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前两天我跟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通电话，他第一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忆道，在他人生不顺利之时，姥姥手里拿根烟，笑眯眯地说，小朋友，军棋下下。姥姥跟他讲的是上海话，军棋“扎扎”，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盘棋，有输有赢。朋友还记得姥姥说，棋子木头做，输了再来过。他说的上海话“输忒再来过”，让我突然思念姥姥的房间，和那里的时光。

姥姥冒着风险在阁楼保留了一只棕色的小皮箱，里面藏了她最喜欢的书籍。我第一次看“禁书”是在扁桃腺手术之后，那时割扁桃腺盛行，用一种新的方法，不打麻药不用刀，只是用一块压舌板和一把特殊的钳子将它们摘除。母亲告诉我手术后医院会给病人吃冰激淋，从她的语气听起来，这简直是一种特权，我立刻同意去割扁桃腺。手术那天，我胸前戴了一枚直径四寸的毛主席像章，心里反复背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手术结束后，护士把一小纸盒“紫雪糕”和小木勺递到我手里，我却疼得什么都不能吞咽。母亲叫了一辆三轮车，我倚在她怀里，一路上眼巴巴看着冰激淋一点点融化。回到家，我把化掉的紫雪糕给了哥哥。

姥姥看我可怜，去阁楼把那只皮箱拿了下来，从里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连环画给我看。接着的两天病假里，我一遍遍地看那本连环画，那是由英国演员Laurence Olivier演哈姆雷特的剧照组编成的，我被哈姆雷特眼睛里传递出来的疯狂和痛苦深深吸引，剧中暴力和仁慈的共存，罪和恩典的和解，启蒙了我潜意识对人性的认知。成年后我对悲剧的迷恋，也许就是从哈姆雷特开始的，它让我在朦胧中感受到，艺术作品中呈现的悲剧，是对生活中悲剧的洗礼和升华。

那次以后，我时刻期待着感冒发烧不能上学的日子，让书本领我走进自己内心世界里那些陌生的角落。至今若有人提起契诃夫、狄更斯或者勃朗特，都会让我联想起发烧谵妄的感觉，而躺在床上读书，仍具有治愈一切的魔力。

记得有一段时期，姥姥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严肃地跟我解释，姥姥跟人说，毛主席是“两论”起家（《矛盾论》和《实践论》），而她自己是“两精”起家（糖精和味精）。母亲要我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姥姥被停职停薪，就干脆带我坐火车出外旅行。那个年代没有人旅游，只有人出公差。至今我不知道她哪里弄来的钱，怎么搞到的介绍信，以什么理由为我请的假。那年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写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火车开过大桥的时刻，我非常兴奋和骄傲——不只为了桥的壮观，而是为了全校只有我一个人亲眼见过它。在南京的时候，姥姥带我去了一栋老房子，探望一位不知是旧友还是亲戚，两人低声聊到深夜。那一晚我睡睡醒醒，直到朦胧的晨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我仍然听到姥姥在窃窃私语。现在回想起来，那幽暗的光线、喃喃的低语似梦似幻。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座城市曾经有姥姥的青春和梦想，也还不懂得她走在鼓楼区大街小巷中的怅惘。

旅途上，姥姥给我补习功课。我喜欢语文，读了不少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的英雄事迹的书籍，并抄写了很多豪言壮语。我给姥姥看我的笔记本，还请她看到好的豪言壮语也帮我记录下来。那时候的作文开头都有类似“东风吹，战鼓擂，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那样的空话。姥姥跟我说，你不需要这些豪言壮语，一个字可以讲清楚的事，不要用两个字。

“四人帮”被打倒后，抢房子的人陆续从我家搬走，姥姥终于回到她的房间，经常有年轻人上门找她补习英文、修改文章或者闲聊。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她带回一个手摇唱机和Linguaphone教英语的唱片及课本，喜欢英语的人会聚在她的房间听唱片，学讲纯正的女皇英语。记得一个住在外交大楼里的男青年，常来陪姥姥聊天，让姥姥给他看阁楼上的旧物，后来姥姥把一盒子我曾外祖父史蛰夫刻的图章都送给他了。可惜那时我太小，还不懂得珍惜祖上留下的旧物，没有阻止姥姥这样做。

1977年我主演了谢晋导演的《青春》，1979年又因电影《小花》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经常有男士上门想认识我。据姥姥说，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我们既不能得罪他们，也不能让我出面。我总是躲在父母房间看书，而姥姥在隔壁倒茶递烟，冬天点上炭炉，夏天递把扇子，天南海北地跟人聊，颇有舍赫拉扎德《天方夜谭》的味道。来的人虽然不能满足初衷，走时也不觉太失望，有的干脆忘记了初衷，日后还带着礼物回来看她，成了忘年交。

我的朋友们也都喜欢她，前两天我跟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通电话，他第一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忆道，在他人生不顺利之时，姥姥手里拿根烟，笑眯眯地说，小朋友，军棋下下。姥姥跟他讲的是上海话，军棋“扎扎”，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盘棋，有输有赢。朋友还记得姥姥说，棋子木头做，输了再来过。他说的上海话“输忒再来过”，让我突然思念姥姥的房间，和那里的时光。

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在横店拍戏，扮演《辛亥革命》里的叶赫那拉皇后。化完妆后，全体演员到现场排练。我坐在皇位上，下面站满了宫廷的大臣。我突然看见两位过去的老同学，在跟我同演一场戏。我们隔着几米的距离和几十年的光阴，互望，感慨——岁月写在我们的脸上，生活的摔打和考验印刻在我们的心里。导演喊停后，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我们情不自禁地聊起了从前，普通话里夹带着几句上海话。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海里都是同学们朗朗的声音，在教室、在操场、在寝室、在澡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

学好声韵辩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积结教坚精。

……

原来我从未忘记。外人哪里会懂“舌根高狗工耕故”是什么意思，而对于我来说，它是魔咒，它是时光机。听到它，我瞬间穿越回那个早已消失了的院子。那里永远是初夏的早晨，微风吹动着野草，我们年轻的身心跟野草一样，只要太阳，只要一场雨，就可以那么快乐。

我在剧团过了几年自由散漫的生活，整天踢腿、练绕口令、打乒乓球。突然憋在上外的课堂里学习语法、记单词、背课文、写作业，令我很不习惯。我每天盼望着星期天，可以回培训班看望同学们，疯玩一天。记忆里，骑车去剧团的时候街上似乎总是春夏，从剧团骑回学院的时候总是秋冬。

有时候，M会送我一程。偶尔，我们会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他还来上外看过我一回，我们把整个校园走遍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天色暗下来，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我怀着惆怅的心情，转身回到寝室，将自己投入到单调乏味的介词里去。

学会准确地运用in、on、at真是我要的东西吗？我到底要什么？人只活一回，既没有上一生可以作出比较，也没有下一生可以使之完善，一切都只能走着瞧。我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只感到剧团的那种快活让我空虚、窒息。我必须离开。在以后的生命里，也总是这份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这份灵魂深处的不安，在舒适的时候，放逐我去陌生的险境；在枯萎的时候，逼迫我生出新枝嫩芽；在迷失的时候，提醒我命运的轨迹、人生的归属。

尽管我努力参与到学院单调而高压的生活里去，也结识了几位日后会成为好友的同学，但是我无法快乐起来。更糟糕的是，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违反了学院这样或者那样的纪律，经常被班长或系领导叫去谈话。英语系的党支部副书记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赵老师，他长得矮小，裤子好像永远拖在地上。据说他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小兵，被共产党部队俘虏后，经过教育，成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但由于他的历史问题，一把年纪了还是副书记。当时的书记要比他年轻很多。有一回我穿了母亲从美国寄来的大红衬衣，在校园里显得有些耀眼。不知是同学反映上去的，还是赵老师自己看到的，我很快被叫去谈话。他说这里是学术单位，最好不要有文艺界的生活作风，这样影响不好。搞了半天，我才明白是那件大红衬衣的问题。每次谈话结束说再见的时候，他见我沮丧，总是带着一点歉意的微笑，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有一天下课，赵老师又来找我去他办公室。我马上在头脑里审视自己那几天的穿着、表现。心想，这次又是犯了什么错误。我知道这些谈话都是我政治上、道德品行上的污点，将来毕业分配的时候都会为我减分的。走进办公室后，赵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位来客。他叫潘文展，从北影厂来上海借调我的。赵老师说具体手续还都没有办，院方也还没有给出意见。潘导演是来跟我聊一聊这项工作，听听我的想法。

原来潘导演是受他的爱人张铮导演委派，到上海来请我演《桐柏英雄》的女主角，也就是后来的电影《小花》里的小花。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边走边聊，临离开时他留了《桐柏英雄》的书给我读。

那天下课后我一口气念完了那本书，向往起摄制组的生活。我好像是在印度电影《大篷车》里看到，吉普赛人带着锅碗瓢盆和乐器，在大篷车里生活。大篷车到哪里，他们的世界和家就在哪里。我觉得拍电影的人就是一种吉普赛人，摄制组就是大篷车。

《小花》剧组的确是一辆快乐的大篷车。当时有一批北影演员培训班的年轻人，扮演戏里的配角和群众，他们整天变着法儿地寻开心，玩游戏，恶作剧，听音乐。组里有人从汕头买回来走私进口的录音机，还有斯特劳斯圆舞曲和邓丽君歌的磁带。在我多年受到的革命教育里，个人情感是一个需要克服的缺点，更何况放到歌里去唱。但是邓丽君柔软的声音和私密的吟诵，在一夜间融化了我心里揣了一辈子都不自知的硬块。

安徽和湖北的外景结束后，我们转到北影厂拍内景，住在北京招待所。唐国强那时已经订婚，未婚妻家是部队的干部。他未婚妻打电话到前台找他的时候，我们经常恶作剧，跟她说，唐国强啊？他好像在刘晓庆房间里吧。

记得组里每星期都开一次交际舞会，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跟异性的身体自由接触，而且这接触跟谈婚论嫁没有关系，它只是为了快活。走出舞会的时候我会想，完了，我堕落了。但下一次舞会我又去了。演我母亲的陶白莉在生活中有一种天然的优雅，她从父母那里看到过交际舞，就在宿舍里教我。在上影厂学习“参考片”时，我看过她父亲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让她教我跳影片里陶金和舒绣文跳过的探戈。她性子上来了，还教给我伦巴和吉特巴的步子。那些大胆的动作，启蒙了我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记得组里有位姓隋的演员是宋庆龄的养女，她长得高挑摩登，虽然那时我不懂什么叫性感，那个概念要多年以后才进入我的思想，但是回想起来，小隋浑身散发着一种不羁的欲望。印象中她总是涂了睫毛膏，擦了口红。那些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商店里也没的卖的东西，令我暗地里羡慕。

戏里演我哥哥的唐国强，那段时候经常找我一起学习英语，有时还带我在黄山的取景地拍照片。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非常期待他的到来。每当舞会上响起慢四步音乐——尤其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时，我总是雀跃地渴望他来邀请我。他弥漫在我的每个思绪里。

当年我们穿的那种尼龙袜非常厚而不透气，那时的球鞋也特别焐脚。我爱出脚汗，又懒得洗袜子，一穿就是好几天，脚臭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一天，我终于自己也忍受不了了，把袜子脱下来扔在脸盆里，然后把暖壶的开水倒进去泡。谁想到我刚把滚烫的开水倒在臭袜子上，就听到敲门声，打开一看正是唐国强。

他走进屋，脸盆里的开水冒着蒸汽，一股臭味散发开来。我尴尬地站在脸盆和他之间，后悔莫及。那天后，我每天都换袜子洗袜子。

安徽和湖北的外景结束后，我们转到北影厂拍内景，住在北京招待所。唐国强那时已经订婚，未婚妻家是部队的干部。他未婚妻打电话到前台找他的时候，我们经常恶作剧，跟她说，唐国强啊？他好像在刘晓庆房间里吧。

拍完全片后，我们有一次聚会，不知在谁的家里，庆祝唐国强结婚。记得桌上放满了喜糖和酒杯，一屋子人都在嘻嘻哈哈。录音机低声放着邓丽君柔情似蜜的歌声“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因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我坐在那里强颜欢笑，克制住心里挥之不去的忧伤。不知是因为唐国强结婚了，还是因为我的大篷车，在我没有准备好的情形下，把我放在一个陌生的四岔路口，在一片飞尘里消失了……

……

（未完，全文见《上海文学》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