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大本营：南华门东四条
导 读
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是山西省作家协会曾经办公六十多年，众多作家、编辑居住几十年的地址，也是多年来全省文学工作者、基层作者乃至文学爱好者的大本营和打卡目标。
历史与文化的地标
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是一条只有一个出口的巷子，古老而幽静，是太原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之一。这条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平平常常的巷子，却承载着许多历史、文化事件和公众人物，与山西现当代社会史、城建史、文化史，尤其是文学史紧密联系。
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明朝初年，太原被朝廷确定为“九边”重镇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封其三子朱棡为晋王，驻守太原。朱棡在太原城内修建了晋王宫，宫城有四个城门，即东华门、西华门、南华门和后宰门，现在的“南华门”即由此而来。南华门后来成为一条街道名称，除了主街，还有若干小巷子，东四条就是其中之一。
东四条中段，有两栋小别墅，现在门口挂着两块太原市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阎氏故居”和“阎氏家宅”。据说，这是20世纪20年代山西督军阎锡山下令建造的，以西北实业公司名义建设，却主要是供阎氏族人居住。由于阎锡山对于个人的私生活比较谨慎，这所宅子里很少有风花雪月的传说，史料更鲜有记载，各类文艺作品同样找不到多少故事。经过整整百年的风风雨雨，别墅如故，青砖红木，进口大理石，不显陈旧；房屋设计实用合理，冬暖夏凉，可见当年建筑师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院子里栽培有各种树木：与房子建造同时的梧桐老树，还有山楂树、丁香树、槐树、桃树、杏树之类，尤其是布满两栋小别墅墙上的爬山虎，引人注目。一到春天，碧绿清新，带给人们希望；进入夏天，满院花红柳绿，遮蔽住烈日，凉爽宜人；迎来秋天，则是树叶金黄，果实累累，一派丰收景象；轮到冬天，苍凉浑厚，风骨突显。整个院子历史与现代交汇，建筑与人文凝聚，树木和花草并存，让人赏心悦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西省委省政府进驻督军府，而太原市委就选择了这座小别墅院子作为办公地方。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市委有了新址办公，搬迁走了，不少省市机关单位都想占用。当时的省文联、作协领导都是大文化名人，像马烽、西戎、李束为、冈夫、高沐鸿、力群、苏光、贾克、孙谦、胡正等。这些文化人去找省委领导，希望安排省文联和作协到这里办公。省委领导特别重视文艺工作者的诉求，于是拍板决定，省文联及其各文艺家协会到南华门东四条“阎氏故居”办公，其他单位一概不考虑。很快，省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搬了进来，名人们也都在别墅周边安了家，省内外文人墨客们自是把这里当作文化中心。1980年代，省文联和省作家协会分设，成为平行单位。之后，省文联及下属各协会搬迁离开，留下省作协。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这里举办了无数次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诞生过众多进入史册的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成长起来一代又一代成就显著的文学艺术家，编辑出版过若干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文艺报刊，成为山西省文艺工作者的核心聚集地和山西文学创作的代名词。
我与文学大本营结缘
我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第一届大学生。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决策，是邓小平同志从国家长远战略意义考虑，力排众议，果断作出的。后来查了一下，准确的表述，是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公布的中央决定。
这个载入史册的决定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命运，更是我能够与文学大本营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结缘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我可能至今还在老家当农民，最多也就是基层教师，肯定不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也就进不了南华门东四条。
我就读的山西大学中文系，这届同学绝大多数是往届生，来自农村、工厂、军营、学校、知青点，工作或者劳动多年，最突出的特点是年龄差距很大，我们班最大的比最小的年长15岁，四分之一是“文革”前毕业的“老三届”高中生，他们都已经成家，做了父母亲。不过，让人欣慰的是，不论年龄差距多大，成长背景如何有别，家庭状态多么不同，大家成为同学之后，心情都是一样的，不受歧视，不用自卑。同学们都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每一堂课都是认真听讲，准确记下笔记，绝没有随意逃课的现象。很多给我们教课的老师感叹：“这届学生实在是太爱学习了！”
十几届高中生聚集成的七七级大学生，社会经验丰富，看待事物的眼光犀利，分析研究问题深刻，无论在名牌大学，还是在一般学校，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求知欲望都特别强烈，突出表现在课堂上老师组织讨论时，气氛总是非常热烈，大家抢着发言，当时正是举国上下全面开展思想解放运动时期，鼓励突破框框，提出新的观点。不光课堂讨论热烈，晚上回了宿舍也是继续评议各种学术课题或者社会现象，当然也聊各自的人生经历，对未来充满向往。我是个形象思维不足，逻辑思维较强之人，期待着毕业之后，争取进入一个做文学理论研究和作家作品评论的部门，这也就从个人兴趣方面为结缘南华门东四条做了准备。
到了大三大四，基础课减少，同学们根据各人的兴趣爱好，有选择写诗歌写小说的，我们班好几个同学当时就经常在南华门东四条出版的《汾水》杂志上发表作品。一位同学的中篇小说在《汾水》问世后，被权威的《小说选刊》转载，影响广泛，决定了这个同学毕业后就业方向的选择；有几位同学加入了设在南华门东四条的省作家协会，经常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几个喜欢诗歌的活跃者，还自己筹集资金，在省作协诗人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文学杂志《春天》。
做文学研究是多数人的选择。我们年级十几位同学自发成立古典文学学习小组，请专业老师当指导，确立课题，定期讨论，完成了一部书稿。而我自己则是跟四个同学组成现代文学学习研究小组，在几位老师的指导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现象、作家作品展开研究，特别是发挥本省的优势，选择以赵树理、马烽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为研究方向，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去自己学校和校外图书馆、资料室、档案室，把这些作家的所有作品和评论文章从最早开始发表的报刊上搜集起来，编排成册。最难忘的是，在老师高捷教授的介绍下，我们去了南华门东四条的省作家协会，分别找健在的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作家访谈。
高捷教授跟马烽等老作家属于同代人，多年在大学教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且做山西现当代文学课题研究，与老作家们有交情。高老师对我们几个学生的研究特别支持，他在一次活动中见到马烽几位，谈到他的学生在研究“山药蛋派”作家，应当与作家们接触接触，有利于研究。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到了心中的圣殿南华门东四条。那时候，省作协除了办公院有二三层的楼房，家属居住的都是平房。跟传达室师傅说了情况，出示了高捷老师的信，师傅就热情地带我们先去了马烽老师家。
那天马烽老师正好在家写稿子，对于我们几个不速之客没有一点不快之意，停下笔热情招呼，并且吩咐家人给我们倒水，拿水果。我们起初比较拘谨，我把高老师的信给了马烽老师，他看了一下说：“高教授说过你们的事，我知道。欢迎你们来做客。”事后非常内疚的是，我们竟然没想到带点什么礼物，甚至都没有照相留念。其实，马烽老师明白，我们是学生，没有经济条件，不带礼物很正常。他跟我们谈文学，谈人生，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们也由开头的拘谨逐渐放松，一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不能再耽误他的宝贵时间，起身告别。马老师签名赠给我们他新出版的作品，送我们到门口，真诚地说：“希望你们以后经常来。”我后来调到省作协供职，还真的成了马烽老师家的常客，去过无数次。
有了去马烽老师家的经历，对老作家有了直接的了解，感受到他们的平易近人，知识广泛，思想深刻。于是，后来几个周末，我们又分别去拜访了其他几位，每次都是愉快而有收获，从此，对南华门东四条就熟悉了。
我们小组的几个同学，在高捷老师带领下，不光完成了“山药蛋派”研究的基础工作，还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课题中马烽、西戎专题的编辑任务，出版了一部研究著作。到了大四，我执笔撰写的几篇关于“山药蛋派”作家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学术刊物《山西大学学报》和《山西师范大学学报》上。读本科期间能够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的学生并不多，对于我而言，也是大学时代的重要收获，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982年初，我们七七级结束大学生活，走向社会。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被派遣到南华门东四条。为了达成目标，我研究作家作品，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三年后，省作协创办文学评论杂志《批评家》，曾经拜访过的几位老作家和刊物主编董大中、副主编蔡润田，知道我的研究与写作情况，选我去当编辑。于是，我如愿以偿，踏进了文学大本营南华门东四条。
见证山西文学的辉煌
1985年4月，我正式去南华门东四条的省作家协会报到，做《批评家》编辑，至今再未离开，三十多年在这里工作、生活、读书写稿。那时，山西文学界除了赵树理含冤去世多年，其他“山药蛋派”老作家都健在，而影响广泛的“晋军崛起”的多位骨干中青年作家风头正健。当时，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南华门东四条可以说领了风骚。我努力向老作家、老编辑学习，真诚地跟青年同行相处，做好编辑业务之余，写了不少评论文章。几年过来，在这个大本营如鱼得水，把自己的爱好与职业结合起来，融入了作家和评论家之中，更是见证了山西文学几十年的辉煌历程。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才彦辈出，荀子、王维、柳宗元、元好问、白朴、罗贯中等等杰出的文学家，以卓有建树的诗歌、散文、剧本、小说，为山西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光彩，为山西作为文化传统厚重之地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文学创作不断地继承传统，续唱新篇，成为山西人民对外展示自己形象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全国文坛确立了文学大省的地位。创造这些成就的大本营南华门东四条，同样随着历史的推进，显示出不可复制的价值。
1、“山药蛋派”铸辉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以赵树理为首，包括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为代表的一批山西作家，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始终坚持人民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心，主动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李束为的《老长工》《于得水的饭碗》，孙谦的《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胡正的《汾水长流》《七月古庙会》等等。这些作品，多数是在南华门东四条撰写出来的，作家们走出书斋，融入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获取大量素材后，回到这里潜心创作，以文字的形式进入了广大读者的阅读中。
“山药蛋派”作家把表现主旨集中到反映农村生活、刻画农民性格上，生动地描述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展示了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表现了普通农民的喜怒哀乐。在歌颂农村涌现出新人新事新道德的同时，作家们也真实地揭示出农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犹豫、徘徊和痛苦心路过程，尤其是敢于大胆揭露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批判少数农村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浮夸风等劣行。他们认定写农民、为农民而写，是自己写作的根本之路，因而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风格，再加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富有个性、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语言，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为新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由于特征明显，特别是作品影响广泛，诞生在南华门东四条的“山药蛋派”，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许多从事农村题材写作的作家，都会从这个流派的文学观念和艺术主张中吸收有益的成分；许多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都会把这个流派作为研究对象，从中归纳和总结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的走向；而在山西文学界，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作家。
2、“晋军崛起”成风景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发轫开始，山西的文学创作就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1978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山西作家成一的《顶凌下种》榜上有名；1980年第三届评奖，又有马烽的《结婚现场会》、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柯云路的《三千万》入选。获奖作家和作品数量在全国各省名列前茅。
1985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代》，在第2期集中刊发了成一、郑义、李锐等几位山西作家的小说作品。他们都是当时山西中青年作家中最有实力的，这几部作品无论思想内涵还是艺术水平，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那个时期山西作家取得的成就。他们和其他十几位中青年作家进入了创作上的最佳时期，具备了一个文学群体的整体优势。因此，《当代》杂志编辑在“编者的话”里，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晋军崛起”的口号。应当说，“晋军崛起”为山西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山西文学创作在全国引起关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山西作家身处内陆，在艺术和技巧的开放性方面不如京沪等地作家，但在思想内容的厚实性上却显示了自己的特点。因此，“晋军”作家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既有艺术形式和技巧上的朴实性，又有思想内容上的坚实性；既有山西文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又有国内外开放性、时尚性文学观念的浸润；既保持农村题材的基础，又开阔了视野，涉猎到城市、科技、历史等多个领域。因而，他们的作品在题材选择、主题深化、艺术探索等方面，都富有强烈的个性，更好地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特征。
“晋军”作家中的十几位骨干，原来都在基层。为了让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写作，奉献高质量的作品，当时主持省作家协会工作的马烽、西戎、胡正等老作家，千方百计，倾尽全力，把他们先后调进南华门东四条，先当编辑，然后转为专业作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生活、写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可以说，老作家对他们的知遇之恩，怎么说都不过分。南华门东四条是他们的福地，是他们立足山西，融入全国，走向世界的根据地。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当年的中青年作家，都已经步入老年行列，但他们对南华门东四条的感情，一直是刻在心底，溢于言表，写进文章。
3、第三次创作高潮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化的时代旋律，山西文学创作再次凭借深厚的底蕴和蓬勃的生机，展示出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品格，继五十年代的“山药蛋派”和八十年代的“晋军崛起”之后，迎来了第三次高潮。
这期间，最能集中体现山西文学创作实绩的，无疑是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获得全国文学界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199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抉择》，直面现实，关注时代，以敢为人民代言的巨大勇气和张扬理想的胆识，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充分地展现了广大群众和优秀干部与腐败势力坚决斗争的正面力量，给读者以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信心。整部作品正气凛然，具有强烈的冲击读者心灵的思想和艺术力量。除了张平之外，其他老中青几代作家都有优秀作品问世。老作家马烽的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胡正的长篇小说《明天清明》，功力不减当年。第二代作家中焦祖尧的长篇小说《飞狐》，田东照的“官场系列”小说等，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而“晋军”作家正处于创作的黄金时期，他们的作品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如李锐的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成一的近百万字长篇小说《白银谷》，韩石山的文人传记《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周宗奇的纪实文学《文字狱纪实》，张石山的小说、散文、剧本，钟道新的小说《超导》《特别提款权》，哲夫的“环保系列”作品，蒋韵的《栎树的囚徒》《完美的旅行》等作品，显示了这些作家的实力。一些青年作家也在这个时期登上文坛，如吕新的一大批有特色的小说作品，谭文峰的《扶贫纪事》《走过乡村》，王祥夫的《种子》《雇工歌谣》等。正是凭借几代作家作品，山西文学走向了第三次高潮。
南华门东四条在山西文学创作第三次高潮中，大本营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多数作家就生活在其中，各类改稿会、研讨会频繁在这里举行。尤其是张平当选为省作协主席后，以这里为中心，为广大青年作家的成长做了许多实事，比如恢复了“赵树理文学奖”等，进一步凝聚了文学的影响力。
4、趋向多元化的山西文学
新世纪，社会生活逐渐规范化，文学创作也不再像1980年代那样热闹喧哗，不再像1990年代那样迷惘观望，作家们经受住各种诱惑和挑战，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呈现出良性发展、全方位推进的态势，南华门东四条作为文学大本营，继续发挥着特殊作用。
小说仍然是山西文学创作的强项和优势，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题材内容更加开阔，形式更加多样，作家的主体个性更加突显，在继承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更加注重了对文学本身的探索和实践。代表性作品有：张平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再一次影响巨大，并在2007年获得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王祥夫的《上边》在2004年获得第三届中国作协“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蒋韵的中篇小说《心爱的树》和葛水平的中篇小说《喊山》，在2007年双双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李骏虎的中篇小说《前面是麦季》获得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吕新的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获得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此外，王保忠、玄武、杨遥、手指、小岸、杨凤喜、李燕蓉等中青年作家，都有不错的作品发表，形成良好的态势。
新世纪之后，小说继续领头，其他体裁也都在跟进。韩石山的散文随笔《韩先生言行录》《此事岂可对人言》等，在读者和文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张锐锋锐意探索“大散文”的创作道路，陆续出版《月亮》《祖先的深度》等著作；燕治国、杨新雨、乔忠延等人，也都有散文佳作问世。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创作更有丰硕的成果。赵瑜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善于驾驭重大题材，有深度，善思考，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之后，又完成了《寻找巴金的黛丽》《晋人援蜀记》《火车头震荡》等。山西有一个庞大的老中青三代构成的诗人群体，他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诗歌、诗集，走出一条山西诗风的创作路子。值得提到的是，一支由老中青结合的山西评论团队逐渐形成，为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他们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对文学创作走向的探讨，对文学理论的研究，都有建树，成为与创作并驾齐驱的力量。
5、中青年作家实力新方阵
2015年8月，文学大本营南华门东四条迎来一个特大喜讯：省作协签约作家刘慈欣获得世界科幻文学界最高奖“雨果奖”，这是中国和亚洲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不少权威评论称赞刘慈欣靠一己之力，把中国科幻文学推向世界。刘慈欣获得这个荣誉，并不是偶然的，是他多年潜心科幻文学创作成绩的体现，南华门东四条的省作协领导、编辑和评论家，也一直在关心他，为他的写作创造条件。在刘慈欣的带动下，近年来山西的十几位青年作家努力创作，也有不俗的成绩，于是，南华门东四条有了中青年作家实力新方阵。
这个方阵中，有几位佼佼者已在国内文坛产生一定影响，全国性文学评奖或有广泛影响的报刊评奖中榜上有名。他们继承传统，更有自己的特征：首先是他们的作品呈现出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与鲜活性。由于他们中的多数人一直生活在基层，亲身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动荡，改革的每一步历程都与他们的生存命运息息相关。这种切肤之感、命运攸关的体验，倾注在他们的作品中，就真实地再现了生活的丰富与生动，具有了一种原汁原味的特色。其次是他们有比较敏锐的观察生活和思辨问题的能力。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很少有那种苦涩的理性思考和个人心态的渲泄，更鲜有居高临下的发言姿态。他们总是以一颗平常心去感受和体验世界，形成了鲜明的文学个性。再次是他们在艺术探索上不拘一格。这一代青年作家处在科技发达、信息爆炸时代，阅读量很大，特别注意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创作理念和艺术表现方式，把已有的现实主义、现代派等诸多表现方式，融入现代文明、科技进步之中，呈现出一种非常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方式，让作品产生出新颖、深刻、生动的感染力，适应了读者阅读的变化与需求。
省作家协会已经搬到别处办公，两栋别墅小楼将建设成文学馆，展示山西作家的成果和山西文学事业发展的轨迹，以另一种方式呈现文学的意义，必然会发挥出新的作用。（供图：王旭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