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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2021年第9期|陈崇正:开门 (节选)
来源:《人民文学》2021年第9期 | 陈崇正  2021年09月07日08:06

陈崇正:一九八三年生于广东潮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文学创作一级,副编审,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美人城手记》,小说集《黑镜分身术》《折叠术》等多部,曾获梁斌小说奖、广东有为文学奖、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银奖,有作品曾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花地文学榜等。

开门(节选)

陈崇正

过了海关,就像进了家门,走起路来也觉得踏实。老冯在电话里嘲笑我,说援非医疗队的英雄归国,有更好的安排不去,非得来挤他的破酒店。我说破归破,离家近,还按照上回那样安排吧,这次时间更紧,隔离结束后还得去北京开会。酒店经理老冯是我的病人,也是十多年的老友。破是玩笑话,酒店挺好,虽然装修比较旧,但位置好,白云山脚下,与白云机场相距不到半个小时车程。这样一栋建筑如果放在阿克拉,那也气派得很。

我需要在酒店里进行为期十四天的健康观察。过去六七年里,我在广州与阿克拉之间已不知道往返多少回。以前只能在广州短暂停留,办完事情便又匆匆回到加纳,我的胃比我的心还忠诚于广州的美食,它早就受够了阿克拉的各种番茄汁,总会疼两天以示惩罚。现在好了,我有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来满足它,隔离期间酒店也能点外卖,所以十几天的时间倏忽而过,眼看就可以自由活动了。我想去见我的老母亲,陪她说说话。可就在结束隔离的前一天,房间的门锁坏了,关上后会自动弹开。这本来对我也没有影响,就算大门洞开也没有人敢乱闯隔离酒店的房间。但是,一来门没关空调漏风,二来还是得为下一任房客考虑,于是我给酒店客服打了电话。

很快,一个背着挎包的男人就出现在门口,他戴着N95口罩,身穿浅蓝色一次性隔离衣,手里的橡胶手套型号偏大。他眼睛没有看我,看着门:“门坏了吗?”

他仿佛在问门,而不是在问我。

“门没坏,应该是锁坏了。”我只能替那扇门回答他。

他低声嘟囔了几句,听不清。我没再搭理他,继续在手机上玩五子棋。眼睛不看,但我还是知道他这里敲敲、那里撬撬,嘴里小声骂骂咧咧,我想老冯这酒店后勤水平也太差了。我站起身,问他是否需要帮忙。他一个激灵,一只手掌挡在胸前:“别过来,不用帮忙,你站在那边说就行。”

我悻悻然坐下,用一个深呼吸平复了自己的情绪,告诫自己,不能因为一个修理工的无礼而动怒;再说修理一下门锁,不就三五分钟的时间,他很快就离开了。我望向窗外,脑海里浮现几内亚湾蓝色的波涛,来自大西洋的风呼呼吹过椰子树梢。

突然,身边不知不觉多了一个白色物体,把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个穿着医用防护服的人,像个宇航员,只留一双大眼睛看着我。

“发呆啊,在门口叫你几声都不应!”是个女声,声音不大,但清脆好听,“核酸检测,请张开嘴巴。”

我跟她解释说门被修理工虚掩着,听不见。她说知道你听不见,所以才进房间来。她一手拿着试管,一手拿着棉签,已经准备来捅我的喉咙。

“今天怎么一个人?”

“别说话,嘴巴张开,啊——”我张开嘴巴她才说,“这次形势严峻,广州全民核酸,同事都被派去支援社区了,就我一个人跑上跑下,累死老娘了。”

一个“老娘”把我逗乐了。语言像酒瓶里飘出来的酒香,让我感觉在防护服下面是一个有趣的灵魂。采集核酸样本的姑娘小心翼翼拧紧了试管的盖子,我这才发现她肩膀上挂着一个大箱子,平时这个箱子会有另外一个小伙伴帮忙背着,今天她得一个人扛了。

就在这时,只听房门哐当一声响,然后又是几下咚咚咚的响声,接着就听到修理工在那里抱怨:“这什么破锁!房门怎么完全开不了了?”我们看向他,问他怎么了,他回头看了我们俩一眼,又看看门,正式宣布道,“门锁死了,彻底打不开了。”

我说:“叫你来,不就是来修锁的吗?现在你的意思是,我们三个都被你锁在房间里面了?”

那姑娘听我提起嗓门这么说,不禁咯咯笑了起来:“锁把修锁工人锁住,这是什么绕口令?”

修理工没空儿理我们,又是一顿操作。我心想你别把门彻底搞坏了,但想起他刚才的态度,我把话又咽回去,转头对我旁边的“宇航员”姑娘说:“你怕也是出不去了。”修理工显然不太服气,又叮叮当当敲了一会儿,终于停下来,非常沮丧地说了一句:“还是打电话叫专门开锁的师傅吧。”

“你不就是修锁的师傅?”姑娘调侃道。

“我上班还不到一周,每天工资两百块,空调风扇洗衣机什么都修。”

他侧身走动时,我才注意到他的右肩往下沉,看来右边的脚有问题……跛脚。我一瞬间在内心原谅了他,向前几步想过去帮他看看门是否真的锁死,此时他那只“如来神掌”又举到胸前,让我又好气又好笑地退了回来。他解释说,深圳有一架从国外回来的飞机上,检测出三十多人核酸阳性,又听说只需要十四秒病毒就能完成传播,还是安全第一,不能闹着玩。

“我小孩今年中考,马上读高中了,我要是住院了,谁给他交学费?”

他的话让房间里安静了下来。这时姑娘放下肩膀上的箱子,走向门口,她试着摇了摇门把手,又敲了敲门,说:“该死,这扇门看上去是木纹,其实是不锈钢的。”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修理工,又看了看我,径直走向窗边的椅子,坐了下来。她的意思很明确,出不去了。

接下来就是打电话了。我也打电话,修理工也打电话,得到的答复也是一致的:酒店的后勤今天刚好组织了一支队伍,外出支援社区核酸检测,当志愿者去了,现在没人,唯一的修理工现在自己把自己锁在客人的房间里。

我给老冯打电话,老冯慢悠悠说:“兄弟啊,你看看你的窗外,现在广州全民抗疫,这是目前最大的事对不对?”落地窗的下方,是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此刻有许多人正在排队等待做核酸。人类的伟大,大概是从这样强大的社会互信和协作开始的,从而缔造了一个高效运作的共同体。

老冯说他名下有三家酒店,我住的这家酒店从去年开始做隔离酒店,餐饮、商铺和会议室,全部停掉没有收入,还得养一帮人,目前全靠其他两家的利润在支撑。“我跟员工说,凭良心做事,赚赚赔赔不要紧,疫情如果控制不住,大家都得歇菜。”我夸他有大局观,然后把话题绕回来,提醒他得找人帮我开门:“有两个人关在我房间里,怎么也得把他们放出去。”

“这个吴医生你放心。”退伍军人老冯用洪亮的男中音说,“那个门啊,修了几回了,上次也把一对情侣锁在里头,只能等专业开锁公司派人来。”

老冯预约一个专业开锁公司上门,但需要耐心等待,很多地方封控,开锁师傅过来也是需要时间的。我表示理解。过了一会儿他给我发微信说,耐心等待,最快也得两三个小时,才有人去给你们开门。又用语音留言嘱咐说:“你让那个修理工别乱敲,前天他把五楼的空调外机砸了几锤子,现在是彻底坏了,修不了。”

我的微信语音刚好外放,修理工也听到了,在口罩后面嘀咕了一声什么,然后眼神躲开了,把手肘靠在鞋柜上,手指拨弄了一下鞋柜上的那把锤子。

房间刚好有三把椅子,我让姑娘搬了一把给修理工,他就在靠门的地方坐着。我和姑娘则一人一把圈椅,坐在窗边。我打开电视,端午刚过,新闻里“神舟十二号”正在准备发射前的各种检查,修理工的坐姿稍微松弛了,没那么僵直。平时我在房间里不戴口罩,刚才以为修理工三五分钟能修好离开,也没戴口罩,但此刻三人处于密闭的空间里,我取出口罩戴上。

取口罩的时候,我顺便把背包里那只徕卡望远镜取出来,这是我有一年经过阿布贾的二手市场淘到的。自从发现老冯这酒店有一面的房间正对着我家,我回国之前检查了三遍,以确认我带了这只望远镜。

我的望远镜刚放到桌子上,姑娘便说:“哟,好东西,德国货啊。”

我没理她,举着望远镜对着窗外张望。广州的天空永远如此神奇,一边霞光灿烂,一边却沉积着浓墨般的乌云。街道的尽头,一棵凤凰树已经开花了,毫无顾忌的红着了魔般绽放,看上去像燃烧的火炬。

我的镜头往近移动,手指调节着镜头的清晰度。我的老母亲,每天会摇着轮椅来到大阳台上,晒晒太阳或者发发呆,有时候还会给阳台上的绿萝浇水,而我从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她。在非洲的日子,我隔三岔五会给她打个电话,她的记忆像一只会自动重启格式化的磁盘,每个电话都会问我在哪里,今晚是否回家吃饭。非洲、加纳、阿克拉、医疗队、杧果树、巨大的落日、顶着大盆走在公路上的女人……我在电话里对她描述非洲的所有细节,她竟然没法记住一个词。她听力也不好,这让我重复的讲述更为艰难,但她却能清楚地记得若干年前的事,比如问我小钟还好吗。小钟是我第一任女朋友,是我把她从死神那边救回来的。我们谈了半年恋爱,她还是忍受不了我随时需要往医院赶的工作节奏,提出分手。那天她像所有刚分手的恋人那样失声痛哭,险些昏厥,但过了这一天,她便很快翻页,开始了她的新乐章,而把我留在原地。我跟母亲说,小钟已经是别人的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母亲说:“啊?是这样吗?”她仿佛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在那里我有另一个故事。

望远镜里,阳台上的母亲果然很准时出现了。在非洲的日子,这个情景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伴随着西非的海风穿透我的睡眠。十年以前我还没有搬离这条街,我每天开车上班,她都会在阳台出现,或者晾晒衣服,或者侍弄花草,然后目送我上车离开。我在汽车的后视镜里能看到她就站在那里,目光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却从容坚定,不容置疑。晚饭时,她会将其他菜先做好,然后在阳台上坐着,择菜或做手工,见我的车进了小区,便开始炒青菜。我也是很长时间之后才发现,每次我一进家门,饭菜已经备好,而且青菜每次都刚好端上桌,还青翠着呢。

“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穿防护服的姑娘说,“住酒店还带望远镜,看什么呢?长腿大美女?有没有穿黑丝?”

虽然看不到她的表情,但可以想象她脸上一定挂着俏皮的笑。见我没回答,她站起身,伸出手来,要拿我的望远镜:“给我也看看,这么专注,有什么好看的?”

我只能把望远镜给了她。

“这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你在偷窥谁家……就一个老太太,坐在轮椅上……好酷,这老太太只戴了一边金耳环!”

“耳环是我十多年前第一次去非洲带给她的礼物,后来她不小心掉了一只,她就收起来了。几天后我爸去世,她迷信,认为丢失的那只耳环与我爸的去世有某种联系,从此每天戴着仅剩的那一只,她对我说,你不能有事……”

姑娘轻声说了声对不起,把望远镜轻轻放在茶几上。她说,你需要纸巾吗?我摇摇头笑着说,我是医生,没有那么脆弱,我们都铁石心肠。

“你们这一批明天就可以离开酒店,明天就能见到老太太了。”

“明天应该还见不到,我家姐明天在家,她在我不敢过去,后天周六她不在家,我再过去见见老太太。”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个女孩子说这么多话,是不是因为太久没有跟别人说话了,“七年前,我姐夫在我的手术台上离开,我大姐便没有再跟我说过一句话……我那时认为自己尽力了,但后来我一遍遍复盘……如果是现在,他应该能活下来,没办法,很多事情就是没办法。”

跟我母亲年轻时候一样,我姐性格很烈,全家她就只怕我父亲一个人;无论她有多大情绪,我父亲就像一头老虎,只要一瞪眼,她必定缩回去。父亲去世后,她简直没有天敌。我明白姐夫的死对我姐意味着什么,所以医院援助非洲的项目出来,我第一个报了名,还得到领导的表扬。那时候我也没想太多,但是到了非洲以后,我所见到的情景,让我重新思考一个医生存在的意义。或者说,只要你见过工棚一样的医院,见过被疟疾袭击的村落,见过失去亲人的哀号,你就明白同为人类,应该做点什么。所以,本来这个援非项目只需要两年,但我在加纳一待六七年,这期间和同事到村庄组织义诊,和那里的许多人成了朋友。但我这个举动显然加剧了我姐的情绪,她撂下的话是:“你最好死在非洲不要回来!”

房间里安静下来,没有人说话。良久,女孩才说:“我叫薛晓清,师傅你叫什么名字?”她问修理工。修理工在发呆,被她的提问吓一跳,大声说:“张万红,弓长张,一万两万的万,红色的红。”修理工张万红介绍自己的这句话一气呵成,看来不知道说了多少遍。薛晓清这才转向我:“医生呢?您叫什么名字?”南方人很少用“您”,她还用了重音,听着很奇怪。

“吴艺越。”我明白她的心思,绕了一圈就是想问我的名字。

“吴医生,”她清脆地叫了一声,“所以这就是拿手术刀的手?”她的目光落在我的手指上。我点点头,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薛晓清又伸手去摆弄我放在桌上的木雕。那是我从加纳带来的乌木工艺品,有一个准备留在酒店送给老冯,他人好,我得祝他发财。薛晓清自言自语地说,右边这个我认识,叫特勒姆,高举双手,我在也门见过,应该是在祈求合家平安、国泰民安吧。她问我:“左边这个没见过,这雕的是什么?”

“左边是巴乌莱人的尤苏神像,一个加纳病人送我的礼物,他说这个神仙有治病救人的法力。中国医生在非洲,常被当成下凡的尤苏神。”

“您在加纳当医生?”

“是的,我们医院对口援助西非加纳,六年了,我的医疗项目主要是救治先天性心脏病,为非洲的医生带去先进的技术,目前我们医疗队已经救助了很多人,包括儿童。”

虽然被蚊子咬一口就可能得疟疾,虽然吃不惯他们黏糊糊的食物,但医疗队还是挺住了,用技术实力赢得了名声。这支医疗队到了加纳两年之后,克里布教学医院心内科死亡率从每月百分之十一下降到百分之五。有一次,村民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听说我们的医疗队将出门义诊,竟然一千多人从各地赶来排队等候,队伍简直望不到边。我对队员说,现场只要有一个病人,我们就不能离开。队员知道我的脾气,因为我这句话,医疗队在窝棚搭成的诊室里整整奋战了三天。收队的路上,路边的红土长着荒草,我想起了我死去的父亲。

这时,坐在厕所门口的修理工张万红突然高声说:“非洲的加纳吗?加纳我知道!”

我和薛晓清都看向他。

张万红的叙述能力确实太差了,前言不搭后语,我可以凭借他的声音,想象口罩后面他有两片厚厚的嘴唇和一条笨重的舌头。他没说清楚,我们只能通过不断追问,终于大概拼贴起他的故事。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大概十年前,修理工张万红还没有成为修理工,孩子还小,他可以在深夜的烧烤摊跟朋友喝啤酒。他就是在烧烤摊上认识萨尔佩,然后才发现萨尔佩居然是他的邻居。邻居萨尔佩是加纳人,但很奇怪,他说一口带粤语腔的普通话,深入交流才知道,萨尔佩从小跟一个广西上林来的邻居学习中国话,跟着唱粤语歌。“萨尔佩说他们那里到处都是挖矿的广西人。”张万红很快和这个扎着一串串小辫子的加纳人成为好朋友,萨尔佩则把他带进了动物园。萨尔佩是动物园的驯兽师,更具体地说,是一个训虎师,他的特长是训练老虎,这门手艺是他跟一个会谈西塔尔琴的印度师傅学习的。来自印度喀拉拉邦科塔亚姆市的西塔尔琴师傅功夫了得,他能让两头孟加拉虎同时穿过火圈。张万红说,那段岁月他每天都激情万丈,感觉自己终于迎来了充满希望的生活。他第一次伸手触碰到老虎皮毛时,浑身好像也被一只老虎附体了,充满了神奇的力量。从某个角度看,萨尔佩就是张万红的驯兽师父,他虽然年龄比张万红小,但是得益于广西上林口音的普通话,他融入粤语生活圈比张万红还快,喝啤酒的时候还可以用混杂着英文单词的普通话,给做非洲服装生意的朋友们讲粤语段子。但很快,萨尔佩就讲不了笑话,也喝不了啤酒,他生了一场大病,病情好转之后,他变得沉默。两个月后,他向动物园辞职。

萨尔佩走后,张万红就不应该再继续留在动物园了,他并没有任何驯兽的技术和证照。

“就没了?”薛晓清似乎有点失望,“我还以为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情节呢。”

修理工张万红眨了眨眼睛,他似乎也为自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故事感到抱歉,然后他看着我,很严肃地问了一个他一直想知道的问题:“萨尔佩曾经告诉我一个秘密,说加纳的泥土煮一煮,里面就有黄金,所以当地的黄金都不值钱,是真的吗?”

我听完不禁大笑起来:“加纳确实被叫做黄金海岸,那边有大量中国人在淘金,但也非常辛苦,中国人在哪里都比别人勤劳,就像黄金在哪里都值钱,没有不劳而获的事。”

他没有笑,又严肃地问:“非洲真的没有老虎?”

“没有。”

“萨尔佩说非洲遍地都是老虎,所以经常会死人。”他的语气里尽是失望,显然,他对加纳只有想象,所知甚少。

非洲确实经常死人,但不是因为老虎。我谈起了非洲的生活,那里的贫困和疾病,也谈起加纳人的热情,以及在这片土地上中国人留下的印记。说到莲雾在加纳被称为玫瑰苹果,说到他们欢乐的葬礼,手鼓和萨克斯,张万红笑了,那是他陌生的另一种生活,但一群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拼搏,确实他所熟悉的。他终于靠近我,给我看萨尔佩的照片。萨尔佩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张万红低声说了一句,眼中掠过一丝悲伤。

我也没有继续再说下去。

这时窗外的小广场上突然大雨倾盆,薛晓清站了起来,忧心忡忡看着这一切。端午前后的龙舟水,向来阴晴不定。大雨把很多人都淋湿了,有几个志愿者死死护住雨棚,不让大风把雨棚刮倒。这是来自太平洋的风,明显比大西洋的要猛烈一些。

我给张万红递过去一瓶矿泉水,张万红接过水,放在鞋柜上,显然,他不愿意脱下N95口罩去喝水。他说,不喝水,但我得借用您的厕所,快憋不住了。

我和薛晓清都笑了。笑了一半薛晓清就没有笑了,如果开锁的人迟迟不来,时间一久她也会有各种不方便,防护服一旦脱下来,那也很麻烦。无聊和焦虑的气氛再次回来,薛晓清拿起挂在胸前的手机,看样子是在回复信息。但接下来她的一个操作让我目瞪口呆。她分别用微信语音回复了四个人的信息,一个用普通话,一个用粤语,一个用英语,还有一个,居然是阿拉伯语。

我对着她笑了:“看来给我关上一扇门,真的便会打开了一扇窗,你居然会阿拉伯语?”

她没有抬头看我,依然在拨弄她的手机:“我语言天赋还行,父母以前在阿曼做生意,常听他们说起那边的事,很好奇。大三那年碰巧有个机会,我去也门做了交换生,在离学校不远的阿拉伯人家里住了一年。”

“那你有考虑到非洲工作吗?我们医疗队这次需要阿拉伯语翻译,我正为这个事发愁。这些年我们在培养一批能够熟练掌握心脏冠脉导管介入手术的非洲医生,这个项目进展不错。接下来将会有来自苏丹的一批医生到我所在的克里布教学医院,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学习。我们想给非洲留下一支永远带不走的医疗队伍,所以阿拉伯语翻译非常重要。”

薛晓清还是没有抬头,视线没有离开手机,随后她摇了摇头。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1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