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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80年代“鲁迅传”书写在鲁迅传记写作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鲁迅传”在告别历史过程中走向未来，既反思、超越以往的写作模式，又为之后“鲁迅传”的发展积累了经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代“鲁迅传”继往开来的意义与时代有关：时代不仅为“鲁迅传”书写带来了新的起点和新的契机，而且还簇新了写作者的观念和具体的形式、手法等多个方面，至于其凝结和留存的经验同样可作为一种资源。

关键词：1980年代 “鲁迅传”

鲁迅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中立传最多的人，同时也是近现代文化名人中立传最多的人。自1920年代出现“鲁迅传”的雏形，到2021年1月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修订版，近一个世纪出版各种由他者书写的、成书意义上的“鲁迅传”已达300种之多（以版本为主，第2版和“修订版”“增订版”等均单独列为一种；这一统计可能会由于文本形式、认知标准以及海外出版、是否列入著者文集等而在不同统计者那里有所出入）。

1980年代的时代转型对于社会文化和各体文学创作的革新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传记写作作为其中一个分支自是概莫能外。作为百年“鲁迅传”写作的一个重要阶段，1980年代的“鲁迅传”一方面继承、总结了以往写作的经验，预示了“鲁迅传”创作新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则是以全新的观念和文本的有效探索，为跨世纪40年“鲁迅传”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新的契机”与“新的起点”

1980年代的“鲁迅传”共计43种。在“新时期文学”伊始，就有如此规模的“鲁迅传”出版，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可知：1980年代来临至少从两个主要方面为“鲁迅传”的出版提供了“新的契机”。

其一，就文化语境来看，“鲁迅传”在1980年代迅速发展首先与现代作家作品和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复兴有关。随着现代作家研究逐渐走向正常状态、文献资料发掘日渐丰厚，现代作家传记作为现代文学研究之一部，在学术研究的推动下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其二，思想解放、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形势，使文化界呈现繁荣的局面，出版业发展、刊发传记园地的出现，西方现代传记作品和研究文章的引入，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进了现代作家传记的创作。再次，现代作家传记作为一种创作形式，同样受文学创作整体发展形势的影响，而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旗手、独一无二的地位又在客观上决定其是立传的最佳人选，这也是“鲁迅传”数量多、作传者众的重要原因。

其二，就具体的时间节点而言，1981年正值鲁迅诞辰100周年，文化界围绕鲁迅诞辰百年开展各种纪念活动，“鲁迅传”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了多部“鲁迅传”如王士菁的《鲁迅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4月第2版）①、平心的《人民文豪鲁迅》（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②、朱正的《鲁迅传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③或是再版或是出版修订版，呼应纪念活动之外，一批当时尚属青年的作者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从曾庆瑞的《鲁迅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直接在正文之前的扉页印有“谨以本书献给伟大的文学家 伟大的思想家 伟大的革命家鲁迅一百周年诞辰（1881.9.25-1981.9.25）”、林志浩的《鲁迅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同样在扉页印有“谨以此书献给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到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在“后记”中提到“谨以这本极不成熟的书，作为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④，以及陕西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后改为浙江文艺出版社）于同期出版的同题为“鲁迅研究丛书”中的传记类著述，⑤都说明历史为“鲁迅传”提供了前所未有、生正逢时的契机。至于像陈漱渝在《民族魂——鲁迅的一生》的“跋”中提到的1981年7月7日下午《中国青年报》编辑顾志成同志冒雨来访，“约我为该报撰写一篇供连载用的鲁迅传记，作为该报纪念鲁迅一百周年诞辰的重点文章之一”，还有北京广播电台对此连播、浙江文艺出版社对此出版等情况，⑥更是在印证上述论断的同时显示了其内在的复杂过程。

“再版”与“修订”一方面接续了1940年代“鲁迅传”的创作史，一方面则是和1980年代新生的“鲁迅传”一起构成写作的“新起点”。直观地看，“再版”与“修订”在客观上实现了新版本传记与“传主”研究深入及相关资料发掘与整理的互动，在主观上是以修改、增订的方式实现了传记家的理想，但若从更深、更广的视野看，则与“鲁迅传”的历史化和不同的时代性密切相关。如果将时代性理解为处于变动状态、具体的、可划分为不同阶段的“此在的语境”，那么，“再版”与“修订”显然还包括一种传记观念和写作策略的调整并对后起的传记写作者构成“影响的焦虑”。应当说，对于1980年代第一次书写“鲁迅传”的作者们而言，之前的“鲁迅传”既是其必要的参照，又是其渴望超越的对象。这种对于“再版”与“修订”的前辈传记家来说同样适用的逻辑，不仅显现了传记家一贯肩负的写作使命，而且还包含着语境变化后的整体性反思。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鲁迅传”的最致命的弱点是先验设定、将鲁迅局限于已有的历史判定之中，以致以讴歌代替记述，以尊崇简化历史，这种以英雄、传奇代替人物生平自是极大限制了“鲁迅传”的发展。1980年代的“鲁迅传”通过“再版”“修订”与“重写”适时推动了“鲁迅传”的书写，提升了“鲁迅传”的水准。

从1980年代“鲁迅传”的写作情况来看，除了诞生为数众多的“鲁迅传”以及诸如曾庆瑞的《鲁迅评传》，林志浩的《鲁迅传》，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彭定安的《鲁迅评传》，陈漱渝的《民族魂——鲁迅的一生》，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第一、二部）等优秀之作外，“鲁迅传”在具体的文本叙述和形式表现上也实现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一批新的写作者如陈漱渝、林非、彭定安、林贤治等，开始进入到“鲁迅传”的写作领域并出手不凡。他们的实践在1990年代之后30年的历史间继续延续与拓展，既积极推进了“鲁迅传”的历史化进程，又衍生出一批质量上乘的传记，打造了一支水平过硬的写作队伍、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这些显然对于“鲁迅传”的“时代转型”和未来发展有着非凡的意义。

二、“写出我心中的鲁迅”

“写出我心中的鲁迅”作为1980年代鲁迅研究界十分响亮的“口号”，⑦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这一时期“鲁迅传”写作者的热情。较为明确地在传记写作中对此口号进行回应的是彭定安，他以《我心中的鲁迅——写在〈鲁迅评传〉后面》为自己所写之传记的“后记”，并结合自己写作的体会写道：

前面记述了这本评传产生的艰辛经历。它留下了作者自己生活的印记。这种生活经历，也许对于理解鲁迅的思想作品，更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在跌宕的生活中，更深地去感受鲁迅的为人和他教我们如何做人，感受到鲁迅思想的深邃，对人生、社会的剖析的深入、准确、明晰，感受到他的文字的精美，人格的伟大。于是而形成一个“我心中的鲁迅”。我更不揣冒昧，不顾浅陋，写下了这个“我心中的鲁迅”。我想，其中是否也蕴含着我自己的生活的印记呢？⑧

“写出我心中的鲁迅”之所以如此令传记写作者们追崇，是因为其在反思以往“鲁迅传”写作模式中，抵达了传记写作的理想状态：在充分地掌握传主已有材料的基础上，融入了对传主写作的个性化体验，从而实现了传记写作过程中的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写出我心中的鲁迅”的本质是以个体的方式写出了“一个真实、完整的鲁迅”。显然，即使面对相同的材料，由于传记家个性及理解的差异，也会形成有多少写作者就有多少本不同的“鲁迅传”的局面。“写出我心中的鲁迅”当然无法等同于写出完美无缺的“鲁迅传”，因为任何一位写作者在具体写作、材料取舍、布局谋篇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印记和局限，但“写出我心中的鲁迅”却可以在最大限度发挥传记家能动性的过程中，显现当前这本传记的艺术个性，符合人物传记的写作规律，从而向优秀的“鲁迅传”行进。

联系历史，“写出我心中的鲁迅”首先是针对此前“鲁迅传”的书写而提出的。有关这一点，就当时鲁迅研究整体存在的问题来看也是成立的。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1980年代“鲁迅传”书写自其诞生伊始，就显现出明确的超越意识：反思此前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的书写模式，写出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进而符合人物传记写作的一般规律……是当时传记写作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寄托着此刻的传记理想。曾庆瑞在近60万字的《鲁迅评传》之“前言”中谈及“怎么写”时以“要写人，而不写‘神’”为突出问题，并在“前言”和“后记”中反复力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⑨的意义，就当时来看可谓道出了“鲁迅传”写作者的心声。一部传记是一个人的“历史”，它只有先做到真实可信才能成为关于历史的记录、才能坚持基本的唯物史观。“真实可信”四个字虽看似简单，但从具体实践的角度理解，还包括不为尊者讳、“全面记录”和回归时代、还原传主等一系列复杂的课题。这些课题，对于渴望告别以往、重新出发的1980年代“鲁迅传”书写，尤具探索的意义和价值。

1980年代的“鲁迅传”就篇幅上说，相对于以往有显著的增加：无论是再版修订，还是新生的文本，史料的发掘、整理与日趋丰富自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与之相比，刻画更为完整、真实的鲁迅形象以“写出我心中的鲁迅”显然更具目的性。如以林志浩的《鲁迅传》为例，“由于传记体裁宜于叙述和描写，不宜于过多地议论，因而有些为鲁迅立传的作者喜欢多写经历和事迹，至于作品部分，则偏重小说而忽略杂文。这就往往影响到鲁迅传中前后期内容的比重。由于鲁迅后期时间短，经历和事迹也相对地少，而作品部分则大量是杂文，如果只着重写经历和事迹，结果必然是鲁迅的后期——作为共产主义者的辉煌战斗历程，反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忽略杂文，对共产主义者的鲁迅缺乏足够的描述和评论，这几乎成了鲁迅传记写作中的惯例。我私自以为，这似乎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真正表现鲁迅伟大人格的大问题”⑩。正是看到了以往传记的不足，林志浩的《鲁迅传》才有意加重了鲁迅后期部分写作的分量：他的《鲁迅传》分三编、共27章，“第三编 1927—1936”共14章，从篇幅来看超过全书的一半以上。不仅如此，他还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鲁迅杂文作品的分析，从而在填补以往“鲁迅传”写作不足的过程中凸显了自己作品的特色。

再以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第一部：探索者》（花城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和《人间鲁迅•第二部：爱与复仇》（花城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为例，两部系列传记因为成书相对较晚的缘故，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曾以十分详细的笔墨书写了鲁迅的婚恋经历——其不仅写到了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因接连收到母亲病重的来信而归国但结果是遵母命与朱安完婚的经过，以及鲁迅的妥协和这场婚姻注定的不幸，而且还详细地记录了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爱情经过以及两个人内心的挣扎，这些相对于此前传记很少涉及的内容，虽实现了一种写作上的突破，但究其实质却是任何一部合格的传记都应当做到的。作者之所以将自己的“鲁迅传”命名为“人间鲁迅”，其目的就是希望将曾经一度被“神化”的鲁迅请回“人间”，以正常人的姿态书写鲁迅、还原鲁迅并让大家了解血肉丰满的鲁迅：“平凡的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鲁迅是‘人之子’，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11恰恰是为鲁迅作传时持有的最基本同时也是最合理的写作尺度。

总括而言，“写出我心中的鲁迅”作为影响到1980年代“鲁迅传”写作及至鲁迅研究的观念，是时代语境与写作之间对话的结果，展现了时代对于传记写作的需求，寄托了当时传记家们的写作理想，“鲁迅传”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指出的是，既然是观念，就必然要通过实践来完成，是观念就会在具体写作中转化为某种方法论，进而决定“鲁迅传”的文本形态。

三、形式、手法实践多样化的初现

即使仅从书名上看，1980年代的“鲁迅传”已包括“正传”“评传”“故事”“画传”“印象记”等形式，这种表面上笼统的区分方式，依据不同标准特别是结合具体文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如郭同文编著的《鲁迅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何启治的《少年鲁迅的故事》（“童年文库”之一种，新蕾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张能耿的《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鲁迅研究丛书”之一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邓云乡的《鲁迅与北京风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等，就因为只描写了鲁迅生平的一个阶段而成为具有“阶段性”或曰“半部书”性质的传记（即叙述传主部分生平）。而像罗慧生的《鲁迅与许寿裳》（“鲁迅研究丛书”之一种，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范志亭的《鲁迅与许广平》（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等，则可以列入“关系式”的传记。此外，还有像李霁野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12（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倪墨炎的《鲁迅与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这样难以归类、但又对传记研究本身提出特别案例的文本，等等。值得补充的是，2018年9月，浙江大学学者陈力君在《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连环画中的鲁迅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9期）一文中曾着重谈论了1970、1980年代鲁迅的连环画，为我们多年之后重新审视1980年代“鲁迅传”书写带来不少启示。“连环画”虽图文并茂、文字内容不多，但与人物传记在叙述上是没有区别的。1980年代鲁迅的“连环画”主要包括黄侯兴的《鲁迅的青少年时代》（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张震麟编文、翁开恩绘画的《鲁迅在厦门——鲁迅的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张震麟编文、陈德西绘画的《鲁迅在厦门——鲁迅的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等等。它们和《鲁迅传》（电影连环画册，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为“鲁迅传”认知提供了非常独特的文本形式，而其为谁所读、怎样传播同样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位作家传记形式的多样，可以理解为其传记写作已进入繁荣的阶段。“鲁迅传”在19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复兴期就取得如此成就，预示了其不断走向成熟的未来。当然，在形式多样化的同时，手法也必将相应的丰富起来进而适应于形式、作用于结构。在曾庆瑞的《鲁迅评传》中，著者在涉及本书的“体例”“体裁”时就曾有“本书不是传记文学，也不是理论著作，而是带有较为浓厚的评论色彩的人物传记。不同于旧有的一种‘评传’的是，拙著不是‘传记’加‘评论’的截然两部分，而是寓评于传，传、评结合，追求题材的连贯性，结构的完整性”13。结合“鲁迅传”的发展史可知：曾庆瑞的说法既指向了1920至1940年代现代作家传记初期常常呈现为“小传+评论”式的不成熟的传记形式（实则更接近于今天的某位作家的研究资料汇编），同时也指向了那种将传主生平和创作进行专题式评说、“评”“传”分离的写作形式，从而在强调从整体意义上理解“评传”的过程中凸显了自己传记的特色。

与之相比，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第一、二部则呈现了另一种图景：其一，长篇系列。《人间鲁迅》包括“第一部•探索者”（17万字，从出生写到1916年）、“第二部•爱与复仇”（30万字，登上文坛到南下广州）和“第三部•横站的士兵”（30万字，到上海的最后10年）。第三部虽于1990年5月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第1版，但就其写作时间，显然在1980年代。在“鲁迅传”刚刚起步、初现繁荣的年代，林贤治便以“三部曲”的形式书写鲁迅，自是深入理解传主并攒足了力气。林贤治的《人间鲁迅》不仅开创了“鲁迅传”系列写作之先河，还由此成为20世纪200余部“鲁迅传”中最长的一部，其典范意义毋庸置疑。其二，文学的笔法和哲学的品格。在《人间鲁迅》第一部“勒口”的“内容说明”上，有“全书力求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去概括中国伟大的思想者——鲁迅的一生。作者以散文的抒情笔调，通过对鲁迅在创作、社交、婚姻、爱情、友谊等不同层面的描写，再现他以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为本位，敢于怀疑、勇于探索的斗争性格，展示了长达半个世纪，充满期待而又艰难的心灵历程”。如果仅就文字排列情况来看，《人间鲁迅》确实运用了散文的笔法，但仔细阅读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在“散文的抒情笔调”之外，还运用了大量的议论、描写、分析和诗性的笔法，力求在展现鲁迅生平各个阶段、生命各个方面的过程中深入到鲁迅的内心世界，揭示其心路历程。《人间鲁迅》在文学性方面超越之前所有的同类传记，与著者林贤治是一位诗人密切相关。但就追求而言，林贤治想要表达的并不局限于此。在和张梦阳的通信中，林贤治曾不无动情地写到想写出一点关于鲁迅的“本质的东西”即“鲁迅的独立的哲学品格”。15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林贤治诗人兼文化学者的身份决定其采用了文学的笔法，不如说他是期待以文学的笔法呈现更为生动、真实的鲁迅。“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于我们可以因他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选择中间，我们根本不愿拒绝他的灵魂的参与”“真正的巨人活在时间的深度里。应当相信，历史终会把最有分量的东西保留下来。”选择文学的笔法利于《人间鲁迅》的开放性、阅读性和参与性，同时也利于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形象地感受鲁迅的形象、理解鲁迅的品格。

客观地说，曾庆瑞的《鲁迅评传》和林贤治的《人间鲁迅》为1980年代“鲁迅传”书写提供了两种基本的笔法：前者倾向于人物研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后者倾向于文学创作带有很强的艺术性。由此联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关于传记属性存在的争议即归属于“史学说”“文学说”还是“边缘学科说或文史结合说”16，“鲁迅传”的探索在为自身积累丰富经验的同时，又以生动的个案形式与传记研究发展趋势保持一致。这一点，是我们在回顾1980年代“鲁迅传”书写时必须要注意到的。

四、经验的凝结与留存

1980年代“鲁迅传”在取得突出成就之余，也存有一些不足，这些可以称之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凝结和留存的方式见证并影响着“鲁迅传”的创作史，值得我们在总结的过程中获得新的认知。

从问题方面上看，1980年代的“鲁迅传”书写必然带有转折年代的痕迹。从沿革流传的角度，1980年代的“鲁迅传”尤其是1980年代前期的还无法完全摆脱之前年代的印记：张梦阳在回顾这一时期“鲁迅传”书写时就曾结合曾庆瑞的《鲁迅评传》以及林志浩的《鲁迅传》，指出其从“思维模式到语言风格”，依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左’的痕迹”，依然会从“革命”的角度对鲁迅“人为的拔高”或是“强加”（如留日期间的“革命党之骁将”的说法）。17之所以会有“左的痕迹”，是因为历史的惯性不仅需要一定时间方能化解，还在于写作者本身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的冲洗。事实上，类似上述的现象在1980年代“鲁迅传”的具体书写中是很多的。比如：因“为尊者讳”观念的束缚，就造成绝大多数“鲁迅传”一般不涉及或一笔带过鲁迅与朱安、许广平之间的婚恋故事；还有为了突出鲁迅，对鲁迅的“论战对象”采取脸谱化的书写甚至是人为的贬低……这些追本溯源都可以归结到“左”的意识，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鲁迅传”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

“转折年代的痕迹”在效果上，自是易于形成历史的遮蔽和史实的错讹，但如果一旦涉及史实问题，我们要探讨的又远不止这些。从1980年代后期的“鲁迅传”在史实再现上明显呈现出高于前期写作的趋势，我们不难看出史料发掘与整理、研究的深入以及观念的嬗变，都可以成为一部传记整体写作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1980年代“鲁迅传”的特殊性在于，其在经历鲁迅史料发现、整理和研究上升期的同时，还邂逅我国人物传记写作的“重生阶段”，这种同步提升、结伴同行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鲁迅传”的写作和鲁迅乃至现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又充满“紧张感”：许多文献资料都处于发现、整理和考证之中，许多一度形成的文学史结论都需要重新修订，如何及时、准确地吸纳最新的结论都会对正在行进的“鲁迅传”产生影响，因此，1980年代“鲁迅传”书写在渐次提升的过程中在某一时段呈现迅速发展的现象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与此同时，上述过程也以“间接的方式”（主要指易于为读者所忽视）告诉我们：任何一部“鲁迅传”都是写作者在博采史料的基础上精心完成的；“鲁迅传”质量的高低和写作者前期准备、及时追踪研究动态以及自身的艺术修养、文字功夫之间，呈现出生动而鲜明的正比关系，1980年代诸多“鲁迅传”作者日后成为享誉学界的鲁迅研究的专家，其根源即在于此。

与鲁迅有过交往的现代作家、报人曹聚仁曾认为，为鲁迅作传的人应当与鲁迅结识，并因此为“了解鲁迅的人，如周作人、周建人、孙伏园、许寿裳诸氏都不曾动笔，许广平所写的也只是印象记”18而感到遗憾。曹聚仁的看法从当代人写当代人的角度上说，自有其道理，但从为历史人物立传的角度说，却未必符合实际。在充分掌握史料、深入理解传主和具备高超文学性的前提下，后人同样会写出优秀的“鲁迅传”。只是在此过程中，传记家应当先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方面的学者，而后还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写作者，并最终在传记文本中彰显自己的“德、才、识、力”。结合1980年代“鲁迅传”具体文本，林非结合自己《鲁迅传》写作提出的“素朴而又高峻”19；陈漱渝在《民族魂》中所言的“要在选材上做到‘博学约取，厚积薄发’，在语言上做到‘文华而不失实’，似乎也多少要有些功力”20，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21。

1980年代“鲁迅传”写作方面积累的经验还有很多。比如，何启治的《少年鲁迅的故事》（新蕾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在“后记”中提到的“我想要在真实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写出生动有趣、形象感人的故事来，这应该是对传记文学的另一面的要求。考虑到青少年是这本小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我还想在通俗性和知识性等方面作一点尝试……”22其实已涉及现代作家传记的阅读与接受的问题。单演义的《鲁迅在西安》（鲁迅研究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朱忞、谢德铣、王德林、裘士雄编著的《鲁迅在绍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等叙述形式较为特殊的文本，则涉及对传记本质和范畴的理解，在实践层面上丰富“鲁迅传”写作与研究的同时也丰富了传记的写作与研究。还有一些院校编辑的收录鲁迅生平的“内部资料”，其中有的后来正式出版，有的虽未出版但流传颇广，它们的存在丰富了“鲁迅传”的认知域。此外，还有如日本学者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陈秋帆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这样的海外与港台地区出版的文本，对于“鲁迅传”写作提供的特定个案、启示与经验，等等，都值得进一步整理、甄别、归纳与借鉴。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2018年一般项目“新诗史料学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8BZW168）和山东大学重大课题“中国现当代作家传记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王士菁的“鲁迅传”，在1940、1950、1960年代有多个版本出版，此次的“第2版”主要相对于王士菁《鲁迅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10月第1版。

②该书之前有光华出版社1941年2月初版；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10月第1版等多个版本。

③该书之前有作家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的版本。

④林非、刘再复：《鲁迅传》（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

⑤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丛书”，1980年开始陆续出版，共29种，其中，单演义的《鲁迅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张能耿的《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属“鲁迅传”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后改为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丛书”，在确立“丛书”出版时将之前的部分著述列入其内，因此可从1979年开始陆续出版算起，共16种。其中，俞芳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罗慧生的《鲁迅与许寿裳》（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朱忞等编著的《鲁迅在绍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陈漱渝的《民族魂——鲁迅的一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可作为“鲁迅传”系列。值得指出的，上述丛书及传记的出版，虽与特定年份相合，但同样也与1980年代初期现代文学研究整体再次兴起的大趋势有关。

⑥20陈漱渝：《民族魂——鲁迅的一生》（跋），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190、190页。

⑦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六）》，《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8期。对于这一“口号”，作者还曾在文中进一步阐释：“由于鲁迅传是对鲁迅生平、著作和一个时期鲁迅观的比较全面的反映，所以鲁迅传记作者对这一口号更为热衷。”

⑧彭定安：《我心中的鲁迅——写在〈鲁迅评传〉后面》，《鲁迅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5页。

⑨13曾庆瑞：《鲁迅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前言第2-4页、后记第795页,前言第8页。

⑩林志浩：《鲁迅传》（后记），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509页。

1115林贤治：《人间鲁迅•第一部：探索者》，花城出版1986年版，引言第2页、引言第2页。

12分上下两编，上编为“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下编为“纪念鲁迅先生”，另有“附录”。

14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四）》，《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

16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

1719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三）》，《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5期。

18曹聚仁：《鲁迅年谱》（校注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编者小言第1页。

21这里所言的经验，既包括其他“鲁迅传”作者，还包括本书作者自己。《民族魂》之后，陈漱渝出版过多部“鲁迅传”，如陈漱渝《鲁迅》（名家简传书系），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陈漱渝《鲁迅评传》（中国现代名家传记丛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陈漱渝《鲁迅正传》（名家正传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陈漱渝《民族魂——鲁迅》，漓江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陈漱渝《搏击暗夜——鲁迅传》（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第五辑），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以及大量关于鲁迅生平的著述。在《搏击暗夜——鲁迅传》“后记”，他曾以“简而言之，我只想把它定位为一部能够取信于读者而又能让他们看得明白的普及性读物”为自己“这部鲁迅传”定位，并指出自己“坚持采用中规中矩的老套路”，可见多年写作经验对其写作产生的影响，见该书第339-340页。

22何启治：《少年鲁迅的故事》，新蕾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