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通讯员：作家培养的“预备队”
内容提要：文艺通讯员运动和文艺（写作）小组活动，都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艺组织形式。文艺通讯员运动（文艺写作小组）究竟培养了多少作家、诗人，取得了多大成就，或许不容乐观。但在这场运动（活动）中成长起来的文艺通讯员对于促进民族解放事业、壮大当代文学队伍、推进当代文学生产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不仅是文化宣传领域的“轻骑兵”，也是当代作家培养的“预备队”。这支“轻骑兵”，在团结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共赴国难、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征程中功不可没。这支“预备队”，为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储备了不少人才，为当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文艺通讯员 运动 文艺（写作）小组活动 作家培养 预备队
如果从如何巩固一个新政权的战略高度来看，从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培养一支文艺队伍，更便于在“一张白纸”上涂抹并完成对“国家文学的想象与实践”。①再者，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刚性原则之下，把重点工作放在工农兵作者的打造上，从广大工农兵队伍中培养文艺通讯员，往大处说，这十分契合“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理论，从小处讲，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养，先天性地决定了他们跟新文艺思想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更容易把新的文艺方向内化为个体的精神组成部分，并在文学艺术的实践中心悦诚服地验证着这一方向的绝对正确。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需要和政治诉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陕西延安为中心，然后辐射全国，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通讯员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工农兵得以在文学艺术界崭露头角，在各大报刊抛头露面，并以一种“工农兵自己也懂文学，工农兵也可以成为文学家”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参与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与建构之中，俨然成为了一支潜力巨大的工农兵作家“轻骑兵”和“预备队”。
一、文艺通讯员运动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无产阶级相继提倡并开展了工农大众的文艺通讯运动。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曾发起过一场大众文学运动。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提出：“我们怎样把这些感情，把这些生活汇合组织到最进步的解放斗争来，这就是我们应该坚决开始的工农兵通信运动工作。”同时，号召开展工农文艺通讯运动，并坚信工农通信员就是新的工农作家的预备队，“通信员运动的发展过程，毫无疑义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过去提出来的大众化口号，也只有在通信员运动当中找到具体办法，其他如作家的生活问题，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克服问题，出品之内容与形式问题，在这里当会毫无困难地得到解决。通信员运动不但促进我们的作家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决心，并且能够从封锁了的地下层培养工人农民的作家。‘工农通信员是新的工农作家之预备队’”。②司马文森也认为，文艺通讯运动“它底主要意义应该是把文艺从狭隘的圈子解放出来，把文艺运动从少数的作家身上，从少数的知识分子身上，展开成为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一个平常的学生，乡村教员，工人，农民以及士兵，只要他对文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他有点文艺素养，就可以利用他底笔，粗拙地在不妨碍他底正常工作的原则下，从事文艺活动”。③
在“左联”的发动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通讯员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1938年前后，在中国的广州、长沙、上海、香港、延安等都曾组织过较为成熟的通讯员网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艺通讯员运动。“最先从事此项工作的，大概是‘广东文学会’，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即改名为全国文协的广州分会。不多几天之内，就有300多青年报名愿意为通讯员；这300多青年来自广东各县以及湖南，云南，贵州，及到江西，四川，他们之中有青年学生，也有小公务员，店员学徒，电话局的接线生，电报局邮局的职员，产业工人等等……比广州较后一些，长沙亦有同样的组织。现在则大概还有三个地方，尚在继续做这个工作；这三个地方是延安，香港，上海。而以延安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其次是上海，拥有通讯员在300人左右。”④
1939年8月，香港分会也借鉴广东学会的经验，设立了文艺通讯部，正式拉开了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序幕。从成立到1942年12月香港沦陷为止，该社先后组织了“香港的一日”“八月文艺通讯竞赛”“墙头写生竞赛”等多次大规模的群众文艺通讯运动，培养了一批以青年学生和普通职员为主的文艺通讯员。随着文艺通讯员的扩大，该部还在广东台山、中山、九龙等地设立了分部，通讯员发展到200多人。⑤在抗战时期的华南地区，文艺通讯员运动也是最有特色、也最成功的一种大众文艺实践活动。其最早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就是广东文学界救亡协会。从1939年12月10日曲江分会刚一成立，就已经建立了“文艺通讯站兴宁分站”这样的次级组织，创办刊物《笔部队》，展开了切实具体的工作。“以总站为核心，积极在各地设立分站，建立网状组织，是华南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基本模式。”⑥这种“总—分—分”的网状组织模式（三级组织模式），让我们依稀看到1949年以后全国文联（作协）的组织架构的雏形。
在陕西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也曾专门在《文艺战线》上登载过招聘工农兵通讯员的启事，在边区的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以及团体里面广泛地建立文艺小组。1939年8月，延安向重庆总会报告文艺小组的情形说：“计已成立者有：印刷厂的文艺小组，20余人；抗大的‘文艺工作团’、×路军总政治部印刷厂的文艺小组、‘新华通讯社’及‘新中华报社’的文艺小组、×路军后方留守处某营的文艺小组、机器厂的文艺小组，共七八处。此外，还有‘鲁艺’的鲁社、‘文协’内之战歌社、诗歌会等都是和文抗分会有关直接受其指导的。”⑦1940年初有报告说，“本分会直接领导的文艺小组，在工厂、部队、学校、机关先后建立起来的共十九个单位，二十九个小组，包含会员三百二十五人，由组织部经常领导讨论写作工作”。⑧
同时，还在《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文艺月报》《大众文艺》《大众习作》等刊物上发表工农兵通讯员的作品。成立史学顾问会，批评、修改文学青年的作品，鼓励工农兵通讯员不断地写作及批评，在街头上定期出版壁报。这种卓有成效的文艺大众化实践活动，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赞许。1940年6月，梅行在《大众文艺》上发表《论部队文艺工作》，就极力认同并大力提倡这种文艺大众化实践。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斗争给予文艺上新的课题，这课题的中心是文艺走向大众；文艺首先应该为大众而服务，逐渐为大众所把握，成为大众自己的东西……文艺大众化进展到高阶段的时候，必要的应该培养大众自己的作家、文艺工作者和文艺通讯员，只有从工人和农民从一切大众的组织中，从战斗的部队中锻炼出来的作家、文艺工作者和文艺通讯员，才是真正和大众自己生活密切结合着的，他们的作品，才是大众自己的文艺。但这些文艺干部的发现，培养大众文艺的产生，是需要深入的去教育、指导、提高他们对文艺的认识，爱护他们的才能而得到的。”⑨梅行对大众文艺旗帜鲜明的倡导，并强调了要对文艺干部的“发现、培养、教育和爱护”，这无疑对于大众文艺运动（文艺通讯员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1944年，何其芳就欣喜地看到“不但作家们到群众中去，而且从工厂、农村、部队，出现了大批的工农兵通讯员”⑩，并指出：“那边的《解放日报》这两年来采取了一种群众化的方针，报纸的消息、通讯、以及总结经验的论文，不仅只依靠少数的记者、作家、研究各种问题的专家来写，而更多地依靠农村中的乡区级干部，工厂里的工人和工作人员，部队里的士兵和下级干部，以及做着各种实际工作的人员。在今年就打算招集工农兵通讯员到延安来住一些时候，总结他们的经验，讨论研究他们写作中的问题，更提高他们。”11同一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还通过了《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表示“最近一年来，全边区有一万多群众加入读报组，各分区许多村镇都已办起为群众所欢迎的黑板报，工农通讯员已发展到一千人以上”。
这些活动，已经证明是发扬民主、帮助领导、改进工作和学习文化的极有力的武器。因此，边区文教大会决定“以区为单位，普遍的组织工农通讯学习组。这个工作主要是以区级干部及本区内热心的乡干部与小学教员为基础。在适当条件时亦可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区乡干部应把工农通讯工作与自己的业务研究、工作报告、文化学习及读报工作结合起来，把参加工农通讯工作当作各人的业务之一”12。
组织开展文艺通讯员运动，是“文协”从思想和艺术修养方面来指导文艺青年的学习和写作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文艺观念和组织形式上的控制与领导。但从客观上讲，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广泛开展，却尽可能地把全国的文艺通讯员组织起来，在文协的领导下从事抗战文艺运动，推动了文艺大众化的进程，而且也成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逐渐形成了一种有一定体系“提拔和培养青年作家”的文学新人培养模式。
文艺通讯员运动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一个产物，而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兵通讯员也的确成为了工农作家的“预备队”，基本达到了运动开展的目的。在这场文艺通讯员运动中，分别成为《鲁中大众报》《大众日报》《盐阜大众》等报纸工农通讯员的苗得雨、王安友、陈登科，后来都被选入中央文学研究所深造学习，逐渐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了当代中国工农兵作家的典型代表，实现了从“预备队”到“正规军”的飞跃。
二、文艺（写作）小组活动
文艺小组是根据大众对文艺普遍的爱好与要求，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群众文艺运动。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大众对文艺的正确认识，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并培养、教育一批文艺写作人才，使他们能够生动、活泼、真实地反映生活。这种文艺小组最早出现在1938年，当时由四五个工人在解放社印刷厂成立。后来就“广泛地在工厂，部队和农村中建立文艺通讯网，建立文艺小组和文艺社，吸收喜欢文艺，有写作才能的大众到文艺组织里面来”，并“给以必要的写作技术的教育与训练”。在林山看来，这种文艺小组“是培养大众作家的最好方法”。13 1940年春天，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就由“文抗”负责帮助领导这项工作。于是，文艺小组活动得以蓬勃发展。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常委、文化俱乐部主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萧三，曾撰文描述过文艺小组的活动盛况。他在《谈延安——边区的“文艺小组”》一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边区近两年涌现出来的解放社印刷厂文艺小组、留守兵团文艺小组、机器厂文艺小组、八路军政治部印刷厂文艺小组、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队文艺小组、抗大文艺小组、陕北公学文艺小组、女子大学文艺小组、财政经济部文艺小组、安塞通讯社文艺小组、七里铺兵站文艺小组、新华书店文艺小组、拐茆军医院文艺小组、民众剧团文艺小组、后方勤务部文艺小组、中央休养所文艺小组、三原联络站文艺小组、供给学校文艺小组、荣誉学校文艺小组、总供给部文艺小组、三边文协分会文艺小组以及保育院小学儿童文学社、边区师范学校文艺研究会等文艺组织的活动开展情况，并表示“希望各小组写信到文协的组织部来，我们选择要在《大众文艺》上发表，以便各小组间交换经验、互相勉励。各小组所感到的困难，我们也当尽力帮助解决”。14他还希望，加入文艺小组的同志们，应该重视自己。在萧三看来，“使文艺深入，普遍，大众化（即是使大众化接近文艺）——文艺小组是很好的办法。提拔新的作家，新的人，新中国的新人——文艺小组是很好的方向。使工农分子知识化，培养由工农出身的文人、作家、知识者，提高工农的文化文艺的水平——文艺小组是很好的桥梁。发展新中国的新文艺，提高新文艺的质量——文艺小组有很好的前途”。15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小组异常活跃，曾引起了重庆方面的关注。1941年9月12日，重庆的《新华日报》专门载文介绍过延安的文艺小组活动开展情况：“在延安，文艺工作者正愉快地努力地进行着他们的工作，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被组织在85个文艺小组中，成为667个组员。文艺小组的成立，普遍在包括了机关、学校、团体、工厂和部队等54个单位中。因此，文艺小组和组员就有了工人、战士、学生和公务员这些各样的人们。”16
1941年9月30日，为了更好地开展文艺小组活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央文委）还专门发出《关于组织文艺小组对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通知》，希望“各机关行政当局更多注意文艺小组的工作”。具体办法有三条。
（一）各机关学校的俱乐部应把文艺小组的组织工作作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负责将本机关学校对文艺有兴趣的人组织到小组中来。
（二）文抗分会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只负教育上的责任。关于小组的写作和研究上的问题，由各俱乐部与文抗分会接洽，取得帮助。
（三）各俱乐部应经常注意检查小组的工作，并在这一方面经常与文抗分会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17
紧接着，延安文抗分会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便于次日（10月1日）公布《文艺小组工作提纲及其组织条例》，明确提出“小组在对内（本小组）工作上，努力提高文艺欣赏能力及写作修养，大量发展培养文艺写作干部”。根据“自愿、活泼、民主”组织原则，“三人即可组织之（学校、机关、部队、工厂皆适用），推组长一人负责计划工作，推动工作”。但文艺小组也不能绝对自由，要“受机关俱乐部领导”“受直属系统（如军委、中央管理局、边府）文艺组织（如政治部之文艺科、后勤部之文艺室）之领导”，并要求“向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做定期工作报告”。在“工作提纲”中，并把文艺小组应“广泛开展并参加一切文艺活动”单列一条。为了尽可能复原当时文艺小组的活动情况，不妨摘录几条。
（一）
…………
2.帮助学习：
学习《联共党史》时，可以找《被开垦的处女地》；虚无主义者找《巴扎洛夫》；地主找《死魂灵》等。
3.开展讨论会：
A.讨论《解放日报》文艺栏之作品。
B.《日出》《铁甲列车》演出后之讨论与研究。
C.一般问题的讨论：民族形式，大众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等。
…………
（二）
1.有计划地提高写作水平：
A.作品交换阅读批评并开会讨论之。
B.讨论后选出数篇交文抗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
C.准备手册，随时搜集材料。
D.集体创作。
E.组织速写队，如：人物速写，自然风景速写，会场续写等。
F.给文艺壁报写稿。
G.漫谈创作（自己的或作家的）。
H.参加文艺讲座和文艺漫谈会。
I.请人报告关于创作之种种问题。
2.有计划地阅读文艺作品：
A.组织名著研究，欣赏，评论，朗诵（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小型集会。
B.做读书笔记。
C.请人作文艺作品研究报告。
3.有计划地进行文艺理论的学习：
A.阅读中国及世界文艺思潮史。
B.阅读一般文艺理论。
C.注意中国及世界关于文艺上的新问题，新争论。
D.与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的有机的研究与探讨。
E.勇敢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F.请人做关于各种文艺理论之报告。
4.有计划地进行个别文艺问题之研究：
A.个别作品的研究，如鲁迅的《阿Q正传》，果戈里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
B.个别作家的研究，如鲁迅的研究，高尔基的研究，托尔斯泰的研究，巴尔扎克的研究等。
C.个别问题研究，如民族形式，大众化问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
（三）
1.听文艺报告：
文艺小组工委举行的临时文艺报告。星期文艺园之文艺报告。
2.参加文艺集会：
高尔基纪念会，鲁迅研究会等。
3.参加定期举行的文艺讲座。
4.经常搜集长征及内战时（陕北土地革命及中央苏区）的故事传说及史实。
5.经常搜集民歌，民谣及民间传说。
6.组织讲故事会：
讲自己的经历，或听别人讲。
在小组中进行，在本机关里进行，也可以在群众中进行。
7.写作竞赛：
在小组中进行交换，评阅或邻近小组提出竞赛。
8.组织对外投稿。
9.交换壁报：
写作诗壁报，小说壁报，评论壁报或综合性之文艺壁报，与邻近小组交换展览并竞赛之。18
除此之外，文抗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还经常开创性地组织开展巡回座谈会，与组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讨论文学艺术，共同提高。这样的巡回座谈会先后举行过12次，19围绕着“写什么和怎样写？读什么和怎样读？”的总题目，组织文艺家们到各文艺小组，与组员和爱好文学的广大群众直接交流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文艺小组工作提纲”对开展文艺活动事无巨细的工作计划，我们可以窥见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文艺小组活动的盛况。特别是针对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的“有计划地提高写作水平，有计划地阅读文艺作品，有计划地进行文艺理论的学习”以及“听文艺报告，写作竞赛，交换壁报，写工作日记”等工作安排，可以说，就是一份“培养、教育写作人才”的教学大纲，或者说，就是一份培养文艺新人的“课程表”。这份“大纲”看上去似乎有点繁琐，但参加文艺小组的组员同志，却十分乐于接受这样一种特殊的文艺活动形式，并且绝大多数组员还具有自觉意识和“革命抱负”。“从前的文人不愿多写文章，那是把文章看作私有的专利品，籍以维持剥削的工具。我们不赞成剥削，所以维持剥削的工具也用不着。把这工具加以改造成为大家手里的武器，尤其成为先进阶级的武器，以便开展多方面的与敌人战斗，这应该是我们革命者的任务吧。”20
正是在组织者和组员（学员）的“合力”下（或者说共同努力下），一场从开始是自由化到后来高度组织化的文艺小组活动，有效地推进了边区大众化文艺运动的深入开展，促进了边区的军民和谐，丰富和繁荣了边区的文艺生活。从实际效果来看，的确也提高了工农大众的知识化水平，教育和培养了不少工农兵文艺写作者。比如，解放社印刷厂文艺小组除了经常出壁报《萌芽》《突击》《墙报》《印工》等，还出版《小米饭和白面条》等集子，收录了组员写的报告、小说、诗歌、戏剧、故事等，涌现出了柳风、程海洲、赵鹤、黎林、田起、黄华、王慎先、小昆、彭则放、惠泽民、吴克珍等较为优秀的组员。其中，柳风是他们中间的杰出者之一。不仅《檬园》《小米饭和白面条》这两个集子都是他编的，他个人也曾写过一本集子，叫作《边区故事（第一本）》。21
当然，由于文艺小组活动无固有的经验可循，加上组员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对文艺小组的认识不足等客观原因，导致文艺小组活动缺乏经常性，除个别文艺小组之外，大多数不能独立开展工作。还有就是与行政工作配合不够默契，也导致了有的文艺小组被取消或解散。如军政学院文艺小组，不能争取行政上的谅解遭到取消。供给学校文艺小组则因为过分要求活动时间、“小组工作第一”、组员以作家自居等原因，遭到了解散。因此，我们的考察分析文艺小组活动时，既不能忽视它对推动大众文化运动、培养工农文艺作者方面的历史功绩，当然，也不能脱离历史实际，过度拔高这一文艺活动的历史贡献。
1949年以后，“文艺（写作）小组”这种文艺活动形式依然存在。只不过，这种文艺活动不再由专门的文艺机构或组织全面指导了，而更多地是以自由组织的方式进行。有的是由具体的生产单位自发形成，有的是由个人组织起来的，而且在名称上也出现了多种称呼。如，依托于《天津日报》而成立的叫作“副刊写作小组”， 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劳动报》联合成立的叫作“工人文学写作小组”，由鞍山作家草明个人举办的叫作“青年工人业余创作班”。其他的如洛阳玻璃厂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组、哈尔滨第一工具厂萌芽文学创作小组、河北省饶阳县五公大队文学创作组、北京东郊区文化馆辅导的文学创作小组等，依托的则是工厂、农村、文化馆等。其中，上海的“工人文学写作小组”、天津的《天津日报》副刊写作小组和草明举办的“青年工人业余创作班”影响最大。文艺小组的成员，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听文学讲座、上课等形式接受专业作家或者文艺工作者的文学指导，同时进行一些阅读工作并进行讨论分析，然后将个人的创作拿出来一起讨论、研究，在讨论、学习、调查等活动中进行创作。这两个文艺小组分别培养出了一大批工人作者，如唐克新、胡万春、金云、董迺相、滕鸿涛、阿凤、万国儒、李云德、王维洲、任清顺、朱建章等。虽然这些文艺（写作）小组活动频繁，效果也不错，但在中国文联自上而下的文艺通讯员运动中，这种带有“自发”色彩的文艺组织逐渐被官方的文艺通讯员组织所遮蔽，不常被人们所提及，于是，就逐渐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去了。
结 语
不管是文艺通讯员运动，还是文艺（写作）小组活动，都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艺组织形式。它们不仅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秩序的建构，也在不断探索和完善当代作家培养机制的同时，为当代作家队伍预备（培养）了不少人才。
当然，文艺通讯员运动（文艺写作小组）究竟培养了多少作家、诗人，取得了多大成就，或许不容乐观。但是，在这场运动（活动）中成长起来的文艺通讯员对于促进民族解放事业、壮大当代文学队伍、推进当代文学生产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不仅是文化宣传领域的“轻骑兵”，也是当代作家培养的“预备队”。这支“轻骑兵”，在团结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共赴国难、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征程中功不可没。这支“预备队”，为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储备了不少人才，为当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
1949年以后，为了迅速占领人民群众阵地，组建一支文艺新军，构建一种符合新的人民政权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通讯员运动这种以发掘和培植文艺后备力量为己任的运作方式被很好地传承下来了。由《文艺报》《长江文艺》等文艺期刊所发起的具有特定政治和文艺目的文艺通讯员运动，意图十分明显。就是想借助广大的工农兵通讯员这支“轻骑兵”和“预备队”，在文艺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一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需求的“国家—人民—群众”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搜集来自基层的文艺信息，从而达到给国家的文艺决策提供参考、把广大文艺工作者团结和统一到“中央”的步调上来的目的。当然，从客观上来看，这也刚好为文艺运动的开展找寻到了最为“正当”的群众基础和舆论支持。
注释：
①“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最先由吴俊提出。他认为，由国家权力全面支配的文学谓之国家文学。国家文学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意识形态（表现方式），或者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直接产物，它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同时，国家文学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家权力的代表或代言者之一，它为国家权力服务。参见吴俊、郭战涛《国家文学的想象与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参见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1980年版，第61页。
③司马文森：《文艺通讯员的组织和活动》，大众出版社1938年版，第7页。
④茅盾：《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参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页。
⑤参见《“文通”简史》，《历史的轨辙》，文通学社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⑥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5页。
⑦《陕甘宁文艺界的报告》，《时事新报》1939年10月16日。
⑧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向总会报告会务近况》，《大众文艺》第1卷第1期。
⑨梅行：《论部队文艺工作》，《大众文艺》第1卷第4期。
⑩11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群众》第9卷第18期。
12《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边区文教大会通过，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批准）》，《解放日报》1945年1月11日。
13林山（署名“山”）：《从大众中培养群众作者》，《文艺突击》新1卷第1期。
141521萧三（署名“小山”）：《谈延安——边区的“文艺小组”》，《大众文艺》第1卷第1期。
16叶澜：《文艺活动在延安》，《新华日报》（重庆）1941年9月12日。一说成立文艺小组的单位是45个。参见雷加《七次巡回座谈会底经过与检讨》（《文艺月报》1941年第4期）。又说组织文艺小组85个，组员668人，所在单位40-50个。参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五届会员大会记录》，《中国文化》1941年第3卷，第2、3期。
17《中央文委关于组织文艺小组对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通知》，《文艺月报》1941年第10期。
18延安文抗分会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文艺小组工作提纲及其组织条例》，《文艺月报》1941年第12期。
19雷加写过《七次巡回座谈会底经过与检讨》，高阳在雷加的基础上又写过《又五次巡回座谈会风景录》。参见《四十年代延安文艺活动》，雷加著，《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20柳风编：《小米饭和白面条•编者的话》。参见《谈延安——边区的“文艺小组”》，萧三（署名“小山”）著，《大众文艺》第1卷第1期。
[作者单位：铜仁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