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吴中杰:鲁迅的不朽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吴中杰  2021年09月10日17:03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强调“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并以政治立场作为评价作家的首要标准,因而在鲁迅研究工作中,就较多地从政治的角度来阐扬鲁迅精神,在各种选本中,大抵也选录他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文章为主,而且,还把他曾经说过的“遵命文学”一语,当作一种口号来宣扬,从而把鲁迅塑造成一个“服从政治”的作家,供人效仿。

然而,这种政治化了的鲁迅,并非真实的鲁迅。鲁迅是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独立思想的作家。

早在1907年所写的文章中,鲁迅就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五四时期,他又提倡“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自大”。这都是个性主义的表现,强调的是个人思想的独立性。1927年底,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作过一个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很可注意。在这篇演讲中,他强调的是:“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他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则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鲁迅在这里所说的,大概不只是过去,而且也预测着未来,这是一种普遍规律。正因为发表独立见解之难,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一向少有独立文人,而多“帮闲文人”和“帮忙文人”。30年代,鲁迅写了许多批判“帮闲文人”和“帮忙文人”的文章,并且指出,屈原的《离骚》,也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此论的要点,就是反对文人对于权力的依附,而要求文人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

不错,鲁迅在特定情况下,对于自己的创作,也曾说过:“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这里,“也可以说”几个字,已透露出几分勉强的意思。而且,接下去他就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而这所谓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也只是“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意思,并非真的接受什么人的命令。

其实,鲁迅一向是反对奉命写作的。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过:“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鲁迅自己就一向坚持独立思想的,即使到后期,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同情共产主义运动,但也仍是根据自己的思想感受写作,而不愿接受什么人的指令。1930年5月7日,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负责人李立三约鲁迅至爵禄饭店谈话,要求鲁迅像法国作家巴比塞一样,发表一个支持共产党政策的宣言。鲁迅对于当时共产党的左倾政策,本来就心存疑虑,而且,公开发表宣言,等于是要他赤膊上阵,与他一向所主张的壕堑战思想不符,所以为他所拒绝。鲁迅回家之后说:“我们两人各人谈各人的。要我像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得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我留在中国,还能打一枪两枪,继续战斗。”1936年,鲁迅与上海文艺界地下党负责人周扬等人的公开冲突,亦非偶然,而且它的内涵也不仅限于解散左联问题和两个口号论争。早在这之前,我们在鲁迅致胡风、曹靖华等人的书信中,就看到他称周扬等人为“英雄”、“元帅”、“工头”、“奴隶总管”,指责他们的领导作风,并且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这里所表示的,显然是对于他们那种东方式的专制主义领导思想和领导方式的不满。从周扬等人后来的回忆录和访谈录看,他们总以为自己是按组织原则办事的,并不认为有错。即使有什么错误,也只是对鲁迅这样一个特殊人物——被作为左翼文化旗帜看待的左联盟主,有不够尊重之处,却并不觉得需要尊重一个作家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所坚持的这种思想原则和领导方式,与鲁迅所坚持的文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原则,是互相矛盾的,这才是冲突的根源。

对于鲁迅的独立精神,即使非常尊重他的共产党员,也不能理解,而且颇有非议。据胡风晚年所写的《鲁迅先生》一文中回忆,两个口号的论争开始后,“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这时托派人物乘机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非常生气,但他正在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由冯雪峰代写的。冯雪峰约胡风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又约胡风一道去念给鲁迅听。“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而鲁迅自己的意见呢?胡风说:“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谈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显然,鲁迅是不满于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的,他不愿意被利用。这使我们想起他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所写之事:《晨报》因《语丝》的发行,颇受到一些打击,派人来与孙伏园说和,孙伏园在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鲁迅说:“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这话,对鲁迅刺激颇深,他说他听了之后,“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即刻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我于是乎‘彷徨’起来。”这两件事,表面上看来,很不相同,但就内中所反映出来的鲁迅思想性格而言,却是一致的。

后来,那些高举鲁迅旗帜的人,对于鲁迅这种独立性格,也是不予肯定的。他们对于鲁迅还是有保留看法的,只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不特别说出,却从另一方面突出地强调鲁迅曾经说过的“遵命文学”的口号。

当然,坚持作家的独立意识,不赞成文艺服从于政治,并不等于说文艺应该脱离政治。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这里所说的政治,是宽泛意义的政治,是指人间世事而言,而并非指政治家的政治。所以鲁迅的创作,并非服从于某种政治路线,而是着眼于社会人生。他写作大量的杂文,主要是从事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亦即批评中国的旧社会和旧文明。

从本质上看,鲁迅是位思想家。他之所以从事文艺运动,如他自己所说,是以为文艺最善于改造中国精神。而他之所以被称为革命家,则是由于他在文化革命上的功绩。他是一位文化思想上的革命家,而非政治革命家。人们往往以为思想家必须有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或者是有一种可资号召的主义。其实并不尽然。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是以对现实理解的深刻著称,他们虽然没有哲学体系,也不标榜什么主义,但他们的文章和言论足以启迪人心,引导人们前进,对时代所起的作用,远胜过书斋中创造出来的那些体系和主义。鲁迅就是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理解得非常深刻的思想家。读鲁迅的著作,特别是读他的杂文,能培养我们的观察力和思考力,有助于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

鲁迅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著称,但是,他的着眼点显然不在于各种文化派别的“原教旨”,而在于它们对于后世的影响。也就是说,鲁迅是从现实情况出发来评价传统文化,并决定对它的取舍的。他有一篇杂文的题目是:《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就说明他注重的是儒学在现实中的作用,或者说,现实中的权力者是如何利用孔夫子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句话有排山倒海之势,看似非常激烈,但是并不盲目。他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要踏倒的是有碍于生存、温饱和发展的东西,而不是有利于生存、温饱和发展的东西。在另一篇杂文里,他更明确地说出了他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同样从这一立场出发,他提出了“拿来主义”。这种“主义”要求我们根据本国的需要,放出自己的眼光,来吸取外国文化,而不是任外国人送来有害的东西。这种文化态度,至今看来,仍是可取的。

正因为鲁迅是从实际出发来看待文化问题,所以他的文明批评总是与社会批评联系在一起,从社会问题出发,来挖掘旧文明的根子。如:从儿童被压抑的精神状态,来批判以长者为本位的孝道;从照相之类,发掘中国人的保守思想和畸形审美心态;从铜镜纹饰的变化,看历代不同的文化心态;从袁世凯称帝时货币贬值所引起的恐慌,悟出中国的历史,实质上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从“面子”问题,挖出国民思想的虚假性;从《论语》派之提倡超脱现实,剖析隐士文化的矛盾性,等等。即使有些没有直接与某种文化传统相联系的社会思想,它的形成,也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鲁迅的杂文,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写出了它的历史根源,所以具有它的深刻性。

既然有现实针对性,就必然要介入社会斗争。在斗争中,鲁迅始终站在社会正义这一边,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并且用他锋利的笔,戳穿虚伪的假面,揭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来。

有些人指责鲁迅的文笔太尖刻,说他太喜欢骂人,但从论战的实际情况看,鲁迅倒常是后发制人的。比如,梁实秋以“卢布说”的大帽子来扣左翼作家在先,鲁迅才骂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拿卢布”在当时是可以致死的罪名,而“乏走狗”之类,则只不过是揭露性的言辞而已。所以鲁迅主张出版杂文集子时,应将对方的文字也收入,才能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否则还以为一方在对空打太极拳。现在,对手的文字大抵已经泯灭,于是只觉得鲁迅的杂文尖刻了。

但是,要读懂鲁迅的杂文,也确实不很容易。这需要有相当的社会阅历和历史知识。鲁迅在1936年4月2日复颜黎民小朋友的信中,就说:“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而一旦读懂了,那就会得益无穷。每读一遍,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体会。中国近现代社会,表层的变动虽然很大,但深层文化却触动不够,旧的思维模式保留得很多。鲁迅所批评的是深层文化,所以他的杂文至今读来,仍很有现实感。当然,这也并非好事。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鲁迅自然也有缺点,也有判断失误之处,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就总体而论,他的大多数见解,至今看来,仍是正确和深刻的。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这是非常难得的。因此,他的影响力经久不衰。

鲁迅不是靠人为的吹捧而伟大,他是以自己的作品显示出他的不朽。拂去鲁迅身上涂抹的东西,这才是真的鲁迅,伟大的鲁迅。

(原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