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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张梦阳:鲁迅与当代中国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张梦阳  2021年09月10日17:06

(一)鲁迅与当代中国的紧密联系

不管你是鲁迅的拥赞者,还是鲁迅的反对者,都不能不承认鲁迅与当代中国的联系实在是太紧密了。鲁迅是20世纪中国被研究得最多、最深入的作家,他所受到的赞颂和推崇最多、最高,遭受的谩骂和扭曲也最多、最甚。几乎20世纪中国的所有精神文化论争都不同程度地把鲁迅牵扯进去,无法回避对鲁迅的评价与研究,使得中国鲁迅学史成为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现象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我专治中国鲁迅学史凡二十余年,经过我多方查证,确证正式见诸于文字的对鲁迅的最早评论是1913年4月《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上该刊主编恽铁樵,对鲁迅最早的文言小说《怀旧》所作的十处随文评点和文后的《焦木附志》。而鲁迅正式登上五四文坛之后的最早反响和评论则是傅斯年1919年2月1日在《新潮》第1卷第2号上发表的《书报介绍》,傅斯年称赞鲁迅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的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旨趣,诚然是中国第一篇好小说”。而不久鲁迅就遭到谩骂。第一个骂鲁迅的是1919年4月27日上海《时事新报》的编者。因为鲁迅在《随感录四十六》中批评了该报攻击新文艺的讽刺画,该报就发表了《新教训》一文,说鲁迅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崇拜外国偶像的新文艺家”。以后,鲁迅又陆续受到陈源、高长虹、创造社、太阳社等等一系列的批评。1949年以后一方面受到推崇,另一方面又受到扭曲,“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扭曲到了极处,既把鲁迅树为独一无二的文化旗帜,又把他描绘成“俯首听命”的“小兵”。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鲁迅又被树为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并逐步还原出他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本质。但是又同时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贬斥,例如在儒学热中鲁迅被当作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代表加以否定,20世纪末又出现过对鲁迅的种种误读和曲解。但是不管怎样,鲁迅始终是中国思想界的一大热点,鲁迅的书,也始终畅销不衰。据我所知,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的作家全集中惟有《鲁迅全集》是长销不衰、赢得社会与经济双效益的,其他作家的全集除了各大图书馆和专家购买以外,很少有人问津,所以几乎都是赔本的。目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集中全国的鲁迅研究专家对《鲁迅全集》进行修订,可望明年出版新的《鲁迅全集》,并出光盘。

(二)鲁迅——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深刻反思的伟大思想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鲁迅研究历经近一个世纪而不衰,逐步形成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鲁迅学,显示出了愈来愈强劲的生命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弄清楚鲁迅的思想本质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鲁迅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从鲁迅及其作品引起中国精神界的震撼、鲁迅学滥觞之日起,研究家和思想者们就开始追问这一问题。

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以后,傅斯年认为“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是透彻极了”,他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这是从对社会历史的预见和推动方面,认识鲁迅的思想本质及其价值。吴虞则是把“吃人”与“礼教”这两个对立的概念醒目地提取出来,又举出历史上种种吃人的实例,从揭露中国封建礼教“吃人”本质这一点上概括鲁迅的思想和价值。《阿Q正传》刚刊登到第四章,茅盾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乃是从反映中国国民性的视角理解鲁迅的思想本质及其价值。张定璜拿鲁迅的小说与清末的作品进行对比,认为读鲁迅的小说“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鲁迅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开拓者”,是从中国精神文化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型的意义上进行把握。1927年11月,茅盾的《鲁迅论》指出:鲁迅“老实不客气地剥脱”他人,“也老实不客气地剥脱自己”,通过阿Q促使“老中国的儿女”看到“自己的影子”,“不能不懔懔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仍是从反省中国国民性的视角进行理解。1933年7月,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首先就提出了“鲁迅是谁”的问题,得出了鲁迅是“封建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的结论,是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立场上作出衡定。1937年10月,毛泽东在《鲁迅论》中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并说“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这是从精神文化权威的角度,评价和衡定鲁迅在中国的价值。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实质是从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革命的格局中概括鲁迅的思想本质及其价值。1950年代,陈涌在《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中称鲁迅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反映了中国的革命”,从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高度予以总结。1980年代,王富仁又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视角加以总括。1990年代,汪晖的历史“中间物”论又成为理解鲁迅思想本质及其价值的先锋标尺。

解释学鼻祖、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认为:理解和解释是在人文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所有的作用都通过理解和解释来统一,理解和解释包含人文科学的全部真理。在每一阶段,理解都展现一个世界。对他人的理解和对精神生活表现的理解是以我们自己的经历以及我们对这经历的理解为依据的,并以经历和理解的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为依据的。以上所列举的中国鲁迅学史上对鲁迅价值的理解和解释,在每一阶段都展现一个世界,而各种理解都是以解释者自己的经历以及他们对这经历的理解为依据的。然而,这些理解和解释虽然包含各自的真理和依据,却都有所不足。有些偏离了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有些稍作涉及,但未能深入。例如瞿秋白从当时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利益出发认识鲁迅,而未能从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史的广阔视野中对鲁迅的思想本质和终极价值做出宏观把握。茅盾一开始就天才地直逼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后来又写出了更为系统的《鲁迅论》,这篇论文其实是中国鲁迅学史上最为逼近鲁迅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的论著。但是,以后的关于鲁迅的论著,不仅没有进一步阐发这些论点,反而作了自我否定,思想上倒退了。像1956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就陷于用鲁迅的思想发展印证历史既成状况合理性的先验逻辑,而没有更多地深掘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

那么,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究竟是什么呢

一言以敝之,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用长一些的话解释,就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实,这种反思,不仅对于一个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对于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也是最为重要、带有根本性的。

冯友兰先生用85岁到95岁生命最后十年的心血凝聚而成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成果,荟萃了他毕生的思想结晶。在该书第一卷全书绪论第四节“什么是哲学”中,这位哲人写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警句格言: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

而反思的宗旨就是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以作出生存与发展的正确方略。

其实,究其根本,人类从诞生、即有了精神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追问和反思。先祖们曾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名著《人论》的第一段话就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另一位德国哲学家舍勒一篇名著的题目就是《人在宇宙中的的位置》,力求认识自己、认识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这其实是整个人类始终不变的科学探求的终极目标,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到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一直到爱因斯坦、霍金等物理学家的现代宇宙观,实质上都是在探索着人类究竟是怎么回事,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这一终极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等等许多根本性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鲁迅也思考过宇宙的问题,在1935年6月29日致唐英伟的信中说过:“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从浩茫的宇宙降落到现实的硬地上,致力于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深刻的反思。

晚清以降,对于中国来说,“认识你自己!”就不仅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而且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了。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实在是太不认识自己了。鲁迅在早期论文《文化偏至论》中作过这样的描述,当时中国人对自我的意象是:“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对世界的意象是:“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这种惟我独尊、鄙夷四方的观念在中国人头脑中充斥了几千年,降至近代,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所指出的:“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然而在致命的打击面前,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却拒绝正视现实,承认失败,以总结教训,重振国风,反而文过饰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靠虚假的精神胜利来麻醉自己和国民的灵魂。于是,精神胜利法就成为近代中国一个普遍的精神现象。正如许多研究家都引证过的那样,近代中国充满精神胜利法的实例: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的将军奕山向英军卑屈求降,对朝廷却诳报打了胜仗,说“焚击痛剿,大挫其锋”,说英人“穷蹙乞抚”(《中西纪事》卷六)。清朝的皇帝居然也就这样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经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又据奏称该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命通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还发表过林损的一首诗,开头两行是:“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已经陷于闭着眼睛求圆满的“瞒和骗”的大泽中不可自拔,精神愈益沦落了!因此,这一时期对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大呵一声,使之猛醒,实现精神的自觉。

而鲁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正是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他在青年时代所写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企盼中国人的精神自觉,并就提出这样一段至理名言:

首在审己,亦必知人;

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其意是:首先在于审视自己,也必须了解他人,相互比较周全合宜,才能产生自觉。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用现代的哲学语言解释,则是:认识自己,又认识世界,在周严的比较中达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然后才能升华到自觉的境界。这一点,实质是人们学习哲学、增加智慧的要旨所在。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教授就认为哲学作为智慧的核心问题是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认识自己,并在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中“转识成智”和培养自由人格。这些观点,在他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书中得以充分展开,成为他所致力的以智慧为中心的哲学理论研究之一。

其实,鲁迅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以文学为武器启悟“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学会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在正确的认识中由“本能的人”、“蒙昧的人”转化为“自觉的人”、“智慧的人”,实现从青年时代就树立起的“立人”理想。他最主要的著作《阿Q正传》,就最为集中、最为充分、最为艺术地体现了这一用意。阿Q就是一个本能的蒙昧的人,他始终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得意时趾高气扬,欺侮弱者;失败时又靠精神胜利法,化失败为胜利,在“瞒和骗”中寻求圆满。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这一不朽形象表现了人类易于脱离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陷入主观主义误区的普遍弱点,鲁迅则通过阿Q这一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当时中国的一种昏聩颟顸、自欺欺人的精神现象,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易于逃避现实、退入内心、寻求精神胜利的精神机制和普遍弱点。堂吉诃德到临死时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并非什么骑士;阿Q则是直到被押往法场时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这两个艺术形象都是绝妙的“镜子”,启悟人们认识自己,实现精神的自觉。而阿Q则是中国化的,对于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启悟意义。

巴金在《随想录69•十年一梦》引过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十字军英雄记》中的一句话:

奴在身者,其人可怜;

奴在心者,其人可鄙。

所谓的“奴在心者”,就是在精神上、内心里被奴役的人,这种“精神奴隶”是最可鄙的。鲁迅终生致力批判的正是这种“精神奴隶”。1921年,他在《〈狭的笼〉译者附记》中就表述过这样的观点。《狭的笼》是俄国盲诗人埃罗先珂创作集《天明前之歌》里的第一篇,是作者在漂流印度时有感于当地人对废除“撒提”习俗的不满而写成的。鲁迅翻译了这篇文章并在附记中这样评述道:“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所谓“撒提”,是印度旧时的一种封建习俗:丈夫死后,妻子即随同丈夫的尸体自焚。“撒提”(Sait,梵文)原义为“贞节的妇女”。对于这种极端残忍、灭绝人性的封建习俗,予以废除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的许多印度人,甚至包括很多上层的文化人都表示反对。这些人的确如鲁迅所说的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争取“人”的价格,“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因而“即使并无敌人”,没有殖民者、奴隶主形式上的统治,在精神上、内心里,他们仍然是“狭的笼”中的最下流、最可鄙的奴隶!

鲁迅还在这篇文章中称赞“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这种“大旷野的精神”,实质上是与蜷缩在“狭的笼”中的奴隶精神相对立的,与其他作家提倡的“大荒原精神”等等精神是一致的,同是一种独立、自由的自觉精神。鲁迅又在《华盖集•通讯》中说,“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也正是认为中国缺乏俄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大旷野的精神”,多的是蜷缩在“狭的笼”中的“精神奴隶”。

鲁迅痛感中国人的精神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奴役之下日益萎靡锢蔽,1924年11月,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写道:

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

是的。没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也就没有大艺术、大学术。没有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蜷缩在思想的牢笼中,精神状态萎靡锢蔽,哪里能够创造什么真正的艺术和学术呢而鲁迅在《过客》中所大力张扬的大荒原上的“过客”精神,恰恰就是这种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是精神解放的最高标志。

1925年7月22日,鲁迅又在《论睁了眼看》这篇杂文中对当时弥漫整个社会自欺欺人的精神现象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抨击: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因此,鲁迅主张用文艺这“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令中国人从“瞒和骗的大泽”中挣脱出来。

1924年7月,鲁迅在西安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时说过:“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坏人完全是坏人,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打破了什么呢就是打破了“瞒和骗”的“大团圆”式的传统,写出了真实!

中国近代有两部书在中国人的精神解放史上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这就是《红楼梦》和《鲁迅全集》。而这两部书共同的地方,就是敦促中国人从“瞒和骗”的大泽中猛醒,“睁了眼看”世界,实现精神的真正解放!

到了晚年,鲁迅对中国人所受的精神奴役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1934年,他阅读《清代文字狱档》之后写了两篇杂文,值得反复品味。

一篇是《隔膜》。写的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逞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却很特别,大意是有两个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想请皇帝协办。虽然幼稚之极,然而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结尾却甚惨,这位才子被从重判刑,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去了。鲁迅对此案作出了极深刻的评析:

……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的信中,鲁迅又对此案作了如下评论:

顷读《清代文字狱档》第八本,见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书乾隆,请其出力,结果几乎杀头。真像明清之际的佳人才子小说,惜结末大不相同耳。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

鲁迅这段洞察世情的评析,具体来说,是针对冯起炎一案而谈的,从哲学启悟意义上思考,则是启发人类悟性的警世格言,启发我们作出这样的反省:要真正认识自己,就必须透过表面现象的“隔膜”,去理解事物的本质,绝不可像冯起炎那样简单愚蠢,上了统治者美好谎言的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地撒娇讨好去了”,结果祸从天降。而“不悟自己之为奴”一语,恰恰是对身受奴役而不自知者的最好评骘,一针见血地精辟概括出了这种人的精神特征。

另一篇是《买〈小学大全〉记》。写的也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小学大全》的编纂者尹嘉铨,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人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后来又因编纂《小学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许。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却继续求“名”,奏章给乾隆皇帝,请求为他父亲请谥,结果触怒龙颜,招致杀身之祸。鲁迅对此案的评析是:尹嘉铨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因为“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尹嘉铨招祸的原因与冯起炎相同,都是“不悟自己之为奴”,像阿Q那样对自己的奴隶地位与将死的命运毫无所知。

不认识自己的奴隶地位,又不认识世界、不认识这个世界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本质,缺乏最起码的悟性。这就是当时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悲剧。纵然尹嘉铨可称是位大学者,冯起炎也是生员,却毕其一生未能认识自己,也未能认识世界。为什么鲁迅一再劝告青年学生“不要再请愿”这里又批判尹嘉铨式的“请谥”就在于“请愿”与“请谥”虽然形式不同,本质却是相同的,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明,精神上都属于奴隶,没有实现精神解放,没有达到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境界。

直到1936年10月5日、即临终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还在谆谆教诲自己的同胞: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所谓“‘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其实就是鲁迅早期所提出的:“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也就是:首先在于审视自己,也必须了解他人,相互比较周全合宜,才能产生自觉。归根结底,就是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在这种认识中“转识成智”,生成自觉。中国近代以降,从梁启超、严复到胡适、周作人,历代思想家都在敦促中国人研究自己,反思国民性的弱点,但是毕其一生,始终如一,并且抓住根本,从哲学根柢上启悟中国人进行根本性反省的,除鲁迅之外,实在找不出第二个人来。鲁迅不仅善于抓住根本,而且专长于以文学为手段,形象地启发人们顿悟认识自己的要领。在这篇生命临近终结时发表的文章中,鲁迅就以肥胖与浮肿为例,形象地说明了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明的蒙昧的人,是怎样“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的:

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这种在“妄想”中求得精神胜利的“放心的浮肿”者,与忌讳头上癞疮疤的阿Q属于同种精神类型,永远“自我感觉”良好,永远在自欺欺人,永远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面目。为了疗救这种普遍的精神痼疾,鲁迅劝告这些“闭了眼睛浮肿着”的人,要好好“反省”,并且希望:

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这实质是教导中国人要学会“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以别人的批评为“镜子”照出自己的真实面目,“而自省,分析”,“变革,挣扎”,自强自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永远是稳定和丰富的。有了这样的心,这种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自觉的精神境界,在世事面前便可以荣辱无惊、乐观洒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鲁迅就是这样毕其一生对中国人精神进行着深刻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的精神自由,是以对精神的深刻自我意识为条件的。主体对自己的意识状态、精神世界有了深透的理解与掌握,才能自主、自觉地对己内世界实现有效的整统与完善,成为意识自我的主人。一个民族的精神要达到自由的境界,也需要以对本民族精神的深刻自我意识为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本民族的思想家,启悟同胞们对本民族的意识状态、精神世界有一个比较深透的理解与掌握,从而自主、自觉地对本民族的己内世界实现有效的整统与完善,成为意识自我的主人。而鲁迅正是这种本民族的最高境界的精神反思者,是民族的大脑和良知,是专门致力于民族精神反思的伟大思想家。其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正在于此。也正在于如此,鲁迅才始终紧紧地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纠葛在一起,不管你是拥赞他也好,反对他也好,都无法避开他。

(三)真心为中国好的中国人应该认真听取鲁迅的真声音

鲁迅在《秋夜》中写过“夜游的恶鸟”。长期以来,研究家们一直把“恶鸟”当作反面形象,看作是“夜空这一黑暗势力象征的附着物”。只有冯雪峰在《论〈野草〉》中认为是指“被作者发觉的作者自己”。1983年,敬三的《“夜游的恶鸟”辨析》第一次提出《秋夜》中的“夜游的恶鸟”并不是鲁迅笔下的反面形象,而同意冯雪峰所说的是鲁迅的自喻,因为鲁迅是喜欢猫头鹰这类“恶鸟”的,他把自己的文章比作枭鸣,渴望叫人们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出现。钱谷融先生在《观察与沉思的结合外界与内心的交融——鲁迅〈秋夜〉讲析》一文中,也持此见。孙玉石在《〈野草〉研究》中持惯常的看法,后来经过不停地汲取最新的信息,及时地进行反馈,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断作出深刻的反思,感到自己当时的研究,“忽略了鲁迅的黑暗与虚无思想的矛盾和深刻的性质。”因而在《重释》中纠正了这一偏向,大大加强了对鲁迅思想黑暗面的剖析。在解释《秋夜》中“夜游的恶鸟”时,就认为:“这句话中的‘恶鸟’与其说是夜空这一黑暗势力象征的附着物,不如说是在枣树战斗之后作者自我情绪的一种象征,更为符合文章的内在逻辑一些。”《野草》是了解鲁迅的窗口,也是检验研究家心灵、头脑和认知力、领悟力的试金石。每个研究家在解读《野草》的时候,都不能不接受它的检验。心灵是否纯净,头脑是否深邃,认知力是否敏锐,领悟力是否深刻,都要查个究竟,任何人都无法幸免。对于“夜游的恶鸟”的解释史,反映出20世纪中国还是一步步走向精神解放,逐渐趋近于鲁迅本体,对鲁迅思想本质的接受和理解也日益准确和深刻。不过这也说明了鲁迅本身话语系统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报告坏消息的“恶鸟”的本性,从世俗心理来看,大多数人实在是愿意听夜莺美妙的颂歌,不愿听怪鸱的恶声的。然而,鲁迅恰恰相反,他1924年就在《“音乐”》一文中呼吁过:“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从思想本质上说,鲁迅就是一只专门向中国人报告坏消息的“恶鸟”。这只“恶鸟”实质上是反过来以自己的民族为对象而思之,进行着民族精神的反思。他所报告的“坏消息”正是深刻反思的结晶,是出于对中华民族的挚爱和深刻洞察而道出的本民族的“真症候”,是因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发出的呐喊之声,是给他所深爱的中华民族开出的疗救良方。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益于病”。还是多听听“怪鸱的恶声”,少听些“夜莺美妙的颂歌”吧!倘若我们果真能够这样做,中华民族就会少遭受些“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类的灾难。鲁迅给我们留下了《野草》、《彷徨》那样的无比完美的文学文本,也给我们传下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那样独辟蹊径的学术经典,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是他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真正为中国好的人们应该真心倾听鲁迅这只民族“恶鸟”发出的真声音,细心研究这位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深刻地反思的伟大思想家,为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对中国国民性所作出的科学诊断。从而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正是鲁迅在当代中国的最为重要的价值所在,是鲁迅与当代中国最为紧密、最为珍贵的联系。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