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编说

“师夷长技以制夷”，一句今人耳熟能详的理念，在洋务运动推进之初却实实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其中“师夷长技”的具体表现之一便是在全国各地陆续兴办现代化军事院校，开展现代化军事教育。作者细致梳理、介绍、剖析了晚清民初两大军事院校体系在办学、训导、教育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并认为，北伐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从李鸿章时代一直到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各种军事学校的学生与孙中山所创办的黄埔军校学生之间的较量与博弈。

王彬彬，1962年11月生，安徽望江人，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应知天命集》《鲁迅内外》《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八论高晓声》，以及《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费城的钟声》等著作多种。在本刊开设过“文坛旧事”“非虚构文本”等专栏，现正开设“栏杆拍遍”专栏。

北伐战争：两种军事院校的对决

文/王彬彬

1840年爆发了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远渡重洋，以极少的兵力打败了偌大的中华帝国，至少从表面看来，倚仗的是坚船利炮。要抵御这样的外寇，必须也有同样的武器。于是，战争刚结束，魏源便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问题。清廷在掂量、权衡后开始小心翼翼地启动“师夷长技”的工程，但不数年，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规模巨大的内战又持续了十数年。当国家在以全部力量应付内乱时，当然谈不上进行“师夷长技”这种全新的同时又是颇费财力的事业。“师夷长技”的事业开始切实地开展，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平息之后的19世纪60年代后期。

“师夷长技”，如何“师”呢？这当然要靠学习、训练，要有现代化的军事教育。于是，创办现代化的军事院校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现代化的军事院校陆续出现，越办越多。最初阶段，出现的是海军方面的军事院校，例如左宗棠、沈葆桢在福州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等。后来，则有陆军方面的军事院校大量出现，著名者有北洋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等。从李鸿章时代到袁世凯时代，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兴办了许多军事院校。有的规格很高，办学方式很正规；有些则规格较低，办学方式不十分正规。但不管怎样，都算是一种学院化的军事教育。民国建政后的十几年间，大体算是北洋军阀在统治中国，而北洋军阀的军队，不同程度地接受过院校化军事教育的官兵则有着相当高的比例。来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军阀史》中说，袁世凯在当权期间，使北洋军阀集团中的“绝大部分官弁”，都接受过不同程度不同等级的军事教育。（1）袁世凯死后，情形当然有所变化。既然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原先那种中央统一管理的军事院校便不可避免地衰落，但各派军阀，吴佩孚、张作霖等，也各自创办了众多教育机构，“从而使中国近代的军事学校教育开始从国家统一办理的形式，逐步分散”。（2）虽然各路军阀创办的军事教育机构档次未免不太高，但毕竟也算是一种“军事学校教育”。

1924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市郊的黄埔长洲岛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3月，广州国民政府将各军创办的军事学校与陆军军官学校合并，整合改组，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为校址一直在黄埔，所以，从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都被习称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开办时，只招收五百多名学生，几年后的1927年3月，已有学生二万多人。黄埔军校原定以三年为一期，后来因为“军情紧逼”，改为半年一期。前面四期毕业的学生便有近五千人。不少师生在国民政府的各个系统中担负重要工作，因此黄埔军校曾被称作“国民革命的中心”。1926年7月，蒋介石挥师北伐，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实际的北伐，数月前便开始了）。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中，黄埔军校毕业生占了相当比例，而且他们在军中“担任各级将领或战斗骨干”。最显著的例子是叶挺率领的以黄埔学生为战斗核心的独立团，出师后迅速威震天下。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攻克武昌、南昌、南京、上海等重镇，占领东南各省，进取中原，吴佩孚、孙传芳的数十万大军，望风披靡。北伐的节节胜利，使得黄埔军校的声威也“达到了高峰”。（3）北伐战争，某种意义上是对黄埔军校办学成效的大检验。

与蒋介石统率的国民革命军对垒的吴佩孚、孙传芳部队，官兵绝大多数接受过不同程度的军事院校教育。官阶较高、资历较老者，接受的是李鸿章、袁世凯时代的军校教育。例如吴佩孚本人，先后上过多所军事学堂。1898年，吴佩孚在天津投入淮军聂士成部，当年即被选送到开平武备学堂肄业。1902年9月，吴佩孚投靠直隶总督袁世凯，旋被批准进入保定武师范学堂学习，后又转入测绘学堂，1904年1月毕业。（4）吴佩孚不但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秀才功名，还在清末上过三所军事学堂。再如孙传芳，也是1904年从著名的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5）至于北洋军队中官阶较低、军龄较短者，则上过各种各样杂牌的军事学堂。

所以，在特定的意义上，1926年春开始的北伐战争，是从李鸿章时代、袁世凯时代到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所办军事学校学生，与孙中山所创办的黄埔军校学生的较量。由于李鸿章曾长期担任北洋大臣，著名的海军方面的天津水师学堂和陆军方面的北洋武备学堂等都由其创办，姑且把从李鸿章时代、袁世凯时代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创办的军事学校，统称为北洋系统军事院校。当然，这样称谓，仅仅是为了叙述的方便。黄埔军校建成后，又相继在广东潮州、广西南宁、湖南长沙、湖北武汉建立了分校，所以也可以说有一个黄埔系统的军事院校。黄埔分校学生当然也与本部学生一样投身北伐行列。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北伐战争，是北洋系统军校学生与黄埔系统军校学生的对决。

北洋系统军事院校与黄埔系统军事院校，都应该视作是现代性的军事教育机构，都意味着中国传统的军事教育向现代军事教育的转型。但是，同属现代，却又有某种深刻的差别。差别不体现在纯军事性的教育、训练上。这方面如果说有什么差别，那就是黄埔系统军事院校纯军事教育、训练的时间、条件都远逊于北洋系统军事院校。差别在于非纯军事性质的思想教育、训导方面。黄埔系统军事院校在思想教育、训导方面耗时远比北洋系统军事院校多，思想教育、训导的内容更是与北洋系统有天壤之别、冰炭之乖。

一

清末新式军事学堂的纷纷创建，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或者说，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要认识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北洋系统军事院校的性质，必须对洋务运动的性质有准确的把握。

洋务运动一开始就遭遇强大的阻力，以至于郭嵩焘、李鸿章这两位洋务运动的先行者都沉痛地慨叹：“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

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中，对“西法模仿与士大夫心理的反感”做了精当的叙说。所谓“西法模仿”，就是通常所说的洋务运动了。鸦片战争刚结束，魏源便编纂印行了《海国图志》，在序言中，魏源说明了编纂此书的动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洋务运动的目的，便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如果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当时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口号，那李鸿章是这口号的热情支持者。到了19世纪60年代，不仅仅是1840年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令郭嵩焘、李鸿章这样的人感到“师夷长技”之必要。在洪杨领导的太平军与清廷进行殊死搏斗时，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甚至攻入了北京。这算是让中国人又一次看到“西夷”之“技”的厉害。李鸿章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曾得到西方军队的协助，西方的开花大炮等现代火器帮了李鸿章很大的忙，也令李鸿章深感中国不拥有同样的武器便难免亡国灭种。还在与太平军鏖战时，李鸿章便把“师夷长技”的事情做起来了，可见其心情之急迫。一边在与太平军打着，一边向西洋购买制造西式大炮的设备，建厂制造。当然，这只能算是零星的、局部的洋务。1865年，李鸿章与曾国藩协商后，奏请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紧接着又在南京设立分局。李剑农列举了李鸿章后来的洋务事业，当然是荦荦大者，凡十一项，其中第七项有“设水师学堂于天津”，第十项则是“设武备学堂于天津”。（6）“师夷长技”之“技”，最初就是指“夷”之现代武器，指“夷”用以征服中国的坚船利炮。而要“师夷”，既要能自己建造现代武器，更要自己能操使这现代武器。这就必须要建立军事院校，进行专门的教育、训练了。所以，创建现代军事院校，是洋务之核心。

当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时，当李鸿章极力强调必须拥有西洋式的坚船利炮时，是小心地避开了纲常名教这根红线的。他们只是强调要学习洋人之“技”，至于伦理观念、纲常名教，那是仍然要坚守中国的传统，决不允许西洋的东西进入的。饶是如此，仍然受到阻击。以讲程朱之学著称的大学士倭仁，便上奏皇帝，对“师夷长技”表示坚决反对：

惟以臣所见，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捐甚大。……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7）

倭仁首先把“夷”之“长技”等同于中国人所理解的“术数”。术数在中国正统的价值系统里，地位很低，差不多等同于鸡鸣狗盗。既然是鸡鸣狗盗，那怎么能够救中国？那让“聪明隽秀”的国家精英师之，岂不是祸国殃民？一个叫张盛藻的御史则上奏附和倭仁，说：“天文算学，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8）这意思是说，“夷”之“长技”，也不过是低贱之事，自应由低贱之人习之，而文儒近臣，则不应该去染指。此种观点，并非少数人所有，当时士大夫中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态度。李剑农说：“这些奏议传出，北京的士大夫人人称赏，说是至理名言。于是凡以‘士君子’自尊自重的人，皆以读洋书为耻辱，没有人肯入同文馆；结果同文馆所收的学生，大半是想借当翻译通使谋饭吃的人才，没有远大的志趣思想。”（9）

仅仅是“师夷长技”便遭遇如此阻力，这令郭嵩焘、李鸿章这些头脑清醒之士悲愤不已。郭嵩焘在致李鸿章书札中曾说：“窃谓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10）应该是这种悲叹引起了李鸿章的共鸣，李鸿章在答郭嵩焘书中也说：“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11）

日日受非议，夜夜被诽谤，李鸿章们稍一不慎，便可能大祸临头。在提倡洋务时，他们不得不极其谨慎，严守分寸。但是，李鸿章们没有放弃。李鸿章在奏语中强调，中国面临的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不“师夷长技”，不办洋务，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12）历史地看，李鸿章这个人真了不起，真不容易。李剑农也说：“可见李鸿章在当时的士大夫中，还是一个有特别见解的人物，他知道此时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而一般士大夫还是睡在梦里”。（13）

由于李鸿章这些早期洋务派审慎而又顽强的坚持，洋务运动还是冲破一道道障碍，艰难地展开了，“师夷长技”所必需的军事学堂也一所接一所地在南北各地开办起来了。据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1866年6月，浙闽总督左宗棠奏请在福州设立船政学堂，后因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此事由沈葆桢完成。这实际上是一所培养海军技术人才的学校，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现代化的军事院校。福州船政学堂在中国海军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马建忠全面负责了北洋舰队的筹建，后来北洋舰队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柱石。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刘步蟾参与了《北洋海军章程》的制订，北洋海军的“一切规划，多出其手”。北洋舰队共有主力舰12艘，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担任了全部主力舰管带。定远号管带刘步蟾，镇远号管带林泰曾，致远号管带邓世昌，靖远号管带叶祖珪，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济远号管带李和，威远号管带林颖启，康济号管带萨镇冰，扬威号管带林履中。这都是些载入史册的名字。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叶祖珪、萨镇冰、程璧光、黄钟英、蓝建枢、吴应科、林葆怿、林颂庄、徐振鹏等都先后担任过舰队司令官；萨镇冰、黄钟英、黄裳治、李鼎新、程璧光、林葆怿等还担任过海军总司令；黄钟英、刘冠雄、萨镇冰、程璧光、李鼎新等还担任过海军总长。（14）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创办于1866年的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源地。

继福州船政学堂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至1900年被八国联军毁坏，天津水师学堂开办了20年，保证了这期间北洋水师的人才需求。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一样，“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重要骨干力量”。“厥后海军诸将帅由此毕业者甚夥。”黎元洪、郑汝成、蒋拯、饶怀文、谢葆璋、沈寿堃、曾兆麟、刘传绶、林永谟等曾在清末民初海军界和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者，均出身于天津水师学堂。同期或稍后，各地有多所水师学堂开办，例如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威海卫水师学堂、昆明湖水师学堂等。（15）

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是李鸿章于1886年在天津创建的北洋武备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遍布在清末新军和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军队系统里，且往往身居要职；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中，还有不少人成为民国初年政坛上的显要。所以，北洋武备学堂不仅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影响巨大，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16）民国初年，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指出，在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中，查实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者有65人，其中冯国璋和曹锟都当过总统，段祺瑞则担任过相当于总统的执政府执政；担任过国务总理和代理国务总理的，则有段祺瑞、王士珍、靳云鹏；有三十多人担任过各部尚书、总长、次长、督军、省长、巡阅使；有一二十人担任过各地镇守使、师长、旅长。“他们在民国前期十余年的政治舞台上都充当了十分重要的政治角色。”（17）北洋武备学堂的建立，带动了全国范围内陆军学校的兴办。“1895年以后，清廷还向其他各省推广了北洋武备学堂成功的经验。”于是，各地方政府争相在自己的辖区内创办陆军学堂，各地陆军将领也争相在自己统率的军中建立陆军学堂。1903年以后，清廷号召各地大力编练新式陆军，创建陆军学堂更成为热潮。“一时间，各级各类的新式陆军学校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这些学校在办学理念、办学方式、教学内容上，都仿效北洋武备学堂，甚至校名也都冠以“武备”二字。“在20世纪初年，几乎每省都有一所武备学堂。”（18）

李鸿章十分重视军事学校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袁世凯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袁世凯曾在奏议中强调：“练兵以储将为重，储将以兴学为先”，主张只有受过军事学校教育、系统地学习过军事理论、具有超凡的战略战术思想，才有资格担任各级将领。甲午海战，中国败于日本，袁世凯分析失败的原因时，说：“中国非无可用之兵，患在无将；亦非无忠勇之将也，患在不学。”军队将领都是从行伍中来，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更谈不上具有像样的军事理论修养，许多人甚至是文盲，这完全不能适应现代战争。袁世凯认为必须“广设学堂，精选学生，延西人著名习武者为师，严加督课”。这些学生在中国军事学堂毕业后，再选送其中特别优秀者，“出洋游历学习”，回来后担任军中将领。袁世凯认为，惟有这样，才能“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在近代中国，袁世凯便是最先任用军事学堂毕业生担任军中要职者。1895年冬，袁世凯接手编练新军，便重用了一批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在他的新建陆军中，队官以上的官佐，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占三分之二。在后来的北洋六镇中，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比例更高。“为了编练新军的需要，他又在保定和天津开办了十余所军事学校，以培养更多的统兵将领。”（19）

袁世凯还创办了不少随营军事学校。来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军阀史》中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接练新军时，便于1896年开办了德文、炮队、步队、马队四所随营学堂，一律称作“随营武备学堂”。袁世凯以考试方式从兵士中录取粗通文字者二百三十余人，将80人分配学炮兵、80人分配学步兵、24人学骑兵、50人学德文。四所随营武备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总教习。任命段祺瑞为四所学堂总负责人，称作总办，同时兼任炮队学堂监督。随营武备学堂学制二年，德文学堂学生毕业后准备赴德国留学，其他三所学堂学生毕业后“选充官弁”。随营学堂每季大考一次，由袁世凯亲自选派监考官、阅卷官和巡查官，一切做法仿照科举考试，成绩优等者加薪受奖。其时袁世凯的月俸是白银六百两，他每月从俸银中拿出二百两作为随营武备学堂学生的奖学金，“随时发给，不再另请开支”。从这四所随营学堂中，走出了靳云鹏、贾德耀、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一批著名将领，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都成为政治要角。随营武备学堂毕业生中，又有一批人被选送到日本留学，著名人物有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元、刘询、陈乐山、曾子彦等。（20）

1901年11月，袁世凯接替辞世的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限更大了，心更雄志愈壮了，军事学校也办得更起劲更具规模了。来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军阀史》中说，在1902年至1906年的数年间，袁世凯创办了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北洋行营将弁学堂、陆军师范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军医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学堂、北洋军官学堂、北洋陆军讲武堂、宪兵学堂、电信信号学队、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等。（21）

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在清末创办的军事学校，进入民国则继续办学，还有新的军事学校在民国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1903年春，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建成，并“别设速成学堂”，于秋季在保定正式开学。冯国璋、段祺瑞先后主持速成学堂校务。北洋速成学堂办学成效显著，“成为继天津武备学堂后又一所大型的军事学堂”。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共办了三期，有各种军事人才共758人从速成学堂毕业，其中著名者有王承斌、齐燮元、孙岳、李景林、孙传芳等。（22）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还设立了留学预备班，预定出洋留学的学生，必须先在此处预备班学习一定时间，经考试合格，方可出国留学。这就使得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一方面向全国输送了众多军事人才，一方面又让出国留学学习军事的人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蒋介石、杨杰、张群、王柏龄等都是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留学预备班完成学业后赴日留学的。（23）保定军校创办于民国。1912年6月，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不久，便着手创立“兵官学堂”。该学堂很快在北京开办，初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开办没几天便把学校移往直隶保定原陆军速成学堂旧址，这便是后来闻名海内外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习称保定军校。（24）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中说，保定军校在其开办的十多年间，共毕业学生6574名，其中有百余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军事和政治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党派和政治集团中发挥了重大的政治、军事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25）

二

从李鸿章时代到袁世凯时代，再到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所办各种军事学校，在纯军事性和技术性方面，可以说做到了最大限度与西洋接轨，因而是相当现代的。但是，在思想教育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建军的指导思想方面，则又是最大限度地抵挡西洋影响而坚守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伦理体系。这不奇怪。从清末到民初，军事学校的兴办，本身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当然也要受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制约。那么，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中体西用”。

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指出，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大概便是“中体西用”观念的起源。冯桂芬因为出入过“夷场”，所以能够感受到“诸国富强之术”对于中国的意义。冯桂芬的态度很明确，在输入西洋富强之术的同时，必须坚守中国传统的“伦常名教”。接着，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等身处中西碰撞之际者，也以不同的词句表达过相同的意思。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表达此种观念者逐渐多起来。最后，此种观念终于凝结为“中体西用”这样一个短语。甲午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一句时髦话，为许多人整天挂在嘴上。可以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纲领。（26）“中体西用”当然也是洋务派的建军思想和办理军事学校的纲领。

1866年，福州船政学堂开办，虽然十分重视外语和现代军事技术、舰船制造技术等方面的教学，但并没有放弃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思想的教育。（27）“传统经史仍然是学校教学内容之一。”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招考，作文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考生严传初（严复）成绩第一名。（28）于此可见在选拔学生时，对传统伦常观念的重视。此后，福州船政学堂没有录取过对中国传统经典与文献不具备“相当知识”的学生。1867年，沈葆桢在拟定学堂章程时，也着意要求学生学习“圣谕、广训、孝经兼习论策”，只不过没有列入必修课，而是“每日常课外令读”。（29）

沈葆桢以“中体西用”为纲领办理军事学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也是如此。李鸿章曾经强调“学堂之设，虽为选就将才起见，要皆以算学入学，兼习经史”，使学生成为“文理清理而志切观光者”。李鸿章为船政学堂学生拟定的《出洋肄业章程》和为北洋武备学堂拟定的“学规”中，都对学生学习传统经史有严格要求。（30）张之洞是最热衷于宣扬“中体西用”思想的人，所以，在办理军事学堂时，也会把“中体西用”纲领实施得最坚定。张之洞对“训兵”与“练兵”做了区分：“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所谓“训兵”就是思想教育，所谓“练兵”就是“精其技艺”。明确地说，就是要用传统的纲常名教、伦理观念塑造学生的思想，而用西方的军事技术培育学生的作战能力。张之洞强调：“练而不训，爱国之心淡焉漠焉，则虽步伐止齐，枪械精利，未敢必其制胜也”。张之洞创办了多种军事学校，无一例外地规定学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31）袁世凯也强调“训兵”重于“练兵”，宣扬“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事虽一贯，道实分途”。兵士的政治思想远比其军事技能重要：“兵不训罔知忠义，兵不练罔知战阵，权其轻重，训为最要。”这种军事教育思想，当然贯彻在军事学校的教育实践中。在袁世凯创办、管理的各种军事学校中，“经史大义”都是必修课，要求学生熟读之并在行动中遵循之。（32）来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军阀史》，对袁世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建军思想也做了论说。袁世凯的所谓“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就是以传统的伦常关系来固结军心，以西洋的武器和练兵方式来强化军队的作战能力。（33）

但是，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还有袁世凯死后打成一团的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人，他们在军队中，在军校中苦心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应该说都失败了，甚至都是“事与愿违”的。来新夏等人说：

他们由于无知、少知和悖于时代要求，宣扬和利用儒家文化中过时的糟粕，即那些难以为时代所接受，甚至令人发噱的丑陋内容。他们的所谓“振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践踏儒家文化和对儒家文化进行了一次大破坏。儒家文化中应该扬弃的陈腐部分和弱点被他们“提倡”得暴露无遗，以致“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类近乎绝对化的口号与此不无关系。（34）

北洋军阀的部队，绝大部分官弁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军事学校的教育，绝大部分都在军校被“训”过，但是他们的心却并没有被训得如袁世凯们希望的那样坚固，并没有确立牢靠的“忠义”观念。在北洋军阀的混战中，没有一支部队表现出十分昂扬的精神风貌。怕死、逃跑、投降、叛变，是北洋军阀各部队的常态。北洋军阀的混战，由于参战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起码的斗志，所以往往形同儿戏。陈志让在《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一书中，多次谈及北洋军阀混战的儿戏性质。例如，在第四章《内战的形态》中，陈志让先分析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然后说到了1920年至1924年四川省内小军阀的混战：

一九二○年到一九二四年的四川内战在形态上是前面分析过的三次战争的缩影，也和湖南，福建，广东的内战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所不同的是：（一）省内战争动员的军队少，规模小，军械差，破坏能力比省际战争更小。譬如一九二○年驻成都的英国领事Mayrick Hewlitt在城墙上观战，说那次战争好像英国Aldershot的操演一样，不是真的战争。所以战争可以继续下去，到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一九二○年驱逐滇黔军的战争可以从七月打到十二月；一九二一年驱逐刘存厚的战争从二月打到三月；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驱逐熊克武的战争从一九二二年七月时断时续地打到一九二四年四月。（35）

地方级别的小军阀的混战，看起来不像是在打仗，像是在出操，像是在演戏。国家级别的大军阀之间的混战，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充其量看起来像人数更多的出操，像演员更多的表演。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宣布复辟，于是发生了反复辟的战争。陈志让说：“但是那一次反复辟战争，据北京政府的政治顾问G.E.Morrison的估计，只有二十七个人死亡。”（36）据彭明、周天度等人所著《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对复辟事件的叙述，张勋于6月7日从徐州出发进京，所率步炮兵共四千三百余人，当然都拖着辫子。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溥仪复辟。7月2日，段祺瑞、靳云鹏、梁启超等人从天津乘汽车到马厂，招集部队，讨伐张勋。讨伐张勋部队最后由第三师、第二十师、第八师和第十六混成旅组成，加起来总有数万人吧，段祺瑞任总司令。7月5日，讨伐部队在北京与张勋的辫子军交火。张勋一方节节败退。7月7日，原来依附张勋的近畿第二旅吴长植部在战场上倒戈。同时，段祺瑞派飞机在北京城内辫子军营地和清宫投弹几枚，炸伤轿夫一名。飞机令辫子军、溥仪和宫女太监等无限惶恐，不知是何种神鸟。战争当然就这样结束了。事后曹锟报告，此役辫军死“数十名”，而“我军人马一无损伤”。（37）那么，死的“二十七个人”，都是张勋的兵了。双方加起来好几万人，在好几个地方打，打了好几天，总共只死了27个人，而且死的都是某一方的人，另一方几万人马，不但没有死的，连伤的都没有，说这近乎儿戏也并不过分吧？

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军总兵力约十万人，数量少于奉军。”（38）那就是说，双方总共有二十万人以上参战。战争在广阔的地域打了许多天，似乎打得昏天黑地，但伤亡并不严重。陈志让说：“动员二十多万人的九天的战争，双方的伤亡相当，一共四五千人左右。奉军投降的有二万五千，不战而退出战场的有六万左右。”（39）二十多万人打仗，伤亡只有四五千人，这伤亡概率实在是很低的。奉军兵力比直军多一些，也就十多万人吧，竟然有二万五千人投降，这投降率也实在太高了。何况，还有六万左右不战而退。那在这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方面除了投降的，就是不战而退的，剩下来真打了几枪的，只有少部分人。1924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是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的第二次厮杀，双方总参战人数比第一次多，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参战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北洋时期动员规模最大、涉及地域最广、作战力度最烈的一次内战。此战对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破坏，令舆论痛责。”（40）说力度最烈，说破坏性最大，也只是与同时期其他战事比较而言。战争中的伤亡，与战争的规模仍然是不成比例的。陈志让说：“这是北方军阀最大的一次火并，也是战争中军队叛变最严重的一次。直军投降的人数估计在八万人左右。”（41）汪朝光在《中华民国史》第四卷（1920—1924）中说，第二次直军战争中，直军“参战兵力约十余万人，略少于奉军”。（42）总共十余万人参战，有八万人投降，这投降率便是80%了。

在对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分别做了分析后，陈志让写道：

这三次全国性的大战，每次都先有一段交涉的时期，有人从中斡旋。交涉失败，双方宣战。宣战的理由都是巨大堂皇的“法”或“统”的理论，在好听的话的背后，真正的理由是控制北京政府的政权，财权，和合法有道的权威，也是控制地方的资源以养兵，以扩充势力。在每次战争中都有倒戈的现象，尤其以一九二四年的战争最严重。这也许跟收买对方的军队有关系。因为饷械都有限，战争的期限很短，战争本身的破坏性也不很大。死伤的人数远不如投降和逃亡的人数。（43）

北洋军阀的部队，从战场逃跑，在战场上投降甚至倒戈，是一种常态，是极其普遍现象。这意味着北洋军阀对部队的思想教育是完全失败的。如果说北洋军阀的部队中绝大部分官弁都曾不同程度地在军事学校一类地方受过“训”，那这首先意味着此种军事学校对学生思想的苦心孤诣的“训”，其实是无效的。“训以固其心”，这是袁世凯们的美好愿望，但训来训去，北洋军阀部队中官弁的“心”，始终是液态化的，随时可以向任何方向流动。北洋军阀部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当然实质上说明着“中体西用”的建军纲领的破产。这也不奇怪。北洋军阀的领头羊，段祺瑞、冯国璋、曹锟之流，要求部属有坚固的“忠心”，要求部属讲忠义、有廉耻，他们自己何尝有什么忠义和廉耻可言。陈志让在《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中说：

可是军阀时期“翻云覆雨”是军人政客常做的事。在翻覆的过程中，知名的军阀政客必须经过一段“自圆其说”的时期，有的公开宣布改变方向的理由，总有儒家的八德，五伦，三纲。这不但使孔子之道添了不少各式各样的解释，也使转向“翻覆”的人不大了解别的人为什么也可以找出“翻覆”的道理。军阀政客对自己有一个印象，对别人有另一个印象。自己的印象可以“自圆其说”，别人的印象却前后不一致。用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来说，那就得要“明层次”。一走进一间空屋子里，可以很合逻辑地说：“这间屋子怎么一个人也没有？”说话的人不属于“别人”那个层次。有了这种层次的分别，自己属于一层，别人属于另一层，那么就不妨用一套标准判断自己，另一套标准判断别人。哪有军阀政客把自己也叫作军阀政客的呢？（44）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军阀政客，有两个政治和道德上的特点：一是政治立场变色龙一般变个不停；另一个特点是对自己是一套标准，要求别人又是另一套标准。政治立场不断变化，当然是依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毫无操守可言，却总用八德、五伦、三纲这一套冠冕堂皇的儒家伦理解释自己的行为，为自己不断的变节辩护。这样一来，儒家的那一套被他们视作是“体”的东西，倒成了遮羞布，仅足以自歁，不足以欺人。自己的反复无常、寡廉鲜耻都是合理的甚至高尚的，而别人则必须真的严守那套儒家的伦理规则。当所有人都如此行事时，儒家的那套伦理规则已经完全不具备“体”的意义，而只有“用”的功能：为自己遮羞的破帽子和抽向他人的烂鞭子。

北洋军阀成天把儒家那套伦理规则举在头上，在中西文化碰撞之际以强硬的卫道面目出现，但他们这个集团，整体的道德水准是十分低下的。这样，他们用以教育官兵的八德、五伦、三纲之类，便成为毫无意义的空话、套话、废话，和自欺欺人的鬼话。

三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建校。1925年起，相继在潮州、南宁、长沙、武汉建立了四所分校。1925年3月，潮州分校设立；1926年春，南宁分校设立；1927年2月，长沙分校设立；1927年2月，武汉分校设立。（45）黄埔军校本校与四所分校，构成黄埔系统军事学校。

黄埔军校名为军事学校，但用于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时间，远远多于纯军事教育的时间。与其说这是一所军事学校，毋宁说一开始就是一所政治学校。1925年4月14日，蒋介石在对军校学生训话时，明确地说：“宁肯学生军事学知识浅一点，不算什么。最重要就是要明白做人的道理。”（46）所谓“做人的道理”，就是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了。读关于黄埔军校的史料，在在可见军校对政治思想教育的超乎一切之上的重视。也正因为政治教育是最重要的教学内容，所以，到了1926年3月，学校干脆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样的校名才更为名实相符。学校更名时，也举行了一个“成立典礼”，汪精卫以军校党代表的身份在典礼上训话，说明了“建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缘由”。汪精卫强调了办学的目的：“从前是北洋军阀来打我们的，现在是我们要去打他们了，从前是有不好的环境来压迫我们，现在已经冲破几层了。所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后的任务，是要继续从前陆军军官学校还没有做完的任务去努力奋斗！在最短期间，要统一中国！”这就把办学的政治目标说得很清楚。在讲话的最后，汪精卫说：“精神上技术上固然很重要，政治上更加重要！如果一知半解，卤莽从事，比较军事上没有弄好同敌人去打仗一样的危险。”（47）汪精卫强调了学生的政治思想、政治觉悟比军事技能更重要。如果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却上战场，那就是“卤莽从事”，是很危险的。杨其纲在刊于1927年3月1日《黄埔日刊》上的《本校之概况》中，首先说的是“政治工作”。杨其纲一开始就指出，在物质条件上，黄埔军校不能与同期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保定军校比，也远不能望北京陆军大学项背。这是因为，一个革命党在革命时期，也绝对没有人力财力来办条件很完备的学校。黄埔军校在极其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对于学生除了传授作为下级军官必须掌握的起码的军事知识外，“复授以政治教育，使明了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及主义、党纲、政策等，即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政治工作启发人的自觉心。”（48）不仅要教会学生怎样放枪，还要教导学生为何放枪以及应该向什么人放枪，而后面两条是更为重要的。如果在不知为何放枪和应该向谁放枪情形下学会了怎样放枪，那就比根本不会放枪更糟。陈适、吴宗泰等人所写的《孙中山黄埔建军纪要》，一开始便说，走进黄埔军校大门，迎面便看见这样的标语、对联：“拥护三大政策”“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等。黄埔军校最早的校歌有“以血洒花，以校作家”之句，后来的校歌则有“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之语。“总之校内到处充满着生气蓬勃的革命气氛”。（49）陈适、吴宗泰等人写道：

黄埔军校吸取列宁、斯大林创建红军的经验，一反过去学习日本、欧洲军事学校纯以军事技术为主的教练方法。除一般军事教育之外，并有内容丰富的政治课程。具体说来，在军事教育上，它与当时保定军校所教的课程，包括典、范、令及四大教程（由苏联顾问编订）等，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学习时间和内容都远不如保定。学习时间为六七个月至一年，属速成性质……军事各科则学其主要部分。所以，它虽然号称以军事、政治并重为教育方针，实际上又是以政治教育为主。即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50）

这种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保定军校一类军事院校的对比，是颇有意味的。纯军事科目的教学，黄埔军校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军事院校在内容上并无二致。但是，纯军事教育的差别在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学校，在学制上要正规得多，大多要在学校学习数年，而黄埔军校则更像短期培训班，在校只有半年一年；即便在校期间，每天用于纯军事知识的学习时间，也少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学校。所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事各科只学其“主要部分”。但黄埔军校学生，大量时间用在政治学习上，也就是用在了思想的训练上。

说黄埔军校以政治学习为主，“主”到什么程度呢？1926年冬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的陈希孔，在《学员生活点滴》中回忆道：

凭我的记忆，当时的教育长叫方鼎英，教官主任叫韩林甫。政治教官都是共产党员，军事教官多数是出洋的留学生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课程分政治和军事共两门，重点是学政治，政治与军事的比例是五比一。（51）

人尽皆知的黄埔军校，竟然是用五分之四的时间学政治，只用五分之一的时间学军事，肯定出乎人们的意料。真不该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而应该叫“中央政治军事学校”。至于政治学习的内容，从汪精卫的一次训令中可知其大概。汪以军校党代表的身份训令曰：“本校学生为担负本党军事工作之中坚，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凡本党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览外，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52）可见政治教育的内核，是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依据这两种主义对世界和中国的认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当然把问题说得更清楚。这个“教育大纲草案”，一开始是“总纲”，首先强调办学的目的“是要完成中国国民党革命的使命”。因此，政治训练要依据十个条件计划实施。归纳起来，就是：要使学生彻底了解他的责任是要“成为真正的国民之武力”；要使学生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要使学生彻底了解“本党”政治宗旨、“总理学说与三民主义之根本原理”；要使学生彻底了解中国的国民革命发生的国际背景，即是在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了全世界弱小民族、摧毁了弱小民族的“农工生产事业”时，所发生的反抗运动；要使学生彻底了解各种与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科学常识，以便更好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要使学生彻底了解国际国内重要的政治经济现象与问题，对于国内重要都市与乡村的政治经济情形尤其要留意；要使学生彻底了解是农工群众的物质要求催生了革命运动，革命的胜利也必须依靠农工群众的支持、参与；要使学生彻底了解纪律的重要性，没有纪律便没有统一集中的力量；一个革命党员要为革命牺牲所有个人的自由；要使学生彻底了解军事学术与军事训练的重要性；要使学生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应该注意的事项。这些是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军校开设的政治课程，则有：“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学科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等。（53）

政治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除常规的政治课程外，还有频繁的政治讲座，演讲者除了本校的领导人和政治教官如蒋介石、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外，还有校外的著名学者、政要。（54）1926年11月19日的《黄埔日刊》，刊出了一份“预定特别讲演题目”和讲演人名单：《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其工作》，演讲者谭延闿；《国民革命运动之过去与现在》，演讲者李济深；《中国革命战争史》，演讲者李烈钧；《本党的阶级基础》，演讲者甘乃光；《教育与革命》，演讲者戴季陶；《廖仲恺先生革命事略》，演讲者何香凝；《广东省政府之组织与工作》，演讲者陈树人；《国民政府之财政问题》，演讲者宋子文；《肃清吏治问题》，演讲者孙科；《广州工人运动之实况》，演讲者陈其瑗；《香港罢工之经过》，演讲者邓中夏；《法律与革命》，演讲者徐谦；《本党目前的重要工作》，演讲者顾孟余；《最近世界经济状况》，演讲者陈启修；《革命运动发生之原质》，演讲者施存统；《民生主义之真谛》，演讲者陈群；《广东省政府与土地问题》，演讲者陈孚木；《本党农民运动概况》，演讲者陈克文；《广东的农民运动之经过》，演讲者罗绮园；《全国青年运动概况》，演讲者李求实；《本党组织概要》，演讲者陈果夫；《华侨与革命运动》，演讲者彭泽民；《海丰农民运动之成绩》，演讲者彭湃；《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之经过》，演讲者恽代英。（55）我们知道，鲁迅于1927年1月从厦门到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教授；4月8日，应邀到黄埔军校讲演，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黄埔军校还在校园内设立政治问答箱。“政治问答箱办法”是：“凡学生关于主义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有疑问时，可投函于质问箱。每星期一日开箱，检查可质问信函，由主任、教授分别以书面或口头答复质问者。”（56）学校还经常举办“政治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学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疑问。政治教官们则根据学生提出的意见、疑问，在课堂上或校刊上做出公开解答，还编成了《政治问答集》，“对学员影响很大”。（57）

中共党员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少回忆文章，都说政治教育课主要是甚至完全是由中共党员担任。黄埔军校以五分之四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而政治教育又主要是甚至完全是由中共党员负责，那似乎可以说，黄埔军校实际上主要是甚至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了。例如，1925年10月考入黄埔第四期的文强，在《我在黄埔军校的见闻》中说：“第四期政治科的教官，除了邵力子先生讲授过《三民主义》的课程外，其余大多数的政治教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著名共产党员。”而“当年的邵力子先生是中国国民党中的左派，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文强又说：“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视为学校中的革命灵魂，威信是很高的，他们对投考黄埔来的青年，在政治上思想上起到的作用之大，是难以估计的。”（58）其实文强有所不知，邵力子其时正是中共党员。邵力子1908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14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参加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该研究会“转变为早期共产党组织，邵力子即为早期共产党员”。实际上就是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1925年10月，邵力子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8月，邵力子受蒋介石委托代表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为了让邵力子“以纯粹的国民党员，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59）所以，黄埔四期的政治教官，全部是中共党员。当然不仅第四期是这样。即使不能说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全部是中共党员，也可以说基本是中共党员。

黄埔军校以政治教育为主，而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又是十分有效的。1926年冬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军官政治训练班的陈希孔，在《学员生活点滴》中写道：

军校本期的其他学员也是从各省各县挑选招考上来的，大多数是南方人，广东、湖南人居多，也有北方人，都比我们年轻。每当碰到我们军官政治训练班学员时，他们总是先向我们敬礼，接着第一句话就问你学习怎么样。然后就讲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人如何受压迫，毕业后要参加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等。每次见面，说的话都一样。起初，我们感到很腻烦，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向我们灌输进步思想，在改造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政治思想工作。这一着也真灵。由于我们听他们讲多了，又经常唱“打倒列强”这首歌，因此，对帝国主义就恨起来了，有的学员在睡梦中还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不愿受压迫”。那时，我们感到打仗死了很光荣，有的学员说：“我一闭上眼睛就想到前方去打仗。”毕业时还提出了这样的口号：“用我们的肉弹去战胜敌人的炮弹！”后来同苏、鲁联军打仗时，这期学员很勇敢，不怕死，前仆后继。“好汉死到阵头上”“革命军人不怕死”“不爱财、爱国家、爱人民”，这都是在阵地上经常听到的口号。（60）

四

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号称国民革命军。

1924年，孙中山组建了两个教导团，这是国民革命军的起源。其时，黄埔军校已有了第一期毕业生。教导团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也从各地招募了一些优秀青年。何应钦、王柏龄分任团长。1925年4月，教导团改称党军，蒋介石任司令，廖仲恺任党代表。1925年7月，又以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扩充教导团，将两个教导团扩充为两个师，组成一个军，将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这便是著名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诞生。蒋介石任军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后来，相继组建了第二、三、四、五、六、七、八军，由八个军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共十来万人，其中当然有众多黄埔军校毕业生。（61）这支国民革命军，便是蒋介石摧毁北洋军阀的基本队伍。

袁世凯一死，便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十来年的混战，军阀们分分合合、忽敌忽友。据杨天石、牛大勇等人所著《中华民国史》第六卷（1926—1928），到1926年初，蒋介石调兵遣将、开始北伐时，还有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大军阀集团，各自割据多个省域。当然，还有些称霸一省或省内某些地区的较小军阀。奉系军阀张作霖其时最为强盛，拥兵三十五万，控制东北、山东和京津地区；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二十万左右，控制鄂、豫两省和直隶、陕西部分地区；直系军阀孙传芳拥兵二十万左右，控制苏、浙、皖、赣、闽五省的上海地区。实际的北伐1926年春便在湖南开始了。1926年7月1日，蒋介石在广州正式下达北伐动员令。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同时举行了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仪式和北伐誓师典礼。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孙中山遗像、党旗、国旗，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授印。参加仪式和典礼的各界人士多达五万余人。7月27日，蒋介石率领总部部分人员赶赴韶关。虽然国民革命军总兵力远远逊于吴佩孚、孙传芳，但可谓以势如破竹之势，高歌猛进。（62）

史全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中说，北伐开始后，已毕业并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的黄埔学生自然随军征战，在校学生除部分人留守，其余也都加入了北伐大军。不论是已毕业学生还是尚未毕业的学生，个个作战勇猛，“跃马挥刀，奋勇杀敌”。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尤其出色，有“铁军”之誉。（63）

北伐出师前夕，黄埔军校全体党员发表了“拥护北伐宣言”。宣言一开始说：“今日中国惨遭帝国主义之工具军阀铁蹄蹂躏，残忍荼毒已达极点矣！盖军阀私拥硕大兵力，勾结帝国主义以争权夺利，相轧相倾，残害人民，日甚一日。”这表明，北伐将士深知仗为何打、枪朝谁放。宣言在控诉了吴佩孚等人的罪行后，说：“本校特别党部万余武装党员，均已磨刃拭戈，负枪荷弹以作后盾。义师所向，敌定披靡，将见武汉会师，燕京直下，吴贼可得而生擒，则中国之革命可望成功矣。”（64）斗志是如此昂扬。

1926年11月24日的《黄埔日刊》，刊出了《第四期毕业学生出发前方情形》，其中说：“本校第四期毕业学生分发前方工作者，计有二千余人。”这二千多人，大部分奔赴武汉前线，其余则赶往江西前线。各地民众听闻“黄埔学生”到来，“莫不掬诚欢迎”。黄埔学生组织了宣传队，“沿途从事宣传工作”。宣传队在告江西民众书中，控诉了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后，说：“吾等是黄埔学生，在最近的将来，便当率领革命健儿，向前去冲锋杀贼。吾等誓愿尽忠党国，始终为民众利益奋斗，此身可杀，此志不渝。愿大家努力，速集合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一切压迫阶级！完成国民革命！完成世界革命！”（65）黄埔学生所谓的“尽忠党国”“此身可杀，此志不渝”等等，都是真诚的呼喊，是赤热的心声，没有丝毫虚情假意。

北伐将士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有明确的作战目的，有高昂的战斗热情。与北伐将士相反，军阀们统领的部队，虽接受过不同程度的八德、五伦、三纲一类传统观念的“训”，但却一个个瘟头瘟脑，不知仗究竟为何打、为谁打，因而还没上战场就在想着怎样逃跑、何时投降以及如果叛变将会得到多少实惠。

这样的两种部队相遇，胜负其实没有悬念。

北洋军阀的官兵，绝大多数在军校一类地方接受过儒家伦理观念的教育；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中，黄埔系统的军事学校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某种意义上，北伐战争，是黄埔系统的军校学生战胜了北洋系统的军校学生；是国共两党尊崇的“体”战胜了北洋军阀集团尊崇的“体”。

2021年3月16日

本文注释：

（1）（20）（21）（22）（23）（33）（34）见《北洋军阀史》上册，来新夏等人著，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5月版，第157页，第115—116页，第153页，第153—154页，第182页，第21页，第23页。

（2）（14）（15）（16）（17）（18）（19）（24）（25）（27）（29）（30）（31）（32）（61）（63）见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98页，第19—30页，第33—38页，第61页，第65页，第62页，第125—126页，第166—167页，第170页，第25页，第25页，第117页，第123页，第127—128页，第234页，第236页。

（3）（54）（57）《黄埔军校简介》，见《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1—8页，第6页，第6页。

（4）见《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六卷，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3952页。

（5）见《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五卷，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3258页。

（6）（7）（8）（9）（10）（11）（12）（13）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98—100页，第102页，第103页，第103页，第104页，第105页，第103页，第104页。

（26）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第113—114页。

（28）见杨正典《严复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页。

（35）（36）（39）（41）（43）（44）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1月版，第49页，第43页，第45页，第48页，第49页，第146页。

（37）《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30），彭明、周天度等著，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63—79页。

（38）（40）（42）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四卷（1920—1924），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136页，第482页，第434页。

（45）见《黄埔军校史料·七、分校概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

（46）《蒋总统言论汇编》第九卷，转引自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167页。

（47）《建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缘由》，见《黄埔军校史料》第74—78页。

（48）杨其纲：《本校之概况》，见《黄埔军校史料》第86页。

（49）（50）《孙中山黄埔建军纪要》，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26页，第30页。

（51）（60）陈希孔：《学员生活点滴》，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375—376页，第376—377页。

（52）《汪党代表训令》，见《黄埔军校史料》第78—79页。

（53）《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政治教育各科内容提要》，见《黄埔军校史料》第188—197页。

（55）《官长政治教育计划》，见《黄埔军校史料》第198—200页。

（56）《政治问答箱办法》，见《黄埔军校史料》第203页。

（58）文强：《我在黄埔军校的见闻》，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330页。

（59）《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五卷，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2986—2988页。

（62）《中华民国史》第六卷（1926—1928），杨天石、牛大勇等著，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1—19页。

（64）《本校全体党员拥护北伐宣言》，见《黄埔军校史料》第313—314页。

（65）《第四期毕业生出发前方情形》，见《黄埔军校史料》第316—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