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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2021年第4期|郁葱:红尘如斯(节选)
来源:《大家》2021年第4期 | 郁葱  2021年08月31日09:56

郁葱,原名李立丛。当代诗人、编审。著有诗集《生存者的背影》《世界的每一个早晨》《郁葱的诗》等十余部,散文、随笔集《江河记》《艺术笔记》、评论集《谈诗录》《好诗记》等。诗集《郁葱抒情诗》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尘世记》获塞尔维亚国际诗歌金钥匙奖。现居石家庄市。

红尘如斯(节选)

文/郁葱

……

翻旧笔记本的时候,还看到一封信和记录的一段往事:1975年的夏天,一个炎热的季节,我们部队在官厅水库北岸一个秀美的村子里驻训,那个村子叫老君庄,依山傍水,村子边上是果园,不远处是官厅水库,抬头看远处就是京张铁路和秀丽的山峦,很诗意。我们住在当地的老乡家,该屋的主人是一位大娘和她十七八岁的女儿(现在想起来,不应该叫大娘,应该叫大姨),她们淳朴善良,把我们当成亲人。驻训的第一天,大娘看我们的被子脏了,一定要给我们洗,部队有纪律,打扰房东是不允许的,于是我们婉言谢绝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出去训练,傍晚回来的时候刚一进院,看到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搭着六七床被子,她们娘俩趁我们外出训练的一天时间,把我们的被子洗净晾干,又赶时间做好了。当时我们感动的说不出话来,眼眶实实在在湿了。

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离开那个村庄时,大娘看着我们的车辆走得很远了,还站在路边遥望。记得那次我们把带的所有肥皂、洗衣粉还有几包蜡烛(那时候这些东西不好买)包成一个大包,悄悄放在了我们住的屋子的厨房旁边,道别的时候,没敢告诉大娘。几十年过去了,依然能很清晰地记起那个村庄、记起大娘和她的女儿以及那个寂静的院子,回到营房后,想给她们写封信,但也是由于部队有纪律,那封信就没有发出去,一直夹在笔记本里。重新再读时我更深切地感到,人世间有许多与生俱来的细腻的良善,而且,曾经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经历之中。

早年石家庄棉一立交桥下面有一个旧货市场,星期天的时候,爱去那里转转,经常在那里找一些看似没用但却很有意味的东西。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一个旧笔记本,那个笔记本非常精美,是20世纪50年代最讲究的那种精装硬壳笔记本,浅棕色的封面,当时我是因为里边夹着的几个干树叶和干花,觉得好奇而买的,好像也不贵,大概就一块多钱。日记本的字迹流畅俊秀,一看就是出自一位女士的手笔。她是一位大学生,日记详细记录了她来石家庄之后的生活和两段爱情经历,非常细腻和详尽,表达也很自如,没有当时流行的那些概念化的语言,很朴素,很纯情。我当时觉得,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如果能够记录下来,就是一部小说,这个笔记本一直在我的办公室里放着,后来与一位小说家谈起此事,他看了笔记本很感兴趣,我就送给了他。

我不知道那位作家同事后来把那些文字整理成小说了没有,但那个优雅的女性在我内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那种纯美得让人心动的印象。日记本的扉页上写有她的名字,后来我还根据她表达的内容猜想过她可能的单位,并且打电话寻找过这位日记的主人,但没能够找到。

我的日记中记着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些旧事。2000年9月的时候,我下决心将《诗选刊》改为大16开流行开本,增加页码,“不被渲染的先锋”和办刊风格的“先锋、经典、多元”就是在那个时期提出来的。另外我觉得单纯发表作品不足以认识一位诗人总体的思维方式和写作心态,就策划了一个栏目“答诗选刊21问”,后来成为一个很经典的栏目。我最早想到要约请的两位诗人是韩作荣和伊蕾,伊蕾由于出国的原因没有能够完成访谈,那次我与韩作荣有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当时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当被问及他的性格特征的时候,老韩说:“我属于有交际而不广泛,木讷而无内秀,想独行又常与人结伴,不想说话有时又不得不说的那一类人。这和我的生存状态有关。当编辑的人不交往不行,而写作又需要宁静,但本质上我是比较内向的人,不喜言谈,愿意被人忽略,只想自己做一点喜欢的事情,别人对我的评价是沉稳、内向,好话居多,坏话也有。”我对他说:“这样的性格百分之九十九与我相同。”这个访谈发表在了2001年第1期的《诗选刊》。重新想起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感受到,好编辑都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性格特征和坦率,都有特立独行的精神特质,都有外在未必显得多“智”而实则内心一定不愚的智慧。

日记里还记载了自己的青涩年代,也记录下来了那个年代自己的狂妄和浮浅,狂妄与浮浅往往是连在一起的,这也是我有些年龄之后才悟出的道理。1981年6月3日到10日,河北省文联在承德召开了“端阳诗会”,河北各地30余名中青年诗人到会,那一年我25岁。诗人田间先生和曼晴先生都参加了会议,并就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与大家交流了看法。外省的诗人流沙河、杨金亭、刘岚山、丁力以及《人民文学》的诗歌编辑杨兆祥等应邀出席。大会发言的时候,流沙河先生就发扬屈原以来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忘记了会议具体的发言内容,但肯定在思路上与流沙河先生发生了分歧。我与流沙河先生在这之前没有见过面,当天年轻人发言的时间都很短,我简单说了几句,但口吻很“冲”。可能是感觉意犹未尽,第二天大家到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采风时,我竟然一直追着流沙河先生争辩。流沙河先生不多说话,一直在边走边听我说,偶尔回答几句。我说的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大抵是自己当时理解得并不深透的但很自以为是的所谓“先锋”诗歌观点,相信那一天流沙河先生也没有玩好,但他不急不躁,就那么听着我说,一边听一边善意地笑着。现在想来,人到了一定年龄,有了一定学养,内心有了底气,大概都是这样。后来又在其他的诗歌会议上见到流沙河先生,也许流沙河先生早就忘记了当时那个不依不饶的“愤青”,没有再提到过“端阳诗会”的这段让我尴尬的经历。因此现在看到一些对事物一知半解的人阐述自己观点,好像掌握了所有真理,情绪激烈,观点偏执,就想起来我那时的幼稚、天真甚至是肤浅。

1986年8月6日,我到北戴河开会,住在北戴河的一所宾馆兼疗养院,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抄下了贴在房间门后面的“北戴河疗养院须知”,最近闲来无事,翻了翻旧笔记本,重新看当时的“规定”,竟然有几分难以名状的感觉:“1.北戴河是国内外著名的旅游、避暑、疗养胜地,每年都有大批中外游人,党政领导人前来办公、避暑或疗养。2.客人必须在十点前返回旅店。3.不准在大街、小巷、旅馆、海滩等有人群的地方播放收、录音机,不准跳摇摆舞。”文字还算简洁,除了第一条是渲染之外,后面两条清楚明了。几十个字的“须知”,充斥着“必须”“不准”等字眼,不像避暑胜地的宾馆疗养院的“须知”,倒像是某个特殊单位的条令条例。问题是,当时人们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对,甚至“客人必须在十点前返回旅店”这样一个在旅游景点里近乎荒唐的规定人们也坦然接受,仔细想了想,我自己就真的有在晚上九点和朋友匆匆分手,从北戴河海滩急着赶回宾馆的经历。有几年没有去过北戴河了,现在到了晚上,那里的海滩上一定是音乐无限、繁花似锦。可我怎么总是觉得,还时时要面对许多文字不同但内容相近的“须知”呢?多少年后,我们重新提起它们时,会不会有我看到1986年的“须知”时的感觉?时光、事物、人,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有时面面相觑时,又突然恍若隔世。

我的日记中还记载着两次诗会,一次是2000年在浙江青田举办的“全国诗刊诗报协议会”,当时去了许多刊物的同仁,会上为每位与会者发了一顶旅游帽,分手的时候,大家便在帽子上签名。那顶帽子至今仍然放在我办公室的书橱里。现在再看那上面的名字,他们有的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面容依然清晰。想到熟识的几代编辑,几多感慨。我总说,一个文学编辑,起码应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完美主义者,这样的人不是太多,是这个时代的珍品。“一个好的编辑应该有学识,有教养,应该有包容大度的品质,有持久的人格因素。不是说编辑一定是一个完人,但起码他应该是一个内心开阔、心地良善的好人。”当时我在青田说了这番话,至今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还有一次是2009年11月6日至10日,全国诗歌报刊主编峰会在庐山举行。会议地点选在了庐山山顶的北斗星宾馆,我是第二次来庐山了,我在《江河无痕——我所走过的城市》一文中曾经记录了第一次来庐山诗的经历:“南昌和九江。想起这两个城市,实际上是想起了庐山。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那一年极其闷热,尤其是南昌,记得在那里的几天里,晚上我甚至是泡在浴盆里度过的。当时我的情绪低落,恰好收到妻子中学时最要好的同学给她来信,说遇到了一件为难的事情,想让我去帮她处理一下。妻子也希望我换一换心境,催促我到南昌去。我在南昌待了三天,把朋友的事情处理好,自己一个人乘火车到了九江。那时,庐山的游人还很少,我自己穿行在石子铺就的小径上,两边是竹林,雾气冉冉,累了,就在路边的竹林里听着‘嘎巴嘎巴’的竹子拔节声睡着了。一会儿醒来之后,身旁的竹笋竟然长高了许多,把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些生命是那么安详,但安详的那么蓬勃那么旺盛,好像那一瞬间,使我近些天来低沉的状态舒缓了许多。当天傍晚,我在九江码头遇到了一对山东籍老夫妻,在他们的饺子摊吃了一顿好多天没有吃过的正宗的北方水饺,并开心地和他们攀谈了好长时间,然后登上了九江到南京的客轮,我一直在甲板上站着,看着两岸灯火,我觉得特别寂寞,想有一个人说话,哪怕是说废话,其实,人有时最想说的就是废话。我原来是一个特别清纯,特别阳光的人,但世事和世态改变了我。在长江上,我还是落下了近一个月来都没能落下的泪水。”

再到庐山,竟然是二十年之后了。据说,长江的“江汉”客轮也已经停航了。但这次不是我自己,来了那么多的朋友,诗歌报刊的主编们我都熟悉,而来领奖的诗人们大部分没有见过面,这次见到了。都是一些很好的人——路也的纯、李轻松的静、林莽的从容、傅天琳大姐的内涵,给我的印象都很深。第一天的研讨安排得很紧凑,主编们各自谈了办刊物的思路。第二天,在重游庐山的时候,我一直在寻找着当年的感觉,但说句实话,没有找到。晚上,我和张同吾、李小雨、李琦、潘红莉、江一郎等到庐山的牯岭街散步。在街头,我深吸了一口傍晚庐山的空气,感受到了期待中的清凉和纯净。

会议11月10号结束,我和《星星》主编梁平9号中午提前离开,大家道别后,车子送我们到机场和车站。回望身后,奇峰俊秀,雾锁庐山,我才刚刚回忆到了当年庐山之美。把梁平送到机场,再把我送到南昌火车站时,才下午三点,而我乘坐的T168次列车晚上19点20分才开车。一直阴着的天放晴了,我存好了行李,自己登上了车站对面的2路公交车,没有目的地乘车观赏着南昌的景致。当天南昌的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而当我第二天上午醒来时,河北大地银装素裹,我的石家庄下了54年来的最大的一场雪……

(未完,全文见《大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