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再一次睡在这所老宅里，已经是十五年后。一觉醒来，宽大的玻璃窗透进清晨的微光，抬眼目视上方，是雪白的天花板，我意识到，这是在老宅新建的房子里。

再闭上眼睛，曾经的记忆又出现在眼前。檩子和苇箔浸润了油烟，散发着暗亮光泽。一条被称作“净木”的房梁，通体没有疤痕，熏成了古铜色，成人一抱粗细。孩子们的眼中，显得尤为粗实，在只生野草不长大树的黄河口乡村，已属罕见之物。早晨醒来，我时常望着那架粗大的房梁出神。一条裂痕，由细到粗，再由粗到细，曲折延伸，直至消失，成为另一条裂痕的起点。有时候，我会努力想象它作为一棵大树时的样子，它又来自何方？脑海里会生出一片茫然。现在想来，那应当是一棵杉树，而杉树，是我到南方当兵之后才第一次见到。

颈椎毛病让我微微不适，我习惯性地用力摇晃几下脖子，怀念起母亲做的长条枕头。那枕头，由一条长约八十厘米的黑色粗布布袋，装填谷糠，两头用正方形布片封堵而成。这样缝制的枕头，两头方正，中间趋圆，粗若碗口，分量不重，丰实又有弹性。家里男孩中，我排行第五，与四哥、六弟年龄相近。小时候睡觉，通常俩人睡一个被窝，我先与四哥合睡，后与六弟共枕。冬季寒冷，仰卧或相背，冷风容易从两人缝隙中侵入，同向侧卧、屈膝，方可珠联璧合。兄弟俩和平相处时，一只手臂搭上对方的腰际，裸身相拥，“赤诚”相见，也算受用。偶有一方跟随父母走亲访友，一人享受俩人巢穴，顿觉舒适泰然。独享一床被褥是幼年时的期待，这种期待是漫长的，要等到一床窄小的被子裹不下两个人的身体。然而，哥哥离开，弟弟继之，只能盼着快快长大，结束这种两棵小人参似的“捆绑”。

长条枕头，要比扁平枕头舒适许多。它的高度与单肩宽度相当，睡觉时，身体保持侧卧，枕头填充肩颈之间，颈项保持平直，头部得以依托，睡姿自然，两人共枕，物尽其用。自小养成了侧卧睡姿，一直保持至今，城里用的扁平枕头，始终没能适应。近年，长期伏案造成的颈椎劳损，加之睡眠不好，愈发感觉肩颈不适，辗转反侧中，每每归咎于枕头过低，时常把枕头推挤至床头。

新房里，是一应全新的家具。床垫偏硬，躺在上面，恰如火炕的坚实可靠，有种放平身心的踏实。回想昨夜，一如往常，因起夜、翻身醒来两次，外面很静，心里也很静，随即又重新睡去。一夜无梦，再次醒来，是久违的轻松舒爽。目光转向窗外，已经天光大亮，屋外开阔的院落里，是一片自小看惯的黄色土地。

这所宅子，承载着刘氏家族八十余年历史。八十年前的一个春天，16岁的父亲，推着一辆独轮车，一边是农具家什，一边是铺盖，铺盖上坐着腿有残疾的奶奶，爷爷身背细软之物徒步跟随。与刘氏三口同行的李姓、高姓、邵姓，几家人都是单门独户，不同姓氏结伴而行，是生计需要。他们之间，有的结为干亲，年龄相仿的年轻晚辈，则拜作把子兄弟；新一代年轻人结婚成家，有的新婚夫妇，不等孩子出生便指腹为婚，还有的夫妇，孩子刚辨出男女就订立“娃娃亲”，以此作为纽带，密切联系，互通有无，相互接济。他们顺黄河而下，目的地是二十公里外一块黄河新淤土地，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地名，叫张怀荣屋子。张姓是最早流落此地的人家，此后，有人投亲而来，聚居成一族大户，所谓大户也不过三五户人家。

向着黄河口奔波的人群里，不乏有人用一条扁担、两个紫穗槐编制的圆筐，担着一双儿女和全部家当，身后一个小脚女人奋力追随。在我想象中，女人们，为了追赶男人的步伐，一双裹残的小脚，脚跟着地，脚尖上扬，努力地摆动双臂，飞速捣着碎步，以致于脚跟撞得地面咚咚作响，一步却只能迈出二三十厘米。她们面无表情，不时捋捋额前乱发，擦擦脸上汗水，头都不回，执着地奔走着。对于她们来说，行走二十多公里，无异于奔命。在她们心里，只要可以生儿育女，未来就是希望。那些身影里，就有后来成为我岳母的女人。她出生在盐窝街市井之家，家境殷实，身为长女，自小操持家务，照料弟妹，打理生意，是一把持家好手。她18岁嫁入张氏家门，婚后分家，只带一双儿女，净身出户，毅然随丈夫来到黄河口，为了养活孩子，在盐碱滩上苦熬八年，一次也没回过娘家。女人啊！只要有孩子，她们就有明天。

此后数年，我的父亲和爷爷一直过的是“走耕”的日子。农忙时节，到黄河口耕种、除草、保苗管理；农闲时，回到利津老家，做点小本生意维持生计。人种天收，秋季一副担子或一辆手推车，将一年收获运回。遇黄河泛滥年份，大河漫流，黄河口一片泽国，汛期过后，一年艰辛化为乌有，荒原上满目凄凉。前来秋收的人们，变成了拾荒者，他们打捞起高处残存的庄稼，捡拾些胡绿豆、野豆子带回家，贴补贱年。胡绿豆、野豆子都是荒年“代食品”。两种食物，耐火极强，不怕蒸煮，口味苦涩难当，食用过量会造成通便不畅，甚至可致死，研磨成粉，掺入其他主食一起烹制方可食用。

母亲过门时，正值冬季农闲。一番热闹过后，安静下来，发现一家人寄居在别人家的偏房里，家徒四壁，看热闹的人离去，家里只剩两个男人和自己。那时候，象征一家烟火气息的奶奶，已经埋尸黄河口荒野。结婚倾尽了一家所有，接下来的春节，正面临“吃不上饺子”的窘境。母亲是姥爷唯一的女儿，遗传了姥爷刚强秉性，三日回门，来到娘家，只字不提一个“难”字。她出嫁后，一直不愿认这门穷亲的姥爷，终没忍住对女儿的牵挂，悄悄来到刘家，只在门口看了一眼，没等一家人做出反应，遂转身离去。第二天，家门口来了一辆马车，送来半车年货，赶车人母亲熟悉，是家里的长工大换。大概是因姥爷交代，卸完车，大换连口水都没喝就离开了。

除夕夜，原本两个男人的家庭，因多出一个女人，有了延续香火的希望，也平添了几分烟火气和温度。新婚不久的父亲，特意在桌子上多摆了一副碗筷，那碗筷属于“天堂”的奶奶，奶奶孤独地待在二十公里以外的黄河口，那是张怀荣屋子地界上的唯一一座新坟。

老宅上建一座新房，是为留住一个家族的根基。老宅门前，是村里唯一一条主街，小时候称为“大道”，“大道”与村子的历史一样长。老宅上第一代低矮的土屋里，曾经共同生活着一家十口人。每到吃饭，八个孩子就会在锅台前排成一条长龙，等待父亲亲自盛上的第一碗粘粥。前邻多子家没有男孩儿，多子爹对一屋子“带把儿”的孩子，甚是羡慕。来家串门，进屋第一句话至今记得真切：“还有十年，再有十年就行了！”

十年在恍然之间。不知不觉，兄弟姊妹像一颗颗漂泊的种子，离开故土，各上旅途，故园变成回望中的风景。正如邻居所言，十年间，家境有了起色。我当兵第二年，老宅上建起了第二座房子，在村里形如“蓜盖子”的低矮土屋中，俨然一种鹤立鸡群之象。数十年，它伫立村子西头，昭示着刘氏家族的气象。

门前，是西部村庄通往公社的必经之路。村西六里左家庄，也从利津老家左家庄迁徙而来，就故乡而言，与我家属一支所出，本是同村。每逢集市，总有相熟的村民从门前经过，父亲总是站在门前主动招呼“吃了吗？”“来家坐坐喝杯水吧？”，以示亲近。

一次，父亲不在家，六弟尚小，正独自蹲在门前菜园子里玩儿，一位老者从门前路过，指着房子提到了曾祖那个陌生的名字：“刘长山家能有今天，真是没想到啊！”这话恰被六弟听到，直到多年以后，六弟还经常提及此事。这样的议论，一直被六弟视作门庭的荣耀。

近年，村里新建房屋，都是高大宽敞的红色砖瓦房，老屋在时光变迁里日渐萎靡。尤其父母离世之后，房子无人居住管理，在风吹雨淋中迅速老去。它像一个老人，孤独地站立在路旁。渐渐地，它成为兄弟姊妹的一桩心事。终于，随着一场大雨降临，偏房开始坍塌、颓败，正房也变得岌岌可危。应大哥召唤，兄弟姊妹再次齐聚到老宅。我看到它的第一眼，首先想起的是那位老者的话，只是话语里已经不是对一个家庭兴旺的赞叹，而是“兴也勃焉，衰也忽焉”的感慨，心中不由生出莫名的落寞与悲凉。

“老宅上重建一所新房吧。”大哥说。这个意见很快成为大家的共识，建房款由兄弟七人共同分担，姐姐为姊弟八人各做一套被褥，于是老宅上又伫立起第三代房子。

是年中秋，逢国庆节长假，姊弟八人携同后辈二十个小家庭从各地赶来，共计五十八口人齐聚老宅，庆祝新房安居。舅舅作为唯一近亲长辈，与妗子和表哥、表弟应邀参加。三哥与七弟请来厨师，支起锅灶，以“大锅炖”加配菜款待远道而来的家人。室内置大桌，是长辈的席面；院子里十几张小桌排开，晚辈以家庭为单位就座。席间，晚辈轮流进屋向长辈敬酒，一家团聚，和乐融融。

半年后，我与妻子再次来到老宅，在新建的房子住了七天，这是我当兵离家以后住得最长的一次。我和妻子说：“以后我们要经常回来，因为这里有我生命的根，是我安心之处。”

【刘庆祥：滨州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199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小说散文作品散见于《散文百家》《山东文学》《天津文学》《时代文学》《伊犁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