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
回忆实是苦恼的事,因为事隔多年,脑海的印象自然就会模糊起来,免不得要做一番研究工作。
我于九月十七日收到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一封信,询问鲁迅在景云里曾住过几处房间,搬过几次场等。纪念馆同人一向积极负责,留心各项有关纪念事迹,严肃细致地考核历史事实,不遗余力。这次既承垂问,不敢潦草塞责。于是一面向各方亲友邻居仔细探听,有无一些唤起记忆、可资参考的材料;更其重要的是向周建人夫妇请教,因为一切经手事项都是烦劳他们的。凑巧九月底我随人大代表团去越南,直至十月中旬才回到北京。当时就看到周建人夫妇在九月三十日从杭州发来的一封信,答复和我的记忆是一致的。这才去掉了一切怀疑。
周建人夫妇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你们第一次住在景云里石库门的朝南房子第二排的最后一幢,与大兴坊接连,是二十三号,第二次住在同一排的第二幢,是十八号;第三次住在同一排的第一幢,是十七号,可是出人在十八号。”
住在景云里的时候,是有一些小小情节可资记忆的。但因事非重要,写回忆录时就略去了。如今既然有人关心,不妨写些出来,聊供研究之助。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和我初到上海,住在共和旅店内,建人先生天天来陪伴。旅店不是长久居住之处,乃与建人先生商议,拟觅一暂时栖身之所。恰巧建人先生因在商务印书馆作编辑工作,住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内,那里还有余房可赁。而当时文化人住在此地的如茅盾、叶绍钧(当时一般用此名),还有许多人等,都云集在这里,颇不寂寞。于是我们就在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从共和旅店迁人景云里第二弄的最末一家二十三号居住了(后来让给柔石等人居住)。
鲁迅在广东遭遇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之后,惊魂甫定,来到了上海,心里是走着瞧,原没有定居下来的念头的,因自厦门到广州,他如处于惊涛骇浪中,原不敢设想久居的。所以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备了。没有用工人,吃饭也和建人先生以及他的同事们在一起。一批长久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在这许多熟人环绕之中,我们就暂作安身之所了。
不料有一天,忽然砰砰枪声接连不断。我们只好蛰居斗室,听候究竟。事后了解,才晓得有一“肉票”,被关在弄内,后为警察发觉,绑匪企图抵抗,就窜到汽车房的平台上,作居高临下的伏击。在射击时,流弹还打穿二十三号的一扇玻璃窗,圆圆的一个小洞,煞是厉害。结果自然警察得胜,绑匪陈尸阳台,可见当时景云里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的。鲁迅也未能安居,住在景云里二弄末尾二十三号时,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式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的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内,迫使鲁迅竞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的了。
自从我们搬到二十三号之后不久,鲁迅又向建人先生建议,两家合伙烧饭,以免和同事们一起诸多不便,一切柴,米,油,盐等杂务,托王蕴如同志的一位亲戚兼管,就在二十三号楼下煮食。我们的后门,紧对着一位鼎鼎大名的奚亚夫,挂有大律师的招牌。他家中有十四五岁的顽童,我们通常走前门,哪里招惹着他们呢?但因早晚在厨房煮饭,并带领建人先生的小孩,因此被顽童无事生非地乘煮食时丢进石头.沙泥,影响到小孩的安全和食物的清洁。鲁迅几经忍耐,才不得已地向之婉言。不料律师家的气焰更甚,顽童在二十三号后门上做那时上海流氓最可鄙的行为:画白粉笔的大乌龟,并向我们的后门撒尿。理论既不生效,控告岂是律师之敌,这时,刚好弄内十八号有空屋,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移居到十八号内,并约建人先生全家从一弄原来的住处搬在一起。计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在二十三号共住十一个月。古人云择邻相处,但当时的上海,无论如何择法,也很难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是一段惨痛的回忆。
在十八号,鲁迅和建人先生怡怡相处了五个多月,深感建人先生相助之忱。蕴如同志在上海久居,一切事无大小,俱获她竭诚相助。鲁迅在这个时期,算是和兄弟怡怡相聚,朝夕相处的最快活的日子了。
忽然,听说隔邻十七号又空起来了,鲁迅欢喜它朝南又兼朝东,因为它两面见到太阳,是在弄内的第一家,于是商议结果,又租了下来。当时正在粉刷,并拟在十七-十八号之间,打通一木门,为图两家往来方便,就从十八号出入,正在计划之下,十七号因还没人搬进去,被偷儿乘隙破门守候了一夜,准备来到我家行窃,我们却毫无所知。鲁迅因夜眠甚迟,有时开亮后楼的灯,去烧水煮茶;有时开亭子间的灯,去如厕;这样竟夜之间,陆续不断,四处通明。到了三时以后,鲁迅正在临睡前漱口,偷儿却以为是人起床了,动手不得,大忿之下,撒满楼梯的粪便,失意离去,而我们却安然无恙。事后,鲁迅笑着说:“他对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只好撤退了。”
一九二九年二月,鲁迅参加了“自由大同盟”,这时我们虽然搬到十七号内,但是风声紧迫,对鲁迅不利。我们在这里虽生育抚养了孩子,然而当孩子半岁,鲁迅的全部牙齿肿痛,陆续拔掉的时候,却避居到内山书店去了。当我们搬到十七号住的时候,厨房是空着不用的,出人活动,一切集中在十八号内。十七号厨房刚好就存放了一大堆木柴,等待干燥时好用。那律师家的顽童,眼见这情景,乘我们的疏忽,没有关上窗户,夜里却偷偷丢进满是
煤油浸透的引火纸头,意想引起火灾。次早一看,却幸而熄灭在地,大律师的威焰,可算给我们吃尽苦头了。
因为政治上的压迫,屡次避居,内山先生也为之不安起来。到一九三〇年五月,才由内山先生介绍,又搬到北四川路楼寓里去。到了“一•二八”,日本军国主义者蹂躏了上海,景云里陷入火线中,周建人先生住的房子,他楼上的眠床,直穿炮弹。幸而他躲在楼下,才免于危险。但日本军队如狼似虎地到处捉人,看见了他,就加以拘留,经过鲁迅托内山先生去查询才得放出来和家人相见。可是景云里还拘着不少的人,有一家还有人被打死,
有一家灶被毁坏,扔了不少脏东西。景云里当时遭到这样浩劫,是因为在宝山路附近,正是战火绵延的地段,所以现在若去查考旧迹,是否一切如故呢?我是不敢确定了。
至于鲁迅日记所载的门牌号数,可能有笔误。因为我记忆的门的样子和周建人先生他们说的完全一致,和王士菁编的《鲁迅传》也一点不差。想来旧痕还在,不致错误的了。
(原载1962年11月21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