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鲁迅先生喜欢拍照，还喜欢将照片作为礼物赠与友人。现存鲁迅照片有百余张，既有单人照，也有与他人的合照。这一部分，我们以时间先后为序，排列鲁迅从1903年至1936年所有单人照，并配以简单文字说明，试图以鲁迅先生个人相册的方式链结他一生的重要旅程，重温他的风采与个性。细细观之，从先生的神情变化里，亦可发掘他的思想轨迹。

编辑过程中受益于黄乔生《鲁迅像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鲁迅影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特此致谢。

——编者按

 

1903年摄于日本。这张照片被称为“断发照”，是现存最早的鲁迅单人照。鲁迅在弘文学院剪辫后，拍照留念，并赠与同学兼同乡友人许寿裳一张。许寿裳称鲁迅赠与照片同时，还赠七言诗一首与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去世后，许寿裳在回忆录中将这首诗定名为《自题小像》。鲁迅一生很看重这张照片，多次将其洗印赠友。

1904年摄于日本。这是鲁迅弘文学院毕业照。鲁迅是弘文学院第一届56名学生，也是22名寄宿生之一。1904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普通速成科毕业。他获得的毕业文凭上写着：“大清国浙江省周树人，从明治三十五年四月至本年四月，在本学院学习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毕业，以此作证，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大日本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章）。”

1909年摄于日本。1908年，应许寿裳邀请，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钱钧甫、朱谋宜五人合住在夏目漱石故居。在“伍所”居住期间，鲁迅经常从各处书店购书，但较少游览。鲁迅在吃穿住上并不讲究，却花费大量资财购买外国书刊，以此学习、练习翻译文学作品并做文章，很是勤奋。

1909年摄于杭州。照片由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拍摄。1909年，鲁迅回国，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并兼任博物课（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日籍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据夏丏尊回忆，鲁迅在上课时要求学生不许笑，因为他认为自己授课时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发笑，严肃的氛围就遭到破坏。“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

1911年摄于东京。1911年5月，鲁迅为催促周作人一家回国，赴日本半月余，这张照片即是在东京“中钵”照相馆拍摄的。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中鲁迅所穿衣服，是他自己设计的。许寿裳曾说，鲁迅那时“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

1918年1月13日摄于北京。为浙江绍兴中学校旅京同学会合影，上图为合影局部放大图片。鲁迅在当日日记中记载此事：“十三日晴。星期休息。午后同二弟至留黎厂德古斋，偶检得《上尊号碑》额并他种专、石杂拓片共六枚，付泉一元。又至北京大学访遐卿，并赴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有照相、茶话等，六时归寓。”

1925年5月28日摄于北京。为《阿Q正传》俄译本所摄。俄国人瓦西里耶夫（王希礼）为翻译《阿Q正传》，通过曹靖华写信给鲁迅，请鲁迅赐序和照片，并作《自叙传略》。

1925年7月4日摄于北京。为《阿Q正传》英译本所摄。鲁迅在当日日记中记载此事：“午后往中央公园，在同生照相二枚。”《阿Q正传》英译本的译者梁社乾，在翻译中曾得到鲁迅的帮助。译本于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鲁迅的照片未被印入。

1927年1月2日摄于厦门。鲁迅对厦门大学的人际关系感到厌烦，且不适应当地生活，不足半年就决意离开。临行前，鲁迅、林语堂与几个学生在南普陀寺西南的小山岗上照相，这里到处生长着鲁迅喜爱的龙舌兰，满山是馒头一样的洋灰的坟墓。鲁迅写信给许广平说：“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鲁迅后来把照片用在杂文集《坟》中。他还在照片上题写“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赠给章廷谦（矛尘）。照片上标有：The China Studio, Amoy（厦门中国照相馆）。

1927年8月19日摄于广州。1927年1月中旬，鲁迅到达广州，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8月19日，鲁迅与许广平、廖立峨、何春才到照相馆拍照。鲁迅日记：“下午同春才、立峨、广平往西关图明馆照像，又自照一像，出至在山茶店饮茗。”这张照片采用了多次曝光的方法，有四张底片。鲁迅在广州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在当时的革命大本营复杂环境中的种种遭遇，让他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同这张照片，一张照片曝光四次，显示出他的“多面”。

1927年11月16日摄于上海。鲁迅当日到光华大学讲演，讲演题目为《文学与社会》，并在日记中记录此事。据学生郭子雄的记录，鲁迅在此次演讲中对文学界的不良倾向，如逃避现实斗争、专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止于叫苦的消极文学，以及帮凶文艺等，都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上图右图为前往光华大学，左图为讲演完成后。

1928年3月16日摄于上海。1927年10月8日，鲁迅和许广平搬到了景云里，在此居住近三年。后经内山先生介绍，搬到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在景云里居住期间，鲁迅除了翻译作品外，还主编《语丝》周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等，与柔石合编《朝华旬刊》，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此外，海婴也于鲁迅与许广平居景云里期间诞生。以上四张即鲁迅在景云里寓所书房内所照。

1930年9月17日摄于上海。1930年9月25日是鲁迅50岁寿辰。9月17日，上海左联为鲁迅秘密祝寿，史沫特莱为鲁迅拍摄了多张照片，上图为其一。鲁迅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同年9月，致曹靖华信中，鲁迅曾提及此次聚会，并说“活了五十年，成绩毫无，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 史沫特莱也在回忆文章中对这次聚会印象深刻，在这个哪怕少数人聚在一起也格外敏感的时间段里，竟前后有两百多人前来向鲁迅致意。

1930年9月25日摄于上海。对于自己的五十岁寿辰，鲁迅显得格外重视。在日记中，鲁迅写下：“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阳春堂照相。”该日鲁迅照相三张，分别为单人照（上题“九月二十四日照于上海，时年五十”，日期为鲁迅误记）、与海婴照（上题“鲁迅与海婴，一岁与五十”）、与许广平并海婴照。五十岁诞辰的鲁迅单人照，是最为著名的鲁迅照片之一，这张照片上的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场合曾被广泛使用。

1933年2月24日摄于上海。当日鲁迅与杨铨、李济在“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合影，并拍摄了单人照。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出行，“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同年，杨铨将照片寄送鲁迅。1933年1月，鲁迅加入了由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同年6月18日，杨铨被特务暗杀。

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这张照片是著名的鲁迅“毛衣照”，所穿毛衣为许广平亲手所织。《两地书》中曾记载这件手织毛衣，鲁迅在信中写道：“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须棉袍了。”多年后，周海婴在著述《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曾专门单列出这张照片，并在照片下注释“这张照片，母亲最喜欢！”

1933年5月26日摄于上海。《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翻译鲁迅小说，准备编入《活的中国》一书，极盼得到鲁迅一张近照。这张单人照即专门为此事所摄，鲁迅对这张照片很满意。此照片最早与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国《亚细亚》杂志上，以后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国伦敦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的扉页上。鲁迅逝世后，于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的巨幅遗像，就是由这张单人照放大而来。

1933年9月13日摄于上海。这张照片上，鲁迅的眼神中透露着疑虑，神情中略显愤恨。这或许与晚年鲁迅生活在政治压迫、商业压榨的环境中，心情颇不愉快有关。在与曹靖华信中，鲁迅曾说“很想离开上海，但无处可去”。左联解散后，鲁迅在给王冶秋信中也提到，“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

1935年摄于上海，鲁迅从大陆新村住所去往内山书店路上。1933年4月，鲁迅一家迁入大陆新村，这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一处住所。此地荒僻，“雨后蛙声大作，如在乡间”。鲁迅与外界的信件邮件，甚至房租、水电费等事宜，全由内山书店代转代办。在此处，鲁迅曾多次掩护共产党人。1934年瞿秋白离开时，曾将一张书桌留存在鲁迅大陆新村住所中。次年瞿秋白遇害后，鲁迅将这张书桌保留下来，以纪念亡友。

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去世前的几年，鲁迅对左联内部的斗争极其失望，瞿秋白已被杀害，冯雪峰远在他乡，鲁迅颇感“独战”的悲哀，这种情绪上的消极也加速了他身体的衰弱。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特派员抵沪，急于见到鲁迅，未先与党组织联系就径直来到鲁迅家中，“那时已经黄昏，他在楼下已经从那个老女工那里知道我在楼上了；我听见他上来，心里快乐得很激动，同时以为他也一定很高兴，并且会先问我如何到上海之类的事情的。但他走进房来，悄然地握了握我兴奋地伸过去的手，丝毫也不以我的到来为意外，却先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叙述源于冯雪峰1952年《回忆鲁迅》，十余年后，冯坦然自己之前对此场景中鲁迅原话做了改写，鲁迅原话为“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冯雪峰按记“这他们是指周扬等人”。改写策略与记忆组织的纠葛，也暗示着鲁迅研究中历史学与政治学的话语暗战。图为鲁迅大病初愈后留影，为史沫特莱所摄。

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逝世前11天，鲁迅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参观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上，其时他已病重。由沙飞摄。在专门记述此次展览会的文章中，沙飞曾写，“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在批评作品的好坏。……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与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 内山嘉吉、白危、黄新波等人均在纪念文章中提及，鲁迅一生中有笑容的照片并不多。沙飞所摄的这组照片中，另有鲁迅与他人谈话时大笑的照片，“笑声淹没了一切”。

1936年10月摄于上海。鲁迅逝世后，沙飞摄。在9月5日写作的《死》一文中，鲁迅曾写下了七条遗嘱：“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后文又设问了对自己怨敌的话，“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先生与世长辞。 

 

（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