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故事结束在一个新的开始》
《让故事结束在一个新的开始》
作者：张悦然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8月
ISBN：978-7-5594-5714-1
定价：55.00元
雅各的角力
雅各的角力，这个看起来有些奇怪的题目，或者可以表达我对写作的理解。
从事写作，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大学的时候在新加坡读计算机，而写作只是藏在心里的一个爱好。新加坡对那时年轻的我来讲，或许是一个十分乏味的国家，并且缺乏文化的滋养。这样一种匮乏的环境，却唤起了我对文学的感情。正巧我写作的条件非常方便，因为每天都要对着电脑。只是在打开写程序的那个program时，我一般是写不出来的，可切换到这边的word文档时，写得就很顺利。在这两者之间来回转换的过程中，因为牵涉太多的心力，最后终于没有办法并行前进。于是我放弃了计算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写作之中，好像是着魔了一样。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够在写作的道路上走多远，甚至不知道写作是什么样子。
雅各的角力，其实就相当于写作中自己内部的、内在经验发生角力的过程，它如同我面对写作时所作出的抉择。这个典故来自于《圣经•旧约》，讲的是雅各在很多年后返回故乡，重返他多年之前逃亡的那条道路。他听说，为了以往的恩怨，他的哥哥以扫召集了四百多人要找他复仇。他回忆起很多事情，也觉得很有负疚感。这天晚上，他一个人过河到对岸去，独自思考这些问题。他思考的不仅仅是自己大难临头该如何自处，还有一些内疚，关于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等一些旧事。随后，这个篇章里便出现了非常神奇的一幕，《圣经•旧约》里面是这样描述的：雅各与一个人角力一整夜。
这一个人是谁？没有说明。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外在的人，也可能是内在的，是雅各的想象或者他内心的分身。他与这个人角力了一整夜，大腿甚至受了很重的伤，却仍然不肯放他走。而那个人，其实是上帝派来的，他后来赐给了雅各新的名字：以色列。这就是以色列名字的由来，我们可以将这个名字理解为：与神角力可以获胜的人。雅各通过一个晚上的角力、意志的对抗，获得了一个重新的命名，这多少带有些重生的意味。
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一次雅各的角力。不仅是文学创作，我们所做的一切创造性工作，都与雅各的角力相似。这其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受伤，但作为一种交换，我们最终会获得重生。曾有一个说法，人们写作是因为他对人生有某种不适应，他跟这个世界不是有一个非常融洽的关系。如果一个人有一种紧张或者不和谐的感觉，却又不能通过外在行动去改变，这个过程就可能变成内在的创作，一个必须在自身内完成的探索。写作和艺术创造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一个超越的过程。超越，其实就是要逾越意识的界限，深入潜意识的海洋。
也许写作的过程，并非如我所说的这般玄妙，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写作。有一个建议，如果有人想写作，最好的时间是早晨初醒来时，趁着潜意识还在，什么事情都不要做，首先冲到书桌旁去写作。实际上，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体会，写完一个东西再去看，会感觉有些奇怪：这真的是我写的东西吗？觉得彼时所写的和现在的自己无法做一个很顺畅的沟通。很多东西都来自潜意识，写作就特别需要这种潜意识。因为在有意识的环境下，人会有很多外界因素的束缚，这种束缚可能会影响到写作的自由，甚至影响到写作中人物的自由。
一个写作的朋友曾有一个苦恼，他没有办法展现人物的恶，无法展现人物坏的念头。一旦写到主人公的恶，他就想到读者会认为这个邪恶的念头是源自他自身。他一直都有这种障碍，所以只能写春光明媚、和风细雨。他认为这个“恶”不健康，与他自身的形象不吻合。他意识的里面有很多束缚，使他不能够进入一个灵活的，用笔写作的顺畅过程。如果他进入了一个潜意识的层面，他可能就不会去考虑这些。因此，潜意识对于写作或许是很重要的。
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我，和我的同代人，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写作中，可以坚持一种个人化的表达。个人化的表达是一种自由的声音，一种不受意识牵绊的个人表述。宏大叙事与个人化表达并不相对，也没有优劣之分。在文学里面，或许不存在那种“现在这个一定优于之前那个”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由于我们这代人所带来的改变，宏大叙事很难再维系。即使很多人在提倡并且期待那种完整的画卷，但这种表述在年轻一代中已经很难出现。集体的概念已经被解散，随即出现的，是更小的自我。
文学的创造发生于人的内部，更接近雅各的角力。《圣经》中所展现的，不是雅各和以扫，及以扫带来的四百人进行的战斗，而是雅各自我的战争。这带来的变化是无可挽回的，却通向一条更加合理的道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和一个集体捆绑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而所谓的宏大叙事就是向集体的价值观、趋向、道德标准看齐——我并不同意这些。比如，对所谓底层群体以及对于乡村描述的文学，它们都属于一种集体式的捆绑。这种集体式的捆绑，对于一个研究文学的人来说可能没有较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个创作的人来说，如果这种捆绑凌驾于自我之上，那就会损害自我的创造力。必须回到个人，让个人去自由地运筹帷幄，而不是把集体的价值观强加给他。
记得有一个很受关注的年轻作家曾经写过一个片段，是一位农民第一次见到摄像机的经历。他写出了一个农民第一次看到摄像机对着他的时候那种好奇、懵懂、张口结舌，那是种像对着枪口的感觉，但是却不能不说，他是把一个预先设定好的价值标准放到里面的。有没有可能，这个农民看到摄像机时并不是这样一种感觉？他对这个摄影机没有任何障碍，也没有想象中的对这种东西的惊奇？
所以，写作要回到个人身上，不要被集体的价值取向以及预先的设想捆绑。写作不是一种简单的连线，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一个作品的主人公可能有很多摆荡。如果是报仇，他这一路上一定不只想的是要把那个人杀掉，他还可能想到很多和杀那个人有关的，或者完全无关的事情。只有展现出情景的丰富性，展现出角色本身在做重大选择的时候，也像角力的雅各一样有对立的两面时，人物才可能变得丰满。
现代文学在拿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的时候，更多地会去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理念，认为他作品的现代性以及其他层面会比托尔斯泰的意义大。我并非意欲以此比较二人优劣。托尔斯泰的写作并不容易，他有强大的意识控制，比如他的道德感、他的身份（他在很早的时候就获得了声名）、他为拯救某个群体所表露出的强大悲悯心和责任感。虽然他的意识很强大，但是在很多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东西超越他的意识，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之死。这个情节或者可以说是托尔斯泰超意识进入潜意识的一个伟大创作。安娜不是必然去寻死，而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时机，但在冥冥中，她仿佛又必然会去死。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安娜•卡列尼娜不断地跟自己说了很多话，很像一个人在跟自己角力。托尔斯泰并不想把安娜•卡列尼娜写死，这与他之前对自己的要求和他意识的束缚是有所违背的。而在这个时候，这个角色决意卧轨，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他的人物，他的人物因而获得了一种强大的能量，冲破了他意识的束缚范围。所以毫无疑问，《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最伟大的作品，也因为安娜•卡列尼娜之死，托尔斯泰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超越，完成了一个更高层面的创造。实际上，很多作品都是如此，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之死的时候也非常痛苦。其实创作中最让人着迷也最让人痛苦的部分，莫过于这样的部分，那就是不断探索。
写作，其实是引领读者与你一同走一条路，你并不知道进的是怎样的入口，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才能出得去，因为你也在寻找。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创造本身都会令你完成一种超越。
“80后”一代或者正处于从集体到个人的转变过程，年轻一代的创作也是在进行如此的探索。个人化表达将会带来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对故事的创造的影响。如果我们追溯到故事的起源，故事的发展，会发现，实际上故事是需要集体的。比如编排一个情节，别人可能会参与评判离奇与否。很多的判断标准是依赖于一个他者的经验，这个经验实际上附带着集体的烙印。当彻底地摆脱一个集体，故事情节的发展只是需要尊重你自己的路径，不需要管周围的人怎么样的时候，可能这个故事就不再是一种能够引起广泛共鸣、使内心获得巨大触动的故事。所以说，怎么样处理“自我的表达”和“故事”的关系，是现在创作的一个问题。
我们确实需要故事，但是在个人化表达和集体问题的解决上，却没有近路，也不能跳跃性地走，我们必须考虑国家的现状，文学必须得先完成集体到个人的转变。经历这个过程，我们才有可能甩掉陈腐的故事，甩掉跟我们的集体相关的诉求，比如说陈腐的形象、已经模式化的农民形象、一个下岗工人的故事，或者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故事。我们需要把这样的陈腐的事项先通过个人化表达剔除、清洗，然后作家才能够去找到更好的故事，更自由地撰写故事。村上春树编故事的自由度，也许比一个中国的作家大很多。中国有特定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村上春树却可以漫溢出现实主义的边界，在更自由的领域里编故事。
我们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那就先从集体中解脱，然后考虑故事的复兴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