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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2021年第4期 | 余静如:以X为原型的一篇小说(节选)
来源:《钟山》2021年第4期 | 余静如  2021年08月31日08:09

小编说

X是“我”的亲戚,我们畅聊文学作品,也回忆童年往事,我们既追求众人认可,也渴望特立独行,我们既沉溺于月亮的倒影,又想否定碎片的意义。在阻拦X赴死的过程中,“我”重新审视、裁定了周边人和物以及自己的价值、意义,并最终找到了这追问的答案,实现了同自我的和解。

作者余静如谈到创作这篇小说的契机:“正是因为一个年轻的朋友,告诉我他对于'死'的向往。”正如她说的,“‘死亡’是一个大命题,关于它,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哲学家都给过思考方向和答案,但我相信对于它的探索永远不会结束。”《钟山》热心读者叶耒也谈及对死亡的看法,她说:“接受死亡的存在,认真审视死亡,我们也许才能明白,自己要过好怎样的一生。”

余静如,生于江西,2012年进入复旦大学写作班,毕业后开始发表作品,出版有小说集《安娜表哥》。现居上海,从事编辑工作。曾在本刊发表小说《安娜表哥》等。

以X为原型的一篇小说(节选)

文/余静如

…………

不止一个朋友向我表露过自杀的念头。

我曾在一个文学会议上认识一位女作家,她看起来有些特立独行,烟熏妆加上蓬乱的头发,瘦瘦的一副骨架。我们谈了几句很投缘,之后常常联系,我们不交流文学,说的都是平常的事情,她爱吃喝爱打扮,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熟络之后,有一回我对她开玩笑说,第一次见到你时,我还以为你的手腕上会有几道疤呢。说完我自己笑了,她却没有笑。

某一天我多年未见的好友突然来到我在的城市,在工作日约我吃午饭,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点了许多食物,但她一直滔滔不绝地说话,说的都是一些生活里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说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她眼睛突然红了,告诉我她可能撑不下去了。

一个人突然把自己拥有的物品都分发出去,宣布他这个环保主义者即将走向死亡。他的亲戚朋友乱成一团。

一个人为了抑制跳楼的冲动把自己送去精神病院。

这些人都没有死,至少现在。还有些人已经死了,他们此前并未被人注意,但死后却被找出许多生前留下的蛛丝马迹,证明他早有此意。抑郁症,大家给出的理由往往是这样。

如果仅从观念上来讲,我认为人能选择死亡是一件好事。既然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是否出生,却可以选择死亡,这难道不是一件神圣的礼物吗?但这个观念一旦具体到个人身上,我总是会否定,我不希望看见任何人做出这样的举动。具体到X身上,我更加害怕。因为我几乎不用思考,就能明白这件事情会给我们家族带来的影响。我的姑妈、表姐……我无法想象她们会遭受的打击。

在那个夜晚,X的种种叙述,都让我相信,他并不是在表达某种观念,释放某种情绪,或者诉说某种期望。他的态度让我感到那是他长久以来的一个计划,他终于想要实现它了,他谈及它时,甚至有些兴奋,就像计划一场旅行。他确实计划了一场旅行,他说自己想要死在大兴安岭,也可以死在云南的某处,但他最终决定要死在北方,如果可以,他希望自己能搞到一把枪,用枪是最好的,他说,但如果没有,就用绳子。他之所以走出自己的世界,让亲戚们托关系为自己找到一份枯燥的工作,只是为了能挣得一笔临死前的旅费。此时他身无分文。即便如此,在咖啡馆的账单依然是他付的,他喜欢买单这一点或许遗传自他爸爸,而他付账时用的是他妈妈的会员储值卡,他和她关系并不好,但为了买单,他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或许我该说说他并不算遥远的过去,以及我和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X与我同在一个家族里,他的母亲是我的家族中最年长的一位表姐,她大我十五岁。他的外祖母是我父亲最年长的姐姐,我曾听父亲说,他幼时有一段时间和这位姐姐亲如母子。

这些亲戚关系并不复杂,X却完全不懂,他对此也毫无兴趣,他有时候把我的祖母叫做外婆,又把我父亲和另一位舅公的辈分完全搞错。无论我多少次告诉他,他的外祖母是我的姑妈,他总是不记得。在所有亲戚中,到我这一代还能维持较为亲近的关系,是几个表兄妹。他本来不在其列,原本很可能会疏远起来,但突然的一次机会导致我们开始联系。原因在于少年时期的我曾在姑妈家寄住了一年时间,当时我家中遭遇一些变故,不少家具、书籍,都运到了姑妈家,在我离开后,那些东西也没有带走,长时间无人理会,直到X长大,成为一个少年,突然沉迷于书橱里来历不明的一些书籍,并且性情大变,在他十一岁时,他固执地相信玛雅人的预言,认定2012年就是世界末日,他在墙上画了一些符号,谁也看不懂。他还像老鼠那样到处藏东西,在他祖母有泥土的院子里挖洞。他的祖母和母亲询问他这些想法的来由,他指向了我留下的那一堆书籍。因此我才被姑妈找来,她先是气急败坏地谴责我,之后又戚戚哀哀地请我开导他,当时我正念着大学,而X刚上初中。时至今日,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曾对X说过什么,倒是记得当初因为接下这个烂摊子,自己多得了不少零花钱。

那时候我并不认为X有多大问题,只是少年人敏感多思,X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饭也要大人们送进去才吃。后来他告诉我,他藏的是自己写的小说,大约有几十万字。但他并没有拿给我看,我也没有索要,我当时对X大脑中的思想并无兴趣。X把我当作是可以交流的人,但我仍把他看作小孩子,虽然我并不像其他长辈那样认为X精神上出了问题,但在我眼里,X的问题也仅仅是随着时间便可以解决的“青春期事件”。我安慰姑妈(即X的祖母),告诉表姐(X的妈妈),说X没有什么问题,相反,他还很聪明,领悟力极高。她们还是不信,带X去了北京的精神病医院,回来之后她们多少放了些心,说医生也是这样说的,并且饶有趣味地说,她们哄骗X去了北京,但他知道她们带他去干什么,也知道医生的问话都是什么目的。在她们的描述下,X甚至有些得意地说,医生很聪明,但还是别想套我的话。那副小大人的模样让她们觉得好笑,也有些骄傲地认为X或许真如同我和医生所说的那样——聪明、领悟力高。无论如何,没有病就好,但X回家之后,除了上学,仍然不肯出房门一步。她们担心他晒不到太阳,不会长高,想尽办法诱使他出来。

我在大学期间,每次节假日归来,她们便找到我,让我去看看X,跟他聊聊,更是以和我一起去某处游玩、散步、吃大排档为名,把X叫出来,这办法屡试不爽。她们一直共同履行这件事,时间长了,这几乎成为一种习惯,一直到近两年,表姐在打离婚官司,家中表兄妹也都四散在各个城市成家立业,多人的聚会很难再有,但我回家乡时,仍被一种习惯性的责任驱使,要去看一看X的情况怎么样。

这一次,我发现X已经是个大人了,他今年二十二岁。我每一年见到他,他都会有些不同,那是成长的痕迹。而这一年的变化格外地大。X有了工作,一份银行的工作。这令我感到十分吃惊,同时我为自己的吃惊而不解,因为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去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我却为此感到吃惊,仿佛X应当永远待在他自己的房间里。

当X告诉我他赴死的计划,我立刻相信了,也立刻想要阻止这件事。我急切地告诉他:“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随即意识到这样的话根本无法说服他。

我又问他:“为什么是明年?”

他回答我说:“因为在写一部长篇。”又看我一眼,说:“如果你看了还是认为没有价值的话……”

我愕然,反问他:“难道我认为有价值你就不死了吗?”

如果这就能阻止他的死亡,我大可以告诉他他的作品多么有价值,作为一个编辑,这种事情我还做得少吗?他似乎也在同时感觉到了这段对话的可笑。他轻轻笑了一声,挽回道:“还是要我自己觉得有价值。”

过了一会儿,他发出牢骚,说:“我也不清楚。”

至少,我明白了一件事,他是为了“价值”,活着是为了“价值”,死是因为没有“价值”。

可价值又是什么?如何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价值呢?这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吗?这是一个“人”可以评判的吗?

“我最有价值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他说。

为了弄明白“价值”在他心中的标准。我问他:

“你认为什么人是有价值的?”

“有思想的人。”

“如果一个人有智慧,有思想,但他不和任何人发生接触,也不向任何人传播自己的思想,你认为他有价值吗?”

“有。”他说,但是犹豫了。

“你认为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价值?”

“对。”

“那么,你认为你的父母有价值吗?”

“没有。”

“你对你的父母有感情吗?”

“没有。”

“你难道从未对自己的父母产生过依赖吗?”

“当然有,就像动物依赖饲养它们的人那样。”

从和他的对话里,我可以得出结论,没有思想,没有精神追求,缺乏自我认识,凭着本能生活的人是没有价值的。而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这样活着。我无法反驳他,我问:“没有价值的人就该死吗?而且,人是很复杂的,你如何能够相信他们就像你以为的那样,人是变化的……”我甚至有些愤怒地说:“如果一个人,一个掌握军队和权力的人也像你这样想,那么有多少被认为‘无价值’的人会死?”在X的大脑中,我读到了可怕的想法,若是他认为自己的生命是无需珍视的,那么他人的生命也一样。

“我就是这样想的。”X说。

“可是没有人有这样的权力,评判他人有没有价值。”我喃喃自语。

“我活着太痛苦了,想到死,我甚至很高兴。”

他确实很高兴,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了光亮。我知道此刻我无法说服他,我长久地看着他,想要知道原因,我发现我一直在忽视他,从我见到那个被认为有“精神问题”的少年人开始,从我和大家一样把那当成是“青春期叛逆”开始,我从未好好思考过这一切,我相信答案就在以往的生活中,但由于我的视而不见,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

…………

(全文见《钟山》2021年第4期)

死亡,一个不需要回避的问题

——《以X为原型的一篇小说》创作谈

文/余静如

最近几年,我发现我身边陷入抑郁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不止一个人告诉过我,自己曾有过“死”的念头。我通常都不知道要怎样去安慰他们。

在青春期的一段时间里,我曾把这个词挂在嘴边,事实上我从未深入思考过这件事。一直到成年以后的许多年,我都很回避这个问题,似乎人活着,就不应该想到“死”,这样才是“健康”的心理。

大约在我祖母八十岁的那年,某个夜里,我们在电视机前坐着,好端端地,她突然站起身来,从橱柜里拿出一套花花绿绿的,很厚重的一套衣服给我看,一边翻检着,一边告诉我那是她的寿衣,我心里生出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她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包来,上面歪歪斜斜写着我的名字。我知道那是她想要留给我的东西,她极自然地开始说起关于死亡的话题,但我很激烈地打断了她。她脸上露出难过的神情,在当时我以为那是死亡这个话题带来的伤感,现在明白了并不全是,甚至很大一部分不是。我不应该阻止她去谈论,死亡,每个人都不需要回避这个问题。这也不是一个只属于老年人的问题。

写这篇小说,正是因为一个年轻的朋友,告诉我他对于“死”的向往,因此这篇小说和我以往的大部分小说风格不同,它不以故事为主,而是在讨论一些长期困扰我的问题。因为我发现,我根本无法说服一个想要“死”的人,这正是因为我从未直面这个问题,我们有时候会突然从新闻或是他人的口中得知某个年轻人自杀,抑郁症往往是人们给出的解释,把选择死亡的原因归于病态,也阻止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更多思考。但真相未必如此,甚至很可能,选择死亡的大部分人是出自理性的选择。在我小说中的X,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谈及死亡的时候,就像谈到一次计划已久的旅行。他在一家银行上班,顺利完成每天的工作,和周围的人正常交流,会开玩笑,能吃能喝,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认为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认为大多数的人都过着麻木、无知、缺乏自省的生活。X是独特的,但也并没有那么独特,他仍然属于他憎恶的群体,他的善与恶都由这一群体孕育。他认为这样一些人都是没有价值的,而他自己即便意识到这一点,也因为无法创造出“价值”而变得“没有价值”。那么,“价值”又是什么?他认为自己“无价值”而向往死亡,那么他对于世界上同样被他认为“无价值”的人,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在劝说他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问题也正是困扰着我的问题。“死亡”是一个大命题,关于它,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哲学家都给过思考方向和答案,但我相信对于它的探索永远不会结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之中,它不仅仅是哲学命题,文学命题,也是社会命题。一个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他想要如何“活着”。而我的主人公X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并不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