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艺》2021年第7期｜伍会娟：战友丁一（节选）
伍会娟，河北滦南人，毕业于重庆大学，国防生。历任排长、宣传干事、教员等职。作品散见于《解放军文艺》《西南军事文学》《橄榄绿》《前卫文学》以及《解放军报》《人民陆军报》等报刊。
战友丁一 （节选）
伍会娟
01
……
四
丁一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凡是历史遗留问题，传来传去都会以“据说”二字粉墨登场。据说，丁一的爸爸是个烈士，在一次一五二榴弹炮实弹射击时被弹片打中了大腿动脉，血流如注，把现场保障的年轻军医吓得手忙脚乱，大家把人刚抬上车，驾驶员还没来得及踩油门，人就没了。那会儿丁一在他妈肚里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整好三个月，他妈妈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还是坚持把丁一生了下来，这是他们丁家唯一的命根，她不能让丁家绝后。她那会儿说的是，无论如何，她今后都要守着这孩子过。
是什么时候发现丁一有问题的呢？据说是不到两岁，他奶奶就发现这孩子不对劲儿了，见人不说话，爱低头爱翻白眼，别人再怎么逗弄他都没多少反应，关键是，他会不停地淌口水。把淌口水这件事作为判断对不对劲儿的标准，我认为是不对的，我从小就淌口水，一直到三岁呢，我妈说我哪天不淌口水了那我一准生病了。你看，我现在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吗？
不知道是谁出的这个主意，丁一奶奶被几个亲人抬进了当时的旅长办公室。大家总觉得抚恤金给的太少了，当时争议的焦点在于，该不该给丁一父亲评烈士，他作为保障人员，清场时把老百姓都清理干净了，结果没把自己清出去，这就是问题。当然，炮弹打的多少也有点问题，偏了那么一点点。
旅长又让人把政委请过来，两个人一道拿出文件，比照着规定一条一条解释给丁一的奶奶。那会儿，丁一的妈妈已经离开这个家了，丁一奶奶腿脚不行，下不了地，成年累月像个磨盘似的在床上蹭。
丁一妈妈去哪了？小屁孩丁一不问，大家也就没再问过。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这样一个命苦的女人，随她去吧。于是，她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没有回来过。如果她能找到一根更好的线最好不过，反正丁一这么多年来在部队活得好好的，有一定岁数的人都这么说。
丁一奶奶活着的时候，祖孙俩在亲戚朋友、左右邻居的帮衬下还能凑合着过，丁一奶奶一走，四岁的丁一就被人送到了部队。谁送的？不知道，也没人看到，反正就是那天早上出早操时，机关队伍刚跑到大门口位置，就看到丁一抱着个黑不溜秋的小沙包，像根木桩子一样低头戳在众人面前，不躲也不跑。
带队的邓参谋一把就把丁一从地上抄了起来抱在怀中。
邓参谋是丁一父亲的同班战友，提干当了参谋，他认识丁一，一看他淌口水就知道这孩子不一样，没有哪个孩子长这么大个子还淌口水吧？邓参谋认出丁一，当然没有只看口水，还看到了他的眼神。
我第一次见到丁一的时候，也觉得他的眼神很有意思，大眼睛双眼皮深眼窝，他看人的时候，下巴微微朝下，眼睛稍向上翻，有种羞涩感。那天，我作为新兵一连的连值日到食堂分菜时，见到了拿着口缸的丁一。司务长正拿着勺子在给他往口缸里打红烧肉，一边打一边说：“端稳端稳，洒出来我可不会再多给你添一块了啊。”丁一就那么端着满满一口缸的红烧肉翻着眼睛看着司务长。
“平心而论，丁一长相帅气，如果不淌口水不翻白眼，他应该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丁一其实只比我小那么丁点，但我这个新兵还是把他当成了孩子。我这么晃着手上的大马勺说的时候，司务长一把把我推开：“滚滚滚，你小子懂个屁。”司务长和我是正宗老乡，我们两个村挨村，我刚一来他就来找过我了，我一点都不怕司务长。
等后来知道的丁一的事情多了之后，才知道丁一的眼睛像他爸爸，特别像，邓参谋一看那溜口水，一看那双眼睛就知道他是谁的儿子了，错不了。
我和丁一关系算是不错，主要是因为我喜欢吃零食，薯片、瓜子、枣糕、梅子、牛肉干，没有一样我不爱吃的，带我的班长说：“没见过哪个男兵像你这样爱吃零食了。”我也不是爱吃那些零食，牛肉干、炒花生、山楂片一起摆在面前，问我最爱哪一个，我其实是没法分辨的，它们在我眼里都一样。我只是在空闲的时候嘴巴忍不住要嚼东西，我吃东西和丁一淌口水是一样的，本性使然。
每次吃东西，我都会想着丁一，我把他带到没人的角落，把零食分给他吃。丁一就像是我喂出来的一只小鸡，只要我敲敲盆，他就乖乖地跟我来了。可以这么说，我是丁一的好朋友，虽然我俩只是像老鼠一样一起咯吱咯吱地吃东西，很少说话。丁一原来是不吃零食的，从小带他的人都不允许他吃零食，也没有闲钱给他买。
我们去过很多无人的角落，靶场背后的小坡、障碍场的深坑、大礼堂二楼的会客厅……我俩躲在障碍场深坑里吃果干的那一次，丁一是被我托着屁股才爬出来的。
五
大家发现丁一的画画天赋是有一次在菜地。
那会丁一得有十五六了吧，反正穿着迷彩服已经看起来和新兵差不多了。司务长前一天刚带领大家把地翻了一遍，用锹一点一点拍得平平整整，连块土坷垃都没有，快结束的时候，有个战士开玩笑说：“一块好好的菜地，都快被我们搓揉成沙漠了。”大家都知道，部队有的是小伙子，小伙子们又有的是精力，在他们训练之余，怎么把他们的精力以畅通的渠道排泄出去，是基层指挥员经常琢磨的问题，旺盛的精力憋久了就要出问题。菜地是个好渠道。
比如，栽茄子秧的时候——栽黄瓜秧、辣椒秧也是同一个道理——一棵茄子秧前后左右的间隔都是恰到好处的八十厘米。为了保证不出一点偏差，司务长带着人用线绳、水平尺等工具，要我们这些业余选手利用专业工具在菜地里画出笔直的垄，再每人分发一把恰好八十厘米的竹竿，准备栽秧。秧苗也不是随便栽的，我就因为秧苗栽得过深，被司务长拔下来手把手教着重新栽了一遍。
司务长说：“高高低低，成什么样子？”我一脸内容地看着他，他又说：“菜地整得再平，秧苗栽得不一般平，也是白搭不是？”我赶紧点点头，心说话：“地再平，秧苗再齐整，也架不住日久天长，我就不信这些秧苗能长成一般高。”事实上也是，这些茄子秧和我们这些兵一样，即便是同样的班长带，吃同样的饭，喝同样的水，喊同样的口号，参加同样的训练，还是会千差万别。
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和方方正正的方法，会如同身体的某个器官一样，是会跟一个人一辈子的，在部队时不觉得，等离开了部队，才能有更深刻的体会。小面店那个年轻的服务员刚来的时候，给客人上面，碗边总是连汤带水，被我说了多少遍都记不住，最后一次，我咬着牙告诉他说：“再让我看到一次，你就给我滚蛋。”他就记住了。在部队就是这样，班长一发火，刀山火海都能过得干脆利落，再难啃的骨头都能啃得干干净净。就像曾子墨，咬牙切齿说了“务必”二字后，我就不管不顾地把那幅画给拍到了手。
丁一那天也在菜地，手里也拿到了一根竹竿，就在大家集合分配任务的时候，他一个人跑到司务长辛辛苦苦平整好的菜地里，用这根竹竿画了起来。等大家发现的时候，画都画好了，那么大一块连土坷垃都没有的地成了丁一最好的画板。
后来，大家说起丁一这个才能时，都忍不住要表扬司务长，哎呀，幸亏司务长给丁一创造了那么平整的一块画板，要不然，他画的画再好，大家也不可能知道。换句话说，如果司务长没有带人提前把地平整得那么仔细，即便丁一画的画再好看，画板不行也不可能看得出来。背景，很重要。
丁一画了个什么画呢？司务长扒拉开人群，一眼就看出来了，哎呀，这不就是自己吗？司务长挠挠头，嘿嘿笑了起来。如果他愿意，他大面朝上直愣愣平躺下去，就能和丁一竹竿下的这幅画吻合得严丝合缝，身形和司务长的身形一般大小，鼻子和鼻子一般大小，眼睛和眼睛一般大小。司务长说：“怕是给我照张相，也照不出这么像的我来吧？”大家都点头，说那是那是。
丁一画得是真好，司务长的迷彩服、帽子、胶鞋，连手中拿着的那把水平尺都画得一点不差，比例是比例，形状是形状。其实，年轻的小伙子只要穿上军装，甭管以前是干什么的、长得怎么样、站得直不直溜，只要穿上军装，大家也就都差不多了。他们就像菜地里刚栽下去的茄子秧，一棵一棵的，一般高，毫无二致。但丁一画的是真好，只要打眼一看，就知道这是司务长，差不了。
这就有水平了，尤其是对爱淌口水的丁一来说，这就更有水平了。
很快，整个单位都知道了，这个翻着白眼淌着口水的丁一，不显山不露水的，居然还有这一手。这就是天赋。政委很好奇，专门让人把丁一带到办公室来，喊他在白纸上画一个亲眼见识见识。
“随便画点什么，都行，随便。”政委端着水杯盯着丁一。丁一不敢盯着政委，就盯着自己的脚，死活不动手，带他来的通信员气得直跳脚：“小祖宗，画呀画呀，你倒是画呀，赶紧的呀。”
据说政委在饭堂听说丁一画了个真的司务长之后，当场就和众人表了态：“要是这小子真有这本事，我自己掏腰包也要把他好好培养培养，好歹是个谋生的手段，谁能管谁一辈子？”大家都等着政委掏腰包呢。
政委朝公务员摆摆手，和颜悦色地跟丁一说：“不管他，你啥时候想画再画，在纸上画，到时候拿给我看，行不行？”丁一翻着白眼看了通信员几秒钟，还真就拿起笔，对着白纸勾勒几下，一个暴跳如雷的通信员就从纸上活灵活现地钻出来了。这幅画和司务长那幅画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连不懂画的通信员都能看得出来。虽然都是对着人来依葫芦画瓢，但这幅画总共没用几笔，求的是神似，尤其那个瞪着的眼睛张着的嘴巴，寥寥几笔，要的是暴跳如雷的效果。司务长那个是形似，就是从模子里抠出来的样子。
政委一看就哈哈大笑了，当场掏了一大把票子出来，让通信员立马去给他买画架、画板、纸张和笔。政委强调说：“多买点多买点。乖乖，咱们这大院要出个达·芬奇、张大千之类的大画家，也是说不准的事。”
02
六
丁一身在我们大院，可并不在我们的编制之内，就说连旅里那条养了五年的军犬吧，它都有名分，伙食费比我们当兵的都高，吃得比我们都好。丁一没有名分，没有名分就没有军饷，吃穿用度就不应该靠军队保障。有一次野外驻训，我潜伏在草丛中上厕所时，偷听到指挥连一个上尉排长说：“在咱们这个大院里，不占编制还能好吃好喝好招待的，除了丁一，就是那些闲着没事就来食堂垃圾桶找食吃的野猫了。”
上尉排长说得对极了。
犬不老实了，驯犬员还可以吼两句，但没人吼过丁一，谁敢？吼上一句就会有一堆的人围过来，找尅不是？丁一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五花的，一口咬下去出油的那种，但食堂又不是天天都有红烧肉，司务长遇着就问他，想吃啥？他只要回答是红烧肉，司务长就喊人专门给他炖上一大碗。这不是据说，是我亲眼所见，我猜想着，这个待遇，怕是旅长政委也享受不了。
丁一那天早晨被出操带队的邓参谋一把从地上抄起抱在怀里后，就像小鸡从蛋壳里钻出来认识的第一个人一样，屁颠屁颠地就跟上邓参谋了。邓参谋媳妇是个戴眼镜的文化人，本来是在一个小学教书的，学校管理太严，压力也太大，加上邓参谋也是天天加班，两人都没时间腾出手来照顾家庭，后来媳妇干脆就把工作辞了，周末在一家培训机构教数学。
邓参谋媳妇对领回来的这个小屁孩还真是不赖，对待丁一和自己孩子像对待兄弟俩，先是教他们数数，后来又教他们十以内的加减法。丁一掰着手指头数着数着就忘了，她就耐着性子一遍一遍地教。邓参谋在家属院和大家开玩笑说：“一只羊也是放，两只也是赶，那就一起赶着吧。”丁一和邓参谋的儿子小海相差不大，他们把儿子的床换成了高低床，小海上铺丁一下铺。
赶着赶着，就赶出问题来了。起因就是小海有一天半夜起来上厕所，发现丁一淌着口水躲在窗台下借着月光看他的画册，小海就哇哇大哭起来，那天晚上再也不让丁一进他的门了。邓参谋心虚，给媳妇解释说：“小海独惯了，还不懂得分享，不就是一本画册嘛……”媳妇红着眼睛摩挲着小海的头发低声吼叫：“这是画册的事吗？啊？汗毛都吓得立起来了。”到了关键时刻，就不是一只羊两只羊的问题了，邓参谋也不能强求。
邓参谋坚持不同意把丁一送出去。送出去？送哪去？送给谁？媳妇说：“全旅就你一个活雷锋？你把他送到领导家里，让他们收着养着去。”邓参谋和丁一的父亲关系很铁，比我和曾子墨都铁，因为他们不仅是一批兵，而且是同一个连队，一起吃喝拉撒睡，一起摸爬滚打闹的。
他们那一批兵中，只有邓参谋一个人穿上了干部军装，他觉得既然丁一被送来了，他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抚养丁一。再说，邓参谋也不敢按照媳妇的指示办，送到领导那里，不想活了吧？两个人争执的结果就是，两口子一人带一个，日子继续。
在小的时候，丁一穿的都是官兵送来的衣服鞋袜，有新的也有旧的，好歹糊弄着就长大了，顺利得不得了，连吊针都没打过。邓参谋媳妇有时候也忍不住感叹说：“小猫小狗也有个头疼脑热的，这小子没有，从来没有，唉。”
只有一次，邓参谋媳妇给小海掏耳朵，小海像个小猫一样趴在妈妈的腿上，享受着幸福时光，丁一在边上翻着白眼看着，那眼神刹那间就把她的心给看酸了，小海掏完了，她就让他也趴过来。两个小孩闹别扭归闹别扭，但打着闹着，感情还是有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小海从来不允许任何人，主要是任何小朋友欺负丁一，一个脏字也不行，谁敢欺负他就敢和谁拼命。
邓参谋媳妇拽着耳朵一看，乖乖，那么大一个耳塞子，把整个耳朵堵了个严严实实。她说：“丁一，别动，一点都别动啊，阿姨给你慢慢掏出来。”丁一一直是个听话的好孩子，真的就一动没动，直到邓参谋媳妇拽出指甲盖大小的一块耳屎。丁一爬起身来，冲着邓参谋媳妇笑了起来，这一笑把邓参谋媳妇的眼泪笑出来了。谁见过丁一这样笑过呢？眼睛那么弯，笑得那么甜。
谁也没想到，这次掏耳朵倒差点引起麻烦，这小子掏了耳朵没多久又到鱼塘去摸鱼，耳朵里进了水引发了中耳炎，吃饭嚼菜看着都费劲。卫生队队长摇摇头说，不好不好，有可能会引起听力下降。一检测，果然。邓参谋两口子因为这又干了一架，媳妇哭了个稀里哗啦，谁能想得到？我能想得到我就不给他掏了，媳妇一边哭一边朝邓参谋嚷嚷。
卫生队队长要带丁一去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看看怎么才能快点消炎，但丁一死活不上救护车，怎么骗都骗不上去，有个卫生员直接就把丁一抱上了车，没想到，这小屁孩连蹬带踹，差点把车窗给踹破。没办法，卫生队队长说就先观察观察吧。观察了两个礼拜，他居然自己好了，简直不可思议。大家说得没错，丁一就是个打不死的小怪兽摔不死的皮耗子，傻人有傻福呢。
丁一是没有编制，但是长大后的他穿着和我们一样的迷彩服迷彩鞋，戴着和我们一样的迷彩帽，连袜子都是一样的军制品，冬天是厚的，夏天是薄的，且都是双份的。当时的后勤仓库助理员说了：“给他整两套，让他也有个换洗不是。”再后来，邓参谋调走了之后，丁一就按照政委，是那个让丁一画画自己掏腰包买画画材料的前一任的政委的指示，搬到了西墙仓库的一间房里单独住了。解决了他的衣、食、住，丁一就像个有编制的人了。
住处里都有什么呢？一张行军床，床底下摆着一个军用黄色洗脸盆，床边一张班用桌，一把椅子，桌子边上一个又宽又高的黄色木质书柜。如果部队配发军用拖鞋，我相信丁一也会有一双。
说实话，丁一虽然一直淌口水一直翻着白眼看人，但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懂得起的好孩子。懂得起就是有眼力见，就是知道自己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听话。每次有迎检任务，就会有人专门通知他，老老实实待在仓库，哪也不能去。丁一就把门关上，自己一个人待在里面，一声不吭。有一次，工作组早上来了，转了一圈就走了，等到中午开饭，司务长才想起丁一来，才把他喊了出来。
丁一真是个老实听话的孩子。不仅如此，还有战士花了很长时间教会了他叠豆腐块，丁一就真的每天把自己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比连队内务还标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也有人教他站军姿、走齐步，甚至还让他趁着操课休息的间隙让他甩过两把教练弹，甩教练弹的时候，他才不情愿地把口缸从肩膀上摘下来。丁一甩得很远，成绩优秀。大家都说，可惜他没当兵，要是能当上兵，准是个指哪打哪的好兵，栽到菜地里，指定是长得最直最正的那一棵茄子秧。
曾经有从外单位调过来的领导拐着弯地提议过，不行就把这孩子送到孤儿院去吧，毕竟咱们这里是部队，是准备打仗的地方，不是养闲人的地方，再说，万一哪天出个差错，算谁的呢？可丁一穿着迷彩服戴着军帽，差的就是一副肩章，又淌着口水，谁看了都不是滋味，他可算得上是大家的战友啊。其他常委们都不吭气，不吭气就是不答应，新领导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七
哦，对了，曾子墨就是那个司务长。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曾班长，你就是菜地里长歪了的那棵茄子秧。”菜地里的茄子秧长着长着就长得不一样了，有的高些有的矮些，有的直些有的歪些，有的结的茄子多些有的少些，而且，长得矮的或者长歪了的不见得结得茄子就比长得高的长得正的结的茄子少。
一个整天对着猪牛羊鸡鸭鱼的司务长，退伍后居然开起了文化公司，这偏的简直不能再偏了。曾子墨说：“你们不懂，这就叫不想当文化公司老板的司务长不是好炮手。”曾子墨真是个好炮手，他从澳大利亚回来后一直没露面的原因竟然是，那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女人怀孕了。曾子墨曾经跟我们掰扯过，他这辈子是绝不会结婚的，一结婚就会被套牢，他才没有那么傻呢。结果，就在我等他的那二十几天里，他已经把结婚证拿到手了。曾子墨的话，是半句都不能信的。
我掏出我的退伍证给大门岗哨兵看，说班长，我是来看丁一的。哨兵是个瘦高瘦高的上等兵，上等兵在我们这些老兵眼里也归化为新兵蛋子，但我还是尊称他为班长。当过兵的人，最知道当兵的在意什么。
哨兵疑惑地看着我，说：“怎么这两天都是来看他的？”我问还有谁。哨兵说：“丁一他妈前几天来过了，对了，昨天还有一个老司务长也来过了。”他妈？丁一他妈来过了？哎呀，我拍了一下脑袋，说不上来是替丁一高兴还是替丁一难过，他们娘俩分离都十几二十年了。看来说到底，丁一还是那根线，还是能把他妈妈给拽回来啊。
我无法想象丁一妈妈见到这个生了但没养过的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也无法想象丁一见到妈妈会不会激动，这小子成长过程中还没真正享受过母爱呢，虽然邓参谋两口子对丁一也不错，但据说邓参谋干了没几年就调走了，调走的时候邓参谋好不容易说服媳妇要带上丁一的，但丁一不走，死活不走，比当年卫生队队长送他去医院闹得还夸张，把邓参谋媳妇的眼镜都划拉到地上了。丁一仅有的一点母爱就随着邓参谋的调离戛然而止了。
缺的也可能不仅仅是母爱。我离开部队的前一年，摩步旅已经开始招女兵了，这件事和丁一当年被人送来部队一样出名。女兵一来，全旅男兵的心都上蹿下跳的，旅长早就看出来了，专门把女兵集中在军事训练中心旁边的老通信站里，那栋二层小楼四周都没有男兵宿舍，相对安静。
但女兵入营没多久，就有人反映说晾洗的内衣不见了。好不容易盼来了女兵，居然会发生这种事，这还了得？严查。参谋干事查来查去，发现就只有丁一去过女兵晾衣场，丁一不仅去了，还画了，女兵的内衣像红旗一样大大方方地飘在了画纸上。保卫干事在丁一的书柜里发现了这张画后，并没有吭气，而是直接向领导进行了汇报。
如果要是其他男兵，这事就好办，可这人是丁一，怎么处理？再说，只是发现了这张画，又没有发现私藏的内衣，也不见得就是丁一干的。最后的处理结果就是，女兵楼专门空出一间朝阳的房间用来做室内晾衣房。对于这件事，大家嘴上都不相信是丁一干的，他？呵呵，他懂个屁，但心里又都有那么一闪，觉得是丁一干的也说不准，毕竟丁一也是个荷尔蒙分泌正常的成年男子，这跟翻不翻白眼流不流口水没有关系，不是吗？
哦，对了，还有个老司务长？我心里打了一个激灵，老司务长叫什么名字？哨兵仔细想了一下说：“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来着，哎呀，忘了，好像是姓曾。”他又找出营门出入人员登记表，上面写着“曾子墨”三个字。
果然是曾子墨！
估计天底下很快就都知道丁一画的画好了。
丁一画的是真好，他喜欢画军营里的一点一滴，人啊，装备啊，营区啊，喜欢什么就画什么，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画什么就像什么。单就军事训练的战士来说吧，跑步的，跑障碍的，投手榴弹的，还有练装备操作的，干啥的都有，反正就是部队干啥他就画啥，有的时候画素描，有的时候画油画。政委还期待他画国画，国画才最有意境，但是不行，丁一用不来毛笔，连笔都不会握。
大院里的犄角旮旯都被丁一画遍了，就连养猪场门口那个竹质垃圾桶，也被他画了出来。大夏天的，闻着臭烘烘的猪粪味，丁一就那么坐了一下午，画得之仔细，以至于大家都认为竹片上的每一条纹路都被他画了出来。我仔细对比过，没有，只是画得仔细，不是原模原样。
有人说，把丁一画过的这些画拼凑起来，就是完整的营区规划图。也正是因为听了这话，政委才吩咐人专门给他抬了一个又高又宽的黄色木质书柜，要求把他的画收好，不能乱丢，保卫干事还隔三岔五地进行检查，确保不出失泄密问题。政委说了，谁在失泄密问题上发生问题，谁就是天底下头号大傻子。
有一天，旅里来了工作组，全旅官兵的焦点都集中在工作组上，都把丁一给忘了，等想起来了，大家才发现一天都没见到他了，连饭都没吃。工作组刚出营门，旅长立马发动大家找，挖地三尺也要找出来。全旅官兵把营区的每一个角落都翻了个遍，也没找到，不知道是哪个兵一抬头，发现丁一不知怎么就爬上了炮兵营的楼顶。他的大半个身子被楼顶的围墙围着，也看不到他的口缸，更不知道他到底在那干啥。
炮兵营所处的山头最高，炮兵营的楼又是全旅最高，比机关楼还高。可以这么说，这座楼是全旅的制高点，要是从楼顶掉下来，十个人有十个人保不住。
楼顶上除了灯箱，还有一排一排的蓝色太阳能板，太阳能板和蓝天融为一体，穿一身迷彩的丁一就坐在太阳能板中间。旅长也和大家一样跑到了楼底下，搭着眼看了一眼，交代说千万不能声张，千万不能让他受惊吓，千万要安全地把他带下来，千万千万。大部分人就和旅长一起，齐刷刷仰着脑袋张着嘴巴瞅着丁一，只有三个身手好的兵，悄没声地爬上了楼顶。
说句实话，我以前曾想过要带丁一上去看看，看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想带他上去看看，那里可是全旅的最高点啊，身处郊外的摩步旅，要看外面的世界除了大门就是这里了。后来想想，还是不能带丁一去，万一呢。我用我的肩章保证是丁一自己上去的，旅长骂我的时候，我这么说的。
一同带下来的，还有整座大院的俯瞰图。偌大一张，把整个营区画了个完整，哪哪都分毫不差。这幅图在旅长的指示下，挂进了旅史馆，在进门口的大厅的左手边，一进门就能看得见。原来那里放着一张山水画，说是一位从这里走出去的老首长特意为老部队所作。旅长私下里说，一个打仗的摩步旅史馆，进门挂一幅山水画，像个什么样子。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吩咐宣传科把这幅画小心轻放挪到了二楼楼梯转角处。
丁一画的那些反映训练的画大部分都被历任宣传干事、宣传科长投到了各种杂志媒体上，但凡投出去的无一例外都被刊用了，有的在报纸副刊做压题照，有的做插图，还有的直接整了一个专题，一起放了好几张丁一的画。有出版社编辑专门打电话过来，请丁一给他们一本书画插图，稿费还挺高。在那幅被拍卖下来的画之前，丁一最有名的画画的是刚洗完澡的一名女兵。
那是一幅油画，丁一画的是一个刚洗完澡，头发还乱蓬蓬地端着黄脸盆的女兵，假小子似的小女兵眼睛大大的，脸红扑扑的，表情涩涩的。这幅画被一家军内杂志作为封面刊出来了不说，还获了好几个奖呢。我专门到图书室找出了这本杂志，作者简介处写的是：丁一，军旅画家。这个穿着迷彩服、没有肩章又爱淌口水的家伙居然成了军旅画家。
据说杂志编辑是要给作者配发几张照片的，但是宣传干事对着丁一拍了很久，偷拍，摆拍，走路拍，画画也拍，拍了好几天，好不容易选出一张表情不错的照片，才发现忘了帮他摘下搭在肩膀上的军用口缸。宣传干事不甘心，准备用PS进行处理，但编辑说时间来不及了，已经送到印刷厂准备印刷了。难得的一次露脸的机会，也没能帮他把握住，宣传干事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很多人，包括军长政委都知道摩步旅有这么个军旅画家，据说有一次，军政治部主任还亲自给旅政委打了电话，说军政委指示一定要把这个叫丁一的小伙子培养好，照看好，不能出一点差错。这样一说，丁一这个不占编制的社会人员更有资格好吃好喝好招待了。
03
八
有一年，一个从军机关调过来的一个下士，听说是个放号员，有一天早上把起床号整成了操课号，被军长直接下放到了我们旅，下士一来就找领导报告，说年底要退伍。领导们想了想，把这么个一心要退伍的机关兵放在连队，肯定要出乱子，就还是让他留在机关，帮宣传科打打杂。下士长了一副小白脸，手中也能拿画笔，说是从小就学画，他爸爸就是个有名的画家，他爷爷也是，他自己倒是没什么名气，没名气不是因为他画得不好，而是因为他志不在此，他就想发财，他一直认为自己就不该是被栽在这里的茄子秧。
有一天，下士发现有个穿着迷彩服的小伙子躲在大礼堂里，对着外面操场画来画去，走近一看，哟呵，还挺像那么回事，远处的山，近处的树，中间的足球场，路上还有停靠着的几辆装备车。
下士说：“没想到你还有两把刷子，不过你这个画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下士一边说，一边在边上指画：“这儿，角度有点小，再大点才真实，还有这儿，光线没那么亮，颜色得再加深点。另外，我发现你的线条用得不够直啊，基本功没练扎实吧你。”
面对指手画脚的下士，丁一不吭气，翻着白眼盯着他，也不按照他的要求动手修改。那天正好是周六，大休息，不少战士跑到大礼堂的文化活动室来玩棋牌、打台球、乒乓球，有人就起哄说：“班长，不服你就和丁一比一个，看谁画得好。”
下士哼了一声，不知道是不屑还是怎么，低着头用脚尖蹭地板。大家就那么看着他，看着看着就把他架到火上烤了。比就比。
怎么个比法呢？下士当仁不让，说：“我们就用铅笔画士兵，看谁画得又快又像。”
丁一不吭气，他怎么可能会吭气呢？别说是下士，丁一见了旅长政委也不会吭气啊。战士们在边上给丁一解释，画一个，随便画一个，就画我，画他，画谁都行。画架只有一个，大家把纸铺在台球桌上，左边一张，右边一张，大家把丁一摆在了左边的纸面前。
笔和纸有的是，这个旅，不管是战士还是干部，谁请假外出想起来都会给丁一带点笔和纸回来，什么笔都有，彩笔、铅笔、排笔，还有丁一不会用的毛笔，万一哪天他会用了呢？一大把一大把的笔，装满了三个笔筒，以至于有一次全旅政治教育大会上，政委专门强调，大家暂时不要给丁一买了，太多了，浪费。只是这个强调管了不到半年。
一声“开始”，下士就拿起铅笔画了起来。丁一翻着白眼看着他勾勒出了个大致轮廓后，才像当年在政委办公室给政委露一手那样，在众人的吆喝下不情愿地拿起了笔。下士画的是爬云梯的士兵，士兵吊在云梯上，一只胳膊在前，一只胳膊在后，身体拧着成了麻花，龇牙咧嘴，手腕上的窝窝都清晰可见。丁一画的也差不多，一个做俯卧撑的士兵，姿势正处在刚起没起的位置，脑门上的褶子都被挤了出来，汗珠要滴没滴下来的样子。
战士们看了看，都觉得差不多，反正都画得像那么回事。
那就再画一张。“画一张就画一张。”下士说。
这一次画什么呢？有人说画枪，但很快被人否定了，说丁一毕竟没摸过枪，没摸过就画，不公平。还有人说干脆就画台球，越是简单越考验水平，很快又有人反驳。
那就画军用水壶吧，一个新兵大着胆子说，丁一也摸过军用水壶，知道长什么样。丁一就翻着白眼看着新兵。
下士画的是一排军用水壶，水壶绳都被规规整整缠到了水壶嘴上，军用水壶列队整齐，站在草地上，如同整装待发的士兵。丁一画的是一个水壶，斜楞着，里面的水流了出来，流了一地，流出来的水没有随心所欲，而是流成了一个有棱有角的正方形。
这就有了高下之分，有的说下士画得好，精神，关键是和现实生活中一模一样，咱们训练之前，不都是把水壶这样摆得整整齐齐吗？也有的说丁一画得好，有韵味。有什么韵味？说这话的战士就答不出来了，有就是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争来争去，两个人又算是打成了平手。丁一像个局外人一样看着大家七嘴八舌，他慢慢收起了自己的画。丁一的画都是他自己收着，保管好，之前政委要求的。
那些画也不是没有名堂，有个福建兵，退伍回去后还专门给丁一邮寄了一块刻有丁一名字的寿山印章。丁一刚开始不用，也不会用，他见都没见过，怎么可能会用印章？结果，宣传干事跑来专门解释说，清代有个画家早就说了：“书画至风雅，亦必以印为重。书画之精妙者，得佳印亦生色。”解释来解释去，丁一居然在宣传干事的指导下真的开始用起了印章，这一用就像出了膛的子弹，收都收不住了，哪怕只是画了两棵训练场上的枯草，也要印上印章。丁一小心翼翼地把画收好，准备拿回去印上印章。
只有再来一局。大家都说，这一局自由发挥得了，随便画个什么。
第三幅画，丁一画的就是拍卖会上的这一幅。
丁一把这幅大家公认的最好的画挂在了仓库住处的进门口位置，谁去他那里都能看得见，他那里经常人来人往，出车的回来都爱到丁一这里打个卯，顺手放点吃的用的。野外驻训车队回来，大家给丁一带什么的都有，油炸鸡枞菌、山核桃、松子、乳扇、樱桃，还有人给他带过一瓶子干巴巴的大松果，说是让他当装饰品。所以进来出去的，大家都知道这幅画。
可这幅画是怎么流出去的呢？不可能是丁一，丁一自己从来不踏出营区的大门，这么多年来，放着大门让他走都不走。那又会是谁带出去的呢？这幅画虽然是那天在大礼堂和下士画家最后比试后大家公认的最好的一幅，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丁一画了一幅谁都看不懂的画，看不懂不见得就是好，可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认为丁一画的这幅比下士画的好，不仅好，而且是丁一画得最好的一幅，比获奖的那些都好。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就像老兵带新兵一样，一茬一茬传下来，这幅画的名声就真的传播开来了。可传播只是在这座大院里传播，再使劲儿也传不到外面去啊。
哨兵说：“他们来是来了，但是都没有找到丁一。”
“没找到？没找到是什么意思？怎么会没找到？”我的心跳起来，脑门一下就冒出了汗。丁一的画能流出去，但丁一不能流出去。
“不知道，这两天全旅都在组织人在找，全旅都翻了个遍，附近的山上都拉网式排查过了，还有人专门到火车站和汽车站守着呢，一号二号为这事气得都拍了桌子。”
丁一找不到了？！
哨兵把我引到接待室里，又给我倒了一杯温水，说：“班长你别着急，你如果想进大院先找个人来接你一下，你看看还有没有熟悉的人在。”
九
一个退伍老兵走在营区，就像一个新兵刚穿上军装一样，忍不住要挺胸抬头。大院这几年没什么变化，除了灯箱都换了以外。记得仓库对面这条路原来叫“星光大道”，两边的灯箱都是旅里的训练尖子，干部有，战士也有。灯箱一年一轮换，那时候，谁的照片能上灯箱，可是件了不得的事情，比立功受奖都还荣耀。
丁一住处的摆设还是没变，一张床，一个硕大的黄色木质书柜。我打开书柜的每一个门和每一个抽屉，果然空空如也。刚才哨兵说曾子墨走后，丁一把那些画都拿到菜地里焚烧了，大家发现的时候那些画都化成了灰，大家都觉得可惜了，那么厚的几大摞呢。
一套丛林迷彩服挂在床边，又白又破，丁一的个子一直在长，但是迷彩服就没换过，大家质问仓库助理员，可人家说了，随时都可以换，是丁一不愿意。丁一真是个恋旧的家伙，丁一真是个节省的家伙，丁一真是个傻了吧唧的家伙。大家都这么说。于是，那套肥大的迷彩服随着丁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合身，然后越来越短小，像是被人不断裁掉似的。肥大的时候倒不觉得，短小了才发现，丁一看起来确实傻了吧唧的。
被子叠成齐整的豆腐块，床单抻得平平整整。这一点上，我真是佩服丁一，我自打退伍后，按照老妈的说法，被子就迅速蜕化成和老百姓一样了，甚至连老百姓都不如。
进门口的那幅画确实不见了，墙上留下了长方形的一片白，像个无字印章一样刻在那里，方寸之间，见证着丁一的存在，是丁一的记号。大家相互之间打听着，这幅画究竟去了哪里呢？谁把这幅画摘走了呢？
我没搭话，我脑袋里想的是，可能从军营滤过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记号，有的记号清晰些，有的记号模糊些，不管清晰还是模糊，这样的记号你会一直带着，到老。我正对着这片白发呆的时候，曾子墨打来电话。
“在哪呢你？”
“旅里。”
曾子墨停顿了一下，骂了一句，又说：“这个丁一。”
我也骂了一句，不无讽刺地问：“丁一怎么你了？还是你怎么丁一了？”
曾子墨说：“你少给我来这套，你都在旅里了，不是什么都清楚了吗？我费了多大的劲儿，要是丁一能听我的，他这辈子还用愁？还用得着没名没分地在部队待一辈子？再说，他要是能听我的，我也不用整天求爷爷告奶奶的拉业务了，连你那个破小面店也不用开了。”说完又骂了一句。
小面店？我的小面店怎么了？我觉得我的小面店开得很好，挣得不多，但我很知足。这话我没说。丁一去哪里了，曾子墨连问都没问，我握着电话等了一会儿，就把电话给挂了。曾子墨又打过来，但被我直接挂掉了。
可丁一能去哪里呢？我想起了当年他骑在墙头，哆哆嗦嗦的样子，可门岗监控没发现他的身影，难道他真的从墙头逃走了？他真的敢出去？再说，墙头上早就拉上了铁丝网，铁丝网上连个洞都没有，他又是怎么钻出去的呢？也或者，他压根就没出去，躲在营区的哪个角落，至今还没被人发现？
想到这，我赶紧蹲下身，看了看床底，没有。有一次，有领导来仓库检查，丁一怕被人发现，他就躲在了床底下，我当时来喊他的时候，差点就没找见他。
听说我过来了，有几个战友也陆续过来了仓库这里，其中，有两个是我带过的兵。从他们的口中，我又得知，丁一的妈妈来了后，直接被带到了旅长办公室，旅长姓邓，就是当年把丁一从地上抄起来的那个邓参谋，也是那个实弹射击打了一发跳弹到丁一身上的旅长。
有人专门提出说，丁一妈妈长得还挺好看，也挺显年轻的，根本看不出来儿子丁一都那么大了。丁一妈妈向邓旅长郑重提出要把丁一带走，但她没有提当年为什么要把丁一送到这里。邓旅长不说话，只是亲自给她倒了茶水，热情地喊她为嫂子，让嫂子落座，请嫂子喝水，好像就没丁一当年这回事一样。
中间你来我往的具体过程是什么样，大家都说不上来，因为邓旅长找了个借口把通信员给支走了。结果大家倒是都清楚，丁一妈妈红着眼睛从旅长办公室出来，直接来到了仓库这里。丁一当时没在仓库，他正在装备维修中心画一台新配发的装备车。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簇拥着那个看起来年轻又漂亮的女人赶来的时候，丁一正专心致志地为那辆装备车上迷彩色。
然后，丁一就像个木头桩子似的被他妈妈揽在了怀里，眼泪把丁一的头发都打湿了。木头桩子，我想起了当年他刚来的时候，据说也是像木头桩子一样戳在那里。再然后，丁一妈妈就抹着眼泪走了。送走了她，邓旅长转身交代说：“告诉大门岗，以后谁要是再来看丁一，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曾子墨是在丁一妈妈来之后的第三天来的，那天，正好旅长去军里开会，大门岗哨兵没敢大意，还是奓着胆子给旅长打了电话，但是电话没人接。
曾子墨不停地解释说：“丁一是我的战友，我回来看看我的战友都不行？旅长是没在家，在家肯定会让我见的，我是原来的司务长啊我。”又说，“我在这当了那么多年的司务长，没有我当年的红烧肉，丁一能长这么高这么壮？”哨兵就动心了，这座大院里，哪个兵不知道丁一想吃红烧肉，就有个司务长专门给他做红烧肉这件事呢？
丁一就是见了曾子墨之后找不见的。
曾子墨和丁一说了什么，这些战友都表示不清楚，确实不清楚，曾子墨回来这件事，没有通知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但曾子墨走了，大家却都知道丁一要离开营区挣大钱去了，挣很多很多的钱，大家都这么说。去他的曾子墨。旅长听说后也是这么说的，去他的曾子墨。
我还是坚持认为，丁一没有出这个营区，对这个营区，没有谁比丁一更为了解，虽然部队是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地方，躲一个人并不容易，但躲的人是丁一，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
我问他们几个，旅史馆检查过了吗？他们说旅史馆的大门就一直关着，这段时间又没领导来，又不是新兵入营老兵退伍的教育时节。我说要是他顺着栏杆爬上去了呢？我又问猪圈查过了吗？猪圈是由很多个小隔间组成的，他躲在哪个角落也说不准，他们说不可能，猪圈都臭死了，丁一不会去那里的，他是个爱干净的人，他的迷彩服和战士们一样，一个礼拜都要洗一次的。我说当年他画那个垃圾桶的时候，不就是守着臭味坐了半天吗？我坚持认为有很多盲区大家都还没去搜索，说不定丁一就躲在哪个角落里，主要是我相信丁一是不会出去的，绝对不会。
丁一是被孙悟空画了个圈圈住了的唐僧。
十
我提出要到旅史馆去看看，几个战友都说不可能，我说如果不让我去的话我就直接给邓旅长打电话。我进营区来看丁一是征得邓旅长同意了的，邓旅长竟然还记得我，他说哦哦，那个带丁一吃零食的家伙，让他进来转转吧，反正丁一也还没找到。哨兵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凑到边上，听了个真切。邓旅长在这当了快八年的旅长了，传言他今年就要高升，可五年前就开始类似的传言了，也不知道这次传得准不准。
宣传科的小伙子把门打开，我们进去后看到的第一幅画就是丁一画的那张偌大的摩步旅俯瞰素描图，这张图也被精心装裱过了，占了左手边大面的墙，看起来气势恢宏。这张图就是我们摩步旅的“清明上河图”，营连宿舍、机关楼、军事训练中心、大礼堂、装备维修中心、食堂、操场、车库、大门、菜地、猪圈、池塘，一样不落。
不仅如此，各个场所都还有官兵在活动，操场上有人在练迫击炮、有人在练战术，障碍场上有人在组织障碍训练，还有一伙人在搞体能，甚至连饭堂门口都还有人集合准备开饭，还有女兵排，竟然在打篮球。有一个女兵跳起来投篮，头发飘飘，飒爽英姿，帅极了。有人发现了问题，说丁一这小子，把全旅不同单位的官兵在不同时段的活动都集中在了一起，咋可能嘛。
他说的对，但我觉得主要问题不是这个，而是这幅画少了一个人，那就是丁一自己。丁一毫无疑问也是这幅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我们的战友，可我想来想去没想明白的是，没有编制在这里蹭吃蹭喝的丁一能放在哪个位置呢？恐怕还真没有哪个位置，哪怕是一个偏僻的角落适合丁一。如果要找，画作本身就是丁一的位置。
大家进来后，都没有忙着找丁一，而是集中在这幅画前，像专家内行一样看了个仔细。如果说丁一住处的那幅画留下的白印子是丁一身上看不到摸不着的一个记号，那这一幅，绝对算是他的第二个记号。大家啧啧称赞了好一会儿，才一拍脑袋，想起了什么似的分散到不同楼层去找丁一。
几个战友明显不相信丁一在这里，他们一边慢悠悠地爬楼梯一边抱怨说：“这里的大门一直关着的，丁一怎么可能进得来？”我说：“丁一是谁呀？丁一有什么干不出来的事呢？赶紧的吧。”
我一点点仔细搜索，看看有没有丁一留下的蛛丝马迹。史馆一楼也有个会客厅，里面有笔墨纸砚，旅里会邀请每一个参观完史馆的领导提笔留念。我想起当年带他到过大礼堂一楼的会客厅，他会不会躲在这里？我请宣传科的小伙子把门打开，他明显带着不情愿，小伙子说：“这道门的钥匙只有我有，窗户也是锁死的，没有钥匙，他怎么进去？”话虽如此，还是打开了。我把每一个沙发座椅下面都检查了一清二楚，丁一果然没在这里。
我又上了二楼，二楼是抗战厅，里面除了四周墙壁上各个将领、各场战斗战役的介绍，还有很多照片和实物，诸如枪、炮弹壳、油灯之类的，展厅中间有红蓝对抗的沙盘，有声光电的模拟战场，还有几门小炮，小炮下面有几个弹药箱。
走到弹药箱处，我一低头发现了花生壳，不是老鼠嗑得稀碎的那种，就是花生壳。我停下脚步，花生壳，花生壳，我的心开始突突跳起来。退伍要离队的时候，我买了很多包花生，我把这些花生放在丁一的大书柜里，告诉他这是他的干粮，就像是当兵的压缩饼干、自热食品一样，等哪天馋了，就可以吃了。我是想着，其他的零食放的都不会久，花生要好一些。可我听说，我走了之后，丁一就把零食给戒了，也有人给他买过零食，他都拒绝了。我还记得刚才在仓库打开过他的书柜，里面空空如也。
直觉告诉我，这个花生壳就是那个花生壳。我又围着这些弹药箱转了一圈，又发现了两个花生壳，丁一肯定躲在这里。我没有声张，丁一是个胆小的人。我怕我一声张，丁一就真的永远都不出来了。
我又和大家一起，象征性地找了其他几个地方，大家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最后，我提出要见见邓旅长，大家都面面相觑，一个退了伍的士兵，要见旅长，这不是扯淡吗？“再说，邓旅长这两天着急上火，满嘴的火泡，万一朝着你开火怎么办？”有一个战友说。但我不管，我就是要见他。
邓旅长的泡分布在嘴的四面八方，个个都蓄势待发。邓旅长的记忆力是真好，他不但记得我给丁一买零食，还记得丁一当年跑到炮兵营的楼上画营区俯瞰图那次，他说他一听这事就立马判断出是我带他上去的。我没解释，我也不想解释，他也不需要我的解释。
我说：“旅长，丁一不能出这个营区，即便是给他一大笔钱出了这个营区，也找不到谁能对他这么好了。”
邓旅长说：“那是自然，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找回来，让他安心在这里，即便是我离开这个旅，我相信丁一也能在这里好好待着。”
我盯着邓旅长，说：“旅长，你把汽车站、火车站的那些人撤回来吧，丁一就在这个营区，他没出去。”
邓旅长一愣。
我继续说：“相信我，我了解丁一，他就躲在旅史馆呢。二楼抗战厅。对，就在那，不信你晚上可以带人去，准能把他找到。但是不能声张，千万不能声张，您也知道，丁一胆子最小了。”我这么说的时候，想起了邓旅长当年仰望着炮兵营楼顶上的丁一，也是这么吩咐的。我相信邓旅长，从听说是他一把把丁一从地上抄起来时就开始信任他了。
“还有，那个曾子墨……”我还没说完，旅长立马接过话来，说：“曾子墨，呵呵，那个曾子墨这辈子休想再见丁一。”他说的正是我想说的。
那天晚上，他们去旅史馆守着丁一的空当，我去了大门口的小超市，买了很多零食，尤其是花生，蒜香的，五香的，买了满满两个手提袋。我要把这些零食塞进丁一的书柜，这些说不定丁一哪天能用得上的干粮。
拎着东西沿着西墙走回来的时候，我恍惚看到了丁一又骑在满是玻璃碴子的墙头上，看看墙外，又看看墙里，然后咕咚一声，从墙头上直愣愣栽了下来，朝里。
……
（全文见《解放军文艺》2021年第7期）
创作谈 | 就从一棵青苗说起
伍会娟
就从一颗青苗说起。
一茬茬官兵就像一棵棵青苗，按照特定的要求种在部队大院这片土地上，他们穿一样的军装，叠一样的豆腐块，走一样的齐步，敬一样的军礼，喊一样的口号，他们哪儿都整齐划一，横看、竖看、斜看都必须得是方正且有棱角。这只是外形吗？当然不是，虽然每棵青苗的性格、脾气、受教育程度、成长环境、思维方式都与营院之外的社会人一样，彼此千差万别，但他们有一样的训练标准，完成一样的行动目标，当然也有一样的情感诉求。
这棵青苗和那棵青苗乍一看没有区别，仔细一看，你有这样的毛病，他有那样的问题，在这片方方正正的土地上，青苗们在训练和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间最终完成一样的情感归属，关爱和尊重是青苗间相互索取的两大精神食粮。衣食住行用标准化供给条件下，除了爱军精武，军人的情感在部队大院里总是能得到极大的表达、呼应和满足。正是这份情感的与众不同，才令所有当过兵的人走出半生，归来依然是那名大头兵。
丁一不是兵，但他得到了普通一兵所能得到的所有关爱与关怀，他代表了一名普通战士，这名战士死板、木讷，毛病多多，但他身怀绝技。没错，在老百姓眼里，和平年代里哪一名战士不是身怀绝技呢？有什么样的硬骨头是他们啃不下来的呢？军人貌似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因为他们在灾难和困难面前始终坚持逆行而上，穿上了军装就等于穿上了铠甲，身穿铠甲他们才无所畏惧吧。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棵棵长大后的青苗经历了摔打之后，身上也打上了各种烙印，有些行为方式难以改变，有些棱角难以抹平，比如他们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但对经手的每一件事都本着务实、诚实的态度，就像“我”开小面馆一样。丁一最后骑在墙头，还是，也只能是摔向部队大院里，在大院里，他依然毫发无损，部队大院不是围城，而是所有官兵走不出的精神家园，所有人年轻时的梦想都在里头。
还是从一棵青苗说起，刚一栽上，他们看不出多大差别，随着时间流逝，青苗们发育是否良好，身形还正不正，枝蔓多与少，都很难说，这就需要打理。在部队的要求和规范之下，大家相差总归不会太大。但是，等脱了军装，离了大院，重新移栽到社会，从不同土壤汲取不同养分之后，青苗与青苗之间才显得千差万别了，就像“我”与曾子墨，有着太多的不同。
每一个走进军营的人，不管是奔着什么目的而来，军旅梦也好，成才梦也好，考学提干梦也好，最终都要脱下这身军装，一茬青苗被另一茬青苗所取代，整座军营放眼望去，永远都是绿油油的一片。脱下这身军装就意味着最青春年少、最朝气蓬勃的时光留在了军营，走出去的是身影，走不出去的是对军营独特的赤诚之情。走出去的是曾子墨，是“我”，走不出去的是丁一，永远的丁一。
军旅如诗，丁一如诗，军人如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