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虽然经受了起伏变化——作为一个文学家，作品当然免不了受到批评，政治上更不免遭到攻击，例如，旧文学家的批评，反对派的贬低，革命文学家的全盘否定，等等——但总体上说，他得到的正面赞扬远远多于贬低和否定。而且在一个时期，甚至达到绝对权威的程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的地位渐渐受到挑战。虽然至今，在所谓评定大师和文学家排座次的活动中鲁迅总还是排在首位，但也有一些人在用这样那样的方式要把鲁迅埋藏在历史的尘埃中，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同当代对话的可能性。在鲁迅曾获得尊敬的国家如日本，情况甚至更令人沮丧。一位日本研究者写道：“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慢慢消失了，学生们连鲁迅的名字都感到陌生。过去随时都能买到的鲁迅作品的译本，现在坊间几乎见不到了……这反映出近十年来日本文化界对待鲁迅比过去大为冷淡，鲁迅的名字几乎被忘掉了……鲁迅是基本上存在于‘现代性’之中的。在这个层面上说，在二十世纪的日本，甚至中国和韩国，以社会的规模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接受鲁迅的条件了。就是说，想让一般青年人感兴趣已经做不到。”1

日本的情况如此严重，自有多方面的原因。事实上，在中国，虽然出现了鲁迅过时的论调，但这是一个仍然处于争论中的问题。中国的读者仍然在接受鲁迅，其崇高地位和巨大声誉被写入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许多作品仍然在中学语文课堂上被当作范文讲授，供青年学生揣摩学习。中国人想要忘掉鲁迅的遗产并不容易，正如“五四”时代鲁迅一代人想要彻底摆脱传统一样艰难。这和日本、韩国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些年来，的确出现了一些从各种不同角度批评鲁迅的作品，指责其色调过于阴暗，文字有些费解，所记录和评述的历史事件距今久远无法追蹑等观点，从而主张把有些篇什调离教科书，而随着教科书编纂工作自由度的增加和地方获得自主选择权，某些地方已经发生了调整和删除。这当然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在中国，还有一个事实不能忽略，不能只斤斤于强调课堂上灌输鲁迅作品的现象，更要注意到，鲁迅的著作仍然是一般读者的自愿选择，各种版本充斥坊间，印数相当可观，以至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最高出版行政机关新闻出版总署特发文件，禁止除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外的任何出版社印行《鲁迅全集》，除了部分政治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很多出版社把翻印已经没有著作权的鲁迅作品视为像翻印《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文学名著一样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选题。2

人们不能不经常问及这样的问题：对于鲁迅的崇敬，是慑于威势？还是惯性使然？抑或他的作品确实仍具魅力？他过时了，抑或仍对当代发挥着影响？

这里之所以提出鲁迅的经典性问题，是因为当前在否定鲁迅的价值以外，还有一个把鲁迅经典化的热潮。其中有正面的研究，也有负面的贬低。正面研究阐述了鲁迅的作品的经典性意义，甚至提出有必要将鲁迅经典化，因为经典化的过程可以使鲁迅的作品获得一种定论，使其在文学史上永葆价值。而有些贬低的观点，则从“经典”的负面意义上立论，认为鲁迅的作品已经进入历史，缺乏现代性，已经不能再同现实对话。

鲁迅的语言、思想和使用的文学体裁是在一种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化过程中产生的，他以高超的技巧写出脍炙人口的作品，为中国现代新文学树立了典范。他被公认为现代经典作家，也就是说，他不同于古代的经典作家，他使用现代人的语言，抒写了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为新文学制定了一套写作规范和准则，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青年学生学习写作时取法的榜样。但鲁迅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这里所说的经典性，并不是说他的文本具有不容批评的神圣性。但我们需要注意这样一些事实，即，鲁迅的生平是确定的，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他的事迹基本确定，已不可能出现重大的事实对他的思想和人格做实质性的改变。他的文集也是齐全的，最近几年间或有佚文佚信发现，但为数不多，无关大局。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文本来确定他的思想形态和文学成就，评估他的道德人品。鲁迅的作品基本上每篇都是完整的，没有他本人出于弄虚作假或趋炎附势的动机所做的改动3。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少有的。

我们应该从他的生平和文本以及我们的阅读体验的角度来说明鲁迅的经典性，而不是做权威定论，把鲁迅的作品树为不可侵犯的东西，一字不能改易，只能反复颂读，发掘其微言大义，五体投地表示钦佩。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论者从不同角度来否定鲁迅的经典性，找出他的毛病，或者干脆从感情上表示不理解，岂但否定其经典性而已，甚至不乏全盘否定的论点。这些论点，如果放在整个文学史上看，都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让所有的人都说好的文学作品是没有的，不让任何人反感或厌恶的文学作品恐怕也极少。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不神圣化鲁迅，也不苛刻地要求鲁迅。

经典一词含有传统的、优秀的、不朽的、典范的等意思。西方的canon一词，指的是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例如宗教上的《圣经》，内容是原则性的，是必须遵守的规范。在中国，儒家传统的原典称“经”书，例如“六经”，宗教方面有佛经。经典是后人行为的准则，学习的模范。人们把古代的优秀作品称为古典或者经典，后代人要创造新的经典，就必须在学习中实现超越。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很多文学家都能讲出自己独特的经验，例如韩愈和柳宗元都介绍过这个学习和创造过程的艰辛。韩愈在《答侯继书》中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4在《进学解》中又借太学生之口说自己“沈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尽力广采博取，做到“闳其中而肆其外”。5柳宗元这样描述他借鉴古代经典的独特方法：“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参之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6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新的文学名著的出现，因为时代较近的缘故，更能得到当代人的青睐。古代的经典，有些确如韩愈所说的“诘屈聱牙”，为人所不喜，渐次被人遗忘，经典遂成“过时”的同义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很多被列为必读书的经典作品，很难获得广大读者，人们戏称为“人人知其名，几人读终篇”。不少经典作品逃不脱只成为文学史教科书上的名字的命运，或出现在入学考试的综合知识测试中，成了所谓“常识”，得到虚假的普及。

真正的经典作品应该有广阔的包容性，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它都应该是丰富而又细致地表现本民族的性格和感情，而且要表现得尽可能完美。经典作品应该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应该得到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处于不同境遇的人们的反响和共鸣。创造经典难，而维持其经典性更难。真正的经典作品应该超越时代。它表现的是本民族的最基本的性格和感情，表现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这种性格和感情的种种形态，为后人提供着借鉴和营养。

鲁迅的作品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不仅仅因为他的时代距离我们较近，他叙述、描写和探索了包含着现代性的种种问题，更因为他的作品中包含着我们民族性格和感情的一些固定的东西，而且，他的卓越的表现形式，同样具有经典性，为后世的文学写作树立了典范。

但鲁迅的经典性，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鲁迅的文化遗产必须经受检验，在接受细读、精读、赞美甚至崇拜的同时，也必须接受那些可畏的后生的质疑和否定。

二

并非每个时代都能有产生文学经典的幸运。鲁迅文学创作鼎盛期的“五四”时代是一个产生经典的时代。“五四”新文学为人们留下了经典性的问题，经典性的作品，经典性的情境，为中国现代提供了经典文本。其影响直到今天还在作用于中国的知识界，推动着中国文化发展。“五四”时代的著名人物鲁迅、胡适、陈独秀等当时和后来的建树值得而且已经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绝大多数现代文学史著作都肯定这场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把鲁迅一代人誉为承前启后、开一代新风的大师，或比其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或径称之为孔夫子一样的圣人。7

“五四”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幻、社会动荡的时代，换言之，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一个思想比较自由的时代。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流派纷呈，主义繁多，以至于有人大声疾呼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如果拿它同古代某一个时期相比的话，它略同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后者也正是一个出现了思想繁荣和文学多样局面的时代。章学诚曾说：“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8而在“五四”时代，白话文兴起，新文学全面开花结果，也是在各种文体上都进行了尝试，而且很多都取得了成功。其中尤以鲁迅的创作成就最为显著，他在多种体裁(特别是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上都有开拓性的业绩。

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并不影响经典的产生，反而可能会促使经典的出现。孔夫子这位古代经典的创造者和整理者，恰恰在动乱时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伟大的诗人杜甫也是在国破家亡的惨痛中创造出经典作品的。

我们所说的“五四”时代，本是针对一场文化运动而言的。这场文化运动后来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才有了“五四时代文学”这个称呼。这场文化革命运动难免偏激的态度，在新旧斗争中，往往过于强调中国文化传统中负面的东西，曾经吹响过全盘否定的号角。这种态度，虽然作为一种所谓策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对比古代的产生了经典的时代，“五四”时代在时间的长度和范围的广泛方面显然还不够，还不足以产生十分丰富的文学作品。

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鲁迅却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升上文学天空，创造了令人炫目的作品。按一般的规律，一种文学主张刚刚提出，一种文体刚刚出现，还需要积累，需要借鉴，还会有很多幼稚的作品出现，在与旧文学争夺阵地的斗争中还会出现多次反复。鲁迅却是一个反常的例证，他的小说一开始就呈现出经典文本形态，创造了一个文学史上的奇迹。研究者常常对于这个事实感到惊奇，并努力探讨其中的奥妙。实际上，他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充分的准备。他所处时代的特点是，文化经典在发生着转移和变化，旧的经典受到批判，而新的经典还没有出现。鲁迅的创作填补了空白。有论者指出：“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9不但后世的研究者和作家，就是鲁迅的同时代人，无论是作为同仁的陈独秀、胡适，作为兄弟的周作人，还是作为后辈作家的茅盾，更有广大的普通读者，异口同声地对鲁迅一出手就显示出成熟的形态和经典的性质表现了绝对无疑议的赞誉和钦服。如茅盾评论说：“《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上去试验。”10鲁迅并不是一个偏激的、漫无目的、急不择路的开拓者，其作品显示的高超技巧，非当时许多幼稚的作品可比。

二十年代，鲁迅的《呐喊》刚出版不久，就有很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开列“青年必读书”时将其列入，使其与《论语》、《孟子》、《庄子》等古典名著并列。有的在附言中特别对这部“当代经典”做了说明，例如吴曙天在介绍他的祖父的意见时说：“他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现在每天还戴起眼镜来看书，他也读鲁迅先生的《呐喊》，他曾说《呐喊》陈义很高，我们小孩怕看不懂。”11

对新文学的成就，在二十年代，就已经有人意识到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特别是作为新文学元典的经典价值。例如，胡适就建议在大学开设“新文学”科目，并推荐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去主持其事。12值得一提的是，他所拟的国文课程阅读材料中，首先就是鲁迅和周作人在东京时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革命前的不成功译本尚且要受如此礼遇，更不要说他们创造的新文学经典了。13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周作人没有能够出任那个教职，但几年以后，他应邀到该校作了系列演讲，就是有名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4他不但评价了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还把新文学的起源定位为明末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他要说明的是，新文学不是凭空而来，它有自己的渊源和师承。

但鲁迅的作品究竟有没有经典性，后代人似乎更有发言权。经典性是接受者赋予的，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有的人认为这些篇是经典性的，有很高的价值，有的人认为另外一些篇章具有经典性。关于鲁迅的作品，我们举出的是正面的评价，当然还有很多否定的言论。现代人因为有了更多的实践，文学的手段更加先进，有了更大的成绩，就对他横加指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这不能作为否定鲁迅文学成就的借口。鲁迅的功绩已经铭刻在文学史上，他的作品表现的深刻的思想，成熟的技巧，对那个时代所具有的认识价值不可磨灭。何况，他还并没有被今人超越。

鲁迅本人也在一些场合对自己曾经亲历、对自己“以创作显示了实绩”、为之做出贡献的新文学运动也有总结性的论述，15虽然他对那个运动以那样的方式结束感到惋惜和不满。1927年，他应香港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到香港做了两次演讲，一篇是《老调子已经唱完》16，一篇是《无声的中国》17。演讲中他仍然坚持着“五四”时代的思想，强调新文学的现代性和进步性；他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时，态度仍然很激烈；他在为“五四”时期一些激进观点辩护时，提醒人们注意其中含有的策略性。反传统并不是要割断传统，例如钱玄同说要废除汉字，结果并没有废除，但至少白话文站住脚了。后来有的研究者把鲁迅描写成激烈反传统的所谓偶像破坏者，其实他对中国古代传统的看法并非一味偏激，对中华文化史上的经典并非一概否定。这篇演讲在表现了他对当时香港的文化现象的不满之外，对自己旧日的功绩怀有爱恋也是分明可以感知的。在与革命文学家的论争中，他的自谦背后隐藏的自负，他对狂妄的新一代的不满甚至蔑视，从他的文字中间或也能够看到。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后来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会跨过的。但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18这情形和当代几个青年作家把他称作一块“反动性不证自明”的“老石头”真是一种巧合。19但直到现在，要想把鲁迅一脚踢开，正如鲁迅七十多年前所断言的，还“必须有较大的腿劲”，还免不了产生焦躁的情绪。

任何一种经典的生成过程都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但其中也有共同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继承传统，一是反对传统。鲁迅正好经历了这两个方面或者说两个阶段。而且是按照自然顺序，即先继承后反对，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继承中反对。因为继承和反对往往是同时进行的，并非分为两截。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文化建设中出了一些问题，原因之一就在于颠倒了顺序，服膺反传统思想，在文化革命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加大了破坏的力度，甚至否定一切，在意识到偏向以后才来补课式地继承传统。

三

有了经典的时代，还不一定能够产生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必须有充分修养的人，又与时代的需要相激发。鲁迅正是这样一个应运而生，具备了必要的修养的人物。历史因此就选择了他创造了新文化的经典作品。

鲁迅具备以下创造经典作品的条件：

首先，这里要强调的不是鲁迅的作品超越了时代，而要强调其忠实于时代。他的作品是现代的，因为他本人是现代人，具有现代思想。他必须首先获得先进的思想，才能以文学形式将这些思想表现出来。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时代，他在青年时代就敏锐地感到民族压迫和列强欺凌的惨痛。这个时代的人们在情绪上很容易产生愤怒，性格上特别敏感，因此就很容易造成心理上的缺陷，或者自卑，或者自大，时而狂妄，时而沮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最需要一种新的品格，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在评价鲁迅时说的那种品格：“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20鲁迅从青年时代就感佩他的家乡人民引以为荣的大禹治水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早年赞扬过家乡人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21在去世前不久还引用明末王思任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22他的品格既不是麻木的，也不是疯狂的，既充满了义愤，又满怀正义感和同情心，既激情澎湃又沉稳踏实。

环境对作家的影响，作家的个人经历和性格养成，在文学创作中具有极大的作用。文学创作是一个个人从事的事业，个人经历和时代遭遇两方面的结合是构成杰作的条件。鲁迅正是这样一个人生遭遇极为痛苦的人，他的人生道路既是独特的，又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他经历的巨大痛苦主要来自精神，是不被理解的孤独和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23他在北京前期主要经历的正是这种痛苦的体验，但这个时期，也是他观察和积累的重要时期，没有这个时期，就没有后期的文学业绩。古代先贤，那些创造了经典作品的杰出作家大都有类似的遭遇。例如黄庭坚说“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24，讲的正是个人经历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生活中的磨难使两位作家的诗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与古代先贤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他与屈原和杜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那种因不得宠而表现的不平，没有盲目的忠君思想；他同韩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韩愈身上那些卑下的品格。封建思想，或者说“奴性”，是处在“王纲解纽”时代的鲁迅所没有的。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对中国文学中的“温柔敦厚”和“不撄”的诗教进行批判，《摩罗诗力说》将外国作家、诗人同中国文人对比，呼唤中国出现“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25这是鲁迅留给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一种以“民族魂”这个响亮的光荣称号来标示的精神。这种精神品格也正是他的经典性的基础。

不幸的个人经历，促使鲁迅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做深刻的思考。人们耳熟能详他在日本留学时写下的慷慨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还有他就读弘文学院时经常思考的三个问题。26他所写的几篇文言论文，提出了一系列当时人们关心的问题，并试图找到解决方案。他的思考在同时代人中显得敏锐和深刻。他既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不足，又意识到盲目模仿西方制度的弊端。所以，他提出了以建立“人国”为中心的想法，注重人的素质的提高，注重民族健全性格的养成。

他的文学理想是为人生的，他是为了中国的进步、民族性的改良而写作的。因此他的作品，成为指引国民前进的明灯。他的品格和修养决定了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言人。一个作家的经典性表现之一就是，他是一个时代的代言人和集大成者。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在革命时代，革命性当然应该是充分的，但更重要的是对革命活动的深入的思考，对革命活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中国社会腐败和落后的更深刻原因的探索，我们从他的教育经历和文化修养中看到，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一方面，他有机会接触了革命先贤的思想，树立救国救民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师承前辈，这些前辈在很多方面，包括国民性改造方面都有辛勤的探索和卓越的成绩，甚至有学术史方面的总结和批判。

其次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为他提供了创作的源泉，特别是史书——野史与正史同样重要。他后来的一些小说，特别是《故事新编》，往往取材于青年时代阅读和辑录的古代典籍和笔记小说。

性格和知识使鲁迅的心智达到成熟阶段。而语言和文学的成熟正是心智成熟的产物。心智成熟需要历史材料和历史意识。而历史意识的获得，不但需要沉潜于本民族历史中，还必须研究本民族历史之外的其他历史，从而使自己的历史意识真正觉醒。鲁迅就是在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看清楚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鲁迅在日本时期的广泛学习为他提供了这方面的参照。例如，鲁迅小说表现的“反礼教”思想，本身并不新奇，在中国古代一直有人反对儒家思想，出现了李贽这样杰出的思想家，但鲁迅吸取外国思想，融合了进化论、个人主义、“超人”等学说，揭露了家族制度的弊害和传统思想吃人的残酷性。这无疑是现代思想观照的结果——外国的传统为他提供了思考中国传统的参照。这又是鲁迅有条件超越其先贤的所在。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一生不停地向外国文学学习，他的翻译文字几乎和创作文字一样多，他的很多译文序跋记录了他广采博取外国文学的过程。他紧紧跟踪当时世界文学的状况，直到晚年，他还有意愿而且也有条件购读新出版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27他在辞谢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时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28虽然有谦虚的成份，但也可以视为他广泛取法的心态的表露。

正是通过对古今中外文学的创造性学习，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建立了规范。

四

恰当地处理传统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传统和创新性之间达到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平衡，是创造经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鲁迅生活在一个除旧布新、反经典的时代，表面上，他是反传统的，但他的创新并没有离开传统。传统的蕴涵非常广，其中包含一些互相排斥的成份，这些成份又能在一般的情况下相处并且融合。我们常说一个作家身上既有儒家的成份，又有佛家的成份，还可能有道家的成份，就是这个意思。

鲁迅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代表——这样说我们甚至可能是在贬低鲁迅——毋宁说他是民族精神的最高标尺，他是后世人们仰攀的高峰。他表面上显得是一个异类，然而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异类，因为他代表了社会和思想的进步。恰如外来文化这个异类对我们的固有文化产生推动作用一样。鲁迅不遗余力地批判所谓庸众，但却神奇地获得了大多数人的爱戴和敬佩，这看似矛盾，但却透露出我们民族尚有卓识，尚能认识我们之中的这个少数的价值，尚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尖刻的批判，还不是一个彻底无可救药的民族。鲁迅的价值就在这里，这也从反面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异类，他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广大人民之中，他的心和广大读者的心产生了共鸣。

鲁迅像古代经典作家一样，写出了中国人恒常的感情和思想。我们说鲁迅的作品有经典性，首先就因为他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传统中。没有传统的滋养，个人的天才难以获得充分发展的契机。个人的革命性和杰出才能不可能完全突破传统、切断传统。说一个作家平地拔起，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空前绝后，要么是夸张之言，要么是欺人之谈。后代作家可能一时在传统的重压下感到无能为力，丧失创造力和对进步的信心。为了摆脱困境，取得进步，切断传统也许是某个阶段的念头。但这种压力和痛苦正是作家进步道路上必须经受的考验。伟大诗人如杜甫，他的成就来自“转益多师”和“熟精文选理”，他的“下笔如有神”来自“读书破万卷”。恩格斯称欧洲文学史上开创新纪元的人物但丁为“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新世纪第一个诗人”，也是从他高度凝炼地总结了基督教传统而言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吸收了前辈甚至同时代许多剧作家的成果；韩愈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划时代人物，但也有人指出他的“集八代之成”的一面。29

鲁迅的创作，取法中国古代传统处甚多，早有论者指出，不烦重述。他的小说学习古典小说的讽刺艺术，他的杂文学习古代文体，他的诗歌取法古代诗人如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等30。这个广泛吸收、潜移默化的学习过程，我们从他的读书生涯中，从他的文章中能够很明显地体会出来。

鲁迅的境遇与上述几位作家的境遇之不同点在于，但丁、莎士比亚和韩愈都在传统中找到了契合自己的东西，但丁在宗教传统文化的继承中成就自己的“新生”；莎士比亚在欧洲戏剧传统中成长，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氛围中浸润；韩愈倡导了复古运动，其实质正是向古文传统的归依。鲁迅则在一个革命呼声很高的时代登上了文坛，他接受了来自与中国传统有巨大差异的西方文明的影响。我们说鲁迅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典范作品，其表现之一就是他的作品同世界各国文学取得共同的思想和语言，换言之，就是融入了世界文学的大潮。

不过，在衡量本国传统和外来文化影响时，我们还要做细致的研究，必须同时注意各种因素，而不是过分强调一个方面。以往的研究者从各个角度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普实克指出，鲁迅早年的文言(小说)习作中也透露出他的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和杰出的创作才能，例如《怀旧》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学精神上，都体现出淡化情节、抒情性加强等现代性，而且更进一步，他特别强调了鲁迅的个人素养和中国文化传统所起的作用：“甚至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这位中国作家就已运用欧洲散文很晚才发现的写作手法。我想，由此可见现代文学的兴起不是一个逐渐吸收各种外国成份，逐渐改变传统结构的渐进过程，而根本上是一个突变，是在外力激发下一个新结构的突然出现。这个结构完全不必与激发它产生的那种结构相类似，因为无法估量的个性和当地传统会起主要作用。”31这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为什么新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并在鲁迅手中成熟的问题。

鲁迅作为第三世界文学的杰出代表，在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异域文化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其实，这种创造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例如中华文化接受了佛教文学的影响，吸取了有益的营养，但我们的民族文化并没有因此丧失，反而出现了新的面貌，产生了新的经典作品。

如前所述，鲁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在顺序上，他首先熟悉中国的文化典籍，后来涉猎西方文化。这个前后顺序以往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鲁迅较少讲述自己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但传统是生长在他的血脉里的。人们经常提及他的几种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以及大量的古籍整理和资料汇编，显示了他精湛的功力，表明他对优秀的古典作品是相当熟悉的，例如《诗经》中的优秀篇章，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杜甫的诗歌，《红楼梦》等等。此外，尤其要注意的是时代离他较近的前辈作家，也就是研究者称之为他的“前驱者”的清末作家，为他提供了很多养分32。这些前辈中有些虽然被他批判过，而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学习过程。无论是用何种方式来对待传统，接受也好，反对也好，首先必须有一个学习过程，熟悉乃至精通传统，然后才能对其进行批判。中国历史上有些貌似诋毁传统的人，也只是诋毁了所谓的“正统”，即孔孟之道，并非全盘否定。

鲁迅在用白话文写作之前曾大力实践复古主张，用很古的文言翻译外国作品，走了一段弯路。而后来反对学习古文，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是“五四”那个时代的偏颇。无论是骈文、古文还是白话文都可以用来表现新的和正确的思想。其实，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仍用文言文写作，《中国小说史略》即全部用文言写成。在与学衡派、甲寅派的论战中，他常常显得比对手更熟悉古典，很多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鲁迅并非不重视古典文化教育，他给友人的孩子开列的古典文学研究书目，显示了他的视野之开阔、见识之深远。33

不能忘记，鲁迅在青年时代就提出了健全的文化理想：“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34

五

经典不是僵死和呆板的，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典要经常显示其创造性和常新性。鲁迅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动态过程。鲁迅笔下的形象，至今仍然在我们中间出现，虽然时代不同了。他还有与当今社会对话的能力。经典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一定遇到了极大的有典型意义的问题，他们对应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或努力值得我们借鉴。如果评估一下近几年有关鲁迅的争论，我们就会看到，虽然有些争论有无聊炒作之嫌，但其中也不乏关乎中国文化前途的根本性问题。有些问题，因为鲁迅研究本身的薄弱，还没有进行很好的开掘和阐发。例如，鲁迅改革和丰富中国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弥补中国语文不足的努力，等等，都将会对当前的文化建设产生启发性作用。

鲁迅的经典性作品值得我们取法处很多。鲁迅写作的出发点是为人生并要改良人生，他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具有英雄主义情怀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他的艺术修养具有多元性和前卫性。他对中国所处困境有极为深刻的认识，由此上升到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深刻认识和尖锐批判。例如在描写中国人的生存困境的《阿Q正传》中，阿Q在物质上一无所有，精神上十分无聊而且麻木，而这恰是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初的绝望中普遍有的状态，虽然在口头上还有些强硬。鲁迅这部代表作，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特点，表现出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通过叙事角度的变换和反讽的效果，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主体意识。正如论者指出的：“鲁迅的小说不仅创造了阿Q，也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批评阿Q的中国叙事人。由于他在叙述中注入这样的主体意识，作品深刻地超越了斯密思的支那人气质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大幅改写了传教士话语。”35我们今天仍需要这样的描写典型性情景、反映时代特点的作品。

鲁迅的深刻认识能力，是一种高超的智慧，而且是一种古老的智慧，在古希腊，这种智慧凝结在“认识你自己”这句名言中，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则是“吾日三省吾身”。鲁迅首先是深刻地认识了自己，认识他周围的人们，更进而认识他所在的社会，认识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他常常讽刺挖苦，显得十分尖刻，但他同时也不断深刻地反省自己，解剖自己比解剖别人更严酷。他把这种认识能力和评判智慧运用到普遍的社会层面，而不是针对个人，也就是他所说的“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36。这是智慧的最恰当的运用，他因此使这种被他的对手称为具有“刀笔吏”风的论辩文章在他手中达到顶峰，大大超越了他的同乡中比比皆是的舞文弄墨的师爷们，也超越了前辈乡贤如徐文长等作家。周作人如此说明绍兴(浙东)这种“师爷气”道：“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及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37解放后，仍然戴着汉奸罪名的周作人竭力向人民政府靠拢，他又以新中国流行的语言分析绍兴这种风气道：“师爷虽是为世诟病，毕竟也是从人民中来的。他本身传受了师爷事业，其从父祖传下的土气息泥滋味还是存在，这也是可以注意的事。师爷笔法的成份从文的方面来的是法家的秋霜烈日的判断，腐化成为舞文弄墨的把戏，从人民方面来的是人生苦辛的经验，这近于道家的世故(特别是老子)，为二者中的主要分子，可以称为人民的智慧。”38

这种来自人民的高度成熟的智慧，正是经典作家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有一位外国批评者，从一些外围的材料入手，对鲁迅作品的经典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人过于吹嘘鲁迅的作品，捧之为世界名著，并援引外国作家的评论甚至伪造外国名人的评论以自重，乃至虚荣心膨胀到竟想拿鲁迅的作品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所提供的材料是否准确，容或继续考证。这种批评的问题在于没有抓住实质，没有准确无误地指出鲁迅的作品本身的优长和缺点。该文有意或者无意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在外国名人发表评论之前，鲁迅的作品早已获得广泛的好评。因此，该文所能明确说明的还有一点：外国作家没有真正理解鲁迅作品的意义，鲁迅的经典价值并不需要外国名人甚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来确定。这部作品以其对中国文化的透彻理解，对民族劣根性的绝妙讽刺，和由此对中国读者的启发和教育意义，对中国文化思想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一个外国作家难以完全欣赏和理解的，也是一个外国的批评者难以完全理解和准确评判的。39

鲁迅在小说形式上进行了广泛试验，很多具有不可重复性。他既有吸取，又有创造。他反对林纾用意译方法翻译的小说，经过艰苦的试验，完成了从古文规范向小说规范的转化，创造了新的小说体裁和语言。在学习西方手法的基础上，经过本土化内容和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建立了民族准则。例如，《阿Q正传》借鉴了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两篇小说和塞万提斯的名著《唐吉诃德》40。《狂人日记》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和尼采的哲学思想及文风41。李欧梵指出，鲁迅的小说十分独特，与同时代过分浪漫主义的、形式松散的作品相比，结构上是成熟和完美的，具有古典主义风范。他认为，“鲁迅的试验虽然并非每次都成功，但他的成功作品却深深证明了他的创造力，他能极具才华地把他的独创性的想法表现出来，能够极为巧妙地把他的思想或经验转化为创造性的艺术”：

仅仅把鲁迅各篇小说的试验开列出来，就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在《狂人日记》中，他将日记形式转变为几乎是超现实主义的文本，后来的各篇又进行了各不相同的试验，如人物描写(《孔乙己》)、象征主义(《药》)、简短叙述(《一件小事》)、持续独白(《头发的故事》)、集体的讽刺(《风波》)、自传说明(《故乡》)、谐谑史诗(《阿Q正传》)。在后期更成熟的《彷徨》诸篇中，他又扩展了讽刺人物描写的反讽范围(《幸福的家庭》、《肥皂》、《高老夫子》、《离婚》)，也扩展了在那些较抒情的篇章中感情和心理撞击的分量(《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此外，他还试验了对日记形式的更具反讽意味的处理(《伤逝》)和一种完全没有情节的群众场面的电影镜头式的描绘(《示众》)，还有对某种非正常心理的表现(《长明灯》、《弟兄》)。42

鲁迅的语言也具有成熟的品质，有丰富的包容性。我们说鲁迅的语言成熟，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而是要指明，鲁迅充分意识到中国语言的不严密和缺乏表达力，并一生致力于改造和丰富他的母语。他认为语法不精密，因此也连带思路不精密，他想通过学习古典文学，并通过翻译，甚至所谓“硬译”，“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43可以说在探索语言方面，没有哪个现代作家像鲁迅这样用心尽力。

当然，衡量语言的是否成熟，语言的复杂、句式的繁复并不是唯一的标准，语言的目的首先是精确地表达思想感情的细微层次，其次才是更精细、更多样和更具有音乐性。鲁迅语言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而且表达法的多样和繁复，使文本显出丰富的意义。例如，他善于用否定句式，文章中常出现“然而”、“但”、“虽然”、“却”等转折词，往往在连续否定中使文章充满张力并达到意义的完足。他善于用简练的文字表达思想，说明语言的成熟同思想的成熟和深刻有密切的关系。没有思想，多好的语言也是空谈，所谓流利也只不过是空洞的饶舌而已。

鲁迅的很多名篇佳作成为典范作品供青年学生学习，他的很多精彩的论断都成为人们不断引用的警句，乃至成为人们行为举止的座右铭。他以新的创造融入传统，为传统注入新的血液，使传统增加了丰富性和抵抗力。中国文学的传统完全接纳了鲁迅的作品。作为经典的鲁迅并不意味着成为历史，他与现实有对话的能力，他不但在中国读者中仍有号召力，而且在世界文化中也有认识价值。他的革命精神，他的思想家的品格所具有的典范性，还在亚洲一些国家产生了影响，例如韩国的思想界，就不乏民主革命的领袖把他当作精神的导师。44

六

如前所说，鲁迅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显示了成熟的品质，获得了经典的地位。这种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被真正动摇过，许多贬低鲁迅的批评家也不能否定他的价值。

但应该注意的是，经典的确立是一个动态过程。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是由后世的读者决定的。鲁迅的经典性必须由后代人来诠释、补充，或者说重写。六经是中华文化的经典，但它并不是一个当时就有的名目。如章学诚所说：“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古之所谓经，……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45确定经典虽然有时是、但并不主要是国家行为和政治行为，而主要建立在阅读体验的基础上，是民族大多数的阅读体验的集合形成的意见。借用西方学者的话说，鲁迅是我们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一个典范文本。

经典性也必须接受当代社会的考验。我们必须说明当代中国人从鲁迅遗产中吸取精神营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说明他的哪些主张至今仍然有号召力。只有这样，经典才能保持常新。

已经有汗牛充栋的论著探讨了鲁迅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有很多中国现当代作家谈论过鲁迅对他们巨大影响，也有很多论文讨论过当代文学中的鲁迅传统。经典作家及其作品也只有在当代文学传统中延续才能保持其生命力。鲁迅的思想已深入到中国人的思想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些文学原型形象，乃至很多创作技巧是对他的继承、模仿、阐释或者改写——有时还不免以戏拟方法出之。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正常的。鲁迅本人对奉为经典的儒家和道家的文本进行过讽刺性重写，将古老的神话传说故事变成对当代社会实施批评的素材。西方伟大的经典《奥德赛》后来经过非常成功的阐释和模仿，出现了像《尤利西斯》这样的现代名著。

文本能否经得住“重写”，也是衡量经典文学的标准。所谓“重写”，就是复述早期某个传统典型或者主题，进行删削、添加、变更，并在主题上显示创造性。文学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强调传统的连续性和常新性。鲁迅的经典被反复重写，一方面表现历史循环重复的悲哀，另一方面也正透露出鲁迅的经典地位，说明他确实写出了“国人的灵魂”。例如，阿Q这个小人物的可怜相及其命运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典型形象和母题，鲁迅以后有很多作家或者尝试用各种艺术形式对这个形象进行改造和丰富，或者对社会中与此类似的人物进行细致的刻画。鲁迅经典已经融化在他的后继者的作品中，其精神通过解释者、改写者的笔延续下去，其文本通过新的文本继续与读者对话。

鲁迅一生致力于在跨文化的重写中创造经典。他早期的翻译，吸收外国思想，在翻译文本和评论中使用对比、讽刺等手法，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通过翻译向别的文化学习，并且发展着本人所属的文学传统。鲁迅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传统中创造经典，也包括在批判传统中创造经典。正确地认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认识中外文化的关系，认识传统与个人的关系，他的经典作品正是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产生的。鲁迅遗产已经成为一个跨文化的经典文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作家和文化批评者们将从他的作品中解读中国现代人面临的种种问题，从他走过的道路中吸取经验。

鲁迅是永远说不尽的，他的遗产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探讨鲁迅的经典意义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要求广博的知识和独特的感悟，不但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而且必须注意文化发展的动态，回答当前社会和文化中种种新问题。这里只能就本人目前的认识水平尝试论之，自知不能阐发鲁迅思想深义于万一，权当引玉之砖而已。

2004年11月于北京

注释：

1尾崎文昭：《二十一世纪里鲁迅是否还值得继续读？》，见韩国中语中文学第一次国际学术发表会论文集《两岸中国语文学五十年研究之成就与方向》。

2这个决定引起其他出版社的不满，也在学界引发争议。《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0期做了综合报道并刊发多篇批评该决定的文章。

3有两种例外，一是他本人编辑时出于种种原因对私人信件的删改，如《两地书》；另一种是后人在编辑过程中的删改，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版本，但责任并不在他。

4韩愈：《答侯继书》，《韩昌黎全集》卷十六。

5韩愈：《进学解》，《韩昌黎全集》卷十二。

6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河东集》卷三十四。

7胡适曾被誉为韩愈一样的人物，鲁迅亦然。参阅拙文《鲁迅、周作人与韩愈——兼及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评价》，《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0期；毛泽东把鲁迅比做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夫子更广为人知，参见毛泽东：《论鲁迅》(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0页。但包世臣说：“周秦文体未备，是矣，魏晋以后渐备，至唐宋乃全。”(《复李迈堂书》，《艺舟双楫.论文》卷三)文体变化永无止境。实际上，唐宋以后各代，仍不断有创新，至鲁迅一代又有了从文言到白话的剧烈变化。

9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求实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10茅盾：《读〈呐喊〉》，载1923年10月《文学周报》第91期。

11《青年必读书十部》为《京报副刊》征答活动的题目，即鲁迅交了白卷并且主张青年“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的那次活动，持续时间为1925年1月至4月。《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以后陆续重刊。吴曙天祖父吴镜■所选编号为第51，原载1925年3月11日《京报副刊》，《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9期重刊。

12胡适1921年2月14日致周作人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胡适1921年7月30日日记，《胡适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

14演讲发表于1932年2月至4月，该书出版于1932年9月(北平，人文书店)。

15例如鲁迅本人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他在编选序言中说：“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为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

16《集外集拾遗》，见《鲁迅全集》第7卷。

17《三闲集》，见《鲁迅全集》第4卷。

18鲁迅：《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第4卷第184页。

19《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载《北京文学》1998年10月号。

2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91页。

21鲁迅：《〈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第8卷第39页。

22鲁迅：《女吊》，《鲁迅全集》第6卷第614页。

23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页。

24黄庭坚：《与王观复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

25“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8页。该文还批评屈原道：“然(《离骚》)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同卷第69页。

26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0页。

27参看拙作《中国新文艺的普罗米修斯——鲁迅的外国文学藏书和译介概述》，收入《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28鲁迅1927年9月25日致台静农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580页。

29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页。

30周作人：《〈唐宋诗醇〉和鲁迅旧诗》，原载1963年3月20日香港《文汇报》，收入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92-295页。

31普实克：《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见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0页。

32谢曼诺夫：《鲁迅和他的前驱》，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33鲁迅：《开给许世瑛的书单》，《鲁迅全集》第8卷第441页。

34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

35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3页。

36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页。

37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北京，新潮社1925年版，第5页。

38周作人：《目连戏的情景》，载1950年9月13日《亦报》，收入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

39PaulB.Foster，TheIronicInflationofChineseNationalCharacter：LuXun'sInternationalReputation，RomainRolland'sCritiqueof"TheTrueStoryofAhQ"，andtheNobelPrize，ModernChineseLiteratureandCulture，Springissue，2001.中译文《中国国民性的讽刺性暴露——鲁迅的国际声誉、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论及诺贝尔文学奖》，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8期。Inflation一词或可译作“膨胀”，比“暴露”一词更形象因此也更具讽刺性。作者的原意是，鲁迅周围一些文人像吹气球一样使其名声胀大，作者慧眼将其识破并妙手将其点破。

40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见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308页。

4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8-239页。

42李欧梵：《铁屋里的呐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3页。

43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82页。

44朴宰雨：《七八十年代韩国的变革运动与鲁迅——以李泳禧、任轩永两位运动家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期。

45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3页。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