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父亲刑满释放的那天，除了几个用牙膏皮敲打成的胡须夹子和一个纸箱子，他什么都没有拿。纸箱是从看守所的民警那儿借用来的，里边装满了母亲写给父亲的信。整整齐齐的，束成一小捆一小捆。一封不乱。

“你妈妈呢？”父亲问道。

“在家，妈妈说在家里等着你，她不到这里来。”我说。

“嗯，这不是什么好地方。”父亲说。

母亲曾是小学教师，父亲与人贩卖肠衣犯下诈骗案之后，她辞了职，在山南三井头的街尾开了一个小面粉店。父亲所在的监狱与山南相距甚远，母亲一周给父亲写信一次，很简短，无非是关于我或者店里的一点儿琐事。

店里不时遇到不客气的顾客，在争吵中，往往会说“骗子”。父亲是个骗子，他的家人就都是骗子。母亲问他们：“我男人是骗了你爹，还是你娘，还是你们摇篮里的小女儿？”像是仗了骗子父亲的势，母亲通过了一场又一场争吵甚至厮打的较量。母亲不好惹，在三井头横竖相交的四条街上，她是出了名的。正因如此，母亲与亲戚旧识逐渐结下很深的隔阂，他们不再与我们往来。生活的枝蔓一少，自然没有多的可说之处。父亲的回信更短，他的生活一成不变，乏善可陈。

见到父亲的那一刻，母亲慢慢地起身，她的手微微发抖，想去接父亲手里那个纸箱子，却没有去接。她一直在说着话：回来了啊，路上还蛮顺利的啊，没有停顿的吧……她毫不激动，脸上竟然有着一种客气的笑容，好像父亲是一位光顾她小店的顾客。

周边店铺的人们靠过来，问着老江回来了，母亲点着头，说是啊，回来了。有个人把头趋到我耳边说话，声音却大得所有人都能听得到：“要是你哥哥也回来了，你们一家子人就齐了。”母亲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她叫我，让我快些进去。

群姨走进来，问候了父亲。方才邻居们的那些话，不知父亲有没有听到。母亲的信里提到过群姨，而父亲只是朝群姨礼貌地笑了笑，好像他并不知道，这是母亲唯一的朋友。父亲这个人很保守，案发前，他是山南蔬菜公司的副经理，与女下属之间，即使是公务上的交谈，他也会打开办公室的门，来去的人都看得见。

母亲对群姨说：“仙辉回来了……”母亲已经好多年没有这么叫过父亲的名字。母亲又对群姨说：“他们刚才说起达礼……”母亲也已经好多年没有这么叫过哥哥的名字了。

哥哥达礼十六岁时跟随一位亲戚的朋友去深圳当漆工学徒，就再也没有回来。据那位朋友的传话，说是哥哥不安心做事，跟新认识的人一起去做生意，怕不是什么正经生意。那位朋友的电话，母亲打过无数遍，打到再也打不通。人们纷纷猜测，他是干了坏事，没了人身自由，或者没脸再见江东父老。

“哥哥在哪里？”我问母亲时，母亲摇着头说不知道。“哥哥会回来吗？”我这么问她。她便愣住了，叹息着说：“只要人在，会回来的吧……”其实母亲跟我一样，需要一个肯定的答案，可是，我们都仿佛永远不会得到所期盼的答案。

有一天，母亲从外面回来，神情严肃，她说不要再问关于哥哥的事，这会给哥哥带来灾祸不顺利。说这话前，她跟随群姨去了一个卜卦的老人那里，得了某种启示。“达礼”这两个字，从此成为禁忌。

我还清楚地记得哥哥的样子，高高的，瘦瘦的，手掌很宽大。母亲带着我们去探望父亲，从车上下来，哥哥牵着我。天黑了，哥哥把我背在背上走着。关张了的小店里，母亲独自坐在一张底座带了抽屉的黑漆椅子上，头顶悬着橘子黄光的小白炽灯。她把双手朝上放在膝头，沉默不语。问她，她说她在想事情。不知夜深到什么时候，她才熄了灯，上床休息，天还未亮，她便起床，开始新一天的经营。那些晚上，都是哥哥带我上床休息，给我关灯。下起雨来，房子漏了，哥哥拿着脸盆、铁桶、刷牙的搪瓷杯子去接那些雨水。嘭嘭嗵嗵的响声里，母亲还是坐在那把涂了黑色油漆的靠背椅上，因为有哥哥在忙碌着，她就不用操心。

这些年来，我时不时去到江边，站在一个小渡口往青龙塔的方向看。远远的，岩石从沿江大道的堤墈向江水中延伸，拱起两个巨大的洞穴。那是码头。曾经商贸往来的大船，停靠在那里。被废弃之前，那里人来人往。那时哥哥常常在傍晚带着我去江边捡鹅卵石，在我的眼里，那是十分神秘的所在。“哥哥，我们去洞里看看吧！”我央求着。哥哥看着那个方向，沉默片刻，似乎他在犹豫着要不要去，然后他总是会说：“要回家了，妈妈会担心的，下次再去啊。”后来哥哥离家，我也从未去过。

店铺门口没有看热闹的人了，母亲的眼泪扑簌簌地流出来。群姨揩着她的泪水，轻轻地说着安慰的话。父亲拿起了扫帚，在里间扫起地来。扫到她们身边时，父亲站住，轻轻地对母亲说：“不要哭啊……”他把扫帚抓在手里，低下头，像犯了错，有些沮丧，有些担忧。接着，他继续扫了起来。

晚上，母亲打了桶水，说是给父亲泡泡脚。“你爸爸回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母亲站在我的面前，笑得有点傻气。

二

“你爸爸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母亲说道。她连连地摇头。在父亲回来三个月后，她开始这么说。

父亲每天整理房间，把粉碎机之类的机械移开，所有的边边角角全部清扫一遍，窗子也擦得亮晃晃的。他搬动那些沉重的机器，分明没有多少灰尘，分明头一天他还搞过卫生，可他还是会那么做。过度的清扫有时会影响母亲的工作，干扰到顾客，而且频繁的挪动对于机器来说也是不好的。母亲说不要搞了。父亲就像没有听到一样，过一会儿，他还是会移动店铺里的东西。

母亲向我做着眼神，悄悄地指着父亲，像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她悄悄地跟我分析父亲为何要不停地打扫，认为是他在监狱里的习惯，习惯成自然，二十多年了啊。“早知道是这个样子，何必呢？”母亲感叹说。

母亲的忍耐没有维持多久，她指责起了父亲。而母亲的所作所为，包括她提醒他吃饭，在他洗澡的时候时不时地喊他一声，问街头的那个菜贩子是不是今天找错钱了，叫他不要用冷水冲脚……所有这些在母亲看来分明是表达关心，却都被父亲视作了对他的压制和束缚。父亲感到非常困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在怒吼中道出了与母亲为敌的想法。

面粉店的日常生活，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模式：父亲打扫、做饭、购买日常用品、清洗，白天的空闲里看报纸，晚上看电视，时不时用监狱里带回的牙膏皮夹子钳他的胡须。此外，就是与母亲争吵。

母亲总在争吵之后呕吐，呕吐时发出的声音，大概几条街都能听得到。好像是故意要让人家听到。她数落起她在婚姻里的苦处，她年少时的可能性，这些年来对她有意思的男人们。母亲觉得自己的一生太过悲惨，因为父亲的原因。“你要没犯法，我们会有这样的下场？”母亲哀怨道。父亲亏欠了我们一家人，我老大不小了还找不到婆家，就连哥哥的事，也是父亲的过错。

母亲还责怪父亲的胆小。对于来店里生事的人，父亲一声不吭。母亲与人针锋相对时，他也并不挡在母亲的前面。在这几条老街上，常常会有争斗，一般男人都会帮女人撑腰，动起手来，都是男人们之间的事。没有父亲在身边的那些日子里，母亲是自己给自己撑腰，当父亲回来之后，她还是要独自面对糟糕的局面，因为这样她才感到了愤愤不平。人在没有依靠的时候，是不会苛求什么的。父亲回来了，反倒让母亲失去了更多的东西。

日复一日的吵闹，让我心烦意乱，有时我下意识地就走到了江边。看着远处的洞穴，我心想，要是哥哥回来就好了，他就能把这个摇摇晃晃的家给撑起来。这个想法越来越迫切，我也越来越胆怯。我暗自惊恐于另一个莫名的想法，每当那个想法出现，我的心就被攥紧了，忍不住想打自己一个耳光。

在我生日的那天，父亲与母亲难得地清静了一整天。我拍打着头发和衣袖，那是整整一天里，粉碎工作落在我身上的面粉屑。草草地吃过晚饭，躺在小床上，我的鼻子里依然塞满了面粉的气味。我想起有一年的生日，哥哥带着我走过三井头，北正街的百货大楼前，哥哥问我想买什么，我说兔子。哪有兔子卖呢？哥哥在一个柜台买了个兔子灯，让我拿在手上。晚上我把按钮推上，灯亮了，一片小小的光透过白色的纱，哥哥说：“这是从月亮上蹦下来的兔子……”我想象着月亮上，有嫦娥，有兔子，兔子蹦下来，蹦到我的怀里。这样的想象，一直延续到哥哥失踪之前。想来真像是一个梦啊，哥哥就在我的眼前，我却知道如此的近来自渺茫的远。睡吧，睡吧，我对自己说。

我的手脚猛地一抖，明白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我梦见掉入了江水中，刺骨的冰凉。我的耳朵流出了鲜血，嘴里也流出了鲜血，血渗进了水里，红了一片。血色的河流上，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就是我想让哥哥带我去的那个废弃的码头。头疼，恍惚。听到父亲的脚步声，他摇着我，对我说：“达丽，达丽，你妈妈不见了。”父亲有些恐慌，“没声没息就不见了……”

我和父亲打着手电筒，找了整整半个夜晚。寻找母亲的路上，我浑身发冷，看着父亲的背影，有一声呐喊卡在我的嗓子眼里。母亲出现的一瞬间，一股热流涌向我的心头。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黑黢黢的渡口，浑身都湿透了，头发粘在脸上，嘴唇是乌青的。她说，她走进了水里，水往嘴里灌，她觉得有双手在托着她，把她往后推着，她就这样爬上了岸。

之前，母亲与父亲从群姨家回来，巷尾一只狗窜出来狂吠，差一点就咬到了她。母亲说，在她最恐惧的时候，父亲逃得远远的了。父亲把母亲给抛下了吗？我感到不可思议。而父亲说，他是去找一块砖头，狗最怕砖头。

群姨听说母亲落水的事后，念叨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母亲把自杀说成了失足，她才会这么说。群姨是来给我介绍工作的，她的侄儿在物业公司，现在负责了江边新建的那个名叫临江花园的小区，她向侄儿推荐我去那儿做保洁员，月工资九百，只隔着几条街的路程，能多些收入，店里也能照顾到。

三

“达丽，你打扫完了吗？”

“还没有。”

“我来接你吧。”

“不要接，我很快就回来了。”

“那，快些回来……”

临江花园的楼道里，我接到了父亲的来电。两个月来，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父亲的电话，无非是说又与母亲吵架了，等着我回去。

听到父亲在叫我，我很诧异。不是说了会尽快回去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心里有些恼怒，很不耐烦地应答了他。

“我看你这么久还没回，我来看看，这里要不要我来帮你搞卫生……”父亲自言自语，沿着台阶往上走。

“跟妈妈又吵架了吗？”我问道。

“没有啊，没事做，来看下你。”他边说边向我走过来。

“那你走吧，”不知不觉，我的语气非常生硬，“说了不要来，你来干什么？”

父亲猛地停步，他看着我，大声地说：“你不要这样跟我说话，跟你妈妈一样！”他很愤怒，但他克制了自己，转身便向门外走去。我有点儿懵，父亲还是第一次冲我发火。

小区的保洁工作比预想中要辛苦，物业办公室、停车坪、整栋的楼梯间和电梯轿厢，我特地在上午和下午各分出两个半小时来干，体力上吃得消，也是有意从面粉店压抑的气氛里抽身出来。父亲这么一来，我就不得不加快速度，快些做完，快些回去。

出了小区门口，往东走，从东正街的街口折过来，远远的街尾，第一个店面那儿，低矮的发黑的白色篷布下，围着一群人。难道又吵架了？对于他们的争吵，人们不是见怪不怪了吗？还是与外人的争斗呢？

“达丽啊，达礼死了！”母亲痛哭着向我喊叫。她往后仰去，晕倒了，没人接住她。父亲呆滞地坐在母亲常坐的那把黑漆椅子上。

达丽，达礼，死了？我默念着这几个字，谐音的名字，听着就像是我死了。

哥哥死了很久了。哥哥曾经的工友，听哥哥说起过我们，途经山南时，来到了三井头，母亲的面粉小店很好找。工友说，哥哥当年很节俭，舍不得两块钱一次的公共洗浴费，说是去河边洗澡，洗过好多次，但是有一次出去后，没有再见到他。也有揣测是不是溺水，但是没有后续的消息。大家年纪都小，工厂里的人来来去去的，谁也没有谁老家的联系方式。那年头，深圳乱，什么事都有，不像现在。

我没有哭，眼泪流不出来。好像我一点都不难过。

母亲被送进了医院，清醒过来后，不停地说着哥哥小时候的事，说有一次煮粥，哥哥把那层浓稠的米油舀进她的碗里，他说：“妈妈你吃啊，你喜欢吃的呢。”又说哥哥连两块钱的澡都舍不得洗，可他寄过一张三百块钱的汇款单回来，最贴心的孩子最懂得体谅。

这样人们就再也没法议论哥哥了。不是什么抛弃贫寒之家，不是什么不敢面对失败，更不是什么不正经的行径。可是他给母亲带来了深深的内疚，即使父亲在牢里，即使有养育我的担子，可无论如何，母亲都没有好好地去寻找过他。

“那是不要我去找的吧？”母亲囫囵地对来看望她的群姨问道。最初哥哥失踪的消息一传来，她开着她的那辆五轮的小农用摩托冲了出去。还没有出城，就翻到了路旁的水渠里，幸亏是冬天，不然人就没了。她的腿断了，嘴是肿的，头也破了。因为这场车祸，群姨带着她去找了那位神秘的老人，占卜之后得了一个所谓的启示，她才停止了寻找。母亲当时住院了两周，折断的两颗牙齿，后来一直没有补齐。

“是的呢，那时候是这么说的呢。”群姨拍着母亲的后背，她的神情很庄重。她在证实一件对于母亲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母亲摆着手，噎着嗓子说：“人家丢了孩子的都是拼了命去找的……”

“淹死的怎么不是我呢？”母亲喃喃地说着。见一个人就说，见一个人就说。病友们面面相觑。母亲会不会因此而神志不清？我感到十分担忧。

父亲沉默不语。从不流一滴眼泪的父亲，好像天生不懂伤心。他陪伴母亲，却坐在她的病床边打起了瞌睡。嘴半张着，双眼紧闭，头歪下来，又歪下来。当他走出母亲的病房，说是去给母亲拿个暖水瓶来。三个小时后，他打我的电话，问我，他要去哪里？要拿什么东西？

我问他：“你在哪里？”

父亲说：“我在哪里啊……在街上，十字街这里，应该是十字街吧……”

四

“你爸爸会不会走失了？”母亲疑惑，又有点慌张地问我。

父亲打从母亲住院之后，记忆就出了问题，常常在出门之后，过了好久又折返回来，问自己出门是去干什么。群姨觉得是父亲暗自伤心或者陪床劳累的缘故，过些天就会恢复的。然而母亲出了院，情绪平稳下来，几个月过去了，他却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这一次，父亲出门太久了，从晌午到了夜晚。被车撞了？不小心跌到了路边的墈下去了？我和母亲决定分头去找。

走进一条街巷，看到小巷两边围墙上的野草，我想起小的时候，满屋子的人，我拿一条手帕，让父亲给我折老鼠。父亲折了一下，就放在手上，手帕还是摊开的。我要父亲再折，父亲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脑袋，说：“不要说话。”那个时候，父亲是在主持会议，还是那个公司的领导。

父亲背着我走路。我的脚上套着母亲的棉鞋。那是冬天，我的脚生了冻疮，肿得像个馒头。父亲给我上药，背着我，那是去外婆家吗？

父亲从自行车的后座上取下一个袋子，里边有桔子。他叫着“达礼”“达丽”，把手举起来时，“哗”的一下，那些桔子全在地上了，像老鼠一样地滚着。袋底穿啦！父亲举着那个破掉的袋子，懵了。

在那条巷子里，一座接着一座紧紧相邻的平房，每个门里都有一盏灯亮着。人们在笑谈，有麻将牌碰撞的声音，孩子在哭，两个年轻人在打电话……“你爸爸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母亲的话，在我的耳边响起。母亲的眼泪、喊叫、低语、叹息、摇头，构成了另一个人。好像是不存在的人一样。归来的父亲，只是一个影子在晃啊晃。

我停在一户人家的厨房的窗下。一扇很小的窗，有人在说话，排气扇转动着叶片，一阵阵雾气和着面团的气味喷出来，扩散在整个夜空里。发黄的玻璃上，粘了点点黑色的油渍。我想：“家啊。”烟火气，人的气息，食物的气味，这种混合在一起的空气，让我想到这个字眼。再强烈不过。我蹲在这个窗口下，哭了起来。

天大亮了，我走到了十字街，母亲从西正街的街口出现。她看上去十分疲倦。“你爸爸到哪里去了？没出事吧？”她接连问道。“不要乱说！”我愠怒地打断了母亲，回想她在父亲面前的咄咄逼人，我不禁感到了怨忿，还有迷信般的害怕，怕她的话给父亲招来危险。

母亲的手机就在这时振铃了。派出所来电，告知我们，父亲坐在蔬菜公司老宿舍的楼道里。是父亲的一位老同事报的警，那位热心人早起晨练，就见到他坐在那里，等她买了菜回来，他还坐在那里。出警之后，警员问他话，他低了头，不回答。

我们赶去了老宿舍。曾经那栋热火朝天的宿舍楼，如今冷冷清清。门窗破旧，水泥栏杆里头的钢筋锈穿了，花纹全没了模样。满廊道的落叶，一根烂秃了的拖把搭在栏杆上，两只棉拖鞋看不出颜色。末尾的那间房子，房门口立了只狗，舌头伸得老长，看把戏似地看着坐在廊口台阶上的父亲，还有灰头土脸的我们。

“怎么到这里来了？跟我们回去吧……”母亲有点儿难为情，叹息着说道。父亲马上就立起身来，也不解释他为什么会来这里，对于母亲说回去，他完全接纳。警察说父亲不肯坐他们的车回家，既然家里人来了，就没有什么事了。

“达礼那时候，睡着就打鼾，从牙缝里露出来……小小年纪，怎么就打鼾呢？”父亲突然谈到了达礼。我的心猛地抽紧了，父亲从未跟人谈论过哥哥，还是当着这么些陌生人。

父亲竟然笑了起来。我看到他缺失了一颗牙齿的牙床，父亲因此而显得慈爱。

“达礼现在都好吗？”那位老同事问道。

“不在了，去世好多年了。小时候好听话的，跟着他妈妈，带着达丽来看我，下车还要走十里多路，他妈妈背不动了，他就背着，回去到家都半夜了……”父亲有些感慨地说。

“那太作孽了！只怕你们都心疼死了。”那妇人很惊讶地看向母亲。

“有什么好想的？人过日子只能向前看。”父亲的语气十分平静，“我这一辈子从来不往后看。”

母亲没有与那位妇人说话。父亲出事之前，天南地北地跑业务，长年不在家。这栋楼里的女邻居们时不时就跟我母亲打趣说：“住旅舍的人回来了吗？”母亲认为这是羞辱。自从我六岁时，母亲把家搬到三井头的面粉店里，与这些老邻居们已多年未见了。

三个人往回走。当年非常繁华的先锋路，充斥着一股没落的气象。街道很窄，各种老国营公司底下沿线的两溜店铺装修简陋，行人也很少。看着父亲与母亲同行的背影，他俩分开走，中间的空隙还能插进一个人。

不禁想起第一次去看望入狱的父亲时的情景。那时判决还没下来，我们已半年没有见到他了。等在一个小房间里，看着父亲从对面的那扇门里走进来。一位警官取下了父亲的手铐。父亲微笑着，仿佛这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母亲的两个兄弟哭了起来，抽抽噎噎。母亲站得很直，向父亲微笑。我看了一眼哥哥，哥哥握着我的手。父亲朝那两个人抬了一下手，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子。接着，他问了一下家里的情况。都说，家里挺好的。隔着三四步远，我、母亲、哥哥，没人向前一步。我不知道应该是哭，还是微笑，也没有感到难过或者不舍。哥哥抿着嘴，紧握着我的手。很久之后，我还清晰地感到哥哥的手的那种力度。汗津津的，却毫不含糊。

如果是出于倔强，不想让外人看笑话，父亲的答话倒无不妥。只是想到回来之后的所有日子，对于哥哥，他的确是从未怀念过。

五

母亲在篷布底下招呼我，她的手里拿着一个竹篾制的篮盘。说是趁着天晴，让那鱼见见太阳，好储存起来留到年下。我提着一个装了鱼干的布口袋走过去，突然听到父亲惊呼一声，“砰”地一响。

跑进里间一看，父亲倒在了地上，他攀梯子去打扫隔板，不小心跌了下来。医院的检查结果是锁骨骨折，建议手术治疗。手术之后，父亲的腿失去了知觉，医生无法诊断原因：“配合做些推拿针灸，有个恢复过程的。”拿着这样的医嘱，母亲把父亲接回了家。白天用从医院借来的轮椅推着父亲去做康复，晚上为他擦背洗脚，冲一碗糖水鸡蛋给他吃。她敲着父亲的腿问他：“有知觉吗？”父亲总是摇头。

“没事的，不要躁，总会好起来的！”母亲轻松地对父亲说道。“你爸爸只怕不会好起来了，怎么办啊，我就要服侍他一世了。”背着父亲，母亲很惊慌地对我这么说。而我不知如何安慰她。

第六十五天，父亲狠狠地揍了她。两个人都伏在地上。

“我费心费力地照顾他，说话都是细声细气，两个月，一天冲一碗糖水鸡蛋！”母亲看到我，像个孩子一样爬起来，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父亲无缘无故就朝母亲挥起了拳头。母亲说，父亲用他唯一能动的右手来打她，看他的架势，要是能活动的话，他准备追着她打。

“来啊，来啊！”父亲嚷着，把地面拍得啪啪响。他的眼神愤恨却又张皇失措。我想把父亲扶到轮椅上，用双手抱着他的腰。我用力抱住，转头看向母亲：“妈妈，过来呀，跟我扶爸爸起来……”

“怎么得了，我怎么得了！”母亲声嘶力竭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膛。

“来啊！来啊！”父亲还在恶狠狠地嚷着。

“妈妈，我扶不起爸爸……”我用肩膀顶在父亲右臂的腋下，看着母亲。母亲傻了一般，一动不动。

“我搞不动了……”我无能为力地说道。

六

医院里，父亲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症。

“他才六十一岁啊，怎么老得这么快？”母亲问医生。医生建议去省城确诊。腿瘫了，又得了个没有特效药的病，也没有经济能力再往上求诊——“治了腿再治别的，我们就在这里治。”母亲很快就把这个决定做下了。

“你去问你爸爸，他为什么要打我？”母亲突然抬起头对我说。她的眼神凿凿。

我趴在父亲的床头，轻声地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要打妈妈啊？”他瞪着眼睛看着我，惊讶地说：“谁打了你妈妈？”我说：“你啊。”他毫不客气地否认，接着就犹豫了：“我打了吗？我不记得了。”这就是母亲非要得到的答案。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母亲推着父亲的轮椅，她让我给父亲戴上帽子，父亲挡着，怎么都不肯戴。临近三井头时，她高声笑着，跟经过的每一个店铺的邻居打着招呼。

夜晚，母亲走到我的小床边，靠着床头与我并排坐下，她说白天她怕邻居们看到父亲目光迟钝的样子，就想遮一下。怎么想得到呢，年轻的时候那么英明的一个人，老了竟会是这般模样。她说还以为他的腿脚哪天一起床就好了，但是现在连脑子都出了问题。听你群姨说，有个亲戚也是六十岁得了老年痴呆症，活到九十几岁才去世，一家人围着转，算下来，还有几十年。她说他在一天，她就服侍他一天，不与他计较了，只当是个小孩子待他了……她把双手插在大腿间，说一句话，就向前倾一下身子，就像是在自言自语。

第二天一早，母亲扎起袖子打扫房间，笑呵呵地推着父亲去医院做治疗，偶尔与顾客开起了玩笑。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老顾客们都在说，你妈妈越来越爽快了。父亲安静地坐在轮椅上，有时会突然地抬起下颌来，问一声：“达礼回来了吗？”“是达丽妈妈摔了吗？”“达丽妈妈写信来了吗？”我随口便说：“没回来。”“没有摔。”“没写。”

“一天一个溏心蛋……”“还有几十年啦！”面粉店里，母亲说过的话在我脑子里绕啊绕啊。看着母亲背着外人的时候，她那打扫房间的劲头，一粒灰尘都不肯让它落下，母亲仿佛成了第二个父亲。

困住父亲的，终于困住了母亲。

七

临江花园一号电梯前，厢门敞开，灯也没亮。谁按下了上楼键没有进去，还是谁刚刚下楼来呢？这样凑巧。我走进去，轰的一下，地面是空的。我被狠狠地撞到，眼前黑暗一片。下意识去摸衣襟，明明知道，没带手机。我的手机早就出了问题，非常容易耗电，往往是充一夜，第二天一早才打开，半个钟头就没电了。

我摸索着，触到那些凹凸不平的砖块还是石块。我都迷糊了，这是哪里啊？过了一会儿，我才弄清楚这突发的状况，明白自己置身何处。想起物业公司在更换中，小区尚未开盘，进出的人非常少。电梯的故障之前也发生过，一般停运个十多天才会被处理。这个小区的楼都是双电梯，一个坏了，另一个就足够使用了，物业都是这么精打细算的。谁能想到我会被陷在这里？十天，半月，出不去了……我感到了疼痛，还有恐惧。恐惧远远大于疼痛。

我拍打着坑壁，啪啪啪的声音像打在我的心脏上，我犹豫了一下，喊了起来。喊着，喊着，我的呼吸变得很沉……头晕脑胀，眼睛疼得像有人在挖它们似的。我的腿脚也在肿胀，跌跌撞撞，浑身不住地发抖。彻骨的寒冷中，我想到哥哥，哥哥死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吗？

哥哥，达礼……

仿佛一道沉重的巨斧从脖子上升起，刺眼的白光从长长的隧道的那端出现，一个影子斜在眼前。

“达丽！”哥哥在叫我！是哥哥的声音。他急切地叫着。

电梯门在响，光线照进来了，几个人站在顶上。其中的一个，把身子趴下来，整个人跪在了门口，伸着头往下看。我看到了，是母亲。“达丽！”她焦急地叫了一声。刚才也是她在叫我吗？可是，我分明听到哥哥的声音。

“动了，动了……”不知是在对我说话，还是对身边的人说话，母亲说万幸万幸，落到里头，五个多钟头了。

“妈妈……”我喊了她一声。她正在激动中，顾不上听。我没再吭声。

原本，我是有一句话想对她说的。

八

很大的风。我躲进了街巷的一座房子里，整个屋子都在摇晃。我抱着墙走，我的伞被划得稀巴烂，我的衣服被竹篱笆刮花了，一缕缕绒线挂在篱笆上。我向家跑去，我的家在蔬菜公司宿舍楼的二楼，楼道里，一个男人低着头，坐在台阶上。当我走近时，他抬起他的脸，绿色的，生了锈的脸！我害怕极了，向楼上跑去，那个人在后面追赶，我大声地呼喊着：“哥哥！哥哥！”

就这样醒来。是做梦，我的泪水一瞬间流进了我的耳朵，我听到外面的雷声。“砰”——像谁掷下的一个巨大的铁桶。

我想打开灯，按了钮，房间里还是黑暗的。趿上鞋，我往外走去。路灯熄灭了，是雷电击中了变压器而停电了吧？风从一个个店铺的篷布下顶过来，像卷起的潮。闪电从篷布底下亮起，刹那间天地通明。巨大的光柱接连落下，一道追赶着一道，一堵红色的火焰从大地上拉起，那火焰往上升腾着，是带着尖角阁楼的老百货商场被闪电点燃了吗？整整一栋房子都在燃烧？

当火焰消失——我明白不是火焰，是闪电带来的火球。闪电横过苍穹，带来如同白昼的夜。远处的楼，近处的马头墙木屋檐小瓦片，清晰可见。所有的房屋与树木都化作了青色与白色，震颤着，摇动着。雨，落下来了。

轰轰隆隆，嘭嘭嗵嗵……一千种声响汇聚在我的耳边，我看着，就像我一直在等待着，衣襟湿透，而我并不觉得寒冷。

“达丽，达丽，怎么了？”

“打雷落雨，你站在那里！”

母亲急切而又焦虑地呼唤着我。她怎么发现我离开了房间啊？我转过身去，看着母亲向我跑来。她没有打伞。

“我做了噩梦，我放肆地喊哥哥……”我说的话，她听不清楚，周边的声响太大了。

“哥哥，我喊哥哥，达礼，我的哥哥！”我一遍遍叫着。

多少年了，我对哥哥的想念和想象，依赖和企望——哥哥是生是死，早已在长得看不到尽头的时间里化做一个偶像，“等到哥哥回来就好了。”每当觉得太辛酸，快扛不过去的时候，总是这样想。得到哥哥死讯的那刻，我感觉心里的那颗火苗灭了。往后就是捱，一天天，一年年，失去的永远回不来了，所谓的日子啊，是让我连母亲那样的任性也不能拥有的事物吧。我寡言少语，无声无息，好像我没有悲伤，也不需要悲伤。直到这一瞬间，我肆无忌惮地朝母亲呼喊。

是那电闪雷鸣，让我感到了天地的恩慈，亘古而来的无穷无尽的天地，轻而易举便能摧毁一切的伟力，护佑我，让我好好地存活在这人世间。穿过风雨，我看到了它，它把手放在我的头顶，对我说：“我准许你渺小、懦弱，准予你悲伤的权利。”

母亲哭了起来，先是沙哑的，好像从一个很久没有被擦拭的铜壶里发出的，她的声音越来越大。

“我们的达礼啊！我们的达礼啊！”母亲呼唤着。我们站在彼此的对面，像两棵孤独的树。

“怎么站在这里？达礼怎么了？”背后喊声传来，我和母亲愣住了。

我的肩背被一只臂膀搂住，是父亲。他什么时候站起来的？能走了吗？认出我和母亲了？是不是错觉啊？惊喜太过巨大，让我不禁感到狐疑。我的腿脚不由自主地往前一步，我的头靠着了母亲的头，是父亲拉近了我们。我把头偏过去一点儿，电光中，父亲像一堵静默的墙。

父亲昂着头，真像他年轻的时候啊！紧紧地搂住我和母亲的臂膀，如此地坚决，我感到父亲在向我们证明，他能为我们遮挡住风雨。

九

去洞里！清晨时，我打定了主意。

店铺的门关闭着，马头墙印在紫色的天幕，墙头的几茎草叶在轻轻地摇。酒坊外那个木雕的店小二的鼻尖和下巴还挂着水滴，伞铺的篷布被掀到了一边。三井头往西正街的第一个店铺，卖竹制品的小店前竖立着的那排竹篙倒伏下来。前夜一场大风雨，许多店铺的篷布垮了。

从北正街走上滨江路，沿江麻石栏杆的缺口下，一条乱石间的小路在路基的堤墈下折转，从麻石基底的宽敞路面斜着伸向江岸。褐黄的落叶积在路口，我的鞋子触到了栏杆底下探出的那几株仙桃草。在灰白的石块与拱起的混凝土上，生长着那么多低矮的植物。走过去，路消失的时候，我一一地穿过去，踩过去。这些植物在江岸连绵不绝，直抵洞穴。

哥哥，达礼，我来这里了！我听到自己的呼吸，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

一根根乳黄的树脂似的东西悬挂在洞顶上，壁上的罅隙没有生出春草，光秃秃的。我蹲了下来，草茎挡住了我，我看着远处的那座大桥，十几个桥墩立于江水之上，横跨两岸。对岸的船坞以及停靠在岸边的挖沙船都像上了一层淡淡的粉，那些机械曾经很长一段年月在江上运作，日夜不息，现在已经停下来了。江水是蓝色的，也是粉色的，这美丽的光泽让人感觉温暖，就像那是天空向大地付出了它所忍匿的全部柔情。

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哥哥带我来的地方啊！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说不出这是轻松，还是满足，是茫然，或是遗憾。

我蹲了很久，当腿脚开始酸麻，我的视线落在膝盖边的靠近洞口的一个缝隙里。我感觉有东西在那里。把草拨开，一个茶色的小玻璃药瓶从缝隙里出现。胃仙U的纸标签还没有被沤烂，塑料盖子顶上一圈棕褐的泥渍。像是被谁故意塞进去的。

“达礼啊，去把我的胃仙U拿来。”母亲曾经呼唤哥哥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哥哥离家后，她没有这样唤过我。我伸出手，把那只瓶子抠出来，整个儿把它翻转过来——里头有一卷折叠的纸条。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怦怦地敲打着我的胸口。像是受到了某种感召，我举起那个瓶子，用力地掷向洞壁。瓶子破了。

一个小小纸卷，我的脑子里像是全世界的钟表都在同一刻敲响，分不清是激动还是感动，我止不住地咳嗽。这是哥哥留下的信：

“达丽，明天哥哥就要去深圳了。你一直想来这里。我希望等到爸爸回来的时候，带着我们，一起来这里。他是一个好爸爸，我很想念他！”

我把信带回家，从不流泪的父亲用手背悄悄地擦了他的眼眶，吸着鼻子，背过身去。母亲坐在她的靠背椅子上，伸手向我要了那封信，放在双腿上看了一会儿。她把它拿到嘴唇上吻了又吻，然后，她说：“拿开，别让我的眼泪水落在上面搞花了它……”接着她开始哭泣。

十

听到母亲在呼唤父亲，她说了两遍“别烫着”，叫他慢点儿吃。母亲像嘱咐一个小孩子一样。今天母亲新包了饺子。我把一袋袋粉碎好的面粉进行锁线包装，接了一位新顾客的加急订单，临时加工，一下也不能马虎。大约做完这些，就是吃午饭的时候了。

“达丽，你哥哥的信放到抽屉里去吗？”母亲问我。我停下手里的活儿，往里间走去，母亲一手拿着一个许愿瓶，一手在扯我床上的床单：“趁着太阳天，快洗快晒干，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下雨，这春上的天啊……”我接了过来，放在书桌上。瓶子里，是哥哥的信。找到它的第二天，我去了一趟精品店，买下了那个小小的美丽的瓶子。哥哥的信，被卷好放进去，从那天起，就放在了我的枕头旁边。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你落到电梯里头的那天，你爸爸一直在打瞌睡，突然头一仰，好急地对我说，听到达礼在他耳朵边上喊你。我说他是发了神经，不要他乱讲，他还是这么跟我说。过了饭点，你还没有回来，我想着你爸的话，就往那边赶，等物业找了人把门一打开，就见到你在里边——后来我几次想起你爸那天的样子，问他，他说不记得了……”母亲看着我，恳切地说着，她的嗓音开始打颤了。

我的手微微地发抖。

“达丽，达礼什么时候回来？”父亲朝我喊话。

“他回来了！”我走近他，笃定地对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