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年我们还年轻》

作者：骠骑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火红的领章映着我开花的年岁。

记忆中到部队的第一顿饭是面条，实在想不起面条的味道，只记得是清汤寡水，因为是后半夜了，人困马乏，也确实没吃几口，喝了一大碗面条汤。

不同年代当兵有着不同的记忆，一身国防绿，一声誓言，就是一辈子。

新兵连的记忆对于每个人就如同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每个人经历的“新兵连”都有专属独特的记忆。

那一年国家还不富裕，部队还在忍耐，那一年我们还年轻！

塞北，寒风能带走人体最后一丝暖意，枪是每个男孩子梦中永远难以割舍的情愫，如果你的梦中难以割舍的是洋娃娃，那么请你离我远点。

同样，对八一式自动步枪的渴望和惧怕让人无比的纠结，原因非常简单，那玩意是铁的，想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中与一支突击步枪成为和平共处的朋友，你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如果你敢亲它一下，你绝对会体验到寒冷钢铁凝结剂的威力。

从五六式到八一式，再到九五式，以及最新的191突击步枪，除了军装之外，武器是最直接的军旅生涯的见证，每一种轻武器都有着不同的操枪技战术特点，轻武器的更新换代见证了人民军人从无到有，从若到强，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枯燥的队列训练是为了培养令行禁止的作风，正步分解动作，一步一动，寒风卷着漫天的黄沙。

午饭无疑是最开心的时刻，真的是饿了，同时午饭后会有短暂的休息时间。水煮白菜，炒萝卜丝，炒芥菜丝，炒胡萝卜，四大经典，因为储存条件有限，每个连的菜窖中只能储存这几种蔬菜，即便如此还要有计划的吃，否则是熬不到开春的。

没有油水更容易饿，好处是不用担心胡萝卜素了，几乎所有的官兵都吃得跟小兔子一样健康。

最好吃的是凝结成膏的猪油夹在刚刚出锅的热馒头中，一口咬下去觉得那是这辈子吃得最香的东西。由于天气的原因，很多时候馒头的发酵达不到标准，于是乎有一种吃了粘牙床子的馒头出现了，这种馒头随手丢一个能粘在墙上用工兵铲才能撬下来，最危险的莫过于第二天，这种馒头不能丢来丢去，因为过了一夜那玩意坚硬得就跟暗器一样，稍有不慎“用脸去接”，保准会遭到迎头痛击。

老式的苏式营房，雨天漏雨，刮风天漏风，冬季是最难熬的，偌大的间隔中住了整整一个排，却只有两个烧煤取暖的炉子，烤馒头片成为了哨兵们为数不多的乐趣。

漫漫长夜，同班的两个哨兵会成为无话不谈的兄弟，天南地北，从臭豆腐谈到理想和未来，年轻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给自己规划无数的未来。

白天床铺整理好一分钟，一层黄色的沙子就把白色的床单染黄了。吃饭的时候一个不小心，白米饭变成了黄米饭，其实人饿了，真没那么挑剔，该吃吃，该骂骂，咒骂鬼天气成为了大家的一种业余活动。

按规矩午休是不能躺在床上的，只能坐在马札上趴在床沿边短暂的休息，最害怕的是深夜的那短促尖利的哨声，紧急集合则是挥之不去的噩梦。

曾经一脸期待的询问班长：这黄沙风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班长面带微笑：一年只刮两次。

满怀期待的等待风停，一年后新兵熬成了老兵才知道，一年刮两次，一次六个月。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却没有人愿意做任何剧透，所有人十分默契的每每望着得知真相半崩溃的新兵，就会想起当年的自己。

冬季的国防施工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篝火前，干部战士围成一个圈，有说有笑，两个人把军大衣布置成简易帐篷躲避肆虐的寒风，当时谈了什么早已忘记，难以忘怀的是青春的记忆。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相比那些为新中国成立抛头颅洒热血牺牲的烈士，眼前的这一切真的不算苦。

若干年后回忆起当时的“苦日子”竟然还有一股“甜”的味道？追根溯源，因为我们有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不仅仅刻在了布景墙上，更是刻进了心里。

国防绿代表着责任与使命，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军装不穿十年很难懂得其中真正的含义和军人的坚韧。

军人的军旅生涯中有无数个第一次，第一次射击，第一次拉练，第一次抢险救灾，第一次负伤，第一次，第一次......

入伍的第一天就梦想成为将军，因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当了兵才知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同样也是好士兵，一个士兵离开了将军他还是一名士兵，一名将军没有士兵，他将不再是一名将军，因为国家更多的需要的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一兵。

新兵时候并不懂得军人两个字赋予的真正含义，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够有任务，金戈铁马壮怀激烈！时间久了才明白，军人守护的是和平是安宁，因为每当军人出动都意味着人民群众遭到了危险。

岁月静好，军人需要负重前行。

军人家属为之付出的更是难以计算，逢年过节战备值班，救灾抢险，国防施工等等挤压了原本留给家人团聚的时间。

大禹治水三国家门而不入，这是一个故事，但是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发生在身边的战友身上，每每谈到此处，不禁泪流，他们更多的是对家人的内疚和歉意。

保卫祖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的是“大家”，同时也保卫自己的“小家”。

随着经济发展，国富民强的同时国防也在积蓄力量，先进武器装备包括战机和战舰陆续服役，官兵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永恒不变的是红色基因传承的优良作风。

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新时代零零后的战士、士官和军官都已经进入部队服役，属于他们的青春圆舞曲开始演奏了。

 

《英雄真不朽，世代奋风雷——读<把一切献给党>有感》

作者：陈子宁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讲道：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带领我们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回顾了中华民族从蒙受屈辱、遭受劫难到实现伟大复兴的一段革命历史，回顾了中国人民打破一个旧世界的英勇顽强，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伟大成就。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选择了《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进行阅读。

书名“把一切献给党”的这几个字，教我想起了父亲的一生，为党和人民奉献的一生。

虽九死其犹未悔。

翻开这本书我便被那个年代的绝望深深震惊了，也被主人公的坚强意志深深影响了。

吴运铎同志（1917年――1991），江西萍乡人。1937年走上革命道路，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同志们一起创办兵工厂，多次负伤，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的保尔”。作为我国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他的一生与共和国的枪炮制造史同行。

我的父亲十七从军，考入军校，毕业之后任命于第二炮兵部队，投身于祖国的导弹事业。

吴运铎同志出生在安源煤矿山脚下，家境贫寒，自幼便懂得分担家庭重担。他曾上山挑煤、捡煤渣，还到煤矿当机电工人。9岁时，吴运铎加入儿童团，参与把风、放哨、送信等活动。资本家的剥削和战争带来的苦难，像烫红的烙铁给他留下刻骨的印象。在苦难的生活中，他逐渐认识到：要翻身、要解放、要光明，就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我的父亲同样出生于贫穷的乡村，在全国第一年恢复高考时考取大学，后放弃决定从军又考入军校，选择了一条更加需要牺牲精神的命运之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运铎毅然参加了新四军。被派到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后，他在农舍的茅草棚里开始了兵工生涯。对当时的吴运铎来说，兵工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但他坚信，投身革命队伍，就要跟党走、听党的话。

为了制造武器、确保前线作战顺利，吴运铎几次走在死亡边缘，但是死亡的威胁从来没有阻挡他前进的步伐。1947年9月，在大连甘井子一个名叫老虎牙的山洼里，“轰”的一声巨响让山坡外的人们心头一惊。巨大的爆炸气浪把时任大连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引信厂厂长的吴运铎抛向空中，甩到了20米外的海滩上——当时是在试验新炮弹，吴运铎冲上前去查看一枚未爆炸弹时，炮弹突然炸开了，这是吴运铎第三次被炸成重伤。

战争年代，吴运铎同志舍生忘死，为国铸剑。

和平年代，我的父亲为了国家抛弃小家隐入深山老林近二十年研究导弹，为国铸剑。

父亲带领连队所担负的国防重点工程，被国家总参二炮评为“优质工号”，并召开现场表彰会。在全军专业技能比武训练中，父亲组织全团人员周密计划，科学灵活，指挥得力，在比武中获得了七项团体、十项个人冠军，名列全军榜首。立功获得嘉奖。

父亲所写数篇论文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杂志刊用，被军级单位编入后勤学术论文汇编。众多论文发挥着指导本部建设、决策参考的作用。组织领导的技术革新项目有三项获得二炮科技进步成果奖。

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历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主持多项兵器科学研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军工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部队装备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吴运铎来说，只要能为党多做一点事，再苦再累也很幸福。就像他自己说的，“即使自身化为一撮泥土，只要它是铺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让伙伴们大踏步地冲过去，也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父亲在转业后，先后任职于公安局多个职位，期间曾被任命审计科科长一职，负责本局内部，以及管辖内所有派出所及企业的审计工作。对于这个陌生的领域，父亲刻苦学习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专业水准，年度工作取得全市第一的成绩，并获得全省先进个人的称号，立功受到公安部嘉奖。

离休后，吴运铎在青少年教育和残疾人帮扶事业上投入了大量心血。他拖着残弱的身子，到机关、工厂、学校等地作报告上千次，听众多达10万人。住院时，他把病房当课堂，接待少先队员过队日、共青团员上团课。在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吴运铎鼓励病残青年学习知识和技能，生产自救，提高自身素质，创建美好未来。

1983年病重期间，吴运铎立下遗嘱：后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保存骨灰。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时，他仍然眷恋着祖国、眷恋着党。他把生命的光和热全都献给了深爱的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终点也无怨无悔。

我父亲的一生有些短暂，短暂到一生始终在为党尽心，为人民尽力，还未离休便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

也许与父亲之间，我们从未有过大多数父女之间真正意义上的相聚，相守，相伴。在我的内心曾有过深深的埋怨，埋怨父亲错过了我人生的每一次成长，每一个重要时刻，错过了我的每一次快乐与悲伤。也埋怨命运让我和父亲错过了彼此的一生。

当翻到最后一页，合上书本的时候，回想吴运铎同志走过的坎坷道路，实在令我钦佩不已。支撑他前进的，不是什么高官厚禄的名与利，而是对信仰的坚守和对人民的热忱。把一切献给党，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深情告白。

合上书本的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与父亲之间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和解。

在给张海迪的信中，吴运铎提到，“精神才永远是充实的，这理想，就是为人民的幸福、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而献身。”是的，吴运铎的一生都是在坚守这份远大而崇高的理想。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奉献了青春，奉献了生命，奉献了所拥有的一切。

父亲给我留下的遗产，也正是远大的理想，充实的精神，不断学习的本领，独立思考的清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中华民族也正是由无数百折不挠的个体，无数个英勇无畏的个体，无数个开拓创新的个体，无数刻苦攻坚的个体，形成了独有的精神体系。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一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记住一个遥远的名字？

那是因为当有人说出董存瑞时，每一个中华儿女便能立刻想起今日的和平是由无数舍身为国的牺牲换来的；当有人说出焦裕禄这个名字时，每一个中华儿女便立刻能知道那是满腔热情为群众的身先士卒；当有人说出张海迪这个名字时，每一个中华儿女便立刻能感受到生命的坚强与不屈服。

这些统统都是属于中华民族独有的语言，特有的民族精神。

这些名字就是一面面军旗，带领每一个中华儿女向着沉沦，向着邪恶，向着一切霸权开战。这些名字就是冲锋的号角，唤醒每一个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终生。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容中的每一段都是无数人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一生；每一段，都是无数人发愤图强、锐意进取的一生；每一段，都是无数人坚守理想、担当使命的一生；每一段，都是无数人践行初心、不负人民的一生。

虽然生在和平年代的我无法想象那一代人的努力与执着，也无法想象那一代人为了一份信仰和使命的义无反顾。

但是我们可以望眼近代，中国经历的数次劫难，留下的一道道伤痕累累的印记。

1998年，董万瑞将军奉南京军区命令，担任长江抗洪部队总指挥，率三万多官兵，经历数个昼夜轮转的连续奋战堵住了决口，被称为“千年一堵，人间奇迹”，是取得长江抗洪胜利的重要功臣之一。

今年7月河南多地遭受了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军队、武警、消防员战士、民间救援组织，各行各业的人们以不同方式开展救援。

SARS事件，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雅安地震，舟曲泥石流，新型冠状病毒……

面对这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考验，中华民族没有一次被命运击垮，没有一次在灾难面前低头，没有一次向死亡屈服。在每一次的灾难中都涌现出了更多的英雄代表，更多的先锋代表，更多的智慧与勇气，更多的感动与坚强。

正是由这无数的个体的集合，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历史长河，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具有深厚底蕴，英雄气节，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

史铁生曾写下：大劫大难之后人不该失去锐气，不该失去热度，你镇定了但仍在燃烧，你平稳了却更加浩荡。

在华夏文明的滋养与信仰中，中华民族在每一次的大劫大难之后，锐气更锋，在一个又一个奉献燃烧的个人和集体故事的温暖中，一次又一次谱写出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荡气回肠。

薪火不灭，精神永存。

就像《亮剑》里李云龙所说的：指挥官不在了，但这支部队的魂还在，只要这个魂在，那么这支军队就会战无不胜。

是的，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不单单是军队，任何一支队伍，一个组织，一个集体，都需要一个魂魄的存在，一种气质的影响，一种传统的注入。

从此，不管岁月流转，世事更迭，人员来去，奋斗精神永在。

哪怕眼前是一片迷雾苍茫，魑魅魍魉，但我们看到了方向，看到了信仰，就敢于不问前程只此奔赴。

千年之前，大词人朱敦儒问道，“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以一个坚毅英勇、可歌可赞的新中国作出了回答，“忆往昔，来势凶，众喽啰，瞎起哄，君不见人民，自古英雄。”

最后。

我相信崇高的存在。

 

《烽烟尽处关河未冷》

作者：酒徒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当时的热河省北部宁城县老西沟村，发生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激战。进攻方是一支由八百余伪军组成的“讨伐”大队，而防守方，只有一个八路军冀东军分区三区队的半个排，二十二名勇士。

激战从日到夜，二十二勇士寡不敌众，不得不借助夜色掩护突围。狡猾的伪军指挥官刘某却不慌不忙，下令麾下爪牙放过已经成功突围的八路战士，只管咬住负责断后的那几名八路战士不放。

因为经过多年的较量，刘某已经摸清楚共产党部队的传统。他坚信自己老对手，八路军冀东分区的三区队长，共产党员高桥肯定会亲自断后。而根据汉奸们提供的情报，此时的高桥已经染疟疾数月之久，绝对不可能拖累身边的战士们，让大伙抬着他突围。

非常不幸的是，他全都料中了。天亮后，伪军们将高桥的困在了一座无名小山上。听到伪军们许下的高官厚禄，高桥只是回以轻蔑的冷笑。随即，带领身边最后的同志，举枪向伪军怒射，直到自己和大伙全部以身殉国。

这场战斗因为规模很小，牺牲的八路军将士也不算多，所以除了当地人之外，很少为外界所知。但是，类似的战斗，类似的牺牲，在十四年抗战期间，在热河、河北、察哈尔等地，却多得数不胜数！

我最初关注到这场战斗，是在2013年春天。当时，我刚刚写完《隋唐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盛唐烟云》。当时的我，忽然不知道下一部书该写什么？

继续写历史上的英雄传奇，固然会省心省力，也容易讨好读者。但是，那样的创作，肯定有重复套路之嫌，对我自己来说，也未免乏味。

于是，在看到高桥殉国的事迹之后，我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强烈的想法，为何不用写历史传奇的手法，写一写近代的英雄？

这个冲动在心中产生之后，便无法停下来。于是乎，趁着回故乡探亲的闲暇，我开始追随英雄的足迹，在赤峰、宁城等地，收集整理当年抗战健儿的故事。

很快，我就开始庆幸，自己这次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写过那么多古代英雄传奇的我，竟然一次又一次，被高桥和八路军冀东分区三区队的事迹震撼，进而肃然起敬。

不同于隋唐时期那些遥远的英雄，高桥等人当年战斗的地方，现在属于内蒙古赤峰市。而赤峰市，恰好是我的故乡。王爷府、黑石、八里罕……，昔日洒满英雄热血的土地，我在少年时代曾经不止一次走过，并且能熟悉地说出关于这些地名的许多掌故。

中年的我，再度走过同一个地方，一些模糊的记忆，就慢慢现出了轮廓。在有关故乡的记忆中，的确有过一支八路军游击队的影子。但是，这支部队叫什么名字，隶属于那个军分区，有过什么战绩，在我记忆里却几乎是一片空白。

所以，当看到高桥率领装备低劣的游击队，获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多次将正牌日军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我惊讶得两眼滚圆。当看到高桥采取灵活战术，将日伪军诱骗出宁城县，随即反手一击拿下的县城之时，我更是许久都合不拢嘴巴！

被打疼了的日伪军，称高桥所在的八路军冀东军分区三区队为高桥部队。为了尽快平熄抵抗之火，日伪军调集了上万兵马对这支英雄人马展开围追堵截。然而，高桥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却一次次从日伪军的缝隙中平安钻出，随即，反手一个漂亮的“大耳光”，抽得日伪军晕头转向！

习惯了写古代英雄传奇的我，平生第一次，发现自己距离英雄这么近。近到我闭上眼睛，就能想出高桥等人完整的模样。不像秦琼、尉迟敬德那般高大威猛，却令人感觉和蔼可亲。不像李旭、王洵那样完美，却像邻家大叔一样坚韧善良。

我甚至能想象出，英雄们说话的腔调，带着东北大碴子和山西老陈醋混合味道的赤峰口音，速度很快，却将每一个字都努力吐的清清楚楚。

追随高桥部队的足迹，我听到了一个又一个比传奇还精彩的真实故事。我开始变得不自信，唯恐自己无法将故事写好，辜负了高桥和他身边那些英雄。而在当时，社会上“民国热”方兴未艾，有关抗日战争的文艺作品中，似乎描写鲜衣怒马的国军将领才是主流，“土八路”的故事，未必受读者欢迎。

然而，就在旅程快要结束的时候，热心的当地司机，带我去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那里叫做无名烈士墓，在宁城县的深山之中。那里立着一百多座没有名字的墓碑，都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三区队的英雄。当年英雄们殉国之时，三区队急着摆脱敌军，无法将他们及时下葬。是当地老乡主动收敛了英雄的遗骸，让他们永远与青山为伴。

老乡们当年不识字，也不知道烈士的姓甚名谁。所以，一百多座墓碑上，没有碑文，没有姓名，只有一片片空白。而据有关资料记载，没有留下墓碑和尸体落入日寇之手不知去向的烈士人数，是山中墓碑的数倍！

在日寇的高压政策下，主动为烈士收拢尸骸，极有可能给老乡们带来杀身之祸。然而，善良淳朴的乡亲们，却坚决不肯让烈士牺牲后曝尸荒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夜幕的掩护下，送英雄入土为安。

老乡们不知道这些英雄来自何方，却知道英雄们为何而战。更知道，即便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衣服上补丁摞补丁，英雄们也没拿过他们一文一毫！

老乡们不知道共产党的章程，却能够看到，英雄队伍头顶上那面随风飘扬镰刀斧头战旗。能够看到，每一名共产党八路军干部战士，当年是怎样做事，怎样做人。

2013年春天，在故乡的猎猎北风中，面对着无名墓碑，我终于下定决心，将高桥和三区队的英雄们，写下来。

哪怕书写出来既不较好，也不叫座，至少，可以将书当成一面有字的碑文，不让英雄们的身影被历史彻底埋没。

高桥原本就是一个化名，所以，在书中，我将几个英雄的事迹捏合在一处，杜撰了一个新的名字。

那本书的名字，叫做《烽烟尽处》。

随后，我继续发掘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员的故事，又根据另外一部分真实英雄的身影，写出了《烽烟尽处》的姊妹篇，《关河未冷》。

这两部网络文学作品，远不如《隋唐三部曲》那样受读者欢迎。因为题材限制，跟我合作了多年，几乎每部作品都第一时间出版的台湾出版商，也委婉地拒绝了将其变成繁体书籍。

然后，我却知道，我还会继续挖掘下去，继续写下去。

因为，我曾经亲眼看到，烽烟尽处，关河未冷。

 

《大手牵小手跟党走》

作者：莫可莫

1995年我出生在南方一个有湖有河的小镇，父母开了一家粉店还有卖些糖果和香烟。

那时家对面的墙上用红色的油漆写的是“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听母亲说父亲因为我不是男胎有些生气，迟迟不给我起名，母亲也赌气，不给起就不给起，爷爷看他们闹，就给我叫了小名正正，后来直接给我起了名叫春燕，爷爷说希望我像改革开放的春天飞的燕子。

人人都喊我阿燕，阿燕，我在大人一声一声的阿燕中蹦蹦跳跳的长大了，两岁时家里买了电视机，黑白的带天线，家里养的猫经常盘到电视机上面趴着或睡觉。

母亲看到总会拿起掸子把猫赶下来，她很宝贝那台黑白电视，平时不给开，只在家里附近开的糖厂里工作的工人上下班时间开，很多工人就来店里吃粉看电视，我就站在门口跟着工人们看电视，母亲说小时候的我很迷电视，一开电视我就站在门口定定站着不动眼睛也不转的看着，很好带。

那时每天晚上七八点的新闻联播，一声声严肃又富有感情的“凳等凳登等灯”声音一响，村里小朋友就往我家跑，我就拉着他们一起趴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

母亲总是会大声喝令我们不要看那么近，会坏眼睛的，她还画了一条线，规定必须站在线的前面看电视。

那时的新闻联播，总是讲些什么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洪救灾，三个代表，以德治国，我们也听不懂，却每天乐此不彼的看电视，看完大晚上还一起去抓萤火虫玩老鹰捉小鸡。

那时的萤火虫真的好多呀，晚上还经常听到青蛙呱呱牛蛙粗粗的呴呴声。

2001年我六岁，村里同龄的小伙伴都去上了学前班，母亲想让我也去读学前班，父亲不允，讲女娃子读什么书。

爷爷和母亲指着家对面的宣传墙上红色油漆写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几个大字跟我父亲理论：现在国家都要求讲学习啦，不学习她那么小能干嘛，女娃子一样要学习上课的咧。

因为我上学的事情，父亲和爷爷吵了一架，后来父亲让我去读了学前班，也因为这次吵架，父亲有些怄气，把爷爷给我起的名字春燕改成了春玲。

至此我的户口本有两个名字，一个春玲，一个曾用名春燕，母亲和爷爷到现在还会阿燕阿燕的叫我，父亲就不，就阿玲阿玲的叫。

那时的我很纳闷，为什么一家人对我两个不同的叫法，等我大一点，母亲跟我说起这个缘故，我嗤笑一向在我面前严肃不苟言笑的父亲竟有如孩童般的小幼稚。

经过这一番，我对家对面的几个红字才有个感情，这是党在帮我呀。

很快，家对面的宣传不再是三讲教育，改成了“齐心协力，抗击非典”。

因为是少数民族，小时讲的都是壮语方言和桂柳话，经常两种方言一起讲，上小学时，母亲和邻居都在讨论讲小学里都是要求讲普通话啦。

母亲还很担忧我上了小学，不会讲普通话怎么办，特地在家里用她特别不标准吃力的普通话训练我，讲了蛮长时间，父亲总说她这一行为像神经病，在家干嘛要讲普通话，学前班老师都用壮语上课，干嘛小学就不行了。

可是每天看电视的我，一开口就会讲普通话，我感谢电视带来的教育。

上小学一年级，那时人人谈非典，如虎色变，我并不懂“非典”是什么，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认为“非典”是一个坏人。

墙上面的“齐心协力，抗击非典”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非典”这个坏人。

那时老师让我们排队给医生和护士检查嘴巴检查体温，好几个穿白衣服的人给我们测体温，讲注意卫生提高身体免疫力，共同抗击“非典”。

我的体温和班上一个男生体温比较高，白细胞比较多，在医生和老师的建议下，我和那个男生被转移隔离到了隔壁班放桌椅教材没有学生的教室里，里面还有其他班体温比较高的同学。

回去我跟母亲说了这件事，母亲不懂白细胞是什么，是父亲科普的：白细胞就是体内的细胞，平时玩土比较多，吃不干净的东西就升高了嘛。

那时起，母亲就再也不让我东西掉到地上再捡起来吃了，掉地上了就不能再吃了。

小学二年级，又有医生和护士来班里，老师让我们排队打针，打“非典”疫苗。

打完疫苗不久，家里的新闻联播不再每天讲“非典”，而是“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

班级里有同学吵架，同学劝架都是不要吵不要吵，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

这一句，往往很快让同学止住了吵架。

小升初的时候，我数学考了全年级最低分，写了满满的一整张数学试卷，分值5分。

不敢让父母知道这个成绩，我把数学试卷偷偷藏在家里卖糖果下层的抽屉里，那个抽屉父母不经常翻，而且有锁锁住，钥匙只在我的房间。

不知如何父亲还是知道了那张被我藏起来的数学试卷，拿着那张写着5分的数学试卷进我房间，劈头盖脸一顿骂：让你读书你还不知道努力，这样的成绩哪所初中招你，考不上就不要读了，早点去打工我们还省心了。

他骂了将近有二十多分钟，那二十多分钟里我觉得无比的漫长，我不敢抬头看他，原本委屈愧疚的低头不语，随着父亲越骂越厉害低声哭了起来，父亲见我哭了骂我的声音放缓，又说了几句出去做饭。

晚上不敢吃饭，母亲回来进我房间看我对着5分的数学试卷哭，从那时电视里经常说的那句“高举旗帜，继续奋斗”，用来安慰我，还没到小学毕业呢，还可以继续努力学习，奋斗考个好初中，一番话鼓励我。

我抱着母亲，扑在她怀里哭了，坚定要考个好初中给我父亲看，扬眉吐气，并跟母亲说我恨父亲，骂我那么厉害。

母亲说我不懂父亲，他其实最关心我的成绩，他嘴上是这样说，但是行为不是这样的。

我并不理解母亲说的，那时的我只知道恨父亲，考不好我也难过，他还那么凶骂我，还不想给我读书。

知道我数学考了5分后，每天放学回家，父亲第一件事就是叫我拿书包小板凳过去他身边。他会盯着我写数学作业，数学试卷，会让我告诉他今天数学学了什么，还拿出我以前的数学课本，我做不出来讲不出来他依旧骂我，但是会给我讲题，讲课本里我不理解的知识。

父亲是初中毕业，母亲是小学毕业，父亲比母亲懂我的课程。

小升初的那段时间，我每天一放学就害怕，害怕回家，会故意放学回家走得慢慢的，慢到别人家都吹起了吃饭的炊烟，暮色开始沉浸天边和大地，我才加紧脚步回去。

晚上做梦都在梦见做数学题，不敢看父亲严肃的眼神。

在电视里“高举旗帜，继续奋斗”的声中我考上了镇排名第一的初中，语文数学双A+，英语A。

我到现在回想起，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那时的我，更多的是怕他恼他，不敢看他。即使考上初中，也是更多的感激那个做梦都梦见做数学题努力的自己，而不是父亲的付出。

08年的奥运，全家围在一起看开幕式，爷爷和父亲对着电视哭了，眼泪从眼角流出。

也是那一年，我家类似四合院的红砖青瓦改建成两层楼的小平房，邻居们也开始建房改房。

父亲说国家强大了，百年奥运举办了，个人家庭也要追赶国家的脚步，积极响应国家实现全面小康的政策。

从1995年到2007年，用父亲的话说是实现温饱，08年往后我们家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实现小康。

也是从初中开始，我越来越远离家，初中开始寄宿，一到周末才回家，高中去了市里读书，市重点学校，一周才放一个下午的假，不够时间回家，都是节假日才能回去。

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我总会回想起母亲的那句“高举旗帜，继续奋斗”，自我鼓励好好学习。

每周一看着升起的国旗和党旗，自豪感和亲情感也在随着旗帜的上升而上升。

每一个离家远的孩子，都有党和国家在一路随行，一路陪伴。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我也走进了大学，从一个小镇走到首府。

那一年，我读大学的地方全面修建地铁，道路坑坑洼洼，我一来看这个地方，发出了失望的叹气，这哪里是首府的大学的样子呀，到处都是封路和修路挖起的黄黄泥土。

和同学一起去逛街，都要绕行走二十多分钟的小道，整个区也是在响应深化改革之路，修地铁修高铁，小镇也在城乡规划，我家的红砖外墙，改了白腻红线，装修费用国家帮出一部分，自家出一部分。

回家时我差点认不出我家，认不出我们那一条道，几个月没有回家，就变成了都是装修风格一样，整齐划一的样式。

首府也是从刚入大学面对街道失望的哇一声变成现在惊奇变化震惊哇的一声。

那是党的政策在我家和家乡变化最直观的体现。

时隔几年，毕业后，深化改革的风吹向了整个壮族自治区，十年前十年后，五年前五年后，三年前三年后，整个区变化都很大，家乡的变化也很大。

一座座的高楼拔地而起，初入大学逛街需要步行很远，大学毕业后地铁建成，大学一出口，几分钟就到另一个大学出口。

党好像离我们很远，我知道党一直离我们很近，我们和党，如影随形，党在我的心中。

从2020年全国抗疫情，团结一致，再次看到祖国的团结和强大。

到2021年的我25岁末，离家工作，我对我工作后最大的骄傲就是自己还了助学贷款，上大学那时父母做生意，生意失败，我申请了助学贷款，也是因为党这个好政策，我得以继续读书学习。

这一路走来，我感谢我的父母家人，也知道身边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帮助着我，这一双手，左手是党，右手是国家，她们托起了我，指引着我的方向，感谢党的照耀。

从学前班的那一句讲学习，到如今毕业工作，自己也投身到建设社会中，这双手在拉动着我。

浩瀚烟海，筚路蓝缕，从历史波澜壮阔的长河里走来。2021年，党100年华诞随着我们一路走来，我也在党的脚步中在一路成长。

党在我心中，一路随行！大手牵小手，永远跟党走！

 

《廿年恰逢百岁》

作者：蔷薇

时光不居，岁月如流。2021年的春天不期而至，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10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诞生了。对于我而言，这一年也恰逢我入党20周年。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多年来，我不论身处何处，从事何种职业，始终将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放在前面，时刻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一思想的溯源，来自于我的祖父和父亲。

祖父是支援大西北的第一代建设者，从富饶的豫东平原，不远千里来到了大西北，进入了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白银公司，在这里扎下了根。

抗风沙，战荒漠，用双手在不毛之地上建设一个崭新的城市，成为他们的使命和担当。过了几年，父亲刚刚成年，就被祖父带到了大西北，进入了另一个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银光公司。

当年的情景实在艰苦至极，有当地百姓编写的顺口溜为证：“山是和尚头，有沟无水流，风吹石头跑，狼嚎一整宿。”就是在这样吃水都要靠牛车去十几公里以外的黄河里拉水的地方，在这个整个城区只有三棵树的焦苦贫瘠之地，第一代创业者硬是用双手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城市，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人类的奇迹。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接替父亲的工作，进入银光公司，成为了一名兵工人。工厂实行军事化的管理，严格的操作规程，让我对这座兵工厂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在祖父、父亲这些老党员，老创业者耳濡目染之下，我在岗位上敬业爱岗，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2001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党旗宣誓的时候，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传承父辈的责任与期望，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有了这样的信念，我从一名普通的理化分析人员，一步步成长为一名技术员、班组长、管理人员。一路走来，努力不断，荣誉不断。我先后多次被评为“岗位标兵”“优秀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还代表集团公司参加兵器工业部的演讲比赛，并获得了奖项。种种荣誉的背后，是党和国家对于一名普通的劳动者辛勤努力付出的认可与回报。

由于身处特殊工种岗位，45岁的我被通知退休了。乍一从忙碌紧张充实的工作中闲下来，我的心无处安放。那段时间，是我心情最低落的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从今以后就成为了一个废物，一个被国家、被党拒之门外的人，颇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怆与失落。

后来，我接触到了网络文学，从而了解到网络文学不仅仅是仙侠、穿越、异能等这些内容，还有一种内容叫现实题材。这个发现，让我颓唐的心再次泛起了涟漪，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创作了第一部30万字现实主义题材网络小说《芳杜花正发》，这部小说以父亲这一批老党员、创业者为原型，将他们在大西北艰苦创业的全过程用故事生动地展现出来。由于是第一次写，其中整体的架构和布局以及人物的刻画，都还稚嫩。原以为，这篇处女座只是练笔之作，没想到居然获了奖，入围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年度十大影响力IP”榜单，入选“2019年北京市向读者推荐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名单。

自此，我便一发不可收拾，继续创作另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网络小说《晚妮》。女主角晚妮既经历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更经历了历史变革中的艰难困苦，晚妮用一位中国女性博大宽厚的胸怀和一种悲天悯人，善良淳朴的女性情怀，从一个被拐卖的女孩，成长为一位乡村教师，却因为一场误会，成就了一番事业。脱贫以后的晚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进行了坚定传承，建立了皮影戏学校和剧团，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国门，发扬光大。而且她伸出温暖的双手，创建了晚妮基金会，捐建希望小学，帮助那些贫困儿童，让爱心与奉献在接受资助的孩子身上得以继续、传承。

相对于第一部而言，更加驾轻就熟。在总结了上一部作品问题的基础上，改进了很多，使得这部小说荣幸入选2020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

2021年，我代表市作协走访我们这里的地震移民扶贫搬迁村，走进村子，给我带来心灵的震撼，这是甘肃省定西市岷县和漳县地震后移民搬迁的村庄，他们从拒绝搬迁，抵触搬迁，到现在的抢着搬迁，在搬迁地安居乐业，还在富裕之后不忘国家，自发为2020年疫情严重的湖北省武汉市捐助精品黄瓜18吨，资金7万余元，帮助武汉人民共度难关。他们的故事让我萌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我希望将他们搬到我的网络小说中来，让他们在我的故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对于一个有着20年党龄的文艺工作者来说，讴歌时代，走近百姓，才是我想要书写的内容。牢记党员的使命与责任，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才是我目前最为迫切的任务。

 

《建党百年——我见证的祖国繁荣》

作者：煜素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自1921年7月，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那一声巨人的呐喊，犹如春雷一般，唤醒沉睡的东方雄狮，神州大地上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冉冉升起，从此，我们，有了领头人，有了值得托付的人——中国共产党！

从此，那些深重的灾难，那些血雨腥风的漫漫长夜，迎来了抵抗，迎来了曙光！

转眼之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0年的风风雨雨。

细细数来，我也走过了四十载春秋，与无数的中国人民一起见证了国家一步步繁荣昌盛起来的景象。

在党的100年生日之际，亦是有诸多感慨。

近日，在看《觉醒年代》，一部热血的电视剧，一部宣传低调，但是，相识的朋友几乎都在口口传颂的电视剧。

党的建立初期，那些热血，那些激动，那些压迫，那些压力，那么多的伟人，那么多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么多默默无闻的先烈，是他们奋不顾身冲出去，用他们的信念、信仰，和他们的血肉之躯撑起了一片天空，是他们的奋斗，引领着我们一步步走向辉煌，走进了幸福和民主的新社会。

我出生在八十年代，刚改革开放没多久的农村，那时候，也就是刚能吃饱饭，生活条件简陋，为了生计，父母离开家乡去了上海做生意，那时候，农村里，留守儿童很多，我便是其中之一。

六岁，家里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也是村里三台电视机中之一，记得好像是云燕的牌子，那台十四寸的电视机，一直到我十五岁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图像依旧清晰。

有了电视机，左邻右舍时常来家里，他们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吃了饭，便都带着板凳，或者带着瓜子花生过来等着。

那时候的电视节目少，偶尔有一个连续剧，大家都惦记着，白天干活的时候也议论着剧中的人和故事，晚上，便心心念念着。

要是碰上停电，大家都会被气的嗷嗷叫，不过，还是会聚在一起，回味着之前的剧情，回味着那些演员，一起在黑暗里，就着月光，就着漫天的星光，聊天，一直会聊到大家都打呵欠了，才意犹未尽的散去。

再后来，小学四年级有了属于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粉色的车身，白色的坐垫，我记得，那时候我还自己用钩针钩了一个坐垫套给套上，生怕白色的坐垫给弄脏了。

也是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家里盖了房子，三间大瓦房，特别高，房间特别大，那是我们村里，最好最漂亮的房子。

这是改革开放，多重经济的复苏，父母在上海做生意得来的美好生活，记得新房子盖好了之后，爷爷跟人总说：现在的社会，多好，农民可以去做生意，可以盖大房子，可以过上这么好的生活，那是几十年前想都不想的啊！

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在那么多前辈们流血牺牲之后，换来的新社会，换来的老百姓的生活幸福和日益繁荣。

1999年，我在北京，大二。

十月一日，建国五十周年庆典。

在这之前，早早的我们就打算好了，我们一定要去天安门，一定要在那儿过夜，等候十月一日那天凌晨的升国旗。

北京的秋冬，总是冷的特别快。

记得九月份刚开学的时候，还短袖短裤的我们，到了九月底，已经冷的要穿上薄毛衣加外套了。

不过，这仍然阻挡不了我们的热血，阻挡不了我们的决心。

我们把薄棉袄找出来，放进背包里面，我们把保温杯也找出来，灌上热水……

然而，到了我们要去的那一天，九月三十号的晚上，公交车停了，那几天，主要交通要道都被戒严了。

私家车也好，公交车也罢看，都不能随便进入戒严路段。

不服气的我们，背上了包，直接徒步出门，从北京的丰台区，一直走，一直走，走累了，歇会儿，接着继续往前走。

十八九岁的年纪，充满活力，也充满毅力。

四个半小时，大约在凌晨的一点钟，我们终于来到了二环内。

二环内，灯火通明，远远的，天安门广场上，彩灯攘攘，我们被阻拦在距离广场很远的地方，因为广场在布置，要在天亮，举行升旗仪式，举行庆祝大典。

尽管，我们目力所及，是远处的五彩缤纷，是远处的热闹纷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靠近了，我们可以用很近的距离，一起参与建国大典，我们可以一起呐喊，一起欢呼。

穷学生，住不起酒店，也没有想过去住酒店，我们就在路边坐下，抱着饼干，互相分享，就着保温杯的热水，吃着饼干，心情雀跃，毫无睡意，也丝毫不觉得疲惫。

那一天，不止我们，整个首都的二环内，人满为患，记得，西单附近那一路，都是来来去去的人影，路边，或者坐着的，或者站着的，都是激动的等待着人，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都是为了见证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坐在街边，我们这一群学生畅谈过去和未来。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五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个逐步繁荣起来祖国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尽管，十月一日那天，人山人海，我们彻夜在那儿候着，依旧被挤得距离天安门好远好远，甚至，我们都没有办法看到升国旗的场景。

但是，凌晨，当那一声嘹亮的哨声响起的时候，所有人都自发的站立起来，一起看向天安门的方向，国歌声在我们身边的音响里面回荡，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的嘴里哼唱，我们亦是不自觉的跟着一起唱着，看向远处，唱着国歌，踮起脚尖，虽然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我想，我和我周围的伙伴是一样的，鲜艳的红旗，那一刻，是在我们的心中冉冉升起的。

阅兵仪式，现在犹记得，嘹亮的口号，整齐划一的步伐声入耳，我们伸长了脖子，挤的满头大汗，依旧挤不进去，只能在人群后面，寻找一切办法让自己能够看一眼，就看一眼。

后来，在回去的车上，我们睡的东倒西歪，激动和兴奋之后，便是疲惫。

回到学校，有同学说，在电视上一样看，看的还清楚，你们去挤人头，又累又看不着什么。

我们却不觉得！

我们参与了，我们在现场，我们当时很激动，我们全身每一个毛孔都跟着一起唱国歌，我们为那铿锵的步伐，而心潮澎湃，我们也悄悄的热泪盈眶了一把。

这种感受，与隔着电视屏幕看到的，是不同的！

再后来，没有了在学校里的时候的那种热情和冲动了，生活的安排，让我离开了北京。

六十年庆典，七十年庆典，我都是从电视上看的。

六十年庆典的时候，我与父母和先生说：五十年庆典，我在北京，我现场参与了！

七十年庆典的时候，我与孩子说：妈妈当年，在现场参与过五十年庆典，激动，兴奋！

十年，一个飞跃。

二十年，是更高的飞腾。

在这二十年间，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就不断。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开通，那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改革开放30年风雨历程，中国在世界人民的印象中更多的是一个蓬勃的新兴经济体。北京奥运会则把“文化中国”传递给了世界，“绿色”“科技”“人文”的理念，深深地融进了传统奥运理念之中。

那一年，坐在电视机前，随着开幕式音乐的响起，我们同样的热泪盈眶，那一个夏天，每一场赛事都没有落下过。

再后来，我国第一艘航母建造成功并顺利海试，我国在短短几年内，顺利发射多颗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我国的北斗系统服务范围，正式由区域性阔展为全球性……

大方面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党的领导下，人才辈出，科技水平，日益进步。

而从小的方面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脱贫致富，全面消灭贫困”，这些，也不仅仅只是口号，这两年里，亲眼所见，在党的带领之下，到处都在治理污染，还青山绿水，党员干部带头下乡，扶贫攻坚，针对特别贫困地区，想出更有效的办法。

而作者的使命，用笔，记录下目力所及的，将她写成文章，实事求是。

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一一翻看过去的记录，翻看四十载春秋的时间线，看到了一个逐步走向繁荣的祖国，切身感受到了我的祖国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幸福，生活越来越富足。

压力会有，但是，我依旧深深的相信，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我们团结一致，一起努力，我们的祖国会越来越繁荣壮丽！

 

《我的英雄阿哥邬银生》

作者：李国妹

血战大鱼山岛的战斗，重创了日寇侵华的嚣张气陷，开创了我军海岛作战的先例，在浙东抗战斗争历史上，是至今唯一载入《新四军辞典》和选人专题片《新四军》的一次抗击日寇的英雄战斗，被誉为“海上狼牙山之战”，值得后人永久的追思和传颂。

一

发生在1944年8月25日的大鱼山战斗，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一中队在日寇陆海空联合进攻下进行的一次壮烈战斗。一中队七十六名指战员登上大鱼山岛后，面对八倍于己的日伪兵力，浴血奋战七小时之久，阵地最后失守。我方四十三名勇士壮烈牺牲，其中浦东籍战士二十九名。我的阿哥邬银生就是浦东籍战士中的一个，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1920年，我的阿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新港镇余姚村（现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余姚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我的父亲名邬叙堂，父母生养了五个儿女。在那黑暗社会里，浦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父亲肩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重担，迫不得已，只得长年累月在外给富裕人家做长工。地主黑心肠，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父亲平时一年四季没有休息日，只有在过年时才允许回家四天和家人团聚。

我名邬凤仙，上有三位哥哥，下有一位弟弟。大哥名邬金生，会做裁缝手艺，两个哥哥也跟着学做。不幸的是大哥在十几岁时被一场疾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1941年左右，有一次，二哥邬银生和往常一样外出给别人做衣服，夜幕降临，二哥还没回家。母亲在村口焦急万分中等待，担心二哥身遭不测。这是个没有人身安全的年代，浦东有日寇、国民党、土匪、地痞、流氓等，他们无恶不作，经常出来伤害老百姓。过了很晚，我才看见母亲流着眼泪和一个陌生人搀扶着二哥回家。原来，早上二哥出门后在路上遇上日军，被日军强行搜身，因发现随身带有一把剪刀，怀疑他是地下党，不由分说把二哥拉去关押、盘问毒打，审讯毫无结果，到晚上才放了二哥。

从那以后，二哥带着三哥邬文生晚上经常外出，无论母亲怎样盘问，两个哥哥口径一致，说是帮人家做衣服。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同村的顾文田带着他们到西边地处偏僻的夜猫洞听课。顾文田是南汇地区淞沪五支队地下党联络员，他在动员有志青年参加新四军游击队。二哥多次跟母亲提起参军的事，都被母亲一口回绝，二哥学到的裁缝好手艺，多少能帮助父亲担起家庭生活重担，况且家里还有一个八岁的我和一个残疾的弟弟。

1942年，二哥正式参加了革命队伍，他跟着浦东部队打游击一年多后，有一天母亲突然对我说：“如果有人突然问你二哥哪里去了，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当时总有人来家里查户口，他们想从小孩子嘴里套真话，如果查到哪家有人参加革命或者通共，敌人就会杀人、放火烧房子。我们一家人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1944年的一天，二哥、三哥还有表哥沈国荣想跟着部队南渡浙东。临行前，母亲死抱着两位哥哥不放手，无奈之下，二哥边挣脱母亲的双手边对母亲说：“妈妈，等我们消灭东洋鬼子，打了胜仗，会回家看你们的。”母亲把二哥的话牢牢地记载心坎上，望穿秋水等待着二哥回家。

二哥走了，被母亲强留下来的三哥，由于被人告密，被抓去毒打审讯，不久因伤势严重无钱医治而去世。

我的家就在东海边，无情的海风吹打着破烂不堪的芦苇搭建的房屋，晚上仰着头睡觉，都能透过有空隙的屋顶看见天上的星星，侧着睡觉，能看见路上的行人。二哥的离开、三哥的去世，给母亲沉重的打击。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吃不饱、穿不暖，有苦无处诉，她经常抱着我哭，有几次我半夜醒来不见母亲，知道母亲在外公外婆坟头哭，我就赤着脚边哭边喊妈妈。实在生活不下去，母亲带着年幼我和残疾的弟弟四处流浪，乞讨为生。

二

1944年8月21日，新四军浙东纵队海防大队第一中队向灰鳖洋的大鱼山岛进发，到舟山开辟隐蔽的游击革命根据地。一中队上岛前，每人配备了一百发子弹，四枚手榴弹。在大队副陈铁康的率领下，七十六名指战员顺利抵达大鱼山岛，并立即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战救国的道理和军队纪律。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和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一中队指战员被当地群众称为“菩萨兵”。

大鱼山岛上仅有六七名伪军，是伪“舟山保安总队大洋山独立中队”俞康祺部的一个分队。因被伪军分队副张阿龙和保长王才龙向敌由下而上几层告密，驻舟山的日军司令官得到情报后连忙调集了岱山、舟山日军两百多人和伪军三四百人，共五六百人。分乘大型机帆船五艘、汽艇五艘、中型登陆艇二艘、一零五炮舰一艘，在两架敌机的配合下，向大鱼山岛发动了陆海空的联合进攻。

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七）清晨，战士施铁山看见了岛上空盘旋的两架日本飞机，瞭望哨钱一宏也发现了敌舰，他们立即向大队部报告。大队副陈铁康闻讯，马上集合连排干部商讨紧急部署：六十四名指战员分别登上大岙岗、打旗岗、湖庄头三个山岗，这三个阵地互为犄角，可以互相用火力支援。留十二人守护船只，以备撤退之用，一场恶战开始。在历尽七小时的激战后，面对八倍于己的敌人，指战员们英勇杀敌，击毙日军三十余人，伤二十余人，伪军死伤三十余人左右，共计八十余人。因寡不敌众、力量悬殊、弹尽无援，战斗到最后，一中队指战员牺牲四十三人，生还三十三人。

这次战斗结束后不久，我表哥沈国荣突然回家，带来了令人悲痛欲绝的噩耗，他痛哭着说：“这一仗从上午打到下午，我和小银生（家里称我二哥邬银生叫小银生）在大鱼山岛同一个小山岗上战斗，敌人飞机的轰炸声、炮声、枪声、双方厮杀声交集在一起，我们的子弹都打光了，很多战士光荣牺牲，鲜血染红了山岗。我亲眼看见小银生被鬼子的枪打中倒下，鲜血直流，我迅速爬过去推他叫他，可他已经牺牲了。敌人还在不断冲上来，快到山岗了，我把身边唯一剩下一颗手榴弹扔向敌群，抱着没有子弹的枪支和敌人拼杀，不幸失足滚落到山岗的崖壁去了。但我没有受伤，我紧贴着崖壁凹处猫耳洞边，感觉浑身乏力，又饥又渴。没多久，枪炮声渐渐平息，战斗结束。天也黑了，我顺着崖壁爬下山来，在山脚下海边找到一位好心渔民，我要求他把我送回浦东南汇海滩堡，先回家报信。”

母亲痛失爱子，哭得天昏地暗，曾几次晕厥，眼睛都快哭瞎了。她想起二哥临走时的一句话：“妈妈，等我们消灭东洋鬼子，打了胜仗，会回家看你们的。”如今阴阳两隔，这句话竟成了二哥临走时的遗言。母亲一边责怪表哥，一边叫表哥一定要把二哥的遗体找回来。表哥很难过，战士们牺牲在大鱼山岛，自己幸存一命，定要回去找部队。他向我父母发誓说：“我再回去找部队打日本鬼子，为小银生报仇！”可是表哥的父母死也不让表哥再回部队，表哥从此隐于乡野，他的一生也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

母亲失去二哥后，整天郁郁寡欢，又重病缠身，无钱医治，于1955年离开了人世。母亲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告诉父亲和我：“你们一定找到小银生牺牲的地方，带他回家。”真是死不瞑目。从此，父亲依然外出打工，失去了慈母的我便和残疾弟弟相依为命。

解放后，父亲不断奔波，寻找有关政府和人员联系追认二哥邬银生为革命烈士。没想到，在二哥被追认为烈士的第二年，他的名字竟突然从烈士名册中被删除，父亲头上还被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说二哥参加了土匪部队。父亲气愤难当，四处寻找附近的证人，但当时知情领导人自杀的自杀，被迫害的被迫害，线索中断。于是父亲不得不专程拜访远在嘉善参战的当事人表哥沈国荣，想为二哥澄清事实，还我二哥烈士政治荣誉。但是，表哥从不在他人面前提起那段历史，因为五十年代清查军人，表哥私自回家、部队北撤又没去，讲不清理由，要被当逃兵处置。父亲为了不连累表哥，宁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表哥的政治面貌。为这事，父亲奔波了几十年， 1983年，父亲抱憾含冤离开人间。临终前，父亲交代了第二代、第三代晚辈：“你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想法把小银生的烈士问题搞清楚，他是为抗日而牺牲的，牺牲在大鱼山岛上，一定要想法把他的遗骸搬回家安葬。让他魂归故里”。

三

时光流逝，直到1984年11月28日，经过全家几十年的努力，二哥的烈士证总算姗姗来迟，全家上下终于得到一份迟到的慰籍。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无时无刻不想起二哥，想在有生之年到大鱼山岛看看二哥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什么时候能到大鱼山岛看看二哥，带一把土回来安葬，也算了了几代人的心愿。父母去世时交代的遗言，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几十年来，我多少次的念叨成了几代人心中的痛。为了能让我如愿以偿，在最小的女儿邬芹英多经尝试下，我终于得偿所愿。

2007年清明时节和2010年，小女邬芹英和家人几次出发到洋山岛、岱山岛，想通过那些地方到大鱼山岛。到那里才知道，大鱼山岛只是一个小岛，没有船只送往，一家人面对一望无际白茫茫的滔滔海浪只能望洋兴叹。

不会电脑的小女邬芹英开始学习电脑，她搜索到血战大鱼山岛的资料文章。她还查到最先报道大鱼山岛战斗中唯一跳海逃生的战士李金根事迹的通信员陈志强和红色收藏家倪胜昔，这些写报道的人，原来近在咫尺！一丝希望如一束小小的火苗，在心中熊熊燃烧。在通过通信员陈志强、红色收藏家倪胜昔、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浦东新区民政局、书院镇、余姚村、林家春等多方努力下，我们与岱山县高亭镇相关部门取得联系，七十八岁的我（烈士邬银生妹妹）和烈士程克明、施瑞良（原名施良周）、杨梅林（原名杨海林）、俞连初的家属一起登上大鱼山岛，祭奠亲人。

想想我们的亲人战死他乡，每个人的心情格外伤痛。到岛上我们才了解到，原来当年岛上的父老乡亲，在大鱼山岛战斗当天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救助撤退后的新四军伤员，悄悄掩埋了牺牲的新四军指战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鱼山人民第一件事就是自筹资金，在大岙岗最高峰竖立“永垂不朽”纪念碑，缅怀英烈，并且在每年的大年初一、清明和七月初七等，都自发地祭祀长眠在大鱼山岛的新四军烈士。

1988年，岱山县人民政府在大鱼山岛大岙岗山腰建造了大鱼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白色的大理石石碑高七点七五米，底座正方形，碑上由原中共三东地委书记、海防大队政委吕炳奎题词的“大鱼山战斗英雄牺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后是一座水泥砌成的烈士之墓。

2012年3月29日，盼了六十八年的五家烈士家属共十六人，在各方政府领导和记者的陪同下，终于登上了大鱼山岛。看到纪念碑的那一刻，我放声大哭，这是二哥英勇激战的地方，他的英魂一直留在这里，这六十八年，亲人的思念和等待，漫长而痛苦。来之前我特意请人绘制了二哥邬银生的画像，带着一家六口前来祭扫。我的儿子邬明官取出随身带着的布袋，虔诚地捧起大鱼山岛上的一把泥土包起来，小心翼翼地捧着，哽咽着倾述：“大伯，我们回家了！大伯可以安心上路，叶落归根了。”

当年曾亲眼目睹父老乡亲埋葬英烈的当地居民王阿追（那时七岁）委托记者对我说：“你告诉阿姐，她的哥哥是被我们像亲人一样安葬的。”

大鱼山岛是二哥的第二故乡，当地的居民就像亲人一样祭拜着英烈，我心慰籍，在有生之年完成几代人的心愿，今生无憾。

 

《播种革命火种的人——甘信元的故事》

作者：欧阳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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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中共怀宁县委(当时安庆地区党的领导机构)派中共党员甘信元到太湖开展工作，任务是把太湖、宿松、望江等皖西南一带党的组织建立起来。甘信元是太湖县江塘乡甘家沙湾人，他回到家乡后，首先发展了陈大虎、殷幼堂加人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在太湖县甘家沙湾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随后，甘信元在泊湖之滨的大石岭找到了大革命时期的太湖农民协会主席叶仁山，又先后发展了叶仁山、叶义山、陈大毛、陈振元、汪绍荣和望江麦园的孙敬纯等为中共党员，在大石岭建立了中共太湖特支，甘信元任书记。同年8月，太湖特支派孙敬纯、叶仁山到望江上花棚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下半年，甘信元到宿松许家岭发展了张太猷、张声振、杨宪3人入党，建立了许家岭党支部。

从此，中共组织在太宿望地区迅速发展起来。1930年3月，中共太湖县委正式成立，甘信元任县委书记，陈大虎、殷幼堂为常委，叶仁山、叶义山、卓金和、张祖元、孙敬纯、汪绍荣为委员，下辖5个特支，15个支部，党员120余人。

甘信元(1903．5．26—1995．1．11)，又名甘慰农、甘浚元、甘陵。1919年，甘信元在太湖县城读小学时，参加了太湖人民声援“五四”运动的游行示威。1923至1926年，在江西南昌豫章中学读书。由于“五四”运动的熏陶和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认为要想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面貌，救贫苦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个中国青年应顺应潮流，投身革命。1927年8月，他到了安庆，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叫赵耀华的太湖老乡(此人当时为中共党员)，由赵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成为太湖县最早的党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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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春暖花开，笔者到江塘乡白云村沙湖组甘家沙湾去采访甘信元的故事。在沙湖小学旧址见到了当年甘信元居住的老屋。百年风雨沧桑，老屋已经破败不堪，唯有一面青砖马头墙，默默展示着当年曾经的辉煌。屋后一棵老樟树，树枝遒劲，树身干巴巴的，上面又生长出许多新枝，老树发新芽，生机盎然。

居住在老屋的甘长列老人，今年80多岁，他记得自己是在这个老屋里出生的，老屋前面是三进三出的祠堂，有两个天井，四合院布局。他的爷爷、父亲都是祠堂的看管人，负责祠堂的香火。

1930年3月，以甘信元为首的中共太湖县委决定在太望交界的大石岭(今大石乡境内)发动农民暴动。这年春荒，贫苦农民无米下锅，望江县大地主李贯珍却囤粮如山。4月14日，甘信元等人带领几百名农民冲进李家，砸开粮仓，将200多担粮食全部分光，并将李贯珍就地枪决。接着，他们又带领农民抄了姑塘劣绅韦大衍的家，搜获了他家的枪支，没收了他家的粮食和衣物，并将其枪决。20日，暴动的农民在大石岭五显庙举行大会，会上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太望赤卫队。大石岭农民暴动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太湖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序幕，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历史丰碑！

大石岭暴动后，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甘信元昼伏夜出，转入地下工作。他身材高大魁梧，又精干敏捷。村里的老人都还记得，老一辈人在一起，都津津乐道，说甘信元走路健步如飞，夜行百里不在话下，一般的小兵小将根本抓不住他。

甘信元的孙子甘逢春回忆，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他的曾祖父甘永忠带着家人到处逃难，在江南住了三年，在怀宁石牌镇住了七年。特别是在怀宁的时候，一家人生活十分艰难，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曾祖父为了感激一户房东对他们一家人的救命之恩，将甘信元的妹妹许配给人家。甘逢春还记得家里人常常提到怀宁的姑奶奶。

1930年4月底的一天夜里，甘信元家的老屋里，一盏煤油灯，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一家人吃了青菜糯米疙瘩，围坐在桌前，听甘信元讲聊斋故事。甘信元的父亲甘永忠捧着黄烟筒，不时眉开眼笑。甘信元的妻子韦氏，怀里抱着儿子甘长林，甘信元的长女甘雪云扎着羊角辫，睁着大眼睛，盯着父亲绘声绘色地讲述，不时咬着嘴唇，咽一口口水，嘴角露出微笑。甘信元一边讲，一边用手抚摸着甘雪云的头说：“小丫头，都听入迷了。”他歇下来喝了一口茶，对妻子韦氏说：“你赶紧带长林和雪云去睡觉，夜里有动静，也别吱声，更不要出门。”韦氏刚把两个孩子哄睡，就听见窗外有脚步声，紧接着，一群人拼命捶打大门，大声吆喝。甘信元掐灭了油灯，大踏步走了出去，大声喊道：“深更半夜，你们像狼一样嚎什么？不就是找我吗？我跟你们走。”甘信元的父亲看着儿子被国民党五花大绑，心揪在一起，一边落泪一边说：“陵伢，万事小心呀。”甘信元大声说：“我光明磊落，为老百姓办事，我不怕他们。”国民党的一个头头凶巴巴地对甘信元的父亲说：“你儿子是共产党，被我们抓到了，只有死路一条。你赶紧放万鞭，烧高香吧。”

过了几天，甘信元又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回来了。他在村人的眼里就是一个传奇，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

大石岭暴动胜利后一个月，甘信元率领赤卫队100多人包围了刘羊畈豪绅、国民党太湖县财政局长李伯超家，缴获了冲锋枪、手枪各1支、长枪5支、子弹1000余发。狡猾的李伯超在与赤卫队周旋时，悄悄派他弟弟李仲耿向国民党太湖县政府告密。赤卫队返回途中在金鸡岭遭到了国民党太湖自卫团、商团500人的袭击。顿时，大刀对机枪，赤手对长枪，经过激烈的战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陈大虎、殷幼堂、徐月进等7人为掩护战友撤离不幸被俘，第二天，他们在太湖县城北门外英勇就义。由于国民的围剿，实行“户户清”，中共太湖县党组织、赤卫队从此转入艰苦的地下斗争。叶义山突围去了江西浮梁，甘信元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只得离开太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甘信元离开太湖前，一直潜伏在江塘、大石一带活动，村里的老人还记得老一辈人说起过，甘信元在甘家沙湾前的何家洼潜伏，夜里就出来活动。甘信元的婶娘（甘永忠的嫂子）半夜听到有人敲墙壁，又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窗户下学猫叫，知道是甘信元回来了，忙起身到院子里来接应。甘信元让婶娘煮一碗面，送到何家洼对面的新塘冲，说完人一闪就不见了。婶娘煮了一大缸碗面条和糯米丸子，还有几个白水蛋。甘信元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光了。婶娘很心疼，嘱咐他照顾好自己。婶娘问甘信元什么时候能回来？甘信元从塘坝上捡起一块石头，往水塘里一扔，笑着对婶娘说：“石头翻身之日，就是我还家之时”。婶娘离开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到了村边上，回头望望对面的何家洼山冲，黑茫茫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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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甘信元到达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做教育工作。1942年调至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从事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前夕，他被派往北平，担任平津地区情报小组负责人。具有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甘信元，根据上级指示，很快组建了一个精干的情报小组，设立了秘密电台，派出了秘密交通员，建立了情报网点，规定了工作纪律。他要求情报人员“既要把生死置之度外，又要步步留心，丝毫不能麻痹大意”。他派刘光国等先后打入国民党孙连仲、傅作义指挥的第十一战区和华北“剿总”司令部等要害部门，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秘密情报，有力地配合了党的政治、军事斗争，为保卫党中央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秋季攻势。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国民党军保定绥署参谋处制定了将第三军调至保定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很快落到打入保定绥署司令部的中共情报人员手中。当晚，情报人员将这一情报交给了甘信元，甘当即嘱咐电台将其拍发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20日，解放军合围部队发起攻击,22日凌晨发起总 攻，至当日上午11点30分，歼国民党军1.7万余人，其中俘获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以下官兵1.1万余人，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各一架。此役开创了晋察冀歼灭战的新纪录，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

清风店战役的胜利，是参战部队指战员的胜利，也是甘信元情报小组的胜利。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为晋察冀军区领导提供了决策依据。战斗结束后，聂荣臻高度赞扬甘信元情报小组，晋察冀军区为此给他们通电嘉奖。 电文中说道:“清风店战役的重大胜利，和你们的配合有密切的关系，你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解放军的清风店大捷，使得驻守在离此地不远的石家庄的国民党军兵力空虚、军心动摇。石家庄是河北西部的主要城市，为北平至武汉、德州至石家庄、石家庄至太原的铁路枢纽，扼晋冀鲁豫四省之要冲。清风店战役后，打入国民党保定绥署司令部参谋处的中共情报人员刘光国等，向甘信元报告了石家庄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惶恐的心态、武器装备和城防工事等详情，建议乘国民党第三军覆灭、守敌慌乱、其他国民党部队难以支援的有利时机，迅速攻占石家庄。甘信元及时将此情况电告了聂荣臻。

接到甘信元报告后，聂荣臻立即将此情况上报了解放军总部。总司令朱德亲自出席晋察冀野战军作战会议，攻城部队11月6日发起进攻，10日发起总攻，至12 日获得战役全胜，歼灭国民党军守敌2.4万余人。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夺取大城市的先例，为后来攻占大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晋察冀和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解放区总部由陕北转移至离石家庄不远的西柏坡。对此，蒋介石十分恐慌。为了防止“共党”获取情报，这次偷袭计划、部队调动和作战命令均用密电传递，由傅作义本人掌握。10月 22日，华北“剿总”司令部作战参谋把发给第九十四军的关于偷袭石家庄、阜平、平山的作战命令交给打入该部的中共情报人员抄写。23日一早，我情报人员凭着记忆向在回民餐馆接头的甘信元作了汇报。由于情报小组发现使用的秘密电台多了一根可疑的铁丝，不便于使用，甘信元遂果断让交通员背记要点，并把详细的材料缝进内衣。交通员化装出城;迅速地把情报交给了聂荣臻。

在接到情报后，聂荣臻连夜调动部队南下布防，并将情况急电党中央。华北军区社会部也专电向中共社会部报告。部长李克农接到报告后，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

当时，我军的兵力主要在东北和华北作战，中共所在西柏坡周围兵力不足，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听取汇报后，不停地踱步，不停地吸烟。忽然,他指着办公室内厚厚的书籍，对李克农说:“克农放心吧，书中自有百万雄兵。”说罢，当即提笔，将蒋介石、傅作义妄想突袭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消息交由新华社于10月25日广播。接着又将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在广播中播出。

听到新华社的一次次广播，郑挺锋等人不禁忧心忡忡，行动缓慢，部队开至保定附近就收兵回营。至此,蒋介石、傅作义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石家庄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甘信元和他领导的情报小组为保卫党中央立下了大功！

4

甘信元离开太湖县的时候，他的女儿才六岁，儿子才两岁。几十年来，他无时不刻思念着故乡，思念着家乡的亲人。1980年，甘信元准备回安徽，让战友捎信给女儿甘雪云和孙子甘逢春，准备接他们去合肥的宾馆见面。后来因妻子田玉英摔伤了腿，没有成行。但甘信元一直记挂着甘家沙湾的亲人。

1983年，甘信元的孙子甘逢春在县委县政府的帮助下，带着县政府的证明，前往河北省第一干休所与甘信元团聚。甘逢春没有出过远门，也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为了便于相认，甘信元的战友让甘逢春一家在衣服上系上红绸带。当工作人员将甘逢春带到甘信元面前的时候，80岁的老人忍不住泪流满面，搂着甘逢春泣不成声。

甘信元在石家庄与银行工作的田玉英组建了家庭，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甘世军，现在石家庄，曾经来过太湖县甘家沙湾。二儿子甘进驹，现在国外定居。

甘逢春在石家庄住了一个多星期，与甘信元朝夕相伴。甘逢春说，甘信元话语不多，叮嘱甘逢春回家后要好好表现，要听党的话，听政府工作人员的话。有时候，甘逢春陪他散步，他常常回忆家里的亲戚朋友，跟甘逢春话家常，家里有多少山林，多少田地，记得清清楚楚。甘信元还记得从甘家沙湾到县城有多少路，走路要多长时间。

甘信元对自己所从事的革命工作，只字不提，也提醒孩子们不要打听。但说到曾经的革命战友和牺牲的革命烈士，老人却一次次掩面哭泣。

甘逢春回家的时候，甘信元给了他1000元钱，叮嘱他要低调一点，好好过日子，供孩子们多读点书，把孩子们教育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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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春天，甘逢春跟随同乡一起到天津郊外给人家插秧。插秧是季节性的活，忙完后甘逢春坐车到石家庄找爷爷。

奶奶田玉英见了甘逢春一身灰尘，忙打水来给他洗头洗脸。甘逢春说他在天津是住大通铺，好长时间没有洗过头。奶奶换了好几盆水，反复给他洗头。奶奶一边洗一边哭：“你这个傻孩子，大字不识，出来挣什么钱！我们共产党人，为人民办事，为国家办事。我们没有私心，没有为家里人谋福祉，没有找过地方政府的麻烦，让孩子在外面受苦了。”

奶奶带着甘逢春去理发，买了新衣服，再带他去见甘信元，奶奶说：“你爷爷年纪大了，看到你蓬头垢面，怕他受不住。”

甘信元见了甘逢春，喜出望外，拉着他的手话家常。教育甘逢春要好好做人，要堂堂正正，有难事要先做，要有奉献精神，不要把困难挂在嘴上，多做少说。

1990年，甘逢春又去石家庄看望甘信元，相聚了一个多星期。那一次，甘信元对他说，很想回故乡太湖看看。甘逢春也盼望着爷爷能回太湖老家看一看，但他没有想到，那一次见面后，爷孙俩就成了永别，再也没有见过面。

1995年1月11日，甘信元在河北省石家庄去世。同年清明节，原所在单位及其亲属遵其遗嘱“死后不登报，不发讣告，不通知外地亲友，不留骨灰”，将其骨灰撒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岗南水库。1996年清明节，甘逢春才到石家庄去祭拜甘信元。

如今，甘信元同志的照片以及甘信元情报组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捍卫党中央安全这段史实在西柏坡纪念馆展厅高悬展示，供后人瞻仰。甘信元鞠躬尽瘁，把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献给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党和祖国，是甘信元一生不懈的追求。

甘信元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是一个播种革命火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