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编说

兜兜转转，曾给父亲当司机的俞叔，托人将女儿介绍给年龄较大且离过婚的“我”，于是一直低眉顺眼事事顺从的驾驶员竟和曾经的领导一局之长成了儿女亲家。两相之间原本高低分明的两级关系中，于是更增添了一层难以言传的微妙和复杂滋味。小说敏锐捕捉到这个裂缝，将人物心理的丰富芜杂，用细腻的笔墨呈现出来，揭示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人性隐秘之地，颇具意味。

王玉珏，1983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济南市作协副主席。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万字。作品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选载，获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第四届泰山文学奖、第三届山东文学奖，出版《游与岸》《恐高》《假面先锋》等，作品入选多种年度选本。现任某刊物主编。曾在本刊发表作品《生火》。

月亮之上

文/王玉珏

二

......

因为是二婚，我这头尽可能低调，大多数亲戚朋友都没通知。就两桌。我的一桌。父亲另起了一桌。

父亲那一桌人数少，但分量要重得多。都是退休前局里的老同事、老搭档。当然绝大部分也都已经退休了。没退休的只有一个佟副局长，当年接的父亲的办公室主任，不请也要自来的。虽然退了，但该端着还得要端着，尤其是今天这种场合。因为今天有一个佟副局长在场，还因为，今天的主角是小俞。

都叫他小俞。当年机构搞改革，两局合并，扩编，缺司机，一次性招了五个。有从技校要的，有个别领导推荐的，也有从社会上招的，小俞就是其中一个，而且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差几个月就超龄了。不管年龄大小，也得叫小俞。小俞运气明显差了点，另外那四个不管怎么折腾通过什么渠道，最后都正式落了岗，就小俞没落下。没落下人也不能回老家了，就留了下来。这些年其实都生活在一个城市，但没什么机会碰上，感觉就像从地里突然冒出来的一样。工会崔主席年纪最大，资历也最老，今天坐主陪，他的任务就是要把小俞陪好。他对小俞还有印象：“小俞牌打得最臭，但是脾气好，谁骂都不生气。”大家纷纷笑，有关小俞的记忆似乎一下被打开了。那时候娱乐活动比较单一，到了周末领导们喜欢凑个局，饭局加牌局，开饭之前先打牌。打八十分，四个人一桌，一桌没问题，两桌或三桌就不好凑了。人一不够就喊小俞。父亲自己不打牌，但是把司机贡献出来了，也确实，没办法，就小俞单身，老婆孩子都在老家，推都推不掉。八十分别看不挂响，但是火药味很浓的，对家和对家之间真刀真枪地开骂。小俞不固定的，碰到哪个对家就挨哪个的骂，都是领导，谁骂也不能吭声。红着脸笑笑，骂得实在太难听了就笑出声来，把牌一合，一只手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嘿嘿嘿。对方骂他的，他笑他的。骂得多了就骂到了他的姓，“你可真没糟蹋你的姓啊小俞，愚，迂，榆木疙瘩！”局里大部分领导都跟他打过对家，大多数应该也都骂过他的姓。崔主席一提，在座的人一大半都笑了。真是奇妙，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果然是一件无法解释的事情，转了二十多年，居然又坐到一起了。妙不可言，小俞成了他局长的亲家。

崔主席很尽责的，接二连三给俞叔倒水、夹菜。俞叔不习惯，对方可是崔主席，退了也是崔主席，倒一次水屁股欠一次，夹一次菜屁股又欠一次。我和俞婕到这一桌来敬酒，正好看见崔主席在给俞叔点烟。俞叔从不抽烟，接烟的姿势看上去特别笨拙，既笨拙又鬼祟，像是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俞叔皱着眉头抽烟，满眼里都是笑，他红光满面地坐在那里喷云吐雾，常备不懈地笑着，随时准备面对任何方向都可能投过来的目光。我一来自然就走不了了，在座的都是叔叔伯伯们，看着长大的，人家专门来捧场，无论如何得敬两杯。我拉开椅子坐下，俞婕碰碰我的胳膊：“让我爸少喝点。”

这话被离我最近的罗局听见了。罗局部队转业，当过团长，还上过战场，右边腮帮子上现在还挂着疤，没张嘴就一脸凶相：“今天可是喜酒，小俞他敢少喝？！”

俞婕单枪匹马地对着一圈人笑：“我爸他血压高。”

“俞婕你别管！罗局长说得对，今天是喜酒，喝多就喝多了。”俞叔突然在对面毫无必要地开口奋力辩白。

跟大多数新娘一样，俞婕那天化的是千篇一律的新娘妆。化妆的新娘都不难看。俞婕出去之后，罗局把脸凑到我父亲耳朵边上，用悄悄话的架势大声说给座的每一个人听：“老郭有福哇！看看人家这司机，这才叫伺候到家了。”众人哄笑。说实话，这玩笑有点过分，尤其当着俞叔。我赶紧低下头，耳朵敏锐地分辨出那腾空而起的哄笑声里也有俞叔的。嘿嘿嘿。也是，今天日子特殊，过分就过分吧，过分才说明关系好，说明不是外人。小俞当然不是外人，不应该介意的，也不会介意的。

倒是父亲脸上挂不住了。哄笑声里有潜台词，看笑话的成分大于其他，一听就听出来了。那挂不住的脸下面有一把刀，随时都要跑出来砍人。别人不好砍，就只能砍俞叔。父亲冲着俞叔杀气腾腾地左一杯右一杯。父亲一带头，大家的兴致都起来了，好像突然一下找到了目标，找到了目标这酒就喝得有局面了。一个个再接再厉纷纷朝俞叔举起杯子。举杯子的动作就像举枪，生杀予夺的，说一不二的，父亲尤其过分，一口一个小俞，“小俞你打一圈！”“小俞你敢不喝？”“小俞今天难得老领导都在，给你机会。”“小俞你自己倒，满上！”轮到佟局，佟局还没退，难免需要客气一点，捋捋屁股刚要站起来，父亲一把把他拽了回去：“你还站起来？！他算个什么你站起来？”一听就是酒话，即便是酒话也有点过了。空气中瞬间凝固了一下，一圈目光都看俞叔。佟局长赶紧坐好，圆场：“坐坐坐，咱都坐下喝。”父亲不依不饶：“不行！小俞你站着。这杯酒我看你敢坐？！”本来是要看笑话的，但笑话到了这个程度就不是笑话了。我不敢看俞叔，耳朵里也没听见他的嘿嘿嘿。我也没注意到俞叔的那杯酒到底是怎么喝下去的，究竟是站着喝的，还是坐下喝的。还好，父亲最后一刻放下了枪口，脸上重又摆好了笑容，端着酒杯继续往下找：“该你了，老黄。来来来。”到此为止，翻篇了，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大家继续。

俞叔其实有酒量的，血压也不高。但是越有酒量的人才越容易喝多。一顿酒战线拉得很长，从中午一直喝到下午快三点。主要是叙旧，机会难得。俞叔可以跟这桌人叙的旧很少，两句不到就只好端杯子。开始是别人找俞叔端，端着端着就成了俞叔主动找别人。找了一次，又找一次。找多了人家就腻了，酒杯端起来意思一下，俞叔不，一仰脖就是一口闷，拦都拦不住。稀里糊涂也不知道几圈下来。酒喝到那个份上基本就是一场乱斗。我借着接一个电话的机会躲了出去，一直磨蹭到散场才重新进门。人走得差不多了，正三三两两粗声大气地下楼、出门。我耐心地检查了一遍酒桌，看看有没有落下的手机、外套、没抽完的香烟，然后下楼绕过大厅的假山去前台结账，俞婕走过来，东张西望在找人：“我爸呢？”

没看到俞叔。打他的手机，通着，但没人接。俞婕挂掉电话回身上楼，我也跟了过去。走进刚才吃饭的包间，一个服务员正在转着桌子鬼鬼祟祟地打包，看见我们吓了一跳。没有。俞婕出来掏出手机继续打电话，这次不挂了，就让手机里的彩铃一直那么响着，一个女人很雄壮的歌声，连我都听得见：“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一楼洗手间、二楼洗手间、走廊、楼梯拐角、假山背面，连后厨都看了。都没有。那个雄壮的女声在俞婕的手机里不知疲倦地一遍遍唱，就是不见俞叔。转了一圈回来刚准备下楼，包间里刚才那个服务员站在门口叫我们。找着了，在包间洗手间。人靠着墙坐在地上，两腿伸得笔直，脑袋快耷拉到了裤裆上，一副被枪决的姿势。马桶旁吐了一堆。手机扔在一边，屏幕亮着，像只虫子一样正在拼命振动，离开身体已经有一段距离了。

我想起来了，我刚才进门时碰到的最后一个是佟局，佟局就是从卫生间出来的，匆匆忙忙地往外走，没看见我，似乎是正接着一个领导的什么电话，一手接电话另一只手还在裤子前面系皮带。有急事，可以理解，没顾得上俞叔。

回家之后当天晚上就进了医院，一连打了三天吊瓶。出院那天是星期四，我专门请了假去看他。俞叔一家住在城西，快到高铁站了，医院在小区旁边，一家社区诊所。还是有点距离，开车过去将近一个小时。俞叔招呼我，指挥俞婕搬凳子倒水，好像我到家里去了一样。热情归热情，但是目光一直没正式落在我脸上，谁说俞叔不介意，俞叔介意的。我来，一个意思是看望，另一个，主要还是道歉，替父亲道歉。话都是现成的，我在路上就准备好了：“前天我爸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你们老哥俩那么多年了，不是外人……”俞叔的眉头还皱着，但已经有了松开的迹象，我看了一眼俞婕，趁热打铁，“现在就更不是外人了，现在咱们是一家人。”

三

我没叫过俞叔“爸”，一声也没叫过。不叫爸，当然也不能再叫叔，干脆什么也不叫，省了。我无论如何叫不出一个爸来。

俞叔其实也不是这之前的称呼，这之前，我一直叫俞哥。

给我父亲开车的那几年，我喊叔，俞叔。都这么叫。不光是他，局里所有的司机，我都叫叔。李叔。王叔。赵叔。樊叔。比父亲小的都叫叔。严格上来说其实跟年龄无关，这就是一种称呼。就像父亲喊他们小俞、小李、小王、小樊一样。他们也无一例外，到家里喊我妈叫嫂子。

从局里走人以后，再见面，已经是第二年了，他专程从平阴来的，这次除了玫瑰酱，还带了不少其它特产，特曲、核桃、花椒、小白沙花生米。他一个人来的，中午留在家里吃饭。饭桌上俞叔不干了，不能叫嫂子了。以前叫嫂子那是在局里，现在得改，得叫姨。他理直气壮，论起来，嫂子比他妈才小六七岁，叫嫂子不尊重了。我妈有点不太好意思，平白无故长出一辈来，要不就算了吧，改来改去挺麻烦的。不行，得改，姨就是姨。郭局当然还是叫郭局，当了一天局长一辈子都是局长。为了巩固这一局面，他当场朝坐在客厅茶几上边吃边盯着球赛的我喊了一声：“弟弟！”

我没有哥哥姐姐，从来没有人称呼我叫弟弟。俞叔的一声“弟弟”让我心里很猛烈地一漾，一股暖流。我远远地隔空答应了一声，投桃报李地喊了回去：“俞哥。”

“哎！弟弟。”他在那头唱山歌一样，应了一声。饭桌上都笑了。挺好。不是一家人，但还真有一家人的样子。

就改过来了。我适应了好几年才改过来。俞哥。确实挺好。必须承认，俞叔在这方面还是很有见地的，称呼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本身的问题，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微妙。叫哥跟叫叔，一字之差，还真是很不一样。首先是一个辈分的问题，还有一个位置的问题，俞叔其实是降低了自己的位置，也许这样他才感觉到更恰当，更自在，也更安心。低开，但是高走。

第一次到我们家来过年，是俞叔自己提出来的，他主动提的。在他离开局里之后第二次到我们家来的时候。腊月二十几了，年根底下。人虽然不在局里了，但快过年了，该来的还要来。俞婕放寒假跟同学一起去西安旅游，没来，他和媳妇俩来的。照旧大包小包，玫瑰酱、特曲、核桃、花椒、小白沙。从局里走了再来就不一样了，父亲也把自己降下来很多，该沏茶沏茶，该拿烟拿烟，脸上多了不少热乎气。聊天的时候母亲开玩笑说，老家过年大年三十晚上都是打麻将，一打一个通宵，到了这边想打也没得打，人都凑不起来。母亲是溧阳人，他们那边过年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就是打麻将。俞叔把一杯热茶捧在手上转来转去，从进门起就一直没松手，嘴一张就把话接了过去：“那还不简单？过年我和小朱来陪你打。”小朱就是俞叔的媳妇，俞婕妈妈。小朱不会打麻将吧？母亲一下来了兴致。不会可以学嘛，回去就学。俞叔像个小学生似的当场表了态。以为他就是那么随口一说，结果不是。除夕那天真来了。带着朱姨和俞婕一起来的。一家三口棉帽大衣羽绒服裹着零下二十度的冷风进了门。俞婕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叫人，“爷爷、奶奶”，一听就是事先叮嘱过的。母亲已经提前准备好了红包，现场拿了出来。那以后母亲每年都会准备一个红包。红包多少，她从不和父亲商量，但肯定少不了。看得出来，她喜欢俞婕，真心喜欢，那一声奶奶叫得她尤其柔肠百结。至于麻将，朱姨倒还真是学会了，但是没打成。南方是南方，北方是北方，这里过年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喝酒。

俞叔和父亲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启了他们长达十几年的“蜜月期”。两个人的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不一般到什么程度？这就是铁证。每年大年三十下午，俞叔一家都要从城西坐最后一趟公交车，赶到我们家来过年。晚上就住我们家，第二天早晨吃完饺子再坐早班车走。睡没问题，父亲那两年单位参加房改，分了局级的房改房，面积相当可观，还是个复式。平常父亲和母亲住上面，我住楼下。楼下还有两间小卧室，枕头被褥什么的都是现成，俞叔一家三口住绰绰有余。两家人，年年一起过年，一过就是十几个年。这个厉害了。非亲非故的，得多深的交情，多大的情分？不夸张地说，亲兄弟亲爷俩都不一定行。父亲自己就是例子。他自从分配工作从盐城老家农村正式出来之后，跟我爷爷奶奶、我小叔一起才过过几个年？一个巴掌都用不过来。我爷爷快九十的人了，一辈子没跟这个大儿子吃过几顿饺子。

堪称佳话。

头几年一家三口一起来，后来俞婕渐渐不来了，女大不由爹，红包再大也不来了。再后来朱姨也不来了，但俞叔一直坚持来。风雪无阻，从不爽约。长年以来，我家年夜饭的饭桌上一直保持着最少三个人的记录，父亲、母亲、俞叔，要么父亲、我、俞叔。不容易的。我结婚以后，有一部分除夕需要到老丈人家过，有俞叔来，等于替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有个大哥还真是挺好的。

因为俞叔一家三口的到来，我们家每年的年夜饭都拖得很长，既冗长又有声色，一顿饭能真正从这一年吃到下一年去。主要是因为有俞叔，当然，还有酒。俞叔的酒量不如父亲，但从不示弱，动不动就拿出一副要豁出去的样子。关键时刻朱姨也能来上两杯。朱姨姓朱，父亲一直喊她小朱。我最开始叫姨，朱姨，后来跟着俞叔改口，叫嫂子，朱姨说干脆也别嫂子了，喊姐吧，叫姐显得近。朱姐一来，基本上就用不着我妈了，朱姐一把好手，进了门羽绒服一脱直接去厨房，一副改朝换代的架势，我妈倒成了打下手的。烟酒不分家，酒喝到了一定程度当然免不了要来上一根，我父亲烟瘾不大，但一定要陪俞叔抽一根。俞叔酒量虽然差一点，但在抽烟上以一当十，充分找回了面子。两个人去阳台上抽。我妈那时候肺就不太好了，闻不得烟味。父亲和俞叔喝着酒，隔三差五地就要一拍即合一下，起身去阳台上开个小会。两个人都醉醺醺的，俞叔两只手搀着父亲，两个人结伴一起往阳台走，那副亲热的架势像极了爷俩。北方的阳台都是封闭的，风吹不到雨淋不着，跟室内的温度其实差不多，其实就是客厅和卧室的一个延伸。没有比这里更适合抽烟的了，即便是不抽烟到这里来坐一坐也不错。开始是他们俩。后来我大学毕业学会抽烟之后也加入了进来。阳台靠里的一头铺了一块旧地毯，父亲平时做按摩的时候习惯赤脚踩上去，现在派上了用场，三个人就在地毯上席地而坐，烟灰缸放在中间。那个时候我们所在的城市还没有禁鞭炮，除夕的夜晚很热闹，不断有一簇簇烟花腾空而起，在我们眼前炸裂、摇曳，流光溢彩，姹紫嫣红。阳台被一次次照亮。俞叔仰脸盯着阳台外面的夜空，两只镜片像雷达一样转到这边转到那边，似乎在找什么。俞叔没什么文化，连初中都没毕业，却不同凡响地戴了一副高度的近视镜。我以为他在看烟花，没想到不是。俞叔突然问我们，大过年的，怎么看不见月亮啊？我和父亲同时都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之后我笑话他一点常识不懂，除夕晚上怎么能有月亮呢。他把脸转向我，为什么没有？我告诉他，除夕就是农历的三十，月末，月末懂吧，月亮正好在太阳和地球之间，月亮现在是屁股对着咱们。他耐心地听我解释完，推了推眼镜，很认真地纠正了我一下：“那也不是没有，是看不见。”

俞叔改口改得很严谨，姨、郭局，一次也没叫错过，哪怕是喝多，喝到头重脚轻舌头大。对我也一样。以前叫小泱，现在叫弟弟。弟弟长弟弟短。酒杯一端，有这两个字开路，下面他一定要跟我推心置腹一番，是兄弟之间的推心置腹。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这种推心置腹也越来越名副其实。越来越名副其实，但同时也越来越乏味。俞叔的推心置腹说到底也就那么回事，跟餐桌上的年夜饭一样，年年都差不多。推来置去，每次重点都一定会落在他和父亲之间的交情上。中心意思只有一个，他要感谢父亲的知遇之恩。他俞富友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和资本就是给郭局开过车，伺候郭局是他的运气，也是他的福气。这些话他可能跟我爸直接说不出口，需要在我这里拐个弯。每次酒喝到一定程度他一定会说这些，全是过去。在这之前的，关于他的现状、他们一家的现状、他的以后、他的规划和打算，都成了前戏和铺垫。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种礼数，就像他进门时的那些大包小包，慢慢地我意识到，不是。看得出来，他很真诚，也很动情。那是一种经得住反复磨损的真诚和动情，每年都来上一次也不成问题，同时也是一种不怎么需要回应的真诚和动情，父亲不可能也没必要每次都有所回应。说实话我倒不担心俞叔，我担心的是父亲，担心他会厌倦，也担心他会尴尬。知的什么遇呢，哪来的什么恩呢。父亲给了人家什么呢？鞍前马后伺候了那么多年郭局，一根毛也没捞着。实话实说，连我都觉得，俞叔这个司机当得有点窝囊。这个司机不仅兢兢业业，还忠心耿耿。我记得有一年父亲下乡不小心崴裂了脚骨，几天下不了床，都是俞叔伺候，二十四小时不换班，连护士的活都干了。越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就越是窝囊。父亲厌倦或者尴尬的表示就是提醒对方喝酒，他每次一提醒，俞叔就得赴汤蹈火地把酒杯举起来。

俞叔上面有两个姐姐，他老小，老爹去世得早，母亲轮流跟着两个姐姐过，今年大姐家明年二姐家。俞叔自己以前每年过年都是去老丈人家，朱姐家兄弟姊妹比他还多，一到过年就像赶集，尤其是年三十晚上，连大人带孩子最少三桌。少俞叔一家不算少，本来不怎么起眼的，但听说是去郭局长家过年，就不一样了，免不了要议论一下，猜测一下。车不开了，但人还在，交情没散。不但没散，比以前还更近了。这交情有点奇怪，也有点神秘，让人摸不到深浅和边界。还不让人打听，每次问他，他都摆摆手，一脸暧昧的样子。这就有点意思了。年年都去，开始还打听打听，慢慢地就习惯了，习惯了这神秘。朱姐家的几个兄弟姊妹，据我了解，过得都还可以，说得过去，起码比俞叔要强一些。俞叔这个人，怎么说呢，一是没什么本事，二来运气也确实差了一点，两样都让他赶上了。两样都赶上的人其实也不少，但偏偏又碰上的又是俞叔那样的性格，他不想认。离开局里之后，无论如何不想回平阴老家了，东拼西凑在城西买了一套小产权房，算是在城里落了脚。先是开了两年黑三轮，有一次因为抢活不小心占了人家地盘，一根水龙头管砸到腰上，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出来就不敢开车了，腰废了，脚底下一使劲腰眼里就像捅锥子。又零零碎碎干了点别的，卖过米线茶叶蛋，去超市也干过，专门负责给鸡蛋称重，破了的鸡蛋挑出来，好的每二十个装一袋。后来他又在自己家小区干过一阵门卫，因为抬杆子动作不积极被业主骂了几次，让物业辞了。一年到头在亲戚朋友面前都皱皱巴巴的，有了这一天就不一样了，这一天的神秘，像一只手，把他的一整年都展平了，捋直了。

朱姐当着我们的面戳穿俞叔：“每次都说是郭局长非叫他去的，还让我跟家里解释。解释什么？郭局长什么时候叫你啦？哪一年不是你腆着脸往人家郭局长身上贴？”朱姐撇着嘴，一点面子也不给俞叔留。戳穿的是俞叔，恭维的是父亲，这方面朱姐一向比俞叔高级。俞叔脸红了一下，想争辩又找不到词的样子，只好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嘿嘿嘿。一嘿嘿嘿就表示他默认了，默认了自己的需要，也默认了自己的卑微。是的，他需要。类似于这些，每年大年夜的饭桌上我都能听到一些、看到一些。听得多了看得多了，慢慢地我也就明白了，明白了父亲之于俞叔的重要，以及意义。没错，那就是一只特殊的手。

一般情况下，俞叔会提前打个电话，一定来，定死。小年之后，最多到腊月二十五六，俞叔的电话就会准时打来。年年来，电话也是年年打。一般情况下，父亲接到了俞叔的电话之后顺手也会打个电话给我，通知我一声。特别是在我结婚以后，除了通知，多少也有了一点显摆的意思。我前妻作为儿媳妇第一次在我们家过年的时候，就很是惊异于我们家年三十晚上这一动人的格局。太不可思议了，都这个时代了，居然还有这样的两家人，居然还有这样的局长和司机。风风雨雨，十几年如一日，太人间真情了。传到我岳父岳母那里，一个学院的副书记一个大学教授不禁对郭局长有了一番刮目相看，看看人家这局长当的。

从未爽约。只有一年，那一年差一点。第一次，俞叔的那个电话迟迟没有打来。那年我记得自己刚调到市里，重新装修了房子，正在通风散甲醛，下了班大部分晚上都回父母家住。一直到腊月二十八，父亲下午出门，本来想去农贸市场上买点带鱼小黄花，结果两手空空地回来，好多店铺都关了门。保姆也一大早去了车站，回老家过年去了。确实到时候了。晚饭桌上父亲冷不丁地冒出来一句，小俞今年怎么还没动静？他这一提醒我和我妈才意识到这件事，难怪感觉哪里少了什么。不过，意识到也就意识到了，也没特别地在意。没动静很正常，说明人家今年有事，来不了了。不来很正常，以前每年大老远拖家带口地往这里跑才叫不正常。没想到父亲不行，当个事了，嘴里不说，但是心里脑子里都装着。那天家里书房客厅的电话响了好几次，每次他都胸有成竹地去接，没有一个是俞叔的。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中午，腊月二十九，最后期限。饭吃到一半，父亲把筷子朝桌子上一放，不行，我打个电话。母亲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弄明白状况之后当场就不耐烦了，打的什么电话？小俞不来你这个年还不过了？！父亲被刺激了一下，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马上调整出一脸的居高临下来，笑话，他是谁？他过他的年，我过我的年。问问是应该的，这是起码的关心。我赶紧表态，附和说，也对，关心一下是应该的。父亲没领我的情，算了算了，不打了！也是的，不来就不来，连个招呼也不打。

那个电话我没有听到，不过，我猜肯定是打了。二十九的中午饭后，我从家出来之后开车去银座门口接上燕宁，燕宁那时候还是我老婆，一起去城东的北纬三十五度泡温泉。那里的红酒浴全国闻名。最后一天营业，却意想不到的火爆。在休息间抽烟的时候遇到了原来单位的一个同事，多聊了几句，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一进门就看见父亲红光满面的，冲着我们小两口无的放矢地眉开眼笑。厨房里热气缭绕，煤气灶上的砂锅正咕嘟嘟炖着什么，排骨，要么就是鸡，香味一直飘到客厅里来。外面不时响起鞭炮声。除夕前的最后一天，年味已经迫在眉睫。他压低了声音：“小俞刚才打电话来了。”我哦了一声，等着他的下文。他不说，等着我问。于是我就问了，然后他宣布：“来。”

就是从那一次开始，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也许并不像我们一直所看到和认为的那样，每次都是俞叔主动上杆子往上贴。起码不完全是。硬币都有它的正反两面，一直以来我们只看到了俞叔的那一面，而忽略了父亲的那一面。一直以来父亲之于俞叔，是一种需要，反过来，俞叔之于父亲，也同样。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每年除夕晚上的俞叔。俞叔有俞叔的需要，父亲也有父亲的需要。

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2008年春节前的除夕，春晚上的白云和黑土在争当奥运火炬手。那是父亲正式退休的第二个年头，年前来家里看望郭局长的比第一年更少，几乎没有，整个年关我们家都是冷冷清清的。那年除夕是俞叔一个人来的，朱姐来不了了，出了车祸。为了一个全勤奖，早晨上班路上骑车抢红灯撞了腿，现在还下不了床。俞叔也差点来不了，如果不是父亲那个电话，也许就不来了，那一年除夕我们全家人都注意到了俞叔脸上那些层出不穷的阴影。老母亲查出了直肠癌，晚期，不用治了。查出来之后其实也没怎么治，从医院直接拉回家。大姐的意思叫俞叔回去陪母亲过个年，十有八九就是母亲的最后一个年了。

这些都是他自己主动告诉我们的。本来不想说，大过年的。经不住我父母盘问。这些年也不知怎么了，日子越过越糟心，一个接一个不顺，还不光是母亲的直肠癌，还有个二姐，二姐也够倒霉的，二姐夫年纪轻轻的得了个股骨头坏死，原来电子厂的活不能干了，想在家门口开个副食店。姐夫不好开口，让二姐说的，看病加开店，想找他借点钱。“说让我想办法，我上哪里去想办法？我上哪去帮他借钱？”

父亲很及时地端起杯子来，绕开二姐夫的股骨头，一脸避重就轻的怪罪：“小俞你也是的，这么大的事你不说，跟我还见外。明天一早赶紧回去，回家陪老人吃饺子。我叫小樊开车送你。”小樊就是樊叔，俞叔走后接替他给父亲开车，后来一直跟着干到了父亲当副局长。其实都清楚，也就是说说而已，大过年的，樊叔明天一大早能不能起得来床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借钱的事，俞叔就这么一提，就提到了这个程度，父亲躲开之后他戛然而止。我不知道俞叔当时是否有那个意思，应该是有的，父亲没给他开口的机会，他也没给父亲拒绝的机会。的确如此，他从来没给过父亲机会，按说不应该的，不合情理的，那么深的交情了，那么多年也从没听说过他跟父亲张过口。父亲帮不帮是一回事，他张不张口，那是另一回事。

幸亏没开口，开了口父亲也不会借的。我知道父亲这个人，我敢说这个话。不光是俞叔，谁都不行，连他自己亲弟弟都不行，能推就推。前几年我小叔因为给儿子在县城买房向他张过一次嘴，也不多，十万。他一口回绝。不是多少的问题，有些钱就是不能借，你把钱借给他就等于得罪他，除非你就不打算让他还。这就是父亲的界限和逻辑。不光是钱的问题，在所有与此相关的问题上，一以贯之的，一脉相承的。

没办法，父亲就是那样一个人，这么多年他就是一路这么过来的，永远都是能推就推，有多远推多远。那一年盐城老家三伯老两口来打工，想请他帮着找个活，父亲连办公室的门都没让人家进，在外面找了个饭馆请老哥嫂俩喝了一顿羊汤就把人家打发了。又不是来投奔你的，挣的也是力气钱，干嘛呢这是？三伯不舒服，凭力气吃饭的人往往自尊心更强，父亲后来前前后后回老家那么多趟，他一顿酒都没叫过。这就是父亲。

当然他也有资本这样，毕竟把官当到了副局长，毕竟有求于他的人远远大于他有求的人。父亲把这归结为性格，天性难违。别人不好评价什么，但是母亲没客气，母亲评价起父亲向来都是一针见血：你这不是性格的问题，你这是做人的问题，是活法的问题。不光母亲，也许父亲身边绝大多数人都这么觉得，父亲的活法有问题。一个人怎么能那样活呢，生生地把自己活成了孤家寡人，活成了寸草不生。不该好好反思一下么？尤其退下来以后。可是父亲不在意的，如果在意他也就不是他了，他自我感觉一向都是那么良好，底气足，嘴也硬。副局长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了一个俞叔。谁说孤家寡人的，谁说寸草不生的？每年大年三十晚上的俞叔就是一个例外，俞叔就是荒漠上一直开着的那一朵小花。这样的小花，既是例外，也是佐证，只要有就行，一朵就够了。

父亲很低调地将俞叔广而告之。微信开始普及之后，父亲学会了发朋友圈。他一年只发一次朋友圈，除夕晚上。过年喽！欢迎司机小俞一家！曾经的下属，永远的朋友。或者，真正的友情像酒，时间愈长愈醇厚。诸如此类。感慨万千地。照片上的年夜饭一定会坐着俞叔一家。一个小俞足以抵挡那些千军万马。

各取所需，难怪一坚持就是那么多年了。

......

（未完，全文见《钟山》2021年第4期）

月光照在你身上，也照在我身上

——《月亮之上》创作谈

文/王玉珏

阅读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好的小说人物往往会叫我们产生“不适”感。

越是那些经典永流传的艺术形象，越是会让读者们觉得不舒服、不爽，让人胸闷，让人压抑，让人扼腕唏嘘，让人悲从中来，让人恨铁不成钢。《变形记》里变成甲虫的萨姆沙令我们不适，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令我们不适，阿Q令我们不适，林黛玉令我们不适，福贵令我们不适。他们的悲惨、卑微、狭隘、局限令我们不适。

之所以感到不适，那是因为我们在阅读中普遍代入了自己。文学有时候就是具备这样一种功能，它将一种现实生活中难得一见的东西演示给你看，它在艺术的许可或者叫包庇下，弄假成真，登峰造极，从而让作为读者的我们对自身的境遇在某一刻产生深刻质疑，那些阅读时作用于虚构人物身上的绝望、怜悯和排斥，统统回流指向了我们自身。很简单，每个人都从阿Q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或者从萨姆沙身上看到了自己有可能的影子。

作为作者，我努力向这一标准靠拢，向“不适”看齐，我努力想让“俞叔”这个男一号令读者感到不适。他令人不适主要是因为他的卑微，一个人究竟可以卑微到什么程度？一个人最大的卑微，不是对这卑微的领受和默认，而是对它的拒绝和反抗，以及反抗的徒劳。这无力和徒劳令我们深深不适。

“俞叔”的卑微，成因有多种，有我们当下所处社会阶层固化的因素，也有其个人的原因，包括性格成分和运气成分等等，但事实就是这样，他一生都被压迫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无论是物质还是灵魂，一辈子都没直起腰来。“俞叔”令我们不适，他的卑微令我们不适，我愿意通过这虚构和极端的卑微，提醒一下我们或者我自己，这世界上，是可能有卑微至此的一个人的，一个人，是有可能卑微至此的。我猜想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对卑微的恐惧，包括那些正处于现在进行时中的强者、高高在上者。

作为与“俞叔”对应的存在，小说中的男二号，“我”那当局长的父亲，这个人物无疑是令人很舒爽的，符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取悦读者的设定，符合我们对强者不恒强、弱者不恒弱的这一鸡汤法则的预期。事实也的确如此，当病痛、衰老、世态炎凉等等不可抗力将所有的附加统统剥离，把他还原成一个自然人的时候，在他和“俞叔”的那个层面上，他也是卑微的，甚至比一辈子都没直起腰来的“俞叔”更加卑微。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人和人之间就是如此，人和万物之间亦是如此。万物之灵长、主宰、王者，这些头衔和命名会害死我们，所以人当存敬畏之心，如果实在不敬畏，也至少要保持些我们内心深处对沦为卑微的恐惧。

一个“俞叔”，一个“局长父亲”，不管他们是令人不适也好还是叫人舒爽也罢，其实都很悲催，说白了，都是生活当中的可怜人。既然可怜，我们就要给他出口，给他希望，文学就是干这个的，不然要文学干吗呢？奇怪而有意思的是，他们其实互为对方的希望和出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两个人的命运没想到以这样一种方式碰了头。即便无力，即便徒劳，至少还有希望。希望很远，远在“月亮之上”，不管是每年除夕晚上“局长大人”家阳台外面的月亮，还是走投无路时“俞叔”手机铃声里的月亮，至少都看得见、听得着，它属于需要它的每个人，月光照在你身上，也照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