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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曹聚仁:鲁迅的性格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曹聚仁  2021年09月10日16:57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和记者谈到鲁迅先生的性格,说:“他这肺病,本来在十年前,就已隐伏着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没有这回事,所以病状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来。说到他的思想,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转变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他在上海住的地方很秘密,除了舍弟建人和内山书店的人知道以外,其余的人,都很难找到。”记者的笔录,也许有点走样,大致该和周先生所说相符合,以启明先生的博学多识,益以骨肉之亲,这些话该是十分中肯的。但由站得比较远一点的我看来,启明先生的话不无可以商量之处。

“为了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这样的人,古之人曾有过伯夷,孟子称之为“圣之清者也”。说个性很强只是“圣之清者”的特征,却不十分妥当。因为柳下惠式的“圣之和",伊尹式的“圣之任”,孔丘式的“圣之时”,都非有很强的个性不可。个性不强,就变成乡愿式的“德之贼”,当然非启明先生所许与的。鲁迅先生生前,曾写信给我,说:“现在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这话,正和启明先生所说的相反;换句话说,鲁迅先生并不是伯夷式的人物,他若是伯夷式的人物,他也不会以上海的环境于他很适宜了。

启明先生有点近于柳下惠式的“圣之和”,鲁迅先生则有点近于伊尹式的“圣之任”。孟子说伊尹将以道觉斯民,自任以天下之重,但一面又说:“伊尹耕于有萃之野,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这才是鲁迅先生人格的写照。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的分野正在于此,胡适先生爱以他的学问地位“待价而沽”,鲁迅先生则爱受穷困的磨折,并不曾改变他的节操过,至死还是“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见《遗嘱》)。

说到鲁迅先生的对一一切事都很悲观,也只说了一半。他的幼年时代的经历,以及壮年以后对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幻灭,无疑的使他变成虚无主义者;这幻灭的影片,如《好的故事》所写的,的确够悲观了。但鲁迅先生在《自选集》的序文,已经提到他自己意识的转变,说:“我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又知道,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极其有限的”。他自悟:“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以对于热情者们时代有同感,不断为热情者呐喊几声以助威。鲁迅先生在近十年间,努力克服个人主义的气分,要和为社会舍身的战士们的步骤相一致。或者应该这样说罢,他是渐渐远离了虚无主义,投入社会主义中去,对于革命事业的完成,并不和先前那样悲观了。

启明先生也说鲁迅“多疑”,这倒是很有趣的。“多疑”和“非常透彻的观察事物”正是相反,既说他“多疑”,又说他“观察得非常透彻”,这两句话,不知怎样合得逻辑。以医病为例,断症既明,则开方自易,不必犹疑了。鲁迅先生有一回,说:“……有些硬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横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还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照这话看来,住址的秘密,想一想旁人所说的话是什么用意,只能说是“野兽”的生存本能的反应,难道定如羔羊的等着受宰割才算是“镇定不惑”吗?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对于“多疑”二字的正面驳斥,已经一见不一见,他决不料死后还要蒙“多疑”二字的冤枉的。

我和鲁迅先生间的友谊,自然不及启明先生之“亲”而且“切”。本不必“谬托知己”。但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是一个“认真”的人,不肯轻轻放松一件事一句话,要彻底想一想的人,和启明先生所见的会有这么多的差距,倒是值得仔细吟味的。

(原载1937年8月上海书店出版社《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