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鲁迅先生有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当我还不曾和他相识的时候，时常听到有人议论他：“鲁迅多疑。”有些人还绘声绘色，说他如何世故，如何脾气大，爱骂人，如何睚眦必报，总之，鲁迅是不容易接近的，还是不去和他接近好。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一次一次的造谣毁谤，也可以将真相埋没。我于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不过也曾有过一个时期，的确很想见见鲁迅先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更换笔名。我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上投稿，偶而写些同类性质的文章。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由于产量不多，《自由谈》以外又不常见，那些看文章“专靠嗅觉”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的名下，并且施展叭儿狗的伎俩，指桑骂槐，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自己作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去承担责任呢？我觉得十分内疚，很想当面致个歉意，但又害怕鲁迅先生会责备我，颇有点惴惴不安。正当想见而又不敢去见的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却不期而遇地晤见了鲁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鲁迅先生接着说：

“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出于意料之外。我立刻紧张起来，暗地里想：这回可要挨他几下了。心里一急，嘴里越是结结巴巴。鲁迅先生看出我的窘态，连忙掉转话头，亲切地问：

“你真个姓唐吗？”

“真个姓唐，”我说。

“哦，哦，”他看定我，似乎十分高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说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先是一怔，接着便明白过来了：这指的是他曾经使用“唐俟”这笔名，他是的确姓过一回唐的。于是，我也笑了起来。半晌疑云，不，很久以来在我心头积集起来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尽散绝了。

从那一次和以后多次的交谈中，鲁迅先生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平易近人。他留着浓黑的胡须，目光明亮，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仿佛处处在告白他对现实社会的不调和。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平易近人，“能憎，才能爱。”或者倒可以说，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反而更加显得他的平易近人了吧。和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正是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对待青年，对待在思想战线上一起作战的人，鲁迅先生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他和青年们谈话的时候，不爱使用教训的口吻，从来不说“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一类的话。他以自己的行动，以有趣的比喻和生动的故事，作出形象的暗示，让人体会到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有些青年不懂得当时政治的腐败，光在文章里夸耀中国地大物博；看得多了，鲁迅先生叹息说：“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有些青年一遇上夸夸其谈的学者，立刻便被吓倒，自惭浅薄；这种时候，鲁迅先生便又鼓励他们说：“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记得在闲谈中，鲁迅先生还讲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至于自己怎样尽心竭力，克己为人，却绝口不提。他经常为青年们改稿，作序，介绍出书，资助金钱，甚至一些生活上琐碎的事情，也乐于代劳。有一次，我从别处听来一点掌故，据说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并不太熟的青年，靴子破了，跑到鲁迅先生住着的绍兴县馆，光着脚往床上一躺，却让鲁迅先生提着靴子上街，给他去找人修补。他睡了一觉醒来，还埋怨补得太慢，劳他久等呢。

“有这回事吗？”我见面时问他。

“呃，有这回事，”鲁迅先生说。

“这是为的什么呢？”

“进化论嘛！”鲁迅先生微笑着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你的舌头底下压着个结论：可怕的进化论思想。”

我笑了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进化论牵制过我，”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但也有过帮助。那个时候，它使我相信进步，相信未来，要求变革和战斗。这一点终归是好的。人的思想很复杂，要不然……你看，现在不是还有猴子吗？嗯，还有虫豸。我懂得青年也会变猴子，变虫豸，这是后来的事情。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靴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只要我努力，他们变猴子和虫豸的机会总可以少一些，而且是应该少一些。”

鲁迅先生沉默了，眼睛望着远处。

如果把这段话看作是他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解释，那么，“横眉冷对千夫指”呢？鲁迅先生对待敌人，对待变坏了的青年，是决不宽恕，也决不妥协的，也许这就是有些人觉得他不易接近的缘故吧。据我看来，“横眉冷对”是鲁迅先生一生不懈地斗争的精神实质，是他的思想立场的概括。就战斗风格而言，又自有其作为一个成熟了的思想战士的特点。他的气度，他的精神力量，在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仿佛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讽刺显示他进攻的威力，而幽默又闪烁着反击的智慧。对社会观察的深刻，往往使他的批判独抒新见，入木三分。鲁迅先生的后期杂文，几乎都是讽刺文学的典范，他的谈话，也往往表现了同样的风格。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说是阔佬和他讲了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啦，他对我说：滚出去！’”听讲故事的人莫不大笑起来。还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鲁迅先生幽默地说：“同学同泳，皮肉偶而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我们已经笑不可抑了，鲁迅先生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这些谈话常常引起我好几天沉思，好几次会心的微笑，我想，这固然是由于他采取了讽刺和幽默的形式，更重要的，还因为他揭开了矛盾，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到事物内蕴的深度，暗示了他的非凡的观察力。

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我的第一本书，最初也是经鲁迅先生介绍给一家书店，而后又由另一家拿去出版了的。当时因为杂志上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触犯了日本天皇，引出日本政府的抗议，国民党政权请罪道歉，慌做一团，检查官更是手忙脚乱，正在捧着饭碗发抖。书店把我的原稿送去审查，凡是涉及皇帝的地方，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从秦始皇到溥仪，从凯撒大帝到路易十六，统统都给打上红杠子，删掉了。好几处还写着莫名其妙的批语。我一时气极，带着发还的原稿去见鲁迅先生，把这些地方指给他看。

“哦，皇帝免冠啦！”鲁迅先生说。

“您看，还给我加批呢。强不知以为知，见骆驼就说马肿背，我真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些昏话！”

“骗子的行当，”鲁迅先生说，“总要干得像个骗子呀。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是骆驼，不过自己吃了《神异经》里说的‘讹兽’的肉，从此非说谎不可，这回又加上神经衰弱，自然就满嘴昏话了。”

鲁迅先生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转身扶住椅背，立定了。

“要是书店愿意的话，”他说，“我看倒可以连同批语一起印出去。过去有钦定书，现在来它一个官批集，也给后一代看看，我们曾经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还要让它‘流芳’百世吗？”

“这是官批本，”鲁迅先生认真地说，“你就另外去印你自己的别集。快了！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

听着鲁迅先生的谈话，昏沉沉的头脑清醒过来，我又觉得精神百倍了。在苦难的梦魇一样的日子里，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给我以勇气和力量。他的深刻的思想时时散发出犀利的光彩。说话时态度镇静，亲切而又从容，使听的人心情舒畅，真个有“如坐春风”的感觉。“如坐春风”，唔，让人开怀令人奋发的春风呵！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一面仔细地吟味着每句话的含义，一面默默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不然的话，我大概会呼喊起来。真的，站在鲁迅先生面前，我有好几次都想呼喊，我想大声呼喊：我爱生活！我爱一切正义和真理！

（原载1961年《中国文学》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