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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2021年第4期|陈河:涂鸦(选读)
来源:《十月》2021年第4期 | 陈河   2021年09月09日08:45

陈河,原名陈小卫,生于浙江温州,年少时当过兵,曾担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经营药品生意。1999年移民加拿大,定居多伦多。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夜巡》《西尼罗症》《我是一只小小鸟》《南方兵营》等,长篇小说《红白黑》《沙捞越战事》《布偶》《在暗夜中欢笑》《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曾获首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第一届郁达夫小说奖、《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文学奖、第二届和第四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大奖、《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提名奖。

涂 鸦

陈河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温州市区生活过的男性,无论大小,进入公共厕所时,都会看到墙壁上写着一行莫名其妙的字:石银池入土匪为什么不处理?久而久之,温州市区的男人上公厕,都习惯说是去石银池。时隔若干年,我脑子里还能回忆起那高清的画面——小便池上方的墙面由于阿莫尼亚气体的上升产生一层黏稠,墙壁上黑色的炭笔时间一长,像是覆盖了一层保护性薄膜,这洞穴里似的符号混合着昏暗的灯光和刺鼻的气味,完全像是一个噩梦。当年雨果因为看到巴黎圣母院的尖顶钟楼下的一根柱子上铭刻着醒目的字母“AN ARKH”而写出《巴黎圣母院》,现在我想试试,用公厕墙上的这一行涂鸦,也许能写出一个流传后世的温州故事。

前年的一天,我突发奇想,为何不在电脑上百度搜寻一下,或许能找到有关“石银池入土匪”的信息。我很快做了,发现有一段文字。

裴达峰在福乐林医院当医生时,因为裴家花园在城外郊区,太远,便住在城内的单人宿舍。这宿舍没有厕所,某个冬夜里,他拉肚子,只得跑出屋子,到街头最近的一个公厕去。那个公厕原来是土木结构,前些日子被大风刮垮了一半,最近翻修过,全换成了砖墙。裴达峰蹲在便坑上,头上是一盏黄澄澄的灯泡,前面有一道活动的木门可以开关。他看到外面小便池上方的墙还是空白的,不像其他公厕那样写着那行标语。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从木门的上方看到有一只手出现了,在墙上写下一个个黑字:石银池入土匪。他吓了一跳,好像是看到了奇迹一般。他看着那只手里夹着一块黑炭,特别让他注意的是,那只手的手腕上方有一个刺青,图案是一条蛇和一只鸟。那只手写得不快,因为墙壁湿滑,写得比较费力。裴达峰这个时候本来已经放松完毕,要站起来出去。可是他怕惊动那个人写字,就蹲在那里,等他写好了,才站起来推开木门。那个人转过身来,是个中年人,表情像是个木偶,没有理睬裴达峰,只管往外走。裴达峰跟在他后面纯粹是出于好奇,或者是因为发现了一个城市的秘密而产生的兴奋,裴达峰忍不住上前问了他一句:“石银池是谁?”

“石银池是土匪。”那人回答。

“那你是什么人?”

“我就是石银池。”

结果在这个冬夜,他们两个人一起到了西角外一个卖猪脏米粉的小店铺里喝起酒来。他们没有说什么事情,喝完了酒就各自走开。从这天开始,由于接触到了这个城市的象征符号的制作者,裴达峰开始觉得自己和这个城市有了联系,他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当我读到了这里,觉得文字怎么这么眼熟?突然明白过来,这段文字是我自己写的,是我十几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布偶》里的一段。我在百度上搜了好久,除了我自己写的这些,再也没有别的线索。那些年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已经无人提及,历史总是这样让人容易遗忘和感伤。我这段文字其实是虚构的,我并没有遇见写“石银池入土匪”的那个人,所谓裴达峰只是我小说中一个人物。我离开故乡在海外生活了近三十年,随着我在海外居住的时间越久,对家乡的遗忘就越多,便总是想抓住一些重要的记忆,而“石银池入土匪”的涂鸦在我心里就越来越凸显出来。我回家乡探亲访友时经常说到这件事,大家的回应也只是怀旧性地哈哈一笑,说不出这事的来龙去脉。

前年回国,有一天在一个饭局上我见到早听过名字但没见过面的陈渠来老师。喝酒时说起本地往事,自然提到了石银池的事情。陈渠来老师说知道这个写标语的人的来历,和他有过往。那天我们都喝了很多的酒,脑子都断片儿了。我记得他说这人本来是渔业机械厂的,被下放到农村,后来在他的街办厂里干过活。我当时心里一动,想多打听打听,可惜饭局人多嘴杂,无法细说。陈渠来以前是文联的干部,很早就辞职去了意大利,年纪比我大十几岁,现在已八十出头,但还是一头黑发,意气风发。他那天在酒席上说自己在佛罗伦萨的两个餐馆现在交给儿子打理,自己除了到处旅行,就是常回温州老家生活。于是我起了一个念头,下次见面时要向他详细了解一下石银池的故事。

在后来的一年中,我从陈渠来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他在全世界旅行,我回国几次都因时间不对,与他擦肩而过。这年夏天,终于与他在一个老友安排的饭局上相遇。这位老友知道我想了解石银池的旧事,他知道我写小说,他的谈话会被我记录,所以说话格外谨慎。我没有迫不及待,也不主动问他,耐心等他开口。吃饭到了尾声,还没见他提起,我终于忍耐不住,开口问他。他迟疑片刻,回答说这事酒桌上说不清,明天约个时间到马鞍池公园吧,一起喝茶聊聊。后来他又改了主意,发微信过来,说让我到他家里去,他特地请了一个了解这件事情的老朋友。

第二天我去了他家,他家在小南门马鞍池一个高档小区里,面积二百多平方米。他说自己去年买了这个房子,每年一半时间在这里住,一半时间在意大利。房子是二手的,买来时已经装修好,所以不大看得出他的品位。但我注意到他独自在家里做木刻雕花,那种可以装在墙上的木板浮雕,他是用雕刻讲述民间故事与古代神话。他说现在不做生意了,闲得慌,就用木雕来消磨时光。这事他是无师自通,凭着当年做机械的经验。来他家的朋友姓裘,一个干瘦的老头,当年他们一起办厂,和李秀成打过很多次交道的。这个时候,我记住了写标语的人叫李秀成,而不是那个石银池,我总是习惯性地把涂鸦者当成石银池。

我们的话题是从温州的老城西郭外开始的。

那时候,陈渠来活动的范围在“西郭”外一带,这两个字也许是“西角”,在温州话里,“郭”和“角”是同一发音。古代人称城市为城郭,温州话里多古语,所以叫“西郭”的可能性比较大。陈渠来的祖上是西郭外人,但他小时候是住在市中心五马街,从那里步行到西郭要花一个钟头。陈渠来的父亲是工商业主,在五马街开大商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公私合营几次改造,都成了国有企业。陈渠来中学毕业后没工作,但是他并不担心,当年他曾祖辈也是从乡下空手到城市里创业的,起步就在西郭外。他没有一声怨言,每天都从五马街到西郭外一带,在打索巷里混时间。

很多温州人对西郭外觉得陌生,甚至有种神秘感。城中的人们说那里是个黑暗地带,底层人多,基本上还像是旧社会。那里的人大多没有正式的工作,靠着一条瓯江打零工做点小生意。瓯江在温州市区有很长的岸线,分为很多个码头。在朔门一带是到上海的客运码头,还有港务局码头,行街码头是游客乘船去江心屿的,都有了点现代气息。但西郭外的码头主要是永嘉山底西溪流域山地居民和城市的连接通道,因为永嘉山底的贫穷,这里没有受到社会进步的影响。永嘉西溪那边的人靠这个码头输送山上出产的木炭,分松炭、硬炭;还卖山里出产的地瓜丝番薯粉;还卖一些用竹梢扎成的扫把。其实永嘉山底角还有很多土产可以拿到城里卖,但是当时管理很紧,基本是山民自己上城里卖,专门做这个生意的人很少。卖掉了这些山货,山里人要在这里带上山里生活必需的小咸鱼、盐、针线、铁器等等生活用品,所以江边的打索巷就成了一条开满店铺的街。这条街上做的生意虽然都是最基本生活用品,倒也是很热闹的。这里还保留着一些新中国成立前就有的生意,当然是地下的、秘密的。比如一种叫卖“香干爷儿”的,其实就是风干的婴儿尸体,有的人家就秘密供着,说是“养小鬼”。还有更加秘密的事情,那就是卖淫的女子,那是非常地下的,外边来的人根本没门路找到。打索巷上有一个开水灶,灶边上摆了一张桌子卖茶,一分钱一碗。陈渠来就从坐在这里喝茶开始,寻找机会。

陈渠来说自己做的第一个产品是防风煤球炉。江面小舟上要烧饭,那些打船人一手把舵,一手擦火柴点火做饭,这让陈渠来看到了机会。他做的防风煤球炉在江面大风中照样可以燃烧,不用的时候火可以闷住。产品一做出来马上卖出去很多个,他就召集了几个西郭外人在一个大房子的上间角开始生产。后来开始做煤油炉,做塑料热水瓶壳,什么东西好卖就做什么。但他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以街道公社名义,叫街办企业,所有销售都开街道的发票,给政府交税。这样的街办企业和国营单位待遇有天壤之别,但那个时候人们找工作极其难,特别是温州属于东海前线,国营企业非常少,只有几家必需的,比如邮电局、电业局等。所以陈渠来创办的尽管是街办企业小作坊,很多领导还是会把子女安排进他的小工场里。当时的地委组织部部长的儿子都进了他的作坊,工作是把回收的破铁皮敲平做其他东西。领导的子女在他的工场里做事,等于给了他保护伞。他的小日子开始过得还不错,但是他特别小心,知道自己的事情像是树上风中的鸟窝,一起大风就会把整个鸟窝刮到地面上去。

有一天,城西公社的金书记找他,要他安排一个人工作。

“你得收下一个人,这是上级交代的政治任务。”

“金书记,你知道我们庙小,已经再也没有窟窿可以插人了。再插人进来就要倒摊儿了。”陈渠来说,他想主任说是上级交代的任务,大概不是安排他自己家人,而是帮别的领导,这叫“挈篮儿”。他总得先推挡一下,看风使舵,尽量争取点什么条件回来。

“我再说一句,这是上级交代的政治任务,你必须收下来。”

“他什么人啊,上级这么重视,还提到政治高度?”

“你知道那个前几天站在八字桥头举着牌子的人吗?那上面写着‘石银池入土匪’的标语。”金书记说。

“知道的,我每天从五马街到西郭都经过八字桥头榕树下,看到那个举着牌子的人。你是不是要把石银池安排进来?”陈渠来说。

“是写那条标语的人。他不叫石银池,叫什么名字我也忘记了。你知道吗,这个家伙最近可把我们西郭派出所的所长老单害苦了。你要是不收,派出所所长马上会把你的工场给端了。”

金书记一说派出所所长老单,陈渠来就有点怕了。派出所所长老单,是苏北人,脾气很不好。他向金书记提了交换条件,得到同意,于是答应收下这个人,让金书记通知他来上班。没想到金书记说这个人还得陈渠来自己去找他,动员他来上班,因为陈渠来这样的破工场他看不上。金书记把此人的地址告诉了陈渠来,是在郭公山脚下的教场头23号。

郭公山位于西郭外,教场头23号是一座孤零零的新房子,坐落在山脚下斜坡的高处,面对着黄泥水滔滔而下的瓯江。

此时这屋子的主人李秀成坐在屋外的一张木凳子上,看着江水发呆。他就是写“石银池入土匪”的人,自己却有个和太平天国亲王一样的名字,这显示出他上辈人中有过读书人。这个人身材瘦小,筋骨却是结实而有力气,他的眉毛有点倒挂,相书上称长这种眉型通常是固执的人。此时李秀成的内心像浑浊的江水一样翻滚,一阵阵愤怒和冤屈涌上心头。他想着半年前,他坐在这里,喝着黄酒,儿女在身边唱儿歌,妻子到水井洗衣服,过着安宁幸福的日子——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秀成长在江边,也许他祖上有过发达的人,但到他父亲这辈已经是在木材商行扛杉树干为生了。他从十四五岁开始就整天在江边瞎逛,有搬运的活儿就干点,没活儿干就在小食摊边上蹲着,听听行船的水手讲各种奇怪的故事。他这类人有个外号,叫作“江边雀”。这三个字是温州土话谐音,意思是靠在江边捞点好处过日子的人。除了打些零工,“江边雀”最想看到的是上游发大水冲下来的木头。那些木头是无主的,在江中顺水而下。“江边雀”要有好眼力在翻滚的江水中看到漂木,还得要有好水性游到江中拖回。大木料像一条鲨鱼似的凶狠,不听话,很难带它到岸上,有时会把人带到激流漩涡中淹死。但危险算不了什么,问题是无主的漂木极少,你得像那种腿很长的鹳鸟,老等着,不停看着江中。李秀成冒死捞上来一根木头,在街上变卖了钱,就能吃上几天饱饭。当然,他还会做些其他事情,有时游到运送排筏的地方割断绳子,漂出几根木头来,这样就会比较容易发点横财。他认识几个字,爱听《水浒传》《三国演义》,知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的运气该来时总会来的。他口袋里有钱时喜欢在打索巷的猪脏米粉店里吃上一碗,喝半斤老酒。 那时他没有家,到处找地方睡觉,有时就睡在停靠在江边的船上,帮船家做点搬运的事情。

一九五四年底的一天,他看到了几个解放军军官上船和船主说话,那时温州已经和平解放。船主说要开船去解放一江山岛,一江山岛当时还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着,还有美国海军做后盾。听说要去打仗,船上的水手偷偷溜走了好几个。船主见人手不够,问李秀成愿不愿意一起去。李秀成还没出过海,巴不得到外边看看,就说愿意,结果就跟着船出了海。这条船是大型的机帆船,有风帆还加上有机器,船主让李秀成帮他照看柴油机,有时也叫他一起把把舵。这是解放军第一次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所谓海军的军舰大部分是临时征用的机帆船。李秀成在上面的这条船还算好些,解放军的营长坐在这里,是指挥船。开始冲锋时,敌军火力太强,船主被国民党军的重机枪打中倒下去。李秀成在这个危急时刻,接过轮舵,全速前进,驾驶指挥船向前冲。其他船只跟着指挥船冲锋,成功登陆解放了一江山岛。但还有一种说法是船长被打死之后,解放军营长认为敌军火力太强,下令撤退。可是李秀成还没完全掌握开船技术,只知道往前开,一直找不到倒挡,结果错挂到了最高速,船一直前进着。其他船只看指挥船在炮火中勇敢前进,就鼓足勇气冲上滩头登陆。

这后来,军队给了李秀成几十块钱和一张参战证书,送他回到西郭外的码头。当地民政局安排他进了温州上陡门的渔业机械厂。既然他会开船上的机器,厂里就让他开车床,定级是三级工,工资四十八元,比普通新工人工资二十四块高一倍。他还上工人夜校,有了文化,一下子成了工人阶级。真的无法形容那时李秀成的日子有多么幸福。他自己搭建起了这一间看得见瓯江的房子,滔滔江水让他能想念给他带来好运的一江山海岛。他娶了老婆,生了两个孩子,如今两个孩子都上小学了。他坐在门外,喝着黄酒,有时喝着白酒,看着瓯江上的船只排筏,真是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可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半年之前,他突然看到了厂里贴出告示,说部分职工要下放到农村,连家属都一起去。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在列,下放的地点是离温州一百多公里的文成县黄坦区,那地方交通不便,很贫穷。说实话,李秀成知道国家的确有城市职工下放农村的政策,但他绝对不会相信自己会名列其中。一打听,都说这名单是厂里的人事科长石银池定的。这个石银池不是本地人,是北方过来的南下干部,样子像是戏曲里的金兀朮,大胡子,黑脸膛,小孩子一见都会哭。李秀成背后说他像土匪,其实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是他喝过酒之后胡乱说的。莫非是石银池听到过这话,暗里给他下毒手,让他一家到最偏僻穷困的山区去受罪?李秀成去石银池的办公室找他讲道理,可是石银池说的是北方外路话,他无法和他理论。李秀成就用温州话骂石银池的娘,这话石银池听懂了,掐着他脖子像抓小鸡一样把他扔出了办公室。

那个年头,人们只能服从组织的分配,甚至有人还觉得到艰苦的地方去是光荣的,十来年后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这样。但是李秀成没有这样的觉悟,他觉得他被下放农村是对他的侮辱,他绝不接受自己平白无故从一个城市工人被贬为山区的农民。他是受过苦的,知道山里人吃的是地瓜丝,下饭的只有又臭又咸的小鱼干。他也害怕自己回到“江边雀”的年代,害怕在江里拼死打捞一根无主木头的风险。他想过与其再吃那种苦,还不如死掉算了。他一次又一次到厂里闹事,都被石银池打跑,他可打不过这个土匪一样的石银池,就像宋将打不过金兀朮。但有一条他可以做到,坚决拒绝前往文成山区报到,赖在温州。然而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政府对你这种人有办法!政府的确对李秀成有办法,从那天开始,他一家的户口都转到文成去了。没有了城里的户口,两个孩子都不能上学了。特别厉害的一手是,他一家的粮食关系都转到了文成那边。他已经没有买粮食的粮票,还加上十几种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票证,粮票只是其中的一种。

李秀成是在江边长大的,知道江里面各种鱼类的习性。他看过河豚(本地人叫这鱼是“乌狼”)肚子胀大像个球,温州谚语说:“乌狼的肚子逼起硬”,意思就是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做出一些非正常的行为。他不能坐以待毙,得为自己一家战斗。按照中国人经典的做法,逢到冤屈的事情要找官家申冤。过去的日子官员会坐轿,百姓有拦轿的机会。但现在这种机会没有了。官员不再坐轿子,所以也不知道谁是官员。李秀成知道温州市政府机关在墨池坊那个大院里,当大官的都在里面办公事。可是外边有解放军端着冲锋枪站岗的,他自己是进不去的。他计划好了一个行动,领着九岁的女儿到了市委机关门口,在中午吃饭的时间前让她躲开站岗的士兵视线溜到里面去。几天来他反复告诉女儿进去之后,在里面看到那些肚皮特别大的,就跑过去抱住他们的腿,说自己肚子饿要吃饭。这样里面的大官头一定会追查这个孩子为什么没饭吃,他就可以见大官头申冤了。女儿很聪明,按照他的要求溜进了市委机关大院,顺着饭菜的香气在市委大院里面找到了食堂,见到一个肚子鼓鼓的肥胖大官,就抱住他的腿说肚子饿。这大官头见这个小孩面黄肌瘦,带她进了食堂,让她饱食一顿饭,然后就让她走,并没问她饿肚子原因。李秀成的女儿聪明伶俐,基本完成了父亲交代的任务。但是这一次经历的后果很严重,对她内心的触动,为日后的命运惨剧埋下了伏笔。李秀成看到女儿吃饱了肚子回来,但没有见大官为他申冤的事发生,第二天就继续带女儿去市委机关。门口站岗的士兵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女孩,再也没让她混进市委机关大院。

李秀成知道要自己出面了。八字桥头是西郭和市内的连接点,那里有棵大榕树,后来有了个警察亭。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常有人跪在地上申冤,这些年没有了,一来不让跪,跪了也没有用。李秀成改变了办法,不跪,站在一张凳子上,举着一块白布,上面写着“石银池入土匪为什么不处理?”,地上铺的白布写着自己的冤情。八字桥这地方闲人多,很快就围了一圈人。人越来越多,看不见里面的究竟,围在外面的人就更多了。李秀成站在凳子上,让更远的人能看到他。陈渠来每天上班从五马街到西郭外都要经过这里,好几天都看到了这个情景。这件事很快传遍四方,小城的人们需要这些有趣的事情滋养心灵。

李秀成站在自带的凳子上,一直观察着八字桥头三条路上的情况。他看到有公安摩托开过来,来的是西郭派出所的所长老单。老单一下摩托,人群就分开一条路,让他进来。老单走到了李秀成跟前,把他拉下凳子,一把扯下他的白布,扔在地上踩了两脚,还打了他。他被塞进摩托车,拉到派出所里训斥,警告他下次再去八字桥头闹事就送他去劳动教养。

就在两眼冒金星的时候,李秀成脑子里闪出一个想法,他必须找准一个具体的个人来对付,想对付整个社会是没有用的。他已经找到了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派出所所长老单。只有把他搞得整天不安宁,自己的事情才可能有解决的希望。

他开始打听老单的情况。后来从一个被管制的四类分子口里知道老单是苏北人,不久前死了老婆,家里有个老母,有三个上小学的子女。钱不够用,自己还会抽烟喝酒,经常向同事借钱。

李秀成下一步的行动证明他是个富有想象力的天才。他听了那么多的《三国》《水浒》的鼓词和说书,让他富有诡计。他想出了一个很复杂的办法,每天给单所长寄出一封信,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赞美单所长。他用旧报纸糊了很多信封,从附近中药店的柜台上拿了一叠包中药的纸,一张裁成四张当信纸。最重要的一点信封上不贴邮票。当时中国邮局可以寄欠资信,由收信的人付邮票费,所以每天一封信的邮票费都记到了老单头上。邮电局是国家的,欠的钱不能不付。虽然一张邮票才四分钱,但一个月下来,所长被扣了一块多钱工资。这下老单头大了,他的工资才四十来块,本来就不够用,每一分钱都是珍贵的。比方说,每天买菜时要买一分钱的葱,老单都舍不得买。李秀成每天一封欠资信把他四天的葱钱都用掉了。他本来想把李秀成抓起来劳动改造,可是一了解,李秀成有解放一江山岛的参战证书,军队发的,是保命金牌,不能劳教。他开始联系渔业机械厂,让他们改变下放李秀成的决定。但是渔业机械厂说厂里根本没这个权力,射出的箭无法收回。要改变一个已经下放的人员户籍,必须要省里多个部门联合决定。日子一天天过去,李秀成用报纸糊的信封每天准时送到派出所,把老单逼得要发疯了。他只好和公社的金书记商量,想办法给李秀成一个吃饭的事情做做,让他安静下来。于是,就有了公社金书记找陈渠来商量的事情。

……

(未完,全文见《十月》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