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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边书屋给我的遐想
来源:天津日报 | 李治邦  2021年09月16日08:16

我家附近有一片天津市区最大的湖,就是水上公园。在水上公园附近有一个著名的私人书店,是我经常爱光顾的地方。有时候也与书店里的人聊天,聊书店的故事。于是,就突然有了写一部有关《湖边的书屋》的创作冲动。其实,书店是很容易出小说的地方,有人读书,就有了文学的气场。做书店的人很多有着强烈的文学情结,喜欢去书店的人也有着各种心态。我在那里买了不少书,也有时是在那里静悄悄地阅读。我阅读小说的范围比较广,但掌握一个原则,就是阅读名作,大量的阅读后有了一定的信息积累,略知了当前全国都市题材小说创作的基本现状,或者说大体走向。

这十年来,都市小说以故事为主、写实风格几乎成了统一行动。小说的写作风格和走向趋同,现代含义的东西越来越少,故事性和写实风格的作品几乎占了小说的主体。如今一批作家都在转行,都在向写实写故事上走。这个局面是怎样造成的?最大一个牵制点是市场,是这个市场杠杆起了关键的作用。出刊物也好,出书也好,你卖不到价钱就不行,很多读者已经不管你的名声,衡量的标准是你的小说是否好看。市场这一剪刀剪完之后,从书商到期刊的编辑们,在选择稿件和要求作家写作的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是多要求往写实上发展,那么写实作家就一下子开始走俏。因为作品在市场上好卖,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的比较多,有的作家创作小说时已经打算改编成电视剧,发表后,稍微变化一下就成了剧本。

前几年,我曾经去英国伦敦西斯敏中文图书馆讲课,席间和当地的华人文学朋友聊天,他们谈到当时国内的都市小说题材重复,手法雷同,故事不新鲜,人物不迷人。一位参加过文学评奖的评委也对我发出感慨,即便是获奖的小说也有题材相撞、故事差不多的现象。怎么就造成了这种尴尬局面呢?怎么写着写着就都朝一条路上走呢?读者看完小说,觉得在什么地方看过,或者看完了以后说,还不如我看到的生活精彩。过去说,写小说一定要有生活,现在则是一定要有精彩的生活,比读者看到的生活更震撼。我是写小说的,知道做到震撼很难,做到比读者看到的生活精彩也不易。其实写都市小说表面载体是在讲故事,实际上故事只不过是载体和平台,在故事里面它的包含量很大,提供的多元化信息量也很充足。一些新思维、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导向、新的观点都要包含在里面,只是作家把观点和旨意全都糅在了故事层面上。我听一个文友说过:作家在写都市小说上比什么?比你有没有一种启发人、启发社会的观点。你没有观点,你就没有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我在这部《湖边的书屋》小说里塑造了一个落座在湖边书店的经营者,他的父亲破例帮助他,想给他找一个理想的家园,但却经历了很多的经营坎坷。其实,他父亲帮助他也是想完善自己的人生,但他感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想到了一种悲剧的结果。其实最后拉住他手的是他的儿子,但真正让他没有泯灭的是一种文化的感知。这个故事我是听别人对我说的,我就放在这部小说里面。作家可以没有这种经历,我们是要看作家有没有过对社会和人生认真的思考,那是一种对与错、美与丑灵魂之间的对话,那就是给读者一种对未来的希冀。都市小说一定是虚构的,但虚构一定是有生活的。

现在乡村题材的小说越来越少了,因为农村人陆陆续续走进了都市。于是都市小说成了小说题材的一个主体,全国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可很多都市小说写起来好像都在一个城市。没有南北,也没有区别。就跟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城市建筑一样,好像都这样,似乎都这样才是都市。都市小说要让读者产生一种城市画面,呈现一幅独特的景观。我们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写的上海、写的杭州、写的广州,都是别有风味,风姿摇曳的。在我看来,现在都市小说的发展应该成为引领中国文化的先头军,应该成为产生精品的孵化器,应该成为多姿多彩的图画,应该成为思索社会、发展社会的代言人,而不应该只在一条路上徘徊。著名作家蒋子龙说过,一个作家关键要有想象力。小说创作就是这样,它可以不受任何拘束,可以浮想联翩,那么读者才有跟你享受的可能,才有一种欢娱感。想象力不是走怪诞的路,是对生活的再理解,是对本来就很复杂的神奇生活的再现。

我的小说都是写发生在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天津的故事。我太熟悉也太热爱天津城、天津人了。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民风,比如成都人悠闲平和,上海人精明励志,北京人当然是大事小事匹夫有责。天津人的性格生成与海河码头文化的滋润有关,天津建“卫”六百多年,桅杆如织的海河码头,迎来送往的客人,铸就了容纳南北的人文胸怀。一个简单的问路指路,就能看出天津人的热情直爽。我的单位过去曾坐落在睦南道,“五大道”经常让外地人摸不着头脑。一次有位广州的朋友到单位找我,一见面就激动地说,你们天津人太热情了,问了一次路,人家竟带着我走了半个小时一直到你们楼下。后来我到某地去找他,也是问路,可人家都不让我靠近,挥挥手就走了。我问当地朋友,他不好意思地回答,主要是我们警惕性太高了。我去过不少城市,问路时得到的回答大都很简单,有人甚至不出声,用手指了指就算完事。去年去常熟,寻找翁同龢故居,那是国家重点文物单位。我都走到街口了还是找不到,问路时,有两个人给我指了相反的方向,我走出去发现不对,只好再回来找。在以前没有手机导航的时候,我在外地还看到过有人挂出“指路十元”的牌子,这会让天津人很不屑的,天津人把帮助别人当成享受。

其实,天津人或者哪儿的人不是关键,关键是如何把小说写得更加精彩,更加富有陌生化和新鲜感,更加有文化韵味,更加有着精粹的地域情怀。书店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但蕴含着很多文化的东西,我选择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