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夕，文艺界有关“文艺批评”的言说和讨论很广泛，无论是解放区还是非解放区，都表现出对文艺批评现状的不满和对建立文艺批评机制的诉求，这些言说和讨论逐渐合流于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明的文艺批评精神为导向的批评规范中，形成了文艺批评立场和标准的新的主流方向。随着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文艺批评问题继续得以讨论，对建立文艺批评体制的诉求更多地得以表达，然而随着文代会的召开和新中国的成立，文艺批评虽然受到重视，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

关键词：文艺批评 体制 规范 文艺统一战线

经常被强调其重要性的文艺批评，直到2014年才成立了专门性的组织机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这和与之同属中国文联的各协会如中国戏剧家协会等晚成立了近65年时间。①事实上，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文艺界人士就在多种场合强调过“建立批评”及其重要性，甚至在文代会筹备期间，已有人明确建议要建立文艺的批评机制。那么，在文艺活动中一直存在着的批评，为何迟迟未能进入文学体制的独立建制，似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笔者仅就所见史料对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后对该问题的重视情况作一梳理。

一、建立文艺批评的诉求

对文学批评的重视与实践可以说是自新文学产生以来就不断进行着的事，甚至可以说是新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如1919年，施天侔就发表过长文《文学的批评》，开篇就以自己被请去教文学无头绪想出批评之路为例，表示，“因为若得了批评的结果。就可以知道文学现在的趋向。知道现在的趋向，就不至如‘盲人骑瞎马’的乱走”②，可以说不仅较早使用“文学批评”的表述，更对文学批评的功用进行了界定。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在《晨报副镌》上陆续连载时，涉及对作品进行评价的部分即以“文艺批评”出现；③而在此前后，对西方的“文艺批评”学说进行引介也是很常见的事，如1922年就有人写短文介绍了西方的“科学的批评”和“印象的批评”④（即客观的和主观的批评——笔者）。1924年胡梦华的一篇文章则在介绍了西方的数位批评家的文艺批评观后指出：“今者国人方从事白话文学之建设与国故文学之整理，文艺批评实有极宜提倡之需要。”并指出了有文艺批评帮助创作者创作和引导读者欣赏作品的重要功能。⑤到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视和呼吁，变得更为急切。穆木天就指出，在“八一三”之后，抗战是长期的，文艺工作也要进行持久战，因此，批评的任务要特别重视，“站在抗战的立场上的正确的文艺批评”，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绝对地必要的”⑥。戈茅则在抗战背景下，将文学批评看作从文学方法、改造作家上升到对社会和现实的斗争武器，“没有这个武器，就不能够进行确实无憾地胜利的战斗。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今日，为要在文学战线上完全的战胜敌人，文学批评是不能放弃它的任务的”⑦。

或许正如梁实秋所言，中国文学里本来就有文学批评这一类作品，但多为断简残篇，没有系统的叙述和明确的主张，“简直不能做正式的批评”⑧，因此，新文学产生以来的文学批评活动，借鉴和模仿西方的理论的痕迹较为明显；或者如胡愈之所说，中国人本来就缺少批评的精神，所以西方的批评文学在我国“竟完全没有”⑨；因之，在文艺批评活动的开展中，就往往存在文艺批评的适应性问题。一方面是对于西方文学理论的生硬搬用，如沈雁冰就曾指出有人将《超人》《低能儿》《命命鸟》等作品加上“象征主义”头衔进行解读，是误人子弟的批评，“失了批评的效力”⑩。另一方面则是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不能公正、客观地进行批评，鲁迅就曾说批评界的现状往往是：评是非时总觉得自己的熟人对，度作品时异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似乎没有什么公平，因此自己不敢做法官和批评家11；因此，早在1921年就有人呼吁要真诚公正地批评一切作品，不可偏私12。这些因素使得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争论与批评活动不断，然而具体到每一个时段的批评本身，却往往不尽如人意。上述所引用的文章，无论是张友仁1921年的《文学批评》，还是梁实秋1927年的《近年来中国之文艺批评》，抑或是1943年戈茅的《论文学批评》，都指出了当时“文学批评简直是寂寞又寂寞”“找不到多少文学批评”“是文艺战线上最薄弱的部分”等状态。可以说，对文学批评现状的不满，几乎贯穿于新文学发展的任何阶段。

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内政治形势走向内战，文艺界也在积极呼吁和探讨建立新的符合现实需要的批评秩序。1946年，林焕平指出，文艺的基本任务是指导文艺，同时也有“在特定的社会阶段，作进步的文艺政策的引路者”的“特殊任务”，在发展和巩固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任务之下，当时的文艺批评，要在新民主的精神上，教育人民、组织和团结人民，提高他们，为现实政治民主化奋斗。13同样在1946年，有学人指出建立文艺批评是重要课题，并针对“建立文艺批评”，从批评者、被批评者、旁观者等角度及其相互关系上，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方案。14茅盾则在总结抗战时期文艺界虽然形成了统一战线但缺乏彼此的相互批评的缺点的基础上，认为要纠正这一缺点，在民主阵营内对文艺有不同意见也要展开批评。15不过，茅盾是在分析当时的文艺形势时提及文艺批评的，林默涵则发表《关于文艺批评的断想》，不仅表明文艺批评是迫切需要的，还就建立批评的标准、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问题、批评家的立场和观点问题、批评家与作家、分清敌我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16从此以后，对文艺批评的讨论在各层面上展开。其中最为活跃的是，左翼文人借助香港特殊的言论空间，分别以《华商报》及其各种副刊、《文艺生活》香港版（即海外版）、《大众文艺丛刊》《小说月刊》等阵地，一方面开展文艺批评实践，另一方面也就文艺批评本身的诸多问题进行讨论。如《文艺生活》海外版从第一期（1948年2月）起，就开辟“文艺月谈”栏目，对文学现状、文艺问题及文学作品等展开批评与评论，该刊刊登的文章，如郭沫若的《当前的文艺的诸问题》（第一期）、邵荃麟的《文艺的真实性与阶级性》（第五期）以及第十、十一期合刊对文坛一年的笔谈中林默涵的文章等，都对文艺批评本身的问题给予高度关注，编者还在第十、十一期合刊的“文艺月谈”栏目中呼吁读者积极参与批评工作。《小说月刊》自1948年7月在香港创办第一期起，编者就表示要开设有关作家论、作品批评的栏目，17其后的栏目中，尤其是“小说散步”，针对与文艺界和小说有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而其经常出现的“小说批评”，则对《围城》《北望园的春天》《虾球传》等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批评。当然，最有名的便是《大众文艺丛刊》中的批评活动，其第一辑中的基调性、纲领性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指出文艺上的诸多问题，表明必须严格加强领导，加强学习和批判等工作，并提出了针对左翼文艺界内部、对民主阵营和非阶级思想阵营的批评原则，就对沈从文、朱光潜、李广田、胡风等不同知识分子的文艺活动和道路进行了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与评论；文章之后还加了编者的话，表示客观形势和群众对文艺要求迫切，文艺思想上的一些问题亟应有明确认识和解决，该文作为开端讨论问题，着重检讨和自我批评，希望文艺界积极参与讨论。18第二辑刊载的乔木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第三辑上的萧恺的《文艺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第四辑上的荃麟的《论马恩的文艺批评》等，都将批评问题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或者直接针对文艺批评问题讨论文艺界的问题。在批评实践中则不仅有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第一辑）、绀弩的《有奶便是娘与干妈妈主义》（第三辑）、周立波的《萧军思想的分析》（第六辑）等批判性的文章，也有邵荃麟《论主观问题》（第五辑）、胡绳的《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第二辑）等驳论性和批评性文章，以及冯乃超《评〈我的两家房东〉》（第二辑）等赞美与肯定性的评论。此外，《华商报》的《笔谈》增刊在1949年3-4月间的第9到第14期，也基于李常立的《有感于一年来的批评风气》19进行过有关批评问题的讨论；此外《华商报》的副刊《热风》及其后续的《茶亭》，也常就批评问题进行讨论，如1948年1月30日的《热风》发表有《关于批评检讨》，1949年8月31日的《茶亭》上，还发表有杜埃的《文艺政策与文艺批评》等。《群众》香港版也提供了讨论的空间，如第二卷第三期就发表过郭沫若有关文艺批评的重要文章《迎接批评时代的一个基本问题》。

以上有关批评的讨论和实践，基本上都基于现实形势，提出建立和发展文艺批评的诉求，并针对文艺现状，展开批评活动。论者强调政治上和文艺上都需要批评；20但又指出文艺工作尤其是文艺批评工作在过去有诸多不足，强调非解放区在“重庆时期”批评理论方面“缺乏严正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正确方针”，对作品不能理直气壮、合情合理地批评，并存在宗派主义。21这自然需要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评论工作才能逐渐形成统一的认识，发挥作用。就如邵荃麟所说，要提出原则与主张，以原则对待非原则，并以原则灵活结合理论与作品的分析，扩大原则的影响，从批评与团结的统一上巩固和扩大适应于政治要求的文艺统一战线。22这些知识分子在探讨文艺批评问题时，均在“批评的建立是普遍要求”的基础上讨论建立文艺批评要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对建立文艺批评的诉求，也并不只是身处非解放区的左翼文人的认识。在解放区，1946年萧军就以形象的比喻指出文艺需要懂得真珠、假珠和毒珠的文艺批评者；23《华北文艺》在发刊词中也表示文艺批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呼吁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克服自由主义，“用我们文艺工作者全体的力量，把经常的文艺批评活动建立起来！”24还有人就新的城市解放过程中的文艺问题指出，必须建立与展开革命的文艺批评，树立正确的原则，并扶植萌芽的群众的文艺活动。25《文学战线》不仅从创刊号（1948年7月）开始就发表有作品批评，还在第一卷第二期编后记中，表示该刊理论批评每一期都有，并指出了文学批评的原则和重点；第一卷第三期在针对萧军思想批判中，安危的《我们要有明确的是非》一文表示要以此为开端正确展开批评；在第一卷第三期、第五和第六期合刊的“读者往来”栏目及第二卷第二期的“读者来信”中，则刊载了刘绪、玲筠、孙灼及其他人的有关批评的意见和讨论；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的《编后》也直接指出需要批评，要建立全面的批评；而在第二卷第二期中则专门刊发了社论《论文艺批评》，说明文艺界迫切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文艺界的缺点和批评的方向，并“希望展开文艺批评的运动，从文艺批评中，将文艺战线更加壮健起来，使文艺能更有新的发展，新的收获”25，足见该刊对文艺批评的重视。

对于建立文艺批评问题的讨论得以不断展开，然而，由于客观形势的复杂性，文艺批评的建立似乎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批评活动的开展也一直不尽如人意。因此，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期间，就有人指出过去很少有专门从事理论批评的人才，建议即将成立的“全国文协”注意批评工作，有意识地培养专门从事文艺批评的人；27也有人建议筹委会要借助作品评选工作开展文艺批评运动；28张文元则从美术工作的角度，建议“今后应该在文艺界的圈子内建立批评制度”以更好指导工作，叶子直接说新文协必须有负责批评和检讨的组织，蒋天佐则建议成立批评理论委员会。29可以看出，这些知识分子试图借助新的机构的组建，重视文艺批评工作并试图将其上升到制度建构的层面。

二、批评的立场与方向

对于文艺批评的关注，当然不仅仅是不断倡导建立文艺批评、开展文艺批评运动，更重要的是结合文艺本身的需要及当时文艺环境的需要，提出确立开展文艺批评活动乃至文艺运动的方向、立场等，以指导文艺活动健康、有序地开展。

1946年以后的文艺批评，从理论研究与倡导方面来说，结合现实与实际的倾向明显。如，在“非解放区”，李长之认为，“现阶段的文艺批评，是入了在实际上去做的阶段。就是讲理论，也是在对于文艺现象加以分析、研究、体系化的阶段，并非单说理论要如何如何而已了”30。徐中玉也强调：文艺批评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透过作品的分析研究，分析研究社会，提供破坏的和建设的意见，使其在实际上能够教育民众的生活和思想。31许杰在认为文艺是在反映人生和改进人生的这一基础上的，认为文艺的艺术性与政治性或人生价值应该统一，而且“也只有统一了文艺的艺术价值与政治价值，而达到了最高境界的时候，才是最成功的最有成就的文艺”，甚而认为“文艺的艺术价值与政治价值的估价与确定，也是文艺批评的最大任务”32。而随着革命文化的不断传播和影响力的扩大，尤其是1946年以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解放区的全面传播及在国统区、香港文化界的引介与出版，文艺界注重结合实践的文艺批评路径的倡导，逐渐合流于毛泽东《讲话》精神所指引的方向之下，逐渐形成文艺批评的主要方向和标准。毛泽东正是在论及文艺批评的问题时，提出了后来影响深远的“政治标准第一”的观点，虽然《讲话》中最后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也提到“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提及“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的文艺创作效果和动机论、“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的文艺批评立场论，以及“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的批评方向33，但其核心，无疑还是更多强调的是政治的导向和标准。文艺批评论说，也越来越明显地融入到毛泽东所论述的框架中。

政治标准问题是毛泽东论述的一大要点。在国统区，陈翔鹤曾表示对政治因素无法脱离关系的无奈：“文艺工作者也是人，既然是个人，就必需得生活。需要生活，我们也就不能从支配着生活的政治魔掌之下‘超然’——出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不是‘理论’。”34也是在此前后，茅盾就鲜明地指出，“文艺工作必须配合老百姓的要求，来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35。显然，茅盾的言说已更接近于毛泽东的观点，但这一观点也有很明显的延续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文艺发展方向的痕迹。稍后的林默涵的言论，则可以说是对毛泽东的观点的阐释和发挥，他表示：批评家首先要探究文艺作品政治的内容，是包含在作品中的思想和情感倾向，因为这是决定了作品的主要东西和一个作品对于社会和读者发生影响的主要东西；作家只要进行创作就会有政治意义，对社会政治斗争有所影响，这是“决定的事实”，在斗争尖锐的时候，作家要置身于斗争外是不可能的，即便主张超阶级的文艺，实际上也包含着政治意义，“因此，我们的批评家，应该首先以作品的政治内容为考察的对象，是自明之理”36。这可以说是对毛泽东“政治标准第一”的最细致的阐释。相类似的表述普遍存在于以香港为核心的非解放区文人的表述中。如郭沫若说：“文艺应该服从于政治，批评应该领导文艺服务于政治。这应该是今天的文艺批评的原则。”37如果说上述言说还只是用自己的话语表达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或者说表达出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暗合的观点，那么到邵荃麟等人笔下，毛泽东的标准则得到了直接强调。他们认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研究具体社会问题，要坚决承认文艺服务政治的原则，承认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只有思想政治上更明确地认识才能克服艺术思想上的各种偏向；38他们也直接引用毛泽东的文艺批评言论，如批评要允许各色艺术自由竞争，但要按照科学标准争取批判以使低级提高为高级、要求政治与艺术统一、无产阶级必须排斥资产阶级作品的反动政治性以及如何对待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旧形式的态度等等观点，进一步指出，“强有力的正确批评，必须熟练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与文艺理论，好好地学习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方法与文艺理论，是我们每个从事文艺运动工作者的必要课题”39；他们还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上政治标准第一的说法，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致的；恩格斯对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批评的驳斥如同毛泽东对“人性论”的驳斥；并且，他们从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对席勒和歌德的批评态度及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批评态度中，想到了毛泽东“从效果看动机”的意义，以论述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作品要先分析内容，然后指出其思想的正确与否并发掘它的根源。40在解放区，在《讲话》发表以后，随着整风运动等的开展，对《讲话》精神的领会和把握逐渐趋于统一，如有文艺刊物对读者普及：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文学也是为阶级服务的……文学是有用的，它帮助革命深化，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教育人民，从他们思想上排除统治阶级给他们的有害的影响，因此帮助革命胜利。41有人则指出：“由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样光辉而及时的指正，明确了文艺的阶级性，强调了政治的指导作用，改造了一批作家，在解放区不仅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这类错误，而且无论在戏剧、木刻、小说、诗歌上都有了肥美的果实。”42不过，由于1948年东北文艺界出现了批判萧军的事件，文艺界由此再次强调“文艺工作，是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当前党所提出的全党干部应提高理论水平”，并进而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43

人民和大众立场是毛泽东《讲话》中有关文艺活动及文艺批评的另一个核心要点，进一步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结合，形成概念使用上更为广泛而对象上更具体的一种话语。周扬曾阐述过：“什么叫作人民立场呢？就是要求文艺作家用群众的观点去看一切问题，作家的思想情感要与群众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44也有人指出，革命文艺运动实质上是革命运动的一环，而文艺运动实质上是一种群众运动，而“我们的文艺运动是以和工农群众及其各种干部的结合为目标的”45。基于这种定位，就有人指出文艺有替人民服务的必要，文艺要为人民服务，需要大众化，时下“最需要犀利有力而且时适的文艺批评，向导着，招呼着文艺走向这个正确的方向”，因此，需要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批评，要求文艺批评大众化。46林默涵则直接提出，必须建立一个批评的标准，“我们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的，因此，那标准也就非常简单而明了——就是凡有助于人民的事业的胜利和发展的，是好的，凡有害于人民的事业的胜利和发展的，是坏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可以说是绝对的标准”，他还指出，批评必须有群众观点。47邵荃麟等也表示：“文艺批评的建立，首先应该把基础放在群众的利益之上，我们每一句话都要向群众负责，要有教育群众的意义。”如此一来，批评作家也是为了纠正某种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48而人民大众的立场，说起来容易，但具体怎样落实，就有可能遇到问题，尤其是在强调知识分子出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的背景下。在解放区，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整风，但即便是懂得了道理，政治形势的变化也会影响具体文艺活动中的具体任务，郭沫若就曾根据当时的情况指出，文艺批评必须坚决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替当前有关人民生活的最大事件——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反美帝、挖蒋根等忠实地服务。49

毛泽东《讲话》所指向的文艺批评问题并不仅限于对政治标准第一和对人民大众立场与群众观点的强调，但是以这两个问题为核心的文艺批评要素以全新的面貌和无比的力度引导着文艺批评活动乃至整个文艺活动的开展。经由上述所论及的知识分子的不断阐释、解读和传播，在革命逐渐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其观点逐渐成为文艺界的主要标杆，甚而成为主流观念。

三、走向新规范

不过，新的文学观念和思想可以不断言说，但具体执行起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即刻消化、理解和把握的。首先，由于个人立场、生活环境等的差异，虽然革命文化不断发展和传播，但主要从文学审美本身探讨文艺批评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比如李广田发表于1947年3月中学生杂志的《谈文艺批评》，就认为文艺批评既要对作者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批评者既是欣赏者，也是创造者，文学初学者要善于培养批评的能力；李长之则指出，文学批评要解决作者写了什么、为什么这样说、他说的成功否、该不该这样说等课题，并认为文学批评重在实践，批评家需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的理想、社会的理想和艺术理想；50胡风认为，批评的基本任务是对社会学的评价和美学的评价的统一的探寻，批评需要从实践的立场出发，探求时代的文艺性格，探求时代的心理状况或精神生活，所以批评还负有批判落后的心理意识和审美特征而对进步的一面进行发扬等责任，批评家则需要和作家协力发掘和改造时代的精神。51

其次是文艺批评的态度和出发点存在着诸多偏向。其中被指摘最多的就是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问题，上述论及的文人及其文章中几乎都会涉及对这方面问题的描述，如郭沫若的《当前的文艺诸问题》中就指摘一些有小俱乐部组织的文艺批评这“全面武装，火气十足”“专打尖端，对敌消极”“文章自己好，别人惹不得”的批评风气，认为他们的行为实质上是主观主义作祟；特别重视文艺批评问题的《大众文艺丛刊》，更是集中指责、批评了这类批评观念和风气，如第一辑中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就深刻分析了文艺界的唯心主义、个人主义、宗派倾向等的表现；第二辑中胡乔木的《文艺创作与主观》则集中批评了胡风等人的主观论，包括其主观论影响下的文艺批评的错误导向等；第三辑中萧恺的《文艺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也花了大量篇幅批判批评中的右倾尾巴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倾向及其恶劣影响；第四辑中邵荃麟的《论马恩的文艺批评》也以种种例证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主观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批判。此外，胡风在《怎样作文艺批评？》中也分析和批评了经验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文艺批评。在解放区，前述《文学战线》1949年第二卷第二期的社论《论文艺批评》，也集中指出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经验主义、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在文学战线上的问题。可见，这些问题几乎是共识性的存在，它们对于文艺批评乃至文艺活动影响恶劣。

再次是批评的不全面问题。这里所谓的不全面，一般不涉及政治立场问题，或者说都是在政治立场等方面的认同没有问题的人之间展开。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批评的出发点和立场没多大问题，但是不能客观、具体地批评，比较典型的是1949年3-4月有关“批评态度”的论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引发论争的李常立的文章认为当下的文艺批评存在没有火气、讽刺和斥骂的不谈具体实践只谈方向、路线和原则，吹毛求疵却又强调整体优美，把问题和毛病归咎于客观等“缺乏批评精神”的情况，举了一些例子以及苏联文艺界的情况，认为要树立一种战斗的批判态度，并认为如此才是群众观点的具体实践。结果他的文章招致秋云、楼棲、华嘉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李常立的文章存在举的例子不正确、缺乏研究、一味强调火气等问题。邵荃麟最后写了总结性的文章，认为李常立有的立论不稳、缺乏研究、没有从思想上着眼、指出批评要尖锐无情才算坚持原则不客观、对苏联的批评精神理解不到位等问题，也指出楼棲、华嘉等人的观点有对有错，由此提出有关批评的态度、批评的严肃性和灵活性等问题。52这类问题，还有萧殷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夕总结成文艺批评的教条主义和技术观点，是需要反对和克服的。53还有一种是文艺批评活动中畏首畏尾、不大胆公开，导致批评活动不能全面展开，正如王汶石曾描述的那样：文艺报刊上能看到一些批评或介绍，但大部分问题没有展开讨论，背后谈论很多，甚至有不少意见，但文艺批评又不够。54当时有不少报刊的编者及一些读者，都提出要对文艺批评进行指导和开展，如前述《文艺生活》《文学战线》的编者，都通过“编后记”等栏目，号召读者参与文艺批评，也发表了不少提倡扩大文艺批评、开展文艺批评的读者来信和意见。这些其实都是基于文艺政策执行中的不足展开的活动。如有人在平原杂志上就承认，整党以来文艺有很大变化，但还不够，需要发动广大读者来开展大胆、公开的批评，使得批评和文艺活动走向全面。55

面对以上种种问题和不足，随着革命形势越来越乐观，文艺界站在建立文艺统一战线的立场上，试图对文艺活动及文艺批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理顺。

理顺的方式之一是开展深入的批判和论争活动。这一点在《大众文艺丛刊》上表现得比较突出。该刊创刊即旗帜鲜明地指出，当时的文艺建设要避免走向宗派，要在新革命形势下团结起来和群众结合，建立明确具体适应群众要求的革命文艺运动方针内容及在群众基础上的新文艺统一战线，要在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总指标下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要巩固、扩大文艺统一战线，纠正右倾统一战线观念，克服左联时期的关门主义，和一切可以合作前进的人团结；左翼内部和文艺统一战线，都需要严肃负责的思想批评和适当的批评。在该刊的言说中，朱自清、李广田、冯至等被认为是转变方向成功的案例，而朱光潜、沈从文、梁实秋、萧乾等则是反动文艺的代表，要受到批判和斗争，胡风等的名字虽然没有点出，但也被放在追求主观精神是走向唯心主义的基调下受到不点名的批判。56为了进一步强调文艺统一战线的必要和必然，该刊分别发表了《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第一辑）、《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乃超，第一辑）、《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荃麟，第二辑）、《有奶便是娘与干妈妈主义》（绀弩，第三辑）等旗帜鲜明的对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的批判性文章。同时，发表了《文艺创作与主观》（乔木，第二辑）、《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胡绳，第四辑）、《论马恩的文艺批评》（荃麟，第四辑）、《论主观问题》（荃麟，第五辑）、《论文艺的人民性和大众化》（默涵，第五辑）等，借助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批评“胡风派”的各种文艺观点。虽然这些文章的作者看似在商榷问题，但实质上也是对胡风等人的批判，如《文艺创作与主观》中就指出，胡风等人的观点下的文艺创作和批评倾向是不健康的，其观点显示出的是取消和人民结合，甚至拒绝和人民结合；《文艺创作与主观》中说舒芜等人的观点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至污蔑了斯大林，他们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存在诸多矛盾又以马列主义自居；《论文艺的人民性和大众化》中则批判冰菱表面上拥护毛泽东文艺思想，实际上却歪曲、阉割它。此外，该刊还发表了《文艺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萧恺，第三辑）这样借着言说文艺统一战线实际上大谈该刊同人对于文艺批评工作的评价、认识和标准与方向的文章。另一个批判是东北解放区对于萧军的批判，刘芝明就在分析萧军的“错误思想”的基础上指出，文艺战线上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要把它当作不可或少的部分，文艺批评要有严肃性的原则精神和与人为善的态度，深入了解作家和作品的实际情况，必须从人民和无产阶级利益出发进行批评，而且主要应该歌颂光明，形式朴素、明朗和公开，应该严肃认真不抠字眼、不胡搅蛮缠，而萧军则都是相反的，因此其错误很严重，批评萧军的启示是要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把破坏革命的思想驱逐出去，“把党健全起来，把毛泽东思想开展起来，并且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提高自己，以适应新的革命胜利的环境”，为此，要加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瘟疫论的学习，开展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57这些批判与论争，加上上述李常立等人有关批评态度的争论，让文艺批评的立场、标准和倾向在讨论中趋于更一致的认识。

其次是对文艺批评理论的引介，尤其是对苏联相关文章和观点的翻译、刊载和出版。1946年后，文艺杂志就翻译刊载过E•阿尔麦左夫的《关于文艺批评问题》（思敏译，《中苏文化》第17卷第9期，1946年）58、法捷耶夫的《论文学批评》（伊真译，《苏联介绍》第7期，1947年）59、苏联《文学报》社论《大胆公开地批评》（竹马译，《人民日报》1948年12月17日，后被《华商报•笔谈》《平原》等杂志转载）等。东北解放区还出版过《论自我批评》《大胆公开的批评》（东北书店，1948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发展规律》（光华书店，1948）等收录苏联有关批评问题的文献和论文的译文集。当然，同一时期的报刊也刊发过其他国家的理论家和学者的文艺批评论说，如《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5期（1947年）刊发有E.W.Martin作、胡仲持译的《文学批评的职能》，《文艺春秋》第2卷3期（1946年）刊发过George Sprau著、赵景深译的《文学批评的三个倾向》等。这些专门论说批评、文艺批评问题的国外理论文章和著作，连同其他含有大量有关文艺批评的论述的论著被译介，60对中国文艺界的文艺批评活动，必然有着更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如《人民日报》1947年1月25日发表了日丹诺夫《关于〈星〉及〈列宁格勒〉杂志所犯错误的报告》时，就发表《文艺批评活跃起来！》，指出“为了使我们的文艺具有更强的思想原则性，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都更臻于化境，为了把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思想具体化到日常工作中，我希望这篇报告能刺激并活跃起我们的文艺批评来”。在这种导向之下，文艺界学习国外的批评论述后，或多或少会对原有的认识有所修正或提高。

其三，开展批评实践。尽管各种文章都表示对批评形势的不满，但并不是说批评实践完全没有，翻阅当时的各种文艺报刊，绝大多数每期都会有文艺评论或理论相关的文章。虽然多为引导、说明或赞许性的评论，但其中也不乏对文艺现象的批评，如东北的《文艺月报》第二期李雷的《为新民主主义文艺思想原则而斗争——兼对延边文工团演出之〈水田〉等剧底思想分析》就分析、批判剧作《水田》是反新民主主义文艺的。《文学战线》不仅第1卷第3期开辟“对萧军思想批判特辑”，发表周立波、马加、胥树人、安危的批判文章，其他各期也很注意文艺批评，先后刊发过草明的《评〈一对黑溜溜的眼睛〉》、周立波的《庄严的现实不容许歪曲——评〈网和地和鱼〉》、舒群的《评〈无敌三勇士〉》、胥树人的《关于文艺上的经验主义》、渤涛的《关于〈民政助理老杜〉》等批评文章，它开辟的“文学往来”栏目，也刊发了各种较为短小的对文艺界现象和问题提出意见和批评的文字。《华北文艺》也先后刊发过胡椒的《读了〈高干大〉的两三点意见》、胡丹沸的《坚决执行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读了新创作的旧剧〈河伯娶妇〉》、王燎嫈的《读〈原动力〉》、钟敬文的《读了〈半湾镰刀〉等以后》等批评、评论性文章。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在提倡并规范文艺批评和各类文艺思想观念时，也特别注重文艺批评实践，除了前面举例的具有强烈批判性的文章外，还有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默涵的《评臧克家的〈泥土的歌〉》、胡绳的《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周钢鸣的《评〈虾球传〉第一、二部》等比较严正的批评，分别指出这些作家作品虽然有好的一面、革命的一面，但仍存在着没有真正书写工农、追求空洞、抽象、非现实主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个人趣味及思想情感、没有对人民负责、没有把握住立场和思想等等问题，由此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加强与人民群众的结合，加强思想改造，从研究具体问题出发，开展文艺活动。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文章对于批评对象的缺点，站在几乎一致的立场上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甚至如胡绳批评姚雪垠时所说的那样，由于他所批评的对象有一部分当年是经他的手发表的，因此批评本身也包含着自我检讨，对于读者、对于朋友，他有义务提出包含自我批评的严格的批评。61但稍加考察就可以发现，这些被批评的对象都是在非解放区开展文艺活动的，而对于解放区的作家作品的评价，则几乎清一色的是赞扬和肯定，如第一辑黎紫的《评柯蓝的〈红旗呼拉拉飘〉》、第二辑中冯乃超的《评〈我的两家房东〉》、第三辑中冯乃超的《从〈白毛女〉的演出看中国新歌剧的方向》等，仅有第五辑中周而复对电影《万家灯火》的评价算是对给非解放区的作品进行热烈赞扬的。此外，《小说月刊》《文艺生活》《文艺创作》等都发表过不少严正的批评文章，尤其是《小说月刊》长期开设的“小说散步”栏目，常发表比较严肃的评论文章。

通过以上种种努力，以毛泽东《讲话》为旨归、以建立和维系文艺统一战线并注重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及知识分子改造的文艺批评规范，在文艺界得以更加广泛的推广。曹禺就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期间说明了他的认识。

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与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的。这是我们的原则。

今后的文艺批评与文艺活动必须根据这个原则发展。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认识新民主主义与今后文艺路线的关系。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根据原则发挥文艺的力量，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解答的课题。62

而曾经被《大众文艺丛刊》同人猛烈批判的萧乾，在不久之后便成功“向左转”63，其对文化、文艺的认识也已成功转向。他在1949年9月指出“今后的趋势是太清楚了：顺人民者存，逆人民者亡”64。逐渐认从于文艺方向的萧乾不仅在文艺界继续保持活力，发表了小说《堡》、诗作《民歌初试》等，还以新的标准写作过文艺评论《〈虾球传〉的启示》《史纽斯的诗——评〈总攻击令〉》《〈培尔•金特〉——一部清算个人主义的诗剧》等，并被确定为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在会议召开期间写过文章，表示要对过去“大清毒”，要做好当下民族大翻身下的经济基础建设，对于未来，则是“一个本土的人民的但是崭新的文化终须创造出来”65。臧克家也在文代大会召开前夕建议新文协要鼓励作家到工农兵群众中参加实际工作写作才有前途，文代会后也写文章表示：新的大众的口语的词汇的获得，必须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前提。66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林默涵指摘他基于个人意识立场的写作是非现实主义的之后其依从新规范的实践性回应。

四、文艺批评的困境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在其报告中指出批评薄弱和批评的必要性后，以坚决的口吻指出：“我们必须在广泛的文艺界统一战线中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必须经常指出，在文艺上什么是我们所要提倡的，什么是我们所要反对的。批评必须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必须集中地表现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干部的意见，必须经常批评来推动文艺工作者相互间的自我批评，必须通过批评来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67由此不仅把文艺批评的重要性提得很高，还规定了文艺批评的基本方向。但是，考察第一次文代会后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批评情况，其实仍存在着诸多不理想状况。

首先是批评机制方面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如前文所述，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夕，羽山、何庄、蒋天佐、刘念渠等人在讨论新的文协的组织时，都提出建立文艺批评机制、成立专门的文艺指导部门或组织以及培养批评人才等的建议，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也指出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行政工作极其重要，大会的成功之一就是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的统一机构，人民政府成立会设立专管文化艺术的部门，而基于大会的收获，文艺界定能团结在毛泽东文艺方针下深入群众展开工作，努力创造优秀作品，建立科学的文艺理论批评，为建设新中国和新民主主义文艺奋斗。68然而，这种建立批评机制的诉求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此次会议召开期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虽然在任务方面提到要“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以建设科学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但其下设的部门中并没有与文艺批评相关的部门，虽然也设立了“指导部”，但其任务是“研究指导工厂、农村、部队、群众文艺活动事宜”69。而相继成立的各协会中，也没有与文艺评论相关的。1950年秋筹备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虽然以“培养为实践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文学创作及文艺批评的干部”为目的，70但其实对文艺批评工作者的培养也不是工作重点，而在培养作家及编辑方面更加突出。周扬也曾于1950年表示中国文联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建立批评小组，对作品经常进行研究、讨论，有系统有计划地组织和发表批评文字，克服目前文艺上缺少批评或批评无力的状态”70，然而笔者也未找到其得以落实的材料。可见，比起此前的种种理念设想，文艺批评机制的建设，大打折扣了。

其次，文艺批评缺乏统一的具体标准。虽然毛泽东的《讲话》因其“指出了文学艺术工作最重要的原则，确定了文学艺术最基本的方针”72而在第一次文代会前后确立其成为最基本的文艺批评指导原则，但在文艺活动和文艺批评实践中，怎样将其进行具体化其实是一个难题。如《讲话》中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但如何才是合理的“统一”？《讲话》中说检验作家的动机要看其作品在大众中产生的效果，那么文艺批评者所认为的效果如何与真实的效果达到一致？等等，都可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推广《讲话》为主导的文艺方针时，就有可能存在着对《讲话》及其重要性、规范作用的认识很深，但对于如何能以其指导解决问题又不能有更具体的消化，就如曾经有《文艺报》的通信员所坦露的那样，对于一些问题《讲话》可以解释和解答，但“总得不到满意的接受”73。这样，新中国成立初期阿垅因为发表文章对基于毛泽东的文艺观点的问题如文艺和政治的问题、形式主义问题、该不该写资产阶级、对正面人物能不能神化、对反面人物能不能绝对的坏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阐释，本来就属于对文艺问题具体问题的细化和讨论，然而却受到了来自陈涌和史笃的激烈的否定和批判。74这一现象本就说明，在追求文艺秩序一体化的背景下，毛泽东的文艺标准需要得到更具体的标准化，要确立政治因素和艺术因素到达哪一种程度算是健康合理的，否则就容易出现文艺批评的混乱。正如有人曾指出的那样，出现以政治理由、政治概念对作品进行“直线观点”的批评和纠缠于对作品的细枝末节的形式和技巧的批评等“非实践的批评倾向”75。文艺批评处处强调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作为标准的无可置疑性，却又不能真正细致地对其具体要求进行阐发，因此文艺界虽然也不乏比较客观的尊重作品的艺术性又强调作品的思想性、严正地批评文学作品和现象的批评，但也常常出现抓取文艺作品或现象中的一点而任意放大其缺点的批评，乃至于曾经有人仅仅因为作品中的人物取名“宝宝”和“娟娟”就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东西，是不真实的。76而这类批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界，并不是个例，它们的存在无疑体现了毛泽东的基本标准之下细部标准的混乱和无序，对文艺发展形成了不良的影响。

第三，文艺批评的民主不够，批评有时被上升为批判。在《大众文艺丛刊》有关文艺批评的讨论中，萧恺曾提到，统战中的批评工作要抱有与人为善的争取态度，不放弃立场又要注意对方接受的可能程度，以说理说情态度相处，在团结与斗争中把领导方针“溶化”77。林默涵则早在1947年的《关于文艺批评的断想》中就说明，对于自己和友人，批评是为了加强团结，只有对于敌人，才要有辛辣的讽刺、嘲笑和打击。然而到具体的文艺活动中，批评者的批评往往认为自己站在了一个立场的高地对被批评者进行批评，《大众文艺丛刊》对“反动文艺”、对“胡风派”以及臧克家、姚雪垠等的批评莫不如是。也正如有学者所言，延安后期，文艺批评已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监督机制，78这样，这种风气在文代会召开后并不见得少，反而表现得愈来愈突出。如果说此前萧军、胡风等还有自己的阵地发表文章对批评者进行反驳，79那么，第一次文代会之后的批评活动中，被批评者的有理有据的反驳的声音逐渐减少，且逐渐走向检讨之路。且不说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所发的朱光潜的《自我检讨》是否是对此前受到的批判的回应，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作品讨论中，就有秦兆阳的《改造》、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朱定的《我的儿子》、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等作品受到了批评后，作者不得不在《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报刊上公开检讨；而前文所提到的阿垅，因为他的文章受到严厉的批判，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公开的检讨；赵树理主编《说说唱唱》时，因为发表小说《金锁》受到批评，还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两篇检讨性文章……这样，被批评者由于“必须从原则上去看批评，从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上去接受批评”80的原则，受到批评就容易被认为政治立场和观点有问题，而必然要走向“自我批评”，经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规范，批评活动进一步让渡于“批评与检讨”，批评运动的展开中便少了“反批评”的公平性、民主性，文艺批评也就不能基于文艺本身的文艺属性开展活动，只能在对政治性的强调中成为关乎立场、关乎政治修养和认识的文艺体制规范行为。

“十七年”时期的文艺批评“被纳入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批判的整体性话语系统中, 其政治性、社会性空前加强, 成为最重要的标准”81。但文艺批评毕竟是受主观因素影响的东西，反观新文学史，几乎每一个时段都有有关文艺批评的讨论，都有对文艺批评的不满。由此观之，文艺批评的标准和规范很难有一个固定的规范和标准，因为“因批评的发生，常基于某种评价标准，而某种评价标准则不可能是符合所有价值取向的标准，所以，为这种标准所激发出来的文学批评，不管多么深刻，也必然会存在对其他价值取向上的某些品质的遮蔽”82。因此，更重要的是寻找一种符合文艺批评本身规律的基本规则指导批评活动有序、健康开展，细部的、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的标准，作为丰富文学活动并构成批评史的重要因素，要在与基本原则的磨合中，拓宽文艺批评的视野、提高文艺批评的水准。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后，这种磨合就在于《讲话》精神和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自身理解的“谋合”，因此，无论来自解放区的还是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都要重新整理思路和理解《讲话》精神，83只不过在急切、过度追求建立文艺新规范的过程中，磨合变成了对不同意见者的规范乃至制度性规定。恰恰是文学艺术活动体制化明显的时代，文艺批评体制却没能独立建立。它充分说明文艺批评有自己的独特性，而在有制度性标准规范的背景下，对标准的解释和执行的混乱、批评活动能否以良序展开、文艺审美之外的因素能否成为文艺批评的主导因素等，都能影响批评的机制化建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整理工作研究”（项目编号：17XZW034）、2018年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特别支持项目（项目编号：18SZTZ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据该组织官网介绍，其为中国文联继中国戏剧家协会等11家协会后的第12个组织，是全国性文艺评论家组织，接受中国文联和民政部指导，2014年5月30日成立，详见http://www.zgwypl.com/xh/。

②施天侔：《文学的批评》，《晨报》1919年9月8日。按：该文为连载，至9月30日连载完，后于1920年被收入新文化书社出版、王世栋选辑的《新文学评论》中。

③参见《晨报副镌》1922年3月19日、3月26日、4月2日。

④佩韦：《“文艺批评”杂说》，《文学旬刊》（第51期）1922年10月1日。佩韦即茅盾。

⑤胡梦华：《文艺批评概论》，《东方杂志》（第21卷第4号）1924年2月。

⑥穆木天：《我们需要文艺批评》，《救亡日报》1937年9月25日。

⑦戈茅：《论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第2号）1943年3月。

⑧梁实秋：《近年来中国之文艺批评》，《东方杂志》（第24卷第23号）1927年12月。

⑨愈之：《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1921年1月。

⑩冰：《文学批评的效力》，《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7月11日。

11鲁迅：《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12张友仁：《文学批评》，《文学旬刊》（第16号）。1921年10月11日。

13林焕平：《略论文艺批评》，《人民文艺》（第1卷第6期）1946年9月。

14西民：《关于建立文艺批评》，《时代周刊》（第15期）1946年9月23日。

1535茅盾：《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在广州三个文艺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讲》，《文艺生活》（光复版第4号）1946年4月10日。

163647默涵：《关于文艺批评的断想》，《文艺生活》（新第15期）1947年7月。

17《编后记》，《小说月刊》（第1卷第1期）1948年7月。

18384856本刊同人，荃麟执笔：《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文艺的新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1948年3月。

19《华商报•笔谈（星期增刊）》（第9期）1949年3月13日。

20郭沫若：《迎接批评时代的一个基本问题》，《群众》（香港版第2卷第3期）1948年1月29日。

213977萧恺：《文艺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论文艺统一战线》（《大众文艺丛刊》第三辑）1948年7月。

2240荃麟：《论马恩的文艺批评》，《论批评》（《大众文艺丛刊》第四辑）1948年9月。

23萧军：《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东北文艺》（创刊号）1946年12月。

24《我们的希望（代发刊词）》，《华北文艺》（创刊号）1948年12月。

25王炜：《建立与展开革命的文艺批评》，《华北文艺》（第6期）1949年7月。

26本社：《论文艺批评》，《文学战线》（第2卷第2期）1949年4月。

27羽山：《意见两三点》，《文艺报》（第2期）1949年5月12日。

28何庄：《两点建议》，《文艺报》（第4期）1949年5月26日。

29《关于新文协的诸问题——文艺报主办第二次座谈会辑录》，《文艺报》（第6期）1949年6月9日。

30李长之：《文艺批评在今天》，《文潮月刊》（第1卷第1期）1946年5月。

31徐中玉：《文艺批评的修养》，《民主与文化》（第1卷第2期）1946年6月。

32许杰：《文艺批评的本质》，《文艺春秋》（第3卷第2期）1946年8月。

3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870页。

34陈翔鹤：《文艺工作者与“政治”》，《文艺生活》（光复版第5号）1946年。

3749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期）1948年2月。

41《文艺有啥用》，《东北文艺》（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

42兮：《文艺批评活跃起来！》，《人民日报》1947年1月25日。

43本社：《论文艺批评》，《文学战线》（第2卷第2期）1949年4月。

44《人民文艺问题谈话——本社第一次文艺座谈会记录》，《人民文艺》（第3期）1946年3月。

45史笃：《文艺运动的现状和趋势》，《论批评》（《大众文艺丛刊》第四辑）1948年9月。

46林曦：《文艺批评大众化》，《胶东大众》（第42期）1946年9月。

50李长之：《文学批评的课题——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大讲演词》，《文讯》（第8卷3期）1948年3月。

51胡风：《怎样作文艺批评？》，《文化通讯》（第8、9期合刊）1948年8月。

52参见李常立《有感于一年来的批评风气》，《华商报•笔谈》（第9期）1949年3月13；秋云《与李常立先生论“批评态度”》，《华商报•笔谈》（第9期第10期）1949年3月20日；荃麟《关于批评态度的论争》，《华商报•笔谈》（第9期第13期）1949年4月10日等。

53萧殷：《我们需要文艺批评》，《文艺报》（第4期）1949年5月26日。

54汶石：《如何开展文艺批评？》，《群众文艺》（第9期）1949年4月。

55张芸生：《应开展文艺批评》，《平原》（第6期）1949年1月16日。

57 刘芝明：《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文艺运动资料汇编》（下），朱德发、蒋心焕、李宗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16-620页。

58 1947年《华阳国志》（第60、61期）再次刊载移谟译本，译为[俄]尤琴•亚莫佐夫《关于文艺批评》；1948年《同代人文艺丛刊》（第1卷第2期）刊载缨哲译本，作者署名[俄]E•阿尔玛左夫，提名仍为《论文艺批评》。

59后以《论文学批评的任务》为题刊发刘辽逸的译本（《友谊》第2卷第12期、第3卷第1、2期，1948年）；以[俄]A•法捷耶夫为作者名、《论文学批评》为题名，刊发谱萱的译本（《中苏文华》第19卷第1期，1948年）。

60如《小说月刊》（第3卷第2期）上法捷耶夫的《谈苏联文艺》、《文学战线》（第1卷第3期）上[俄]A•塔拉仙柯夫的《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路程上的苏联文学》等译文中就有不少有关文艺批评的重要论说。

61胡绳：《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人民与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1948年5月1日。

62曹禺：《我对于大会的一点意见》，《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63参见王嘉良《萧乾传论》（王嘉良学术文集第7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210页。另见柴建才《京派文人研究》，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105-115页。

64萧乾：《新方向，新生命》，《华商报》1949年9月1日。

65萧乾：《把守住它！——祝全国文工大会开幕》，《华商报》1949年7月3日。

66参见《新文协的任务、组织、纲领及其他——文艺报主办第一次座谈会记录》，《文艺报》（第5期）1949年6月2日；臧克家：《诗的词汇》，《人民日报》1950年1月29日。

67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5页。

68郭沫若：《大会结束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121-122页。

69《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573、577页。

70《全国文联和中央文化部筹备创办文学研究所培养新文学创作及文艺批评干部》，《人民日报》1950年8月10日。

71周扬：《全国文联半年来工作概况及今年工作任务——在全国文联四届扩大常委会议上的报告要点》，《文艺报》（第1卷第11期）1950年2月25日。

72《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社论），《文艺报》（第2卷第5期）1950年5月25日。

73《批评与鼓励（通讯员来信摘录）》，《文艺报》（第1卷第12期）1950年3月10日。

74见阿垅《论倾向性》[《文艺学习》（天津）1950年第1卷第1期》]、《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起点》1950年3月第二期）、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人民日报》1950年3月12日）、史笃《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人民日报》1950年3月19日）。

75罗石：《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文汇报》1951年5月28日。

76露茜：《坚持文艺批评的原则性——从钟纪明同志对待批评的态度谈起》，《西北文艺》（第2卷第5期）1951年8月。

78袁盛勇：《论后期延安文艺批评与监督机制的形成》，《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

79如萧军就借助其《文化报》对批评进行辩解，“胡风派”在受到《大众文艺丛刊》批判后曾在《泥土》《歌唱》等上发表反批评文章。

80唐弢：《坚持批评的原则》，《文艺新地》（第1卷第8期）1951年9月。

81张未民、赵强：《中国文学的“批评”问题——“批评”与“评论”的百年“语用”纠葛及其所见时代风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9期。

82闫海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国际化与民族化转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83肖进、吴俊：《当代文学批评的资源建构与初期实践》，《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