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湖南文学》2021年第8期|马拉:何似在人间
来源:《湖南文学》2021年第8期 | 马 拉  2021年08月31日08:30

马拉,1978年生,职业作家。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思南》《金芝》《东柯三录》《未完成的肖像》,中短篇小说集《生与十二月》《葬礼上的陌生人》,诗集《安静的先生》。

何似在人间

马 拉

和谭老师认识时,我二十多岁,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直到如今,愁滋味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谜,到底要怎样才能算得上愁?我似乎没有刻骨的焦虑,一路生活即使说不上顺风顺水,大抵也是平坦。诗人魔头贝贝有首《相见欢》我很喜欢。句子简单清澈,短短几行:“已经很久没有听见/清晨的鸟叫/光照到脸上/仿佛喜欢的人/来到身边”。这首诗算是我最爱的诗之一了。我的生活如同清晨的鸟叫,每天早晨,我总是听到它。有时,像是有大鸟,声音粗糙一些,带有夏天特有的草莽气。大榕树总是绿着叶子,垂下孩子们喜欢的气根,它也不焦虑。榕树上的鸟窝在雷雨中荡漾,鸟儿可曾焦虑?那是一个特别大的鸟窝。据楼上的摄影家说,那里住着一对喜鹊夫妻,它们的幼崽被别的鸟儿推出了鸟巢。这真让人悲伤。谭老师性格开朗,有趣得很。刚认识他时,只知道他在民政局上班。后来知道,是在民政局下属的殡仪馆。那时年少轻狂,有几次深夜,我和朋友喝多了酒,跑到谭老师单位,趴在礼宾部的窗户往里看,里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还有一次,我有两个朋友在谭老师单位门口打了起来,打得昏天黑地,雨一直下。等他们打完,雨也停了。我们坐在马路边上抽烟,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他们为什么打起来?打完之后又亲如兄弟,这让我费解,只有年轻能够解释。那些当年的年轻人,如今都不再年轻,有些信了佛,有些早已从人间消失。我写过一首诗送给谭老师,结尾写着“而我们把炉火点燃/以便清理人类”。我为这个句子得意过。现在再看,这得有多轻佻,才会写出这样的句子。想起太宰治说的“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更是让人羞愧不已。我知道我终究会和谭老师发生关系,到来的那一天还是让我有些猝不及防。

我的岳父,一个朴实的乡村教师。晚年,他得了肺癌,据说是抽了太多的烟。他确实抽了太多的烟。每次陪妻子回家,他手里的烟一直燃着。每次回去,他总是坐在固定的位置,客厅外侧的椅子上,腿盘起来,笑眯眯的,一头白发光亮闪烁。岳父在当地客家人中具有崇高的声望,他的知识和人品让人信赖。他业余做着一份有益百姓却得罪权贵的闲事,帮人写状词。过年过节,来看他的人络绎不绝,手里提着水果和点心,和他闲扯几句,抽根烟即走,从不多加打扰。岳父的退休生活忙碌又充实,直到他进医院。进医院时,他没有打扰我。岳父住在镇上,从镇上转到市里,医院床位紧张。舅哥打电话给妻子,说医院没有床位,岳父只能住在走廊。他们问过医生,什么时候有床位还说不好,得等。舅哥说,你问问阿勇,看他能不能帮忙想点办法。在他们的眼里,我可能是个有本事的人,读过点书,也认识些人。舅哥本就不善言辞,再加上他们平时都说客家话,我听不懂,平时我们交流极少。即使有事,也是妻子从中辗转。妻子和我说时,带着哭腔,自然是因为心疼。妻子是岳父的养女,也是岳父五个孩子中唯一读过大学的。每次回娘家,妻子都会在岳父面前撒娇,没大没小,像个孩子。那一刻,她确实也仅仅只是女儿,而不是妻子和母亲。第二天,我和妻子去医院看岳父。医院里弥漫着惯常的气味,让人紧张不安。整个医院像是一个不健康的肌体,穿着白色大褂的医生和蓝色病服的病人再次强调了这种不安。岳父躺在走廊边的病床上,挂着药水瓶。他本就瘦,这会儿瘦得更厉害了。见我们来,岳父笑了起来,他的精神还不错。他对妻子说,你们搞得太紧张了,现在好了,睡走廊上了。妻子说,你要是不生病,哪里要睡走廊,都叫不要抽那么多烟,还一天三包,谁说也不听。岳父摸了摸全白的脑袋,有点不好意思,不抽了,我已经不抽了。又对我说,又要麻烦你。岳父对我总是客气,有时想和我说话,又怕我听不懂。他以为他普通话不错,毕竟做过老师的。其实,他的普通话糟糕极了,夹杂着客家话更让人听不懂。他说,做完检查就回去,不要搞得这么麻烦。床位我已经联系好了,不过要到下午才能转到病房。妻子坐在岳父身边,我听着他们聊天,岳父还很乐观,以为不过是点小事。

过了几天,拿到检查结果,妻姐在医院楼道放声大哭,妻子吓得脸色都变了。等哭过了,一家人努力把表情调整到正常状态。走进病房,岳父望着妻姐问,检查结果拿到了?妻姐挤出一点笑说,还好。岳父扭过头,望着窗外,又扭过头,看着妻姐说,说吧,这么久才进来,怎么会好呢?妻姐哭了出来。岳父抹了一下脸说,你们别哭了,我知道了。岳父坚持要出院。他说,我们回家。岳父还是个不错的中医,这也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给我调制过治疗皮肤病的药酒,效果比医院的好。回到家,岳父开始了往常一样的生活,只是衰弱的肺部,让他呼吸越来越困难。他给自己配制了各种中药,聊以维持。

有天傍晚,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我挂掉了。隔了一会儿,电话又打了过来,我接了。里面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阿勇,是我。我听出了岳父的声音。这让我有些惊慌,岳父从来没有打过我的电话,我的电话号码应该是他找妻子或者妻姐要的。我赶紧说,爸,怎么了,有什么事吗?他说,阿勇,我拜托你一件事。在电话里,他艰难地把事情讲了一遍。他的两个孙子,我的内侄,由于某些问题,读不了初中。他说,你认识的人多,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这么小的孩子,要是不读书,他们能干什么。挂掉电话,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像是听到他的遗言一般。问过妻子,大约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已经太晚了,八月份了,九月初中就要开学,学位早已派定,几乎不可能有调整的空间。尽管如此,我还是托了朋友,找了一大圈人。所有的人都告诉我,太晚了,读书的事情,至少要提前一年办。这会儿,神仙皇帝都没有办法。我不敢和岳父说这句话,把情况告诉妻子,让她告诉她的哥哥。再去岳父家,愧疚让我不敢面对岳父。他从来没有要我办过任何事,这可能是他临走前唯一放不下的,然而,我办不到。还是岳父对妻子说,你告诉阿勇,不要放心上,我打电话给他,也只是想试试看。岳父去世前一天,我和妻子去看他。他瘦得让人不敢看。我打过招呼,赶紧去了客厅,人怎么可以瘦得那么厉害。过了一会儿,妻子从岳父房间出来说,我爸说气透不过来。那样子,我有点害怕,不敢看。尽管如此,我们都以为这不会是岳父的最后一天,他已经坚持了快两年,比医生说的时间多出了一年多。看过岳父,我和妻子去了朋友家。大约晚上十点,妻子接到了岳父过世的电话。我们匆匆赶回岳父家。他躺在床上,终于安静下来,不再发出艰难的喘息。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在为孩子们操心。他说,凡事不要过于强求。这是他在人间说的最后几句话。

岳父出殡,客家人相信好时辰。我打了电话给谭老师,请他帮忙安排。那是我为岳父做的唯一一件事情,他在理想的时间出门。一副轻薄的棺材,遮盖住了他,也写尽了他的一生。火化时,我站在外面,百感交集。长期的病痛,让我们对岳父的过世并不那么悲伤,这是可以预期的、早晚要到来的一天。两年时间,所有人心里早已做好了准备。这个一生勤勉的人,化作一坛灰色的白骨。当年,他还年轻,带着全家从河源紫金到了中山。他抚养了我没有人疼惜的妻子,给了她爱。站在殡仪馆,我来过多次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送走我的亲人。它瞬间变得有些不一样,它从纯粹的人间变成通往天堂的路口。哀乐和香烛从普通的物件,变成抚慰人心的利器。谭老师陪我说了一会儿话,抽了根烟。他没有安抚我,也没有说客套话,我的悲伤显然还不需要抚慰。我和他聊了一会儿生死和人间。在这个地方,他的感受自然比我的深刻,却也不愿意多说。陶潜写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不如如此罢了。

尽管生死不宜讨论,好奇总是有的。妻子在医院上班,中山最好的妇幼医院,每天都有不少孩子在这里出生。我的女儿和儿子都在这里出生。医院离我家很近,隔着一条马路,从我家到妻子的办公室直线距离不过三五百米。医院对面是孙文纪念公园,中山的地标性建筑,只要天气好,总能看到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嬉戏。沿着医院往西——几乎就在医院隔壁——便是谭老师单位所在,中山市殡仪馆。这两个地方连接在一起,像是巨大的象征。每天,孩子们在医院出生;每天,死去的人在殡仪馆往生。这生死之地离我那么近,让我不得不去想它。我和谭老师讲过几次,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到你们那里深入了解一下。说过几次,谭老师说,我和我们馆长讲一下,看能不能让你来看看。我说,不是看看,我想像上班一样待一两个月。馆长同意了。

那一个多月,每天早上,我从家里出发去殡仪馆。我甚至不敢告诉我的父母,我到底在干什么。他们会紧张,忌讳。事后,我和他们说起,他们说,要是当时我们知道,我们肯定不让你去的,你胆子也是真大。不光我的父母,知道这件事的朋友几乎都这么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每天早上,我从家里出发,经过酒店,过马路。一过马路,就到了妻子工作的医院门口,石头上刻着“中山市妇幼保健院”几个红色的大字。我喜欢石头边上的一棵大树,它有着和紫荆花树近似的树叶,结的果实像一条条长长的丝瓜。问过朋友,又拍了图,才知道那叫吊瓜树或者吊灯树。这名字真是贴切。每次路过,我都忍不住抬头看看。再往前走几步,孙中山雕像的背影清晰地呈现出来,公园里的树木和草地充满生机。道路两旁的芒果都成熟了,散发出迷人的果香味,有的掉落下来,砸在地上,露出深黄的果肉。走到这条路尽头的拐弯处,往左,就到了谭老师所在的单位。这是个好地方。路旁的树木、弯折的小路将殡仪馆藏在半山腰,路人经过,并不会看到它的所在。进到里面,两边都是停车场,再往里走,便会看到“蓬莱仙境”四个字,那才是殡仪馆门岗之所在。除开时时响起的哀乐,香烛,这里和其他单位没有太大的区别。大约是和谭老师太熟,太多次到他办公室闲坐喝茶,我对这里的环境早已非常熟悉,早已没有紧张和恐惧。

具体的工作细节没什么好描述的,我想谈谈让我记忆深刻的场景。某天,我跟车去人民医院接一位死者。车到医院,太平间的工作人员还没有来,我和工友们站在外面聊天。天气很好,雨后初晴,难得的舒服的日子。站在我们旁边的还有另外三个男人,他们也在抽烟,悠闲地聊天,看上去不过是来探望病人的家属。过了一会儿,医院的工作人员来了,他们也跟了过来。我们这才知道,他们是死者家属。病人癌症,显然做过化疗,头发几乎掉光,从太平间搬出来时,遗体略有点腐败了,嘴里流出黑褐色的液体。几乎不用分辨,那三个男人,一个是死者的丈夫,一个是死者的儿子,另外一个则是他们的亲戚。整个交接过程中,死者的丈夫神态轻松,没有一点悲伤的表情,死者的儿子同样如此。他们像是在料理着一个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甚至,他们看上去比我更加轻松。如果说得再直接一点,我能感觉到他们有种解脱之后的愉悦感。这让我意外。我并不是想说人性之冷漠,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我知道。在漫长而痛苦的照料过程中,他们可能早已耗尽了耐心,也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他们的表情和反应,应该是他们内心最真实的表现。作为一个外人,我却依然有些不满,我甚至认为,就算是装,他们也应该表现出悲伤。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没有深刻地理解他们,这种误解,才是人性中最残忍的部分。没有人有任何权力要求他们悲伤,而他们的悲伤也无法和任何人分享。写到这儿,我想到另一件事。有位诗人的儿子死了,很快,他给儿子写了一批悼亡诗。那些诗在微信上发了出来,不少公众号还做了专题。正是这些悼亡诗引起了朋友圈极大的争议,好多人在骂诗人,骂他没心没肺。儿子死了,你怎么还有心情写悼亡诗?而且那么快,你为什么不悲伤,为什么不痛苦?我得羞愧地承认,我也是其中一人。即使我没有说出来,我心里也在这么想。直到,一个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句“一个诗人,因为写了悼亡诗,几乎快被骂死了”。他没有说得太直接,态度却是清晰的。这个句子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意识到我不光没有理解他人的痛苦,甚至,我还充当了作恶的人,给了一个刚刚失去儿子的父亲别的痛苦。这种恶,用人性的外衣来包裹,却更加残忍。面对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你在意的为什么是他的悼亡诗?只是因为他没有表演你认为理所当然的痛苦?太邪恶了,我为我潜藏的邪恶感到巨大的羞耻。很长一段时间,我害怕在朋友圈看到这个诗人的名字,我知道我曾经对他作下了恶。直到今天,我也不敢说一声“对不起”。因为,我不配获得谅解。

还有另外一个早晨,我从殡仪馆去镇区。那天,天气很好,即使在中山,也难得有那么好的天气。老人去得安详,九十高龄,算是喜丧。丧葬的礼仪按流程走完,该送老人上车了。天还是蓝着,就在老人出门那一刻,密集的雨点骤然而至。更让人惊奇的是,雨点只落在老人家里到殡仪馆公务车的那段距离,全长不过一百来米。公务车停在村里的篮球场上,那雨点,甚至没有覆盖整个篮球场,仅仅落在公务车的周围。这当然是自然现象,一个意外的巧合。回殡仪馆的路上,我仔细观察了路面,这一带没有下雨,地面灰白,天空有着透明的蓝。那一刻,我有点信神,我也愿意信神。这种巧合即使成为谈资,那也凝结着善的因子。我相信这位老人有着圆满的福报,她过了多么好的一生。这只是美好的心愿,她的一生我无从知晓。到了馆里,我翻看了一下派单卡,老人的死因一栏写着“自然死亡”。这四个字如此美好,像是给人类送上祝福。和谭老师说起这件事,他说,这种情况确实少见,不过,南方雨水多,也是恰合。我们谈到了灵魂,来世,这些无法证实的事物。如果说人间还有不可解的难题,那么,灵魂和死亡一定在其中。从来没有一个死者重新回到人间,告诉我们死亡的秘密。所有对死亡的猜测,都不可能经过证实。至于灵魂,可能是因为敬畏。谭老师说,即使在殡仪馆工作了这么多年,如果晚上一个人值班,他依然不敢随意到处走动,多数时间,他待在办公室。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他从来没有见过鬼魂,也没有遇到过灵异事件。他见过成千上万的遗体,没有一具比其他的更特别,都是普通的人类。理智也告诉他,这世界没有神灵。即便如此,他内心依然抱有深沉的敬畏,那是生命给他的,作为同类的本能。这可能是对灵魂的,最合理的解释。

我还见过一个非常美丽的死者,一个女孩,她的年龄定格在二十二岁。我去防腐化妆部时,入殓师正在给她化妆。入殓师和她一样年轻,也是个美丽的女孩。女孩闭着眼睛,躺在棺木里,在她的周围铺满了紫红色的玫瑰,只露出她漂亮的头和脖子。那真是一个漂亮的女孩,生前一定有很多男孩子喜欢她,给她写信,给她送花,陪她一起吃她喜欢的食物。现在,她不再需要世间的一切。和别的死者不一样,入殓师给她化妆时,用的是她的家人提供的化妆品。她生前一定很爱美。我站在旁边,看着入殓师给她化妆,所有人的呼吸又轻又静,像是怕打扰她的睡眠。给她化完妆,她的亲人将在礼宾厅和她做最后的告别。我特意去了礼宾厅。那是殡仪馆最大的礼宾厅,装饰得比平常更加漂亮,如果不是花圈和挽联,会让人产生一种即将在这里举办的将是一场盛大婚礼的幻觉。没有呼天抢地的哀号,音乐也轻柔温暖。我甚至无法猜测她的父母是谁,也许没有来。挽联上的称呼让人悲伤,落款的是她的长辈和友人。还没有等到告别仪式结束,我逃跑一样离开了礼宾厅。我有一个十来岁的女儿,我害怕看到这个场景。那天,我女儿夏令营结束,我要去接她。和妻子会合后,我们开车去学校,一路上,我的话很少,一直想着那个女孩的样子。车到学校,我们来得有点晚,很多孩子都走了。我打电话给女儿,告诉她,我们到了。我们站在操场上,看着女儿拖着行李箱,从宿舍楼的阴影中走出来,走到阳光下,身边是她的小伙伴。我亲爱的女儿,她一直偏瘦,她拖着行李箱的样子健康,充满活力,她远远地向我走过来。向她迎过去时,我减慢了步子,我想就这样看着她,看着她兴奋地向我走过来,带着热望和激情。天很热,我的热泪和汗水一起流了下来。接过女儿那么多次,唯有这次让我热泪盈眶,只因为我刚刚见过一个年轻的死者。我亲爱的女儿,我没有办法更爱你,我希望你健康,有你热爱的悠长生命。夏令营的阳光让她黑了一点,脸上的雀斑更加清晰,她的鼻子也更挺拔。这些,都是我爱的,我想要的。这个活泼的小生命是我的女儿,这让我迷恋人间。

妻子曾在凌晨把我叫醒,给我讲她刚刚做过的梦。由于恐惧,她的嗓音发抖,像一只惊慌的母兽。她给我讲,她梦到了女儿和儿子。这两个小东西,老是喜欢吵架,打闹,只要在一起,过不了多久就会吵起来。妻子说,她梦到女儿和儿子吵架,吵得很厉害,女儿非常生气,等弟弟睡着了,她偷偷在弟弟的水瓶中放了毒药。妻子还没有说完,我打断了她的话。我搂着妻子,拍着她的肩膀告诉她,这不过是一个梦,其实姐姐很疼弟弟,她都愿意花一百多块零花钱给弟弟买他喜欢的奥特曼卡片和玩具。弟弟也很爱姐姐,每次幼儿园发了零食,他都要留回家和姐姐分享。他们之间的打闹,不过是小朋友的游戏。妻子说,我知道,我只是害怕,我都吓哭了。类似的梦,我何尝没有做过,何尝不是吓得一身冷汗。吓醒之后,感到深深的庆幸,这不过是一个梦。对孩子的爱,让我们紧张。以前,在我没有孩子时,我并不相信人间有这样纯粹的爱。很多年前,我有个朋友也不相信。那时,他结婚了,但没有孩子。我们另外一个朋友有了孩子。有天,他谈起这种爱,说那是一种可以为之赴死的爱。朋友不相信,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想象和夸饰,他断定没有一种爱可以跨越生死。等他有了孩子,他谈起这种爱。另一个朋友在笑他,我也在笑他。另一个朋友笑是因为“你终于明白了”的欣慰,我笑则是认为他在夸饰。今天,当我说起这种爱,我一点也不在乎有没有人认为这是在夸饰,我知道它是真的,比我的生命还要真实。

我比普通人见过更多的死者。从不到一岁的孩童,到二三十岁年轻的生命,再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人世,愿他们安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边的朋友也开始凋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如果说一代代的人就像一道道防风林,我已经到了快要站到最前排的年龄。这是生命的原则,我欣然接受,即使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和老谭一起上班的那一个多月,我消除了对死者的恐惧,有了更多的敬畏。歌颂生命这个词,和活着本身比起来显得过于轻巧。我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活在世上,我不知道。太多我想要不想要的东西,时间会将它们推到我面前,让我选择。怎么选择,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确信的是,在我的父母死去之前,无论多么艰难、屈辱,我都会努力活着;而在我死去之前,我的孩子必须在这世间。如果这算是请求,我愿意跪下,哪怕我认为我是全天下最骄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