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回忆实是苦恼的事，因为事隔多年，脑海的印象自然就会模糊起来，免不得要做一番研究工作。

我于九月十七日收到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一封信，询问鲁迅在景云里曾住过几处房间，搬过几次场等。纪念馆同人一向积极负责，留心各项有关纪念事迹，严肃细致地考核历史事实，不遗余力。这次既承垂问，不敢潦草塞责。于是一面向各方亲友邻居仔细探听，有无一些唤起记忆、可资参考的材料；更其重要的是向周建人夫妇请教，因为一切经手事项都是烦劳他们的。凑巧九月底我随人大代表团去越南，直至十月中旬才回到北京。当时就看到周建人夫妇在九月三十日从杭州发来的一封信，答复和我的记忆是一致的。这才去掉了一切怀疑。

周建人夫妇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你们第一次住在景云里石库门的朝南房子第二排的最后一幢，与大兴坊接连，是二十三号，第二次住在同一排的第二幢，是十八号；第三次住在同一排的第一幢，是十七号，可是出人在十八号。”

住在景云里的时候，是有一些小小情节可资记忆的。但因事非重要，写回忆录时就略去了。如今既然有人关心，不妨写些出来，聊供研究之助。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和我初到上海，住在共和旅店内，建人先生天天来陪伴。旅店不是长久居住之处，乃与建人先生商议，拟觅一暂时栖身之所。恰巧建人先生因在商务印书馆作编辑工作，住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内，那里还有余房可赁。而当时文化人住在此地的如茅盾、叶绍钧(当时一般用此名)，还有许多人等，都云集在这里，颇不寂寞。于是我们就在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从共和旅店迁人景云里第二弄的最末一家二十三号居住了(后来让给柔石等人居住)。

鲁迅在广东遭遇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之后，惊魂甫定，来到了上海，心里是走着瞧，原没有定居下来的念头的，因自厦门到广州，他如处于惊涛骇浪中，原不敢设想久居的。所以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备了。没有用工人，吃饭也和建人先生以及他的同事们在一起。一批长久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在这许多熟人环绕之中，我们就暂作安身之所了。

不料有一天，忽然砰砰枪声接连不断。我们只好蛰居斗室，听候究竟。事后了解，才晓得有一“肉票”，被关在弄内，后为警察发觉，绑匪企图抵抗，就窜到汽车房的平台上，作居高临下的伏击。在射击时，流弹还打穿二十三号的一扇玻璃窗，圆圆的一个小洞，煞是厉害。结果自然警察得胜，绑匪陈尸阳台，可见当时景云里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的。鲁迅也未能安居，住在景云里二弄末尾二十三号时，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式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的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内，迫使鲁迅竞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的了。

自从我们搬到二十三号之后不久，鲁迅又向建人先生建议，两家合伙烧饭，以免和同事们一起诸多不便，一切柴，米，油，盐等杂务，托王蕴如同志的一位亲戚兼管，就在二十三号楼下煮食。我们的后门，紧对着一位鼎鼎大名的奚亚夫，挂有大律师的招牌。他家中有十四五岁的顽童，我们通常走前门，哪里招惹着他们呢？但因早晚在厨房煮饭，并带领建人先生的小孩，因此被顽童无事生非地乘煮食时丢进石头.沙泥，影响到小孩的安全和食物的清洁。鲁迅几经忍耐，才不得已地向之婉言。不料律师家的气焰更甚，顽童在二十三号后门上做那时上海流氓最可鄙的行为：画白粉笔的大乌龟，并向我们的后门撒尿。理论既不生效，控告岂是律师之敌，这时，刚好弄内十八号有空屋，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移居到十八号内，并约建人先生全家从一弄原来的住处搬在一起。计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在二十三号共住十一个月。古人云择邻相处，但当时的上海，无论如何择法，也很难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是一段惨痛的回忆。

在十八号，鲁迅和建人先生怡怡相处了五个多月，深感建人先生相助之忱。蕴如同志在上海久居，一切事无大小，俱获她竭诚相助。鲁迅在这个时期，算是和兄弟怡怡相聚，朝夕相处的最快活的日子了。

忽然，听说隔邻十七号又空起来了，鲁迅欢喜它朝南又兼朝东，因为它两面见到太阳，是在弄内的第一家，于是商议结果，又租了下来。当时正在粉刷，并拟在十七-十八号之间，打通一木门，为图两家往来方便，就从十八号出入，正在计划之下，十七号因还没人搬进去，被偷儿乘隙破门守候了一夜，准备来到我家行窃，我们却毫无所知。鲁迅因夜眠甚迟，有时开亮后楼的灯，去烧水煮茶；有时开亭子间的灯，去如厕；这样竟夜之间，陆续不断，四处通明。到了三时以后，鲁迅正在临睡前漱口，偷儿却以为是人起床了，动手不得，大忿之下，撒满楼梯的粪便，失意离去，而我们却安然无恙。事后，鲁迅笑着说：“他对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只好撤退了。”

一九二九年二月，鲁迅参加了“自由大同盟”，这时我们虽然搬到十七号内，但是风声紧迫，对鲁迅不利。我们在这里虽生育抚养了孩子，然而当孩子半岁，鲁迅的全部牙齿肿痛，陆续拔掉的时候，却避居到内山书店去了。当我们搬到十七号住的时候，厨房是空着不用的，出人活动，一切集中在十八号内。十七号厨房刚好就存放了一大堆木柴，等待干燥时好用。那律师家的顽童，眼见这情景，乘我们的疏忽，没有关上窗户，夜里却偷偷丢进满是

煤油浸透的引火纸头，意想引起火灾。次早一看，却幸而熄灭在地，大律师的威焰，可算给我们吃尽苦头了。

因为政治上的压迫，屡次避居，内山先生也为之不安起来。到一九三〇年五月，才由内山先生介绍，又搬到北四川路楼寓里去。到了“一•二八”，日本军国主义者蹂躏了上海，景云里陷入火线中，周建人先生住的房子，他楼上的眠床，直穿炮弹。幸而他躲在楼下，才免于危险。但日本军队如狼似虎地到处捉人，看见了他，就加以拘留，经过鲁迅托内山先生去查询才得放出来和家人相见。可是景云里还拘着不少的人，有一家还有人被打死，

有一家灶被毁坏，扔了不少脏东西。景云里当时遭到这样浩劫，是因为在宝山路附近，正是战火绵延的地段，所以现在若去查考旧迹，是否一切如故呢？我是不敢确定了。

至于鲁迅日记所载的门牌号数，可能有笔误。因为我记忆的门的样子和周建人先生他们说的完全一致，和王士菁编的《鲁迅传》也一点不差。想来旧痕还在，不致错误的了。

（原载1962年11月21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