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的确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并非一个简单的“施—受”过程。以小说为例，本土性别经验、文学经验、文化传统其实一直是这时段中国女性小说的重要资源（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被研究者识别）。而进入21世纪以来的最近20年，中国女性小说本土化倾向更明确、自觉。具体体现在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古代文学传统的积极对话、对接中。新世纪初出现的女性乡土小说潮流，最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对话、对接。此外，本土化诉求还体现在女性小说的历史叙事、城市叙事、生态叙事，以及女性小说的形式层面、女性主义的“向下走”等方面。而女性小说中的打工妹形象系列，更是这种本土化诉求的典型症候，提供了一种转型期中国本土经验的女性形态。

关键词：近20年女性小说 本土化 “打工妹”形象

21世纪已过20年，纵观21世纪以来最近20年的女性文学，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共性，那就是本土化倾向日益彰显。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是深受西方女性主义影响的产物，前者是对后者亦步亦趋的模仿，因而在中国语境中显得水土不服。恰逢20、21世纪交替之际，女性文学高潮渐渐消歇，似乎更证明了这种论调。毋庸讳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的确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的 “施—受”过程。本土性别经验、文学经验、文化传统其实一直是1980年代以来①中国女性文学的重要资源（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被研究者识别）。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影响其实要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显现，②但在此之前具有自发女性性别立场的作品早已存在。例如，诗歌方面，舒婷《致橡树》发表于1979年、创作于1977年，《惠安女子》发表于1980年，《神女峰》发表于1981年；小说方面，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于1979年，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发表于1980年，《在同一地平线上》发表于1981年，张洁《方舟》发表于1982年，胡辛《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发表于1983年……1980年代前期的这批文本受益于新时期人道主义，自发但明确地表达了身为女性一直被忽略、遮蔽的独特性别境遇与经验。只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性别经验、立场在女性创作中以更加自觉、尖锐、张扬、集中、潮流化的方式出现。换一句话说，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中，本土化的倾向其实一直都存在。进入21世纪20年以来，这一倾向更加自觉、凸显。本文将以女性小说为中心，对这种本土化倾向做一番考察，梳理其演进的轨迹与内涵、具体表现和典型症候。

一、女性小说本土化的内涵、轨迹

在开始本文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对和本文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内涵做一个简单界定。首先是大家耳熟能详却又含混不明的“女性文学”概念。这一概念历来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指所有由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狭义的指由女作家创作的，同时具有或隐或显的女性性别意识、立场的文学作品。两者都不一定只涉及女性、性别议题。本文结合这两种意思，对“女性文学”做这样的界定，“女性文学”就是指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它或显或隐、自觉或不自觉地具有女性的性别独特性，③否则“女性文学”这个概念就没有存在的根基和必要。这样界定基于承认存在性别本质属性的前提，但承认性别本质并非就是性别本质主义。而是认为性别本质属性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建构的，也非一成不变的。社会性别（gender）既不是全然由生物学的性（sex）所决定的无可置疑的过程，但也不是与生物学的性完全无关的、纯粹的社会文化任意建构。所以大凡女作家的创作都或显或隐，自觉或不自觉地具有女性的性别独特性，女性文学正是对这种独特性的文学表达，在经验和美学层面都区别于中性化（实际上是男性化）的文学传统。因此，“女性文学”即女性的文学写作，或简称为“女性写作”。19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成规模地涌入，对中国女性文学的确产生深刻影响，不仅作品数量剧增，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激进女性主义立场的作品，如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等人的诗歌，王安忆“三恋”和《岗上的世纪》，铁凝“三垛”和《玫瑰门》，陈染《私人生活》《嘴唇里的阳光》《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致命的飞翔》《同心爱者不能分手》《说吧，房间》，海男《我的情人们》《私奔者》《疯狂的石榴树》，徐小斌《羽蛇》，徐坤《游行》等，这批作品又被称为“女性主义文学”，是女性文学的特殊形态（陈染、林白被认为是这一女性写作形态的象征符号）。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女性主义文学”是女性文学的特殊形态，“女性文学”是上位概念，而“女性主义文学”是其下位概念。

其次是“本土化”概念，本土化一般分别用英文“indigenization”和“localization”来表示，本土化是对应于其全球化而言的，它是一个跨学科的文化概念。新世纪以来频繁出现于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教育学、经济学研究领域，在不同学科语境中含义也不同。就文学领域而言，如果说全球化指各民族、国家文学的趋同，那么，本土化则指各民族、国家文学的趋异倾向。这种趋异的倾向来自文学对各自本土传统的吸纳、对话。中国文学的本土化还有其更加特殊的历史语境，“很大程度上, 今日中国文学的本土化问题，应属一个老话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提。它生发于中国文学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忧虑，同时受到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和促动，从历史的延续看，又属于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化思潮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40 年代的民族形式问题 、80 年代的文学寻根运动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变种 ”④。也就是说，“本土化”不是本质化、凝固的概念，而是一个充分历史化的概念。在21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本土化”既包含与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即新文学/文化）传统的对话，也包含与前现代中国文学/文化传统的对话。一句话，寻求与这新旧两个传统的对话，就是21世纪中国文学本土化实践的具体内涵。女性文学的本土化实践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女性文学与这两个传统的对话有自己特殊的方式、内涵，不能被笼统的中国文学本土化问题所取代和覆盖。不存在同质化的本土化，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同质性的本土经验，经验会因为经验主体、表述主体种种身份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色彩，性别身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身份变量。一句话，女性文学的本土化问题有自己的独特性，不能被笼统的中国文学本土化议题所替代、覆盖。

任何外来的东西要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必须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发生变异或被“中国化”，西方女性主义对中国女性小说的影响也不例外。在1980年代以来40年中国女性小说发展中，本土化因素其实一直在与这种影响互动，否则中国的女性小说不可能产生现在这样的影响。即便被认为受到西方女性主义影响最深重的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女性小说高潮时期，其实也是多元共生的。如果说，以陈染、林白小说为标志的女性主义小说，是这股潮流引人瞩目的潮头浪尖。那么，本时期更多的具有更广阔社会生活内涵的女性小说，则以沉厚的面貌构成这一时期女性小说广阔而坚实的腹地风景。前者张扬尖锐的性别立场所以引人瞩目，后者并不特别张扬性别立场，但不等于就没有这一立场，而是将这一立场带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从而使这一立场变得隐蔽却更显坚定而沉着。甚至在一些超越性别议题、女性议题的女性小说中，性别的立场也昭然若揭，如王安忆《叔叔的故事》。这种绵里藏针的，含蓄、内蕴却坚定的性别立场其实就带有浓厚的本土化特色。但过去我们过于关注女性主义小说外露张扬的性别立场，忽略了更多的女性小说含蓄、内蕴的性别立场。由此可见，即便在1980、1990年代的女性小说中，本土化因素其实也在潜滋暗长。进入21世纪，本土化追求更是成为女性小说非常重要的、明确的自觉追求和共性特征。

如上所述，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女性主义小说以个人、自我、躯体为中心，特立独行，性别立场自觉、尖锐、张扬，这一潮流的确可以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文学中的一次激进实践，奔腾冲撞十余年，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容低估也是必要的）。但也备尝“水土不服”的尴尬，并因此很快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女性主义小说潮流在1990年代末期渐渐消歇。尽管仍有一些颇有分量的新作问世，如世纪之交铁凝的《大浴女》、张抗抗的《作女》，但作为一股创作潮流已渐渐失去先前群体性的整齐阵容、迅猛的发展势头和新锐的精神锋芒。实际上，《大浴女》《作女》在标志中国女性主义小说的高峰的同时，并没有为这一写作路径开辟出新的话语场地、呈现更丰富的可能性。因此，这一写作路径最终在世纪之交渐渐沉寂。经过短暂沉寂之后，新世纪头十年，女作家纷纷转向底层、乡土，甚至出现一股颇具影响的女性乡土小说潮流，代表性作品如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疯人院的小磨盘》《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花牤子的春天》、孙惠芬《民工》《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吉宽的马车》《上塘书》、葛水平《喊山》《甩鞭》《地气》《黑口》等；而以往并非专事乡土叙事的女作家们也纷纷推出她们的乡土力作，如王安忆《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发廊情话》、铁凝《笨花》、林白《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去往银角》、方方《奔跑的火光》、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谁家有女初长成》、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城乡简史》、魏微《大老郑的女人》、北北《寻找妻子古菜花》、盛可以《北妹》等。其他题材领域，女性小说也成绩斐然，再次营造出一股女性小说潮流。但显然，这个潮流与之前以个人、自我、躯体为中心，性别立场自觉、尖锐、张扬的“女性主义小说”潮流已迥然不同，中国女性小说悄然间已经发生了转型。但转型并不等于放弃性别立场，而是将性别视阈引向广阔的乡村生活领域，在性别与乡土的互动中为女性文学，甚至也为新世纪乡土文学提供新的话语空间。

女性文学以乡土叙事姿态再次崛起，正说明本土化已成为女性文学写作者们的自觉追求。正是本土化使得中国女性文学终于摆脱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单纯模仿，开始找到西方女性主义与本土的、地方性的女性经验、文学经验对接的可能性，走向成熟，并再度繁荣。女性小说的本土化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被笼统的中国文学本土化问题所取代和覆盖，因此需要大量的理论、批评力量的介入。迄今为止有关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倒是不少，但针对女性文学创作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却相当少见。其实女性文学创作实践的本土化问题可能比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问题更重要。

二、女性小说本土化的表现

众所周知，40年来中国女性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小说可以代表女性文学的基本面貌。新世纪以来中国女性小说本土化倾向大致可以从下面几方面来理解。

第一，正如前文所述，新世纪初女性乡土小说潮流的崛起，最突出地体现女性小说的本土化倾向。一方面，它将性别意识带入一向由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乡土经验，提示乡土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土视角带入女性经验中，呈现女性经验的本土形态。新世纪女性乡土小说还提供了与五四以来乡土文学传统、源远流长的古典田园文学传统对接的可能性，并从后者中汲取丰富的资源。正如梁漱溟所言，“中国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⑤。近代以来，“乡村即中国缩影”观念根深蒂固。因此，五四新文学本土化实践最先被落实到乡土小说上。同样道理，新世纪初年中国女性小说的本土化实践也最突出地体现在女性乡土小说中。新世纪女性乡土小说潮流其实可以看作是20世纪女性乡土叙事传统的赓续，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白薇、罗淑、萧红、丁玲颇成气候的乡土书写，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茹志鹃、刘真、柳溪、李纳的乡土书写，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铁凝、迟子建、王安忆等人的乡土书写，直至21世纪初，女性乡土小说终于以潮流的面目出现。这股潮流，与20世纪主流乡土文学传统也有着内在的牵连，如在地域文学传统的传承方面，迟子建、孙惠芬与萧红及东北作家群之间，铁凝与孙犁、“荷花淀派”之间，葛水平与赵树理、“山药蛋派”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女性历史小说的本土化倾向，以日常生活精神来重新叙述历史，而不仅仅只是书写日常生活的历史。而日常生活精神正是孕育自乡土中国的一种本土文化精神。费孝通认为，“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没有目的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项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⑥。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当属前者。乡土社会既是自然生长的礼俗社会，必然依赖习俗、经验、血缘关系、自然情感为其组织原则。而日常生活正是以传统习俗、经验、血缘关系、自然情感等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因素为其立根基础，是最接近自然或类似自然的，自在、重复的领域。因此，农业文明、乡土文化传统在本质上就是立根于自在自然日常生活的文明。日常生活精神与日常生活是有区别的。这点在铁凝《笨花》里表现得最为明确。《笨花》最本质的特征，不是单纯的日常生活，而是“日常生活精神”（即小说所谓“笨花精神”）。这是《笨花》与并不缺乏日常生活描写的《红旗谱》式宏大历史叙事的差异，也是《笨花》与1990年代以来的碎片化历史叙事的差异。前者将日常生活纳入大历史的逻辑，后者以琐碎日常生活解构大历史。而《笨花》则从日常生活出发，重返大历史，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亦此亦彼的多元并存，是解构之后的再建构，否定之否定后的再出发。《笨花》依然是一部大历史，却是一部全新的大历史，一部阴性化、女性化的大历史。

第三，女性城市小说中的本土化倾向。近代以来，由于外国通商口岸的建立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在贸易和管理领域的介入，中国沿海一些口岸城市相对于内地乡村，文化独特性不断增长（以上海最典型）。也就是说，与古代中国城市不同，现代中国的城市几乎与生俱来具有西化的特征。表现西化的文化特征也是20世纪城市小说的重要诉求。这点在1990年代以陈染、卫慧、棉棉等女性小说的城市书写中也表现得很突出。但进入21世纪以来，女性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呈现出日益“本土化”的倾向，如，王安忆《天香》中现代西化上海的乡土前身，《桃之夭夭》中与《长恨歌》迥然不同的更本土化的弄堂生活，《富萍》中与乡土中国血脉相连的梅家桥棚户区，范小青《父亲还在渔隐街》《城市片段》中的姑苏市井和园林……同样的，相比于1980、1990年代女性小说中人格特征带有西方女性主义鲜明烙印的女性人物，如，林白笔下的林多米、陈染笔下的黛二、王安忆笔下的阿三，近20年女性小说中的城市女性形象却日益表现出本土文化气质，如铁凝《永远有多远》中的白大省、王安忆《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迟子建《白雪乌鸦》中的于晴秀、潘向黎《白水青菜》中的妻子……这些生活在近现代中国西化都市的女性身上，却有着来自本土农耕文化的浓厚烙印。

第四，女性生态小说中的本土化倾向。生态小说源自西方文学中的“自然书写”（nature writting），女性文学中单纯生态题材的书写并不多见，除了叶广岑动物系列小说（《老虎大福》《长虫二颤》《猴子村长》《狗熊淑娟》《熊猫“碎货”》《大雁细狗》《黑鱼千岁》《山鬼木客》等）外，更多的作家似乎更倾向于在非生态题材小说中渗透进生态的内容，如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逝川》《重温草莓》《北极村童话》《逆行精灵》《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女性小说对人与人关系的关注永远超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这也是深受儒家以伦理为本位的世界观影响的结果。

第五，底层女性主义的出现。1980、1990年代的女性小说中，女性主义是西化城市中知识女性的专利，但在新世纪女性小说中，女性主义开始向下走，出现许多带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底层、乡土女性人物形象，如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中的巧巧、方方《奔跑的火光》中的英姿、林白《妇女闲聊录》中的木珍、葛水平《甩鞭》中的王引兰、盛可以《北妹》中的北妹、邵丽《明惠的圣诞》中的明惠等等。这实际上也是女性主义本土化的一种表现。相对而言，男性文本更倾向于在城里人与乡下人、都市与乡村、成功人士与弱势群体这样一些阶层对立语境中表现底层女性的苦难。这样的叙事逻辑固然有意义，但叙事者并没有意识到底层自身同样包含着权力，性别权力就是底层自身所包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机制，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底层唯一能够拥有的权力。阿Q不仅要欺压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不如他的小D，他还要欺压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未必不如他的小尼姑。依仗的就是他所拥有的唯一特权——男性性别特权。20世纪上半叶左翼文学中很多作家也注意到了这点。且不说左翼女作家萧红《生死场》、罗淑《生人妻》、丁玲《阿毛姑娘》《新的信念》等作品对底层本身具有的性别权力机制的犀利揭露，即便是男作家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也注意到了春宝爹对春宝娘的粗暴、蛮横，反倒是秀才对春宝娘尚有几分怜惜。性别视角的介入，显然使得阶层界限变得模糊、暧昧。

第六，文学形式层面的本土化。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女性小说的本土化既包含与现代中国文学（新文学）传统的对话，也包含与前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的对话。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唐代讲唱文学中的“变文”、宋元话本的“讲史”、明清的历史演义以及《再生缘》《天雨花》等女性弹词小说等，都为最近20年女性小说提供丰富的叙事资源。如迟子建《伪满洲国》采用“编年体”叙事全面呈现了伪满统治时期的社会生活；叶广芩《青木川》融合了“笔记体”小说的叙事手法，以地方志和民间传说为基础网罗乡野逸闻趣事，《状元媒》则以京剧剧目来结构全篇；赵玫的“宫廷三部曲”、石楠的古代人物传记都隐含传统的史传风格；王安忆《天香》带有明显明清世情小说，特别是《金瓶梅》《红楼梦》的痕迹。

三、新世纪女性小说本土化的典型症候：“打工妹”形象

新世纪初女性乡土小说潮流，鲜明体现了女性小说与百年新文学传统的积极对话，对话支点集中在对农民形象的重塑上。农民形象无疑是五四以来百年新文学最重要的形象之一，21世纪以来，随着进城务工农民数量的激增，⑦“作为乡土主体的人已经开始了大迁徙，城市已经成为他们刨食的别无选择的选择，那么，乡土的边界就开始扩大和膨胀了。许许多多的乡村已成为‘空心村’”。 农民工“这一没有身份认同的庞大‘游牧群体’的存在，改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城市社会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因此，在中国大陆这块存在了几千年的以农耕文明为主、以游牧文明为辅的文化地理版图上，稳态的乡土社会结构变成了一个飘忽不定、游弋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中间物’。而‘农民工’便成为肉体和灵魂都游荡与依附在这个‘中间物’上的漂泊者”。“所以，表现这些在生产形式上已经不是耕作形态的新的‘农民’群体的生存现实，应该成为当前乡土文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⑧因而，我们可以说，在内涵和边界都发生重要变化的21世纪乡土文学中，最重要的农民形象已然是农民工的形象了。女性乡土叙事潮流中就出现一大批表现农民工生存境况的优秀作品，例如，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悲恸之地》、方方《奔跑的火光》、孙惠芬《民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狗皮袖筒》、铁凝《谁能让我害羞》、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范小青《城乡简史》、魏微《大老郑的女人》、北北《寻找妻子古菜花》、盛可以《北妹》、邵丽《明慧的圣诞》、乔叶《紫蔷薇影楼》。尽管统计数据表明男性农民工数量大大超过女性农民工，⑨上述女作家乡土叙事文本中也出现很多精彩的男性农民工的形象，例如，孙慧芬《民工》中的鞠广大父子、《吉宽的马车》《狗皮袖筒》中的吉宽、王安忆《悲恸之地》中的到上海卖大蒜的山东农民刘德生们、铁凝《谁能让我害羞》中的送水少年。但是，女作家笔下最成功的还是女性农民工形象，即所谓“打工妹形象”。经由“打工妹”形象，也最能体现新世纪女性小说与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对话。

这主要是因为下面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从转型期中国经验角度，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并不存在一种同质性的本土经验，经验会因为经验主体、表述主体种种身份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色彩，性别身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身份变量。因此，女作家对打工妹叙述可能传达出转型期中国乡土/本土经验的女性形态，这样的经验在以往的乡土文学中并不多见。其二，从文学史逻辑而言，如果说对乡村女性的表述是五四以来以中国作家表述乡村的一个重要支点，而正如前文所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乡土文学中，最重要的农民形象已然是农民工的形象，相应的，最重要的乡村女性形象便是打工妹形象。那么，也经由“打工妹”这个支点，我们才能更有效地把握21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与20世纪主流乡土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性。其三，如果说，五四以来主流乡土文学所传达的看似中性的乡土经验，实际上是男性的乡土经验；看似中性化的农民形象，实际上是男性农民形象，女性农民或者说乡村女性，更多的是在女性层面，而不是在乡土层面被叙述。那么，女性乡土小说中的打工妹形象，由于兼顾到乡土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可能更能体现新世纪女性小说对新文学传统的承袭与超越。

尽管“打工妹”这一名号迟至1989年代初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⑩但对这个群体故事最早的专门讲述应该是1984年张园、于彦夫导演，长影厂出品，引起广泛关注的电影《黄山来的姑娘》。讲述一个安徽小保姆在北京的遭遇。随后著名的打工妹形象出现在1991年张良导演的影片《特区打工妹》和同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十集电视连续剧《外来妹》（成浩执导，广州电视台拍摄）中。而打工妹文学形象的成规模出现是在2005年左右的“底层文学”大潮中，以及与这个文学大潮关系密切的新世纪头十年出现的女作家乡土叙事潮流中。著名作品如关仁山《九月还乡》、王安忆《富萍》、方方《奔跑的火光》、邵丽《明惠的圣诞》、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乔叶《紫蔷薇影楼》、尤凤伟的《替妹妹柳枝报仇》、雪谟《美丽》、魏微《大老郑的女人》、周大新《湖光山色》、林白《妇女闲聊录》、孙惠芬《吉宽的马车》、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等。从1984年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开始，打工妹的文学形象已有30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有两种类型，其一，凭借自己聪明勤奋，在城市华丽转身，取得成功，抑或将在城市积累的经验、知识、资本带回家乡、建设家乡。其二，不堪忍受城市沉重劳作和雇主的盘剥，最后黯然返乡，甚至在都市沦落、潦倒。第一种积极正面类型在1990年代前期文学作品中居多，如前面提到的电影《黄山来的姑娘》中的在北京学到知识、技术打开一片天地的安徽小保姆龚玲玲，《特区打工妹》中成为工厂十大优秀青年的金凤，电视剧《外来妹》中成为外资企业高管的赵小云等。1990年代末以后这类形象渐渐稀少，较具影响的作品几乎屈指可数，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的暖暖；而后一种悲情类型明显增多，特别是在2005年左右的“底层文学”潮流中。11但最有意义的打工妹形象往往越出上述这两种刻板的类型，具有崭新特质，这样的形象几乎都出现在女性小说中，如，林白《妇女闲聊录》中的木珍、王安忆《富萍》中的富萍12、邵丽《明惠的圣诞》中的明惠、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等，这一系列形象的崭新特质也体现了其与百年新文学传统的多方面积极对话。

首先它赓续了新文学“娜拉”形象传统的同时又超越了这个传统。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出走的娜拉”无疑是最重要的历时性的女性镜像，娜拉从落后、愚昧、封闭的传统空间，走向进步、文明、开放的现代空间，女性空间位置的变迁，确证着历史进步的逻辑。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娜拉形象的基本内涵。在1980年代前期的改革文学中，还曾出现过一个从愚昧落后乡村出走，奔向进步、文明城市的“乡村娜拉”形象系列。13但依然是在五四娜拉形象的意义框架内。而新世纪女性小说中的打工妹们尽管也都有从乡村出走奔向城市的经历，却不同于以往的“乡村娜拉”，这类形象的内涵已另起一行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个著名意义框架，已无法有效阐释这些打工妹们。她们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位置的变迁，很难用单一的进步或落后、文明或愚昧，抑或传奇化了的成功或沦落来表达。而是承载了更丰富多样的经验，并由此产生多重的主体位置。并非先在的主体产生经验，而是经验塑造了主体。无论是胼手胝足在城市扎下根的富萍、奔波劳碌于城乡之间却自信开阔的木珍，甚至一次次被城市和乡村双双放逐的李平，更甚至最后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明惠，实际上都有各自的主体位置，这样的位置与新文学传统的娜拉已有了很大的差异。女性小说中的打工妹形象已然承载着当下中国现代性的复杂经验，是提供给百年文学女性形象谱系的“新人”形象。

其次，打工妹是乡村女性中文化程度最高的群体，女性小说对这个群体的表述早已超越以往乡村女性、农民的刻板惯例，并由此引发对百年文学一系列命题的重新思考。邵丽《明惠的圣诞》是这方面颇具典型的例子，主人公打工妹明惠的形象可以追溯到丁玲《阿毛姑娘》那里。阿毛从乡村来到城市，最后因追求城市女性的生活方式不得而自杀，阿毛形象也因此被认为是“莎菲女士的乡村版”而饱受诟病。明惠结局和阿毛一样，也因为不能像城市女性那样生活而自杀。无论是阿毛还是明惠其实追求的都不仅仅是城市中产女性物质富足的生活，这点在明惠身上看得更加清晰。明惠其实早已拥有了城市中产女性那样物质富足的生活，但曾经是乡村中学高才生、拥有诗和远方追求的她依然觉得自己生活中缺了些什么。直到圣诞节的晚上，一群过圣诞节的城市知识女性无意间让明惠明白自己的生活到底缺少的是什么，也明白了自己其实根本无法拥有这个“什么”。于是，和阿毛一样，明惠也悄然选择了自杀。阿毛和明惠其实都是为了高蹈的精神追求而自杀。如果说，底层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还有精神的匮乏，那么，底层追求的就不仅仅只是物质的富足，还有精神的富足。已经接触到城市富足精神生活的阿毛、明惠，怎么就不能有莎菲式的精神追求？鲁迅式的“焦大不爱林妹妹”的命题在这里是可以质疑的。并不是所有的焦大都不爱林妹妹，焦大和焦大间是有差异的，有些焦大也是爱林妹妹的，向往林妹妹那种诗和远方的生活的，阿毛和明惠就是其中两个。贵族精神并非只属于贵族阶层。

结 语

总之，进入21世纪，女性文学不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局限于女性的、性别的议题，而是面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换一句话说，女性文学发生了转型，但转型并不等于放弃性别立场，而是将性别立场带向更广阔社会生活书写中，在这过程中，本土化倾向日益彰显。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自觉或不自觉的本土化追求，才使得女性文学在新世纪发生深刻的转型，虽然失去原先激进新锐的姿态和轰动效应，却落地生根，润物细无声，不仅以崭新姿态延续1980、19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血脉，而且与百年新文学传统积极对话。这是新世纪以来最近20年女性小说令人欣喜的一面。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张力、冲突，甚至悖论，是21世纪中国文学必须面临的挑战。而对于中国女性文学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它曾经深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本身带有鲜明的文化全球化的特征。那么最近20年来女性小说转型、对本土化日渐自觉、明确的追求，是否会渐渐消解普适性的女性立场？怎么处理好这一立场与本土性别经验之间的关系，从而生成一种中国式女性性别立场？这是中国女性小说/文学今后面临的议题。

[本文为2018年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新世纪女性小说本土化倾向研究”（项目批号：FJ2018B116）、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本土化研究”（项目批号：19BZW10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对这里“1980年代”这个时间概念其实包括1970年代末的一些作品，如舒婷《致橡树》（1977）、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等，这些作品具有自发但明确的性别立场。

②尽管最早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和理论的译介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早期，如朱虹发表于《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的《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詹小珊发表于《外国文学报道》1982年第6期的《当代英美妇女文学概述》。但是要到1986年[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的翻译出版并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才算开始较具规地输入，并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渐渐对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和批评产生深刻影响。1980年代后期被译介进中国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著作还有[美]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美]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刘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朱虹、文惠美主编《外国妇女文学词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等。

③本文认为女性写作只要忠于自己的生存经验，不刻意隐瞒，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女性的独特性。

④王爱松：《文学本土化的困境与难题》，《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

⑤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⑦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已攀升到超过2.4亿。据中新社报道，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22日透露，2010年中国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4亿。（http://news.cntv.cn/20110323/111345.shtml）尽管2011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但是到了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还是达到27747万人。参见新华网《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8/c_128940738.htm）

⑧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⑨根据2015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农民工性别比例为男性占66.4%，女性占33.6%。参见新华网《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8/c_128940738.htm。

⑩“打工妹”这个称呼最早见于文学作品是在《广州文艺》1989年第12期发表的王海玲小说《特区打工妹》中。

11这里只涉及虚构性文学作品（包括影视）中的打工妹形象，不涉及非虚构作品（如媒体报道）中的打工妹形象。

12王安忆小说《富萍》的主人公富萍是20世纪60年代到上海谋生的扬州乡下姑娘，可以看作是最早的打工妹形象。

13如，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盘青青、贾平凹《小月前本》中的小月，《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烟烽，蔡测海《远处的伐木声》中的阳春、贾平凹《黑氏》中的黑氏、贾平凹《远山野情》中的香香、李贯通《洞天》中的水仙嫂、古华《“九十九堆”礼俗》中的杨梅姐、郑义《老井》中的赵巧英、周大新《走出盆地》中的邹艾、朱小平《西府山中》中的麻叶儿。有关这方面论述可参见丁帆、陈霖《重塑娜拉：男作家的期盼情怀、拯救姿态和文化困惑》，《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