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现代文学在1980年代的地位提升，与彼时现代文学丛书的出版息息相关。某种程度上，现代文学丛书的出版充当了“重构”现代文学形象的功能和效果。这种重构既表现为作家全集、文集和选集的出版的变化上（即作家新增上），也表现在各类文学丛书彼此竞逐和竞相出版上。针对现代文学的平反和重评，与丛书出版密切结合，使得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意义凸显，在此情况下，以思潮、主义为核心的文学史论述框架和以现实主义所主导的文学格局逐渐解体。现代主义成为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创作的热潮，与彼时的现代文学流派丛书出版之间，有着一定的同构关系。

关键词：现代文学 丛书出版 新时期 重评与“重构”

980年代以来，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所谓的沈从文热，沈从文的书一版再版，持续热销。诚然，这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香港地区出版并影响内地有一定关系，但若以为是夏志清“发现”了沈从文，则又是大谬了。虽然说沈从文自1949年后一直被边缘化，甚至被有意遮蔽，但这并不代表他的文学成就就不被认可。事实上，早在1957年前后，在整理出版的五四以来的作家选集（包括诗集和小说集等）中，就有《沈从文小说选集》（1957）。熟悉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语境的人想必不会不知道，现代时期的作家作品被重版意味着什么。这首先是一种政治身份的肯定，同时也是文学史秩序建构过程中对作家作品文学价值的确认。只是需要清楚的是，1957年前后在20世纪50—70年代的语境中，仍旧不过是“异数”，并不意味或代表一种常态。在那一时段的大多数时候，沈从文仍是被屏蔽的。

一

总体看来，20世纪50—70年代，有关现代作家的作品，很多都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的。除了新中国建立前后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21种）和《文艺建设丛书》（19种）外，很多都是以全集、文集和选集的形式出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的现代文学作品并不是太多。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作家的作品在新中国建立后没有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或再版，而只是表明，在新中国建立后，有关现代作家作品，很多都是以思想内容的先进与否作为出版或再版的评判标准的。大凡是思想“腐朽”的，沉迷于个人世界的，或者说“反动”的，大都不被允许出版或再版。只有那些思想倾向先进的作品，可以再版。大多数时候，现代文学作品都是以一种重新认定和选择后的方式被纳入到出版社的 “选题计划”中去的，并不是随意的行为。

“选题计划”被认为是体现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目的性的，“在制度方面，计划化肯定是必要的，因为出版计划、选题计划和出书计划是具体体现书籍出版的方针和方向的”①，但在1956年前后也备受文化界的质疑，“问题在于对计划化的程度要求过高……而在执行计划时，又强调‘计划就是法律’，掌握过死过严，缺乏应有的灵活性”②。事实上，在当时，全集、文集和选集这一区别本身即已表明了某种秩序和等级，其等级依次为：全集、文集、选集。在当时被以全集的形式出版的，只有《鲁迅全集》（1956年开始），以文集的形式出版的主要有《瞿秋白文集》（14卷）、《沫若文集》（17卷）、《茅盾文集》（10卷）、《巴金文集》（14卷）、《洪深文集》（4卷）、《叶圣陶文集》和《郑振铎文集》等。选集中，则又分作家选集和具体文类的选集。在这里，沈从文是以小说选集的形式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

之所以出现全集、文集和选集的区别，除了表明一种等级秩序和对作家地位的认定外，还表明一种编选原则上的分野。不论是全集、文集或选集，选什么作品或不选什么作品，也都有某种标准存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文艺建设丛书》外，还有一套影响较大的现代文学丛书，即“新文学选集”丛书。这一套丛书从1951年开始编辑，第一、二辑出版有24本。就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套丛书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构成一种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表现在，《新文学选集》主要选取的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下同）之前的作品，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则选取的是这之后体现其讲话精神的作品。此外，两套丛书编选的目的和分工都很明确，这样一种分工表现在，这是在重构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这一传统表现在对“新文学”的认识上，“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如果作一个历史的分析，可以说，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现实主义（也曾被称为旧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也曾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这两大类。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从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便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的指导原则。”“现在这套丛书就打算依据这一历史的发展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以便青年读者得以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新文学发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识。”③显然，这是用现实主义的发展角度构筑“新文学”的版图，在这一视域下，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构成为互相对立的矛盾主线，非现实主义作为非主流的和暂时的状态最后被现实主义所扬弃。仍以《郁达夫选集》（1951）为例。在《序》中，编选者丁易以阶段代表性和思想倾向上的进步相结合的编选原则依次选取了郁达夫文学创作的4个阶段的8部小说。通过这种梳理，编选者想告诉我们，郁达夫是如何在同自己的斗争中一步步扬弃其“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走向进步的。④这一情况，在1956年前后有了一定的改观。《沈从文小说选集》等作家作品的出版即是表征。

事实上，就在开明版“新文学选集”出版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着手出版现代作家选集，截止到1957年共出版有45本。比较这两套丛书是很有意思的。首先，“新文学选集”中大部分作家都被再次收录，除了许地山、洪灵菲、郭沫若、张天翼和赵树理除外。有些选集，在两个版本中书名完全一致，比如《鲁彦选集》《郁达夫选集》。1954年版《鲁彦选集》除了增选了《陈老奶》之外所选其余篇目完全相同， 1954年版《郁达夫选集》则与“新文学选集”中的同名选集，所选篇目完全一致。这样一种部分重合表明，两套丛书之间有其内在的连贯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阶段的两个选集系列其意义就完全一致。诚如福柯所说，两个书名同名所选内容完全一致的选集（如《郁达夫选集》）因所处时代不同，其实已是两个“声明”了。1951年和1954年，这两个时间点，对郁达夫的评价并不一样。人文社在出版《郁达夫选集》时，在《本书出版说明》中指出：“本书作者是‘五四’以后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但作者的作品瑕瑜互见，欲精选一册适合今日读者的选集，尚须经过精密的研究。目前为应读者的需要，暂将丁易所选的这本选集出版，并由编辑部加以若干注释。书后附选者原序。”而若联系张毕来《中国新文学史纲》（1955），比较丁易和张毕来对郁达夫相关作品的分析评价，更可以看出这点。可见，同一作家作品在不同阶段出版，其意义显然是有差别的，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人民文学版作家选集中增加了很多作家。对于新增作家而言，能被收录当然表明了对其创作的高度肯定。从时间来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新增的10位作家（阳翰笙、沈从文、戴望舒、应修人、潘漠华、废名、丰子恺、何其芳、汪静之、王统照），在这之前大都评价不高，甚至被有意遮蔽。这些有《沈从文小说选集》《废名小说选》《戴望舒诗选》《应修人、潘漠华选集》《蕙的风》《王统照短篇小说选集》《缘缘堂随笔》等。而像《何其芳散文选集》，在1957年出版时，甚至收录了作者早期的散文作品；20世纪50—70年代，对何其芳总体上采取的是抑前扬后的态度，其早期的作品在新中国建立后评价不高，他自己也基本采取抑前扬后的态度，此时收入其早期的散文作品，颇让人寻味。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50—70年代，现代文学的出版主要是以现实主义为标准的，非现实主义在总体上处于一种“他者”和被遮蔽的处境。另外，也正是这两套丛书——“新文学选集”和“中国人民文学丛书”——建构了新文学的主流支流说。“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从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也就意味着在“新文学”的发展秩序中，流派间的关系只有放在主流支流的关系框架内才有意义。在这一秩序中，流派的独立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往往是不重要的。

在这一秩序下，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逻辑。即现实主义其实是通过对非现实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在一定限度上承认了各个非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的存在，但这一存在却是作为被斗争的对象的。换言之，为建构五四以来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斗争路线图，非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被建构出来，但其被建构出来却是为证明它们的非法性，和必然被扬弃。在这一逻辑下，现实主义文学的流派特征也同样被淡化，甚至被有意遮蔽，因为现实主义主流之下区别流派似无必要也不必须；其被构筑出来，也通常是作为否定和批判的对象存在，比如说胡风集团（或七月派），但这里所呈现的是另一种现代性逻辑——内部“他者化”的逻辑。20世纪50—70年代，流派往往都是在负面的意义上显示其存在。这是革命的现代性逻辑所决定的，颇有循环论证的倾向：流派或派别既是斗争所内在需要的（没有流派或派别，斗争便很难展开），又是斗争所要加以扬弃的（斗争的结果是为了消灭流派或派别）。

二

1980年代，关于现代文学的出版有了很大变化。其最明显的表现是，作家全集的出版范围有所扩大。除鲁迅外，以全集之名出版的作家还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朱自清、赵树理、徐志摩、闻一多等。文集和选集的出版更是有很大的扩充，“10年来，各地文艺出版社几乎都编辑出版了本地区的（也有很多外地区）作家的选集或文集。如白朗、李季、秦牧、李健吾、周扬、孙犁、沙汀等40多位作家的选集”⑤，这些选集、文集的选定中，作家的身份、立场等因素仍是考虑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秩序中，所谓“反动作家”仍旧很难得到应有的承认。其次，是各类文学丛书竞相出版，现代文学出版，已呈系统化和规模化态势。主要有《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延安文艺丛书》《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等。此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转型期，还有大量的以内部的半公开形式出版的现代文学教学方面的丛书资料。现代文学在当时成为显学，与这些大型丛书的出版之间不无关联。

在1980年代，全集、选集或文集的出版，是文学出版风向标变化的明显表现。全集、文集或选集的范围的扩大，除了表明文学环境的宽松等政治因素外，还可以看出经典构成和文学秩序的变化。其中《徐志摩全集》和沈从文选集或文集的出版，尤其值得注意。关于沈从文的选集和文集，有《沈从文选集》（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和《沈从文文集》（1982年，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在20世纪50—70年代，选集或文集的出版，是文学地位的标志，因此，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版选集或文集的。在一次汇报人文社的工作计划时，王任叔提出，在1956年后的七年里“做好‘五四’至建国时期的文学全面编选工作，包括代表作家的全集、文集、选集和单行本”⑥。这里的等级关系很明显，“全集、文集、选集和单行本”，它们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依次从高到低的等级关系。这就有赖于对“代表作家”的认定和定位了。20世纪50—70年代，只有鲁迅才能出全集，这与毛泽东对他的高度评价密不可分。换言之，“代表作家”的地位的高低，决定了谁可以出全集，谁只能出文集，以此类推。而这里面，选集中又有作家选集和别集（如小说选集、诗歌选等）之分，而别集其实也就接近于单行本而与之无异了。这样一种区分，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一种文学秩序和文学观。20世纪50—70年代，因为构筑了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斗争史，所以文集或选集的出版，一般只能以现实主义作为编选原则。在某一作家选集或文集中，非现实主义之作只有作为被扬弃的“他者”才能显示其配角式的存在价值，《何其芳散文选集》1957年出版时收录其早期的散文作品即是此逻辑的显现。单独出版非现实主义之作或旧现实主义之作，常常是不被允许的。1980年代，这一文学秩序出现了松动。寻求被遮蔽的作家作品，成为突破这一文学秩序的切入口。因此，文集、选集中新增作家的出现，最能见出文学史观的新变来。

事实上，早在1956年前后，因为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环境的相对宽松，曾出版过非左翼和非现实主义作家的单行本和选集。《戴望舒诗选》（1957）、《废名小说选》（1957）和《沈从文小说选集》（1957）都是典型，其时还曾努力编选出版徐志摩的诗歌，但因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而中断。⑦但正像洪子诚所言，这些都是在特定年代的“发现”和“回收”，是一种有限的承认和接纳，而与文学史观及其文学观的变化无涉。“被忘却、被‘抛弃’的作家的‘发现’和‘回收’，是对当代狭隘的文学规范的质疑的结果”，“在这个期间，对中国新文学的‘传统’的‘重估’，主要围绕鲁迅的‘五四’文学与延安文学的选择，而还未涉及更广阔的范围。对‘左翼文学’和‘进步作家’的创作之外的文学‘传统’的重新评价的工作，是有限的、十分谨慎的”。⑧这样一种“未涉及”和“谨慎”，表现在文学出版上，往往只是以单行本或丛书中的一本的形式出版。但是，这里也有一定的区别。沈从文是被重新“发现”和“回收”的作家的典型，而戴望舒则一直以来就被一定程度的肯定。1957年版《沈从文小说选集》，所选作品除《边城》《萧萧》等公认的名篇外，主要收录其倾向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包括《菜园》《过岭者》《王谢子弟》《黑夜》《大小阮》《顾问官》《失业》《生存》等。这一选择的角度表明，这仍是在现实主义文学主流的框架内对沈从文的有限度的承认。关于这点，还有一个背景，即从王瑶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到唐弢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在这30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的研究文字发表，图书馆里，连稍稍象样一点的沈从文作品或研究资料目录也没有”。⑨对于戴望舒，情况则略有变化。虽然说，在此前后，对戴望舒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沿用“按照抗日战争前后作为界限而抑前褒后”⑩，比如臧克家编选《中国新诗选》（1956）中也只收录他写于1942年的《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但对他早期写的《我的记忆》《路上的小语》《秋》等诗作仍有较高的评价，这一变化反映在他的诗选《戴望舒诗选》（1957）中，即收录了他的部分前期作品如《雨巷》《我的记忆》等。

应该说，真正显示变化的，还是1980年代中新增作家全集、文集和选集的出版。1980年代，新增全集作家中有《徐志摩全集》（上海书店1988年版），新增文集作家里有沈从文。对于这两个作家，值得细细分析。1990年代，作家全集、文集和选集的出版标准逐渐降低，新世纪以来，以致有人呼吁“提高个人文集出版门槛”，“出版系列文集，曾经是一件很高雅很严肃的事情。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集主人，几乎全是知名人士。解放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能出版个人文集的，也多是有威望的领导人物及知名学者。即便是受众面比较广的作家，好像也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朱自清等为数不多的名家，出版了多卷本文集。可是如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轻易出版个人文集”11。相比1990年代以来的个人全集、文集出版的市场化，和20世纪50—70年代的政治化，1980年代的文学出版就具有了过渡性的意义，其环境既相对宽松，又有一定的规范。这样来看徐志摩全集和沈从文文集的出版，就显得尤其意味深长了。诚如有学者所说：“在我国当代出版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作家全集、文集的出版工作一直纳入政府的出版体系，与作家的文化资格与政治资格等相挂钩……编辑作家全集、文集既是国家对于作家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作家们的荣幸。”12这里需要注意到其间的微妙的变化。对于入选的文集、选集作者而言，其被选入，当然是一种肯定。但也要看到，对同一个作家，其在不同时代，被选择收录的作品并不完全相同。这种不同表明，同一个作家，其在不同时代被肯定的方面是不同的。

就时间而论，沈从文文集或选集出版在1980年代前期，而《徐志摩全集》出版是1980年代后期。时间上的不同，决定了两者的意义上的不同。就沈从文而言，其文集和选集的出版发生在对其文学史地位的认定之前，相比之下，《徐志摩全集》的出版虽是以“全集”的形式，但其时已是1980年代后期（1988），这一时段，对现代文学的重评、重构也已基本完成，而当前文学创作的求新求变也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初，《徐志摩全集》曾有两个版本（1988年上海书店版和1991年广西人民出版社版）出现。同一作家的两个版本的全集出版，若按照20世纪50—70年代，甚或1980年代中前期的惯例，无疑表明其经典作家地位的确认，但对于徐志摩而言，却并不如此。在我们对现代作家的经典构成中，一般倾向于“鲁郭茅巴老曹”，或者加上沈从文，不论如何排名，徐志摩总难登一流作家的行列。既然与经典作家的确认无涉，那就只能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的角度去考察，而这也意味着《徐志摩全集》的出版，带有文学出版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的过渡性特征及其向市场取向转变的症候性表征，徐志摩作品深受读者喜欢，应该说是其重要原因。13

显然，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的《沈从文文集》（12卷，1981—1984），对沈从文地位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按照凌宇的划分，1980年代，沈从文的研究以1984年为界分为“反思”和“重构”前后两个阶段的话，14那么在这其中，《沈从文文集》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沈从文文集》的出版，恰好处于这一平反和反思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内对沈从文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而《沈从文文集》却以“文集”的形式集中全面地出版了沈从文的作品，这不得不说是以文学出版的形式推动对作家的“重构”。在这方面，与海外对沈从文的评价不无关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79年出版香港版，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 《中国新文学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沈从文文集》中借助与香港三联书店合作的形式，也成为一种策略选择。这与中国内地，那种先获得高度肯定，再出文集的文学制度颇为不同。

三

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丛书出版中，文学流派丛书的出版意义特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4册，严家炎选编）、《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钱谷融主编），另外，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丛书中，也有很多属于流派作品（主要是单行本）。《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丛书》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套丛书（也是选本），有14种17卷，其中包括《〈语丝〉作品选》《象征派诗选》《现代派诗选》《〈新月〉作品选》《〈现代〉作品选》《中国诗歌会作品选》《〈七月〉〈希望〉作品选》《山药蛋派作品选》《荷花淀作品选》《新感觉派作品选》《鸳鸯蝴蝶派作品选》《九叶派诗选》《东北作家群小说选》等。《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主要包括《新文学的先驱——〈新青年〉、〈新潮〉及其他作品选》（王铁仙编选，1985年）、《湖畔社评论资料选》（王训昭编选，1986年）、《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王晓明编选，1986年）、《现实主义的初潮——文学研究会作品选》（王晓明编选，1986年）、《九叶之树常青——“九叶诗人”作品选》（王圣思，1994）等。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流派是附属于思潮之中的，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这一情况到1980年代，才有很大的改变。当时的情况似乎是这样，相比出版界的开放姿态和跃跃欲试（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在1980年代初就开始出版，其中很多现代文学流派作品是以原版影印的方式出版），文学史书写方面则显得相对保守和谨慎。比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80年），其中，现代文学的图景仍是被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斗争这一文学思潮所主宰。在这一框架下，非现实主义（包括其流派，诸如“新月派”，都只是作为被否定批判的对象对待）并不能得到有效阐释，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也只得到了有限的承认。现代文学中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在20世纪50—80年代的处境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些文学流派丛书的出版，使得文学流派真正独立出来，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文学流派的地位亦有很大提高。其意义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平反和重评，另一方面也带有重构的倾向。“新感觉派”和“九叶诗派”从被发掘到命名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最开始的时候，九叶诗派并不是一个文学流派，其缘起于九人诗歌合集的《九叶集》（1981）的出版，这一选本在当时影响较大，后来香港还有出版了除穆旦之外的其他八人的作品集《八叶集》；至此，九叶诗派还只是九位诗人的统称。蓝棣之编《九叶派诗选》（1992）时，把九位诗人放在一个大的群体看待，此时，九叶诗派作为一个流派才正式确认下来。在这当中，《九叶之树常青——“九叶诗人”作品选》（王圣思，1994），也显示出建构文学流派的意义。新感觉派的诞生与《现代》杂志息息相关，可以说是《现代》杂志催生了新感觉派“，《现代》杂志里确实存在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15，但事实上，《现代》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其实相当庞杂，有现代主义的作品，也有左翼作家的作品，其政治倾向和文学倾向往往混杂一起，难以两分。从这个角度看，严家炎编选《新感觉派小说选》其实就是把其中具有相同倾向的作品集中一起，以流派的名义加以确认。命名只是确认的方式之一。

因此，需要看到，文学流派作品丛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文学流派独立地位的凸显。首先应该看到，这仍是在现实主义占主导的文学史秩序下对文学流派地位的有限承认。就像严家炎所说“我们不仅无意于用现代小说流派史来规范或取代现代小说史，而且恰恰相反，认为只有把小说流派的兴衰、嬗变放在整个小说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才能对它本身作出恰当的说明”16，这一个发展过程，在严家炎那里，仍是现实主义占主导的文学史秩序。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流派地位的真正提高及其具有独立的价值，还有赖于非现实主义文学地位的提高。

这一情况的根本改变，是在1985年前后，也即方法论、文化热及其文学寻根思潮出现之后。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陈平原、钱理群和黄子平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论著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新变。就文学思潮流派的研究的角度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意义在于，其建构了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之外现代主义思潮的合法性以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双峰并峙、彼此演变的流变图。从文学流派的地位的提高过程来看，现代主义思潮经历了在现实主义主潮内寻求存在的合法性，到逐渐取得同现实主义平起平坐的过程，可见，在这一过程中，决定文学流派地位提高的关键还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存在：没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流派作为“他者”存在，就不可能有非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出现。这也决定了，现代文学史上，非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地位的提高，其最大可能也就是同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并峙局面的形成。

非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真正独立并具有高于现实主义流派的地位，还取决于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创作中的新变的出现。从这个角度看，198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几套文学新潮丛书对非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地位的建构有其历史性的意义。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系列命名新潮的丛书，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探索小说集》（1986）、《探索诗集》、《探索戏剧集》和《探索电影集》，张学正、张志英等编选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6册（1988年版，包括《新潮小说选评》4册、《新潮诗歌选评》和《新潮戏剧选评》各1册），“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中的《意识流小说》（1988）、《荒诞派小说》（1988）、《民族文化派小说》（1989）、《象征主义小说》（1988）、《结构主义小说》（1989）、《魔幻现实主义小说》（1988），李复威、蓝棣之主编的“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中的《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萃》《褐色鸟群——荒诞小说选萃》（1989）、《世纪病：别无选择——“垮掉的一代”小说选萃》（1989），程永新编选的《中国新潮小说选》（1989），刘锡庆主编的“当代小说潮流回顾”丛书中的《那盏梨子 那盏樱桃——寻根小说》（1992）、《世事如烟：大哥大与煤气罐——新写实小说》（1992），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最新小说文库”中的《新实验小说选》（盛子潮选评，1993）、《新写实小说选》（金健人选评，1993）、《新历史小说选》等，陈晓明编选的《中国先锋小说精选》（1993）和《中国新写实小说精选》（1993），张颐武选编的《欲望的舞蹈——新状态小说》（1994），等等。

某种程度上，19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的新变，与前面提到的几套影响较大的现代文学流派丛书（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种外，袁可嘉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得不提）之间具有同构互文关系：它们之间在时间上趋同（现代文学流派丛书的出版跨越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时又互相塑造和彼此影响。1980年代中后期的这些新潮丛书的出版，其意义表现在，首先正是这些丛书建构了文学创作上新变的格局：1985年前后作为分水岭，显示出前后截然不同的状况，在这之前是现实主义一枝独秀，在之后则是现实主义衰弱而现代主义各流派崛起。其次，在这一格局下，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取得了决定性的地位，现代主义思潮各个流派之间彼此竞逐，现实主义只是作为其中的一支微不足道的存在。其典型即“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这套丛书分为7部8卷，现实主义小说上下卷只是其中7部中的一种。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就文学创作的数量构成和作家作品来看，现代主义在当时都并不非主流。但这些丛书的出版，却给人以这种强烈的感觉：似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已蔚为大观、遍地开花了。但若通过对这些不同的丛书进行比较便可以发现，丛书中所选作品有很大一部分重合，也就是说，各个丛书虽然名目繁多，但所选作品总数却很有限，所选作品亦多有重复。换言之，这是在拿有限的作品反复说事，同一作品被不同命名，并不断被收入各种流派作品选，其结果就造成一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百家争鸣的印象。这恰恰是丛书出版所刻意营造的效果，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只占小说创作中很小的一部分。

通过前面的分析不难发现，在1980年代，现代文学丛书的出版参与了对彼时文学环境和文学格局重塑的功能。这种重塑表现在其不仅参与了对现代文学和作家作品的重评、重构上，还表现在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对文学观念的更新上。各种流派作品丛书（包括现代文学流派、当代文学流派和外国文学流派作品丛书）之间互相影响、相互塑造，共同促成了1980年代文学观念的变革和文学创作的新变。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文学丛书的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格局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①②《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书籍出版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9），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③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凡例》（1951年3月），《郁达夫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版。

④参见丁易《郁达夫选集•序》，《郁达夫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版。

⑤寇晓伟：《蓦然回首 星光灿烂——建国40年文学出版述略》，《中国当代出版史料》（2），宋应离等编，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510页。

⑥⑦转引自陈改玲《重建新文学秩序——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4、87-92页。

⑧⑩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8页。

⑨14凌宇：《沈从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11李景端：《提高个人文集出版门槛很有必要》，《光明日报》2013年5月21日。

12梁向阳：《八十年代以来“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出版情况概述》，《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

13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过“徐志摩热”。这一热度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末期。在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选集》是畅销书，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诗全编》也颇受青年人喜欢。参见蓝棣之《徐志摩的诗史地位与评价问题——从〈徐志摩诗全编〉出版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和冯异《从“徐志摩热”说起》（《当代文坛》1984年第2期）。关于徐志摩1950-80年代的“一冷一热”，及其“徐志摩热”，甚至有“徐志摩现象”之说。

15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6页。

16严家炎：《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前言第2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