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一次分神》
作者：胡桑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08月
ISBN：9787532179343
定价：48.00元
四、写作始于一次分神
那么，写作，之于我，到底是什么？写作只是如实写下自己经历了的生活？还是去重新构造自己、改变自己？或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生活着当下的生活？
胡桑是我的笔名，谐音于湖桑，后者是我老家湖州的一个桑树品种。家里的房子后面生长着一大片浩瀚的桑树林。我曾经一直漫游其中。我在大学时开始使用这个笔名，漫游在异乡，我却与自己的故乡和解了。我不想只生活在原名里。笔名是生活的增补和溢出。这种方式类似于写作。写作始于一次分神、忘我、偏移、构造。无可奈何的是，这又会被误解为一种试图逃离、甚至缺失了责任的写作。但是这个笔名还有一层意思，我想要去转化当下的生活，而不是逃离。因为我保留了我的姓，这是我与亲人、生活、故乡、土地的联系。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曾在一个访谈中说过：“写作是我理解人生的一种好方式。只有写作，我才能理解人生。通过写作来理解自己和家人所经历的不幸。通过写作正确地了解生存境况。在写作时，很多事情变得清晰了，越写越觉得写作确实是应对失落、毁灭与生存的好方式。”通过写作，我理解了自己和他人。那些幸运的、不幸的记忆都可以在写作里融解而焕发出如梦似幻的氤氲，让我激动不已，又恍惚迷恋。不过，终我收到了明亮日子的邀请。
写作者是通过他者而成为自己，一个更丰盈的自己，关于自己的自己，一个元自己。我在写作中一直试图抵御顽固的本土、地方、民族，不想让自己成为贴着地域标签或民族标签的作家。当然，我并不排斥自己身上的地域性或民族性，但前提是，我需要一种开放的地域性或民族性，让写作保持游走的流动性。我的散文集《在孟溪那边》就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文本。孟溪就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村子。世界文学则让我得以辨认自己的封闭与贫乏，从而去渴慕敞开和流动。
只是当初我误以为世界文学将我引向了另一个外在的世界。如今我蓦然回首，悟出这个世界其实是从当下生活中发展出来的一个世界，一个更具有可塑性的世界，它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它是流动的，而不是凝固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犹如星丛，相互弥补、牵引，共同构筑了世界文学空间。当然，这是一个乌托邦。目前的境况是，巴黎、伦敦、纽约或者柏林充当着世界文学的权力中心。
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去阅读来自巴黎、伦敦、纽约或者柏林的文学作品，我们通过阅读他者而更加丰盈，甚至我们必须阅读，不然就只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于凝固的语言之井。这丝毫不妨碍我们用汉语写作，甚至更需要我们用汉语写作。因为，通过汉语，我们才能呈现这片土地上的生活，而通过外语或者翻译中的汉语，我们能够让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有了鲜活游动的层次。自我不是他者的影子，他者更不是自我的镜像，他者是的，永远保持着陌异，因而能够纠正自我的妄自菲薄，打开封闭的自我。他者，因为其陌异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残忍的法则、权力和束缚性的力量，因而可以让我们去揭示，甚至去反抗，去消解那些庞然大物。
他者永远保持陌异，纠正自我的妄自菲薄。
取道世界文学，我开始重新打量眼前的、当下的生活。我曾经渴望的其实不是外在的生活，而是陌异的、变形的内在生活，超越束缚在日常认知中的生活，不断被“翻译”着的生活。我还想说，这是一种反抗民族、国家、文明中心的“翻译”，不仅反抗西方这个中心，也反抗着中国这个中心。写作，即转化、提炼当下生活，并非臣服于趋向中心的生活，而是揭示去中心的、塑形着的生活。在这样一种写作中，我又开始爱上了当下生活。翻译，让坚不可摧的壁垒、铁丝网、围墙、战壕土崩瓦解，让语言流动起来，让每一个人的生活流动起来。
写作让我们克服（而不是舍弃）了当下现实，克服了其封闭性和束缚性，给了我们一种想象别样生活的可能性，去构造另一种更敞开、无限、流动的生活的方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世界文学”能够解放写作，正是因为它的异质性。它是在民族之间产生的，是在翻译之中形成的，它永远不可能超越翻译，也不会凝固于一个中心——趋向中心的翻译也应是对中心的进攻、渗入、占有和栖居，是对中心的瓦解，对固有语法的扰乱和增殖。翻译意味着相互的改变和塑造。不存在一个中心可以凌驾、侵吞其余的语言、民族、国家和文明。世界文学是包容异质性的文学，而不是排斥异质性的文学。我们需要世界文学。可能的生活不是想要排挤当下的生活，而是更好地认知、提炼、改造当下的现实生活，拆解其幽暗不明的那些束缚性的法则。我们需要可能的生活。写作就是去中心的，朝向他异的，朝向陌生的，朝向可能生活的语言行动。
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写作者需要回答的。如果文学可以是一切，那就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从广义而言，文学可以是一切表达，进一步而言，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文学对创造性的表达有着天然的执著。什么叫创造性表达？倘若文学只能用固有的语法和词汇去书写一种特定的、一成不变的、无从改变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文学总是对某种生活、某种特定的书写进行纠正甚至超越。文学作为表达，可以是政治的，哲学的，审美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超越创造性的表达本身。文学是对语言建制的不断更新和超克。语言所传达的精神一经流散，就无从彻底根除。不过，汉语具有强大的变形能力，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明可以在现代彻底地重新开始，但需要对汉语的表达形式及其精神内容的建制不断地改造。汉语自古以来就是一门极为开放的语言，不断在吸收中变形，却没有被任何一种外来语代替。变形和翻译要在星丛关系中完成，而不是在趋向中心的运动中懒惰地完成，不能将自己整个地交出去。
我们应该有勇气去变形，而不是回避。在实践中，可以吸纳他者的力量，但不是复制他者。如果我们一直让文学只表达一种生活，一直用一种方式表达同一种生活，那么文学的创造性就消失了，生活的顽固的暴力也就变得不可一世。我们也不能直接搬运一种外在的生活。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必须书写何种生活。外国文学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表达，表达同一种生活的不同方式，或者重新审视同一种生活的不同方式，同时会形成认知的开放性和流动性。这样的外国文学属于世界文学。但是，如果外国文学成为了写作的模板，固定的形式，那么，它就已经背叛了世界文学。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去关注生活，或者说，从未停止过热爱生活。不管热爱何种生活，但是文学作为一种书写手段，必定拥有特殊的形式和方法，我们不能忽略这个形式和方法。热爱生活，首先是去感受生活，深入认识生活的面貌。外国文学所提供的方法，必须在我们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中改造、变形，必须被熔炼成我们看待自己生活的方法、感受我们自己生活的能力。任何具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都是还原了而不是缩减了生活的复杂性，都展现出对生活本身的不可约束的想象力。我们需要面对当下生活的伦理和政治。一个作家，除了能够写作，需要完成生活所要求的其他职责：伦理、政治的职责。作家不应该只能够写作。
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写作仿佛成了能够跨越边界的事情，不仅是跨越语言、民族、文明的边界，也能跨越阶层的边界，年龄的边界，性别的边界。如此，写作浩大、开阔，在边界上任意穿行。不过，说到底，写作依然是一件自由的、自然的事情，起源于一个人对语言和表达的爱，一份属己的爱、权利和快乐。只是当每个人想要去探索写作的尺度，就要调适和语言的关系，辨认自己的语言能力和语言特征，联结文学传统、当下生活，建立与他人及其共同体的关系，穿越重重边界，从陌异语言及其文明那里吸收潜能。在这样的尺度里，写作是公共的事情，不仅可以讨论，甚至可以判断、争辩。但这依然不影响属己的权利和快乐。正是这样的权利和快乐一直激励着我去阅读，并写作，写下我在阅读中的发现，写下日常中错综复杂的语法和规则，写下生活赐予我的生命的律动，以及思想的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