是作家重塑现实、升华人生的艺术典范。
注释：
①[美]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朱雯、乔佖、朱乃长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②路遥：《东拉西扯谈创作（二）》，《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
③樊俊成：《追思与路遥相处的日子》，《路遥研究》2008年第3期。
④17刘凤梅：《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缅怀路遥兄弟》，《路遥十五年祭》，李建军编，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186、185-186页。
⑤13刘路：《遥忆当年登科时》，《美文（上半月）》2012年第7期。
⑥⑩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25页。
⑦刘路：《年轮》，《爱泉水清清》，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8页。
⑧程旸：《路遥〈人生〉中巧珍的原型》，《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
⑨15刘路：《在夏天，你曾对我说》，《爱泉水清清》，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255-256页。
1112刘路：《坦诚的朋友》，《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194页。
141640474952路遥：《人生》，《收获》1982年第3期。
1824路遥：《文学•人生•精神——在西安矿业学院的演讲》，《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221页。
19南帆：《文学、大概念与日常纹理》，《上海文学》2011年第1期。
20厚夫：《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2122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路遥十五年祭》，第44、45页。
23[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文化研究读本》，钱乘旦译、罗钢、刘象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253551路遥：《关于〈人生〉的对话》，《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149-150、148页。
2627屈涛：《农村青年前途何在？》，《陕西青年》1980年第9期。
28树群：《从袁家的变化看农村青年的出路》，《陕西青年》1980年第11期。
29李新科、李晓良：《“用武之地”何处有？》，《陕西青年》1980年第10期。
303132沈建筠：《我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吗？》，《农村青年》1985年第5期。
3343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196页。
34[德]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3页。
36刘保中、邱晔：《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城乡结构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挑战》，《长白学刊》2019年第5期。
3738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6、97-98页。
39[美]道德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4142江丽：《“80年代”文学：历史对话的可能性——“路遥与‘80年代’文学的展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之二》，《文艺争鸣》2012年第4期。
44[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45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虚无——从“潘晓讨论”到“高加林难题”》，《文艺研究》2017年第9期。
46田雨：《救救他们吧》，《陕西青年》1980年第11期。
48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50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53白纪年：《和农村青年谈谈前途问题》，《陕西青年》1981年第12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