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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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傍晚，进入南阳盆地边缘的西峡县城。

酒店外，电子屏幕上有一行字流动闪烁，像一行鹳鸟翩翩来去：“打好乔典运这张文化牌，做好恐龙蛋这篇大文章。”我笑了。乔典运与恐龙蛋并列，为伏牛山与秦岭接壤处的西峡带来经济腾飞的新梦想。

1980年代，新时期的春天，农民作家乔典运以《满票》《村魂》等小说，在中国文坛反复引爆乡土文学的烈焰，两度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文学界传诵：“河南出了一个老乔！鲁迅之后又一个国民劣根性批判者。”林斤澜说：“西峡人杰地灵——人杰乔典运，地灵恐龙蛋。”恐龙蛋布满河边山涧，村人熟视无睹，把它们像石头一样垒砌为堤坝、院墙。直到1990年代初期，这些虚伪的石头才与恐龙联系在一起，被走私、贩运、研究，甚至成为打通关系、促成交易的礼物，被装在设计精美的礼盒里，被南阳人提着走南闯北。西峡县城里建起恐龙博物园，头颈长长的恐龙模型，吸引游客的钞票、观察、猜想。

目前，“乔典运文学馆”正在建设，用来收藏、展示乔典运的著作、手稿。他的小说语言就是当地土话，句子短，句号多，像沾染着泥土痕迹的恐龙蛋。我在纱网围起来的这一建设工地外，站了一会儿，好像看见一个戴着面纱、武功高强的山中侠士。

晚上，当地朋友陪我看西峡县豫剧团演出的《乡醉》——根据乔典运同名短篇小说改编。主人公“木易”，一个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只能假借酒醉，痛斥官僚主义、推动雪灾救济。可叹，可思。1997年2月，乔典运因口腔癌去世，时年六十七岁。如果他活到今天，如何书写木易当下的故事，笔下出现哪些转折、高潮或深渊？一个早逝的作家与笔下人物一概未完成，而时代正在剧变。

舞台上，浓眉大眼的木易，顶风冒雪，独自进山探访农户。他的同事们在乡政府会议室里围着炭火打牌，脸上贴着代表输赢的五颜六色小纸条。木易在山路上边走边唱：

多少问题像一块脓早该捅破，

不捅破，还是老百姓受苦受痛受折磨。

牛大还有捉牛的人，山险还有青松不挠不折。

此一番也是上战场，我不前冲谁能信任我？

唱腔高亢，锣鼓铿锵，板胡紧拉慢唱，梆子紧追不放。

豫剧是生发于河南的剧种，在陕西、山东、安徽等等北方省份同样风行。西峡演唱的豫剧，属“豫西调”，也叫“靠山吼”，依靠伏牛山的有力支撑大吼大唱，适宜演绎《闯幽州》《穆桂英挂帅》《三哭殿》一类悲壮、深沉的剧目。道具必须真刀真枪，写实，分量沉甸甸，让演员更易于获得角色的手感、命运感。开封一带的豫剧，则属“豫东调”，寥廓、连绵，像当地无边无际的平原，道具也轻盈、写意了许多。

木易在舞台上的伏牛山布景前高唱“靠山吼”，字字意难平，声声志未休，很合适。他在舞台上拄着的树枝，也是真树枝，绿叶随着锣鼓在抖动。

乔典运没有来得及看这部豫剧。如果活着，或许能亲自改编自己的小说。他写过剧本、唱词。许多农民出身的作家，比如高晓声、李文元，也都有这样的能力。民间戏曲有娱乐、启蒙功能，造就了这些1960年代前后出现于文坛的作家们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新中国注重以戏曲教化人心。河南省文联1950年代创办两本刊物，发表剧本的《群众文艺》，比发表小说、诗歌的《奔流》影响还要大，每期发行量达几十万册。作家南丁曾经是《群众文艺》的编辑，给乔典运改稿子、写信。收到南丁的信，乔典运就洗净手上的泥巴，小心翼翼撕开，读着，嘿嘿笑……

现在，乔典运多篇小说被西峡人改编为戏剧，在酒店或旅游中心的小剧场里演出，作为接待天南地北来访者们的一种礼遇。乔典运真的成为一张牌，被响亮地打在市场经济这一张巨大牌桌上。他应该会高兴的。比当年作为牛鬼蛇神这一种牌，被打在会场上、舞台上，要高兴许多。

2

乔典运似乎一夜成名，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等刊物频频亮相，出入于各种颁奖仪式、研讨会、宴会，接受赞美，就必须及时表达谦卑：“我，一个农民，山里人，草木之人。我知道自己能吃几碗饭，大家高抬了，千万不能拿个棒槌当针使，惹笑话。”显现了一个西峡人的生存智慧。

“露头的椽子先朽”，这是南阳盆地里流传甚广的一句俗语，其对应的书面语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意即：要从众，平庸，避免因“出类拔萃”的言辞和行为，惹来嫉妒、攻讦、雨打风吹、朽败。对于人性的美与善，这一俗一雅两句话，都显得缺乏信心。

成名之前大半生，乔典运已经是露头的椽子，藏不住了，名扬西峡——

1950年代初期的退伍军人，地主后代，肺结核患者；戴手表高调亮相于田野，拒绝驻村工作队队长对这一手表的艳羡和暗示，继而遭到打压；用邻居家学生的旧作业本“翻个身”，当作稿纸，写山歌、剧本、小说、电影剧本，歌唱西峡建设新成就；收到稿费，就请邻居进县城下馆子，接受油漉漉的嘴唇们发出的“大秀才啊大作家啊”一类恭维；作为牛鬼蛇神被五花大绑接受批判，结结巴巴自我剖析“拉拢贫下中农”的恶毒动机；从县城下放回乡，喂牛种地；被他人递来的香烟中隐藏的炮仗炸黑嘴巴，呵呵笑，揉揉嘴唇；听革命群众当面研究如何偷生产队粮库，如何炮治（南阳土话，即“惩治”）他；逃亡，在伏牛山中披星戴月，被抓回来继续接受“艺术斗争”：

大会开始了，主持人讲话了。这时，我们大队的造反派把我叫到主席台后边，声色俱厉地问我，你老实不老实？老实。你想死呀想活？想活。想活了你就老老实实听话，你敢别扭一下，今天夜里就打死你。我听话。听话了就告诉你，我们今天夜里同台演出，我们是革命群众。你当反革命。我心里一沉，我这一辈子还没有登台唱过戏，要配合不好演不好，惹革命群众恼火了可不得了。我沉默不语。斗争会开始了，我扛着刘少奇像就主动上台，他们不让扛刘少奇，说，你弯着腰上，偷偷摸摸四下看看再上。我很听话，就从幕布后边溜到前台，弯腰弓脊四下看着。这时从那边幕布后跑出来几个男女民兵，手持钢枪，猫着腰蹿上来抓住我的领子，说，这不是反革命分子乔典运吗？你半夜三更跑出来干啥？剧情就开始了，这个问我是不是想偷？那个问我是不是想抢？这个说我想放火，那个说我想下毒，我的台词只有一个字：是。革命民兵很说了很唱了很控诉了一阵子，派一个民兵下去把刘少奇拿上来交给我，叫我抱，叫我扛，叫我亲，然后几个民兵端着枪押着我下了台。原来这叫艺术斗争，我出了几身冷汗。

这一场景，出自乔典运自传体长篇小说《命运》，写于罹患喉癌之后。而在患喉癌之前，他还得过其他三种癌症，多次躺在郑州、北京的手术台上。“成了癌症专业户了”，他这样自嘲。用遗言般的语调，抓住即将消失的余光，写作《命运》，回溯命运——关于“大跃进”、“反右”、“文革”、乡村、自我。“我照抄生活。”他忍着剧痛书写，耳边大约持续回响着一句话：“来不及了，快，快，快……”看着实在无力写下去的手稿，泪水满脸，张嘴大哭，却发不出一丝声音——喉咙已经被手术刀切除大部分。未完成。把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个人史，作为一个国度、一个时代的病理切片，留给后人诊断。1998年出版，半部杰作惊天下，已经是他去世一年后的事情了。

“艺术斗争”，是河南省在“文革”期间发明的批判方式，让阶级敌人“演出”自己的罪行，让革命者“演出”正义和真理，从而增强斗争的戏剧性和对于观赏者的吸引力。河南，拥有开封、洛阳两座古都，历史上就是离皇城最近的地方，盛产小麦，也盛产臣民、暴徒，京城里传来的声音都能被放大、扭曲到极端，并别出心裁地实践。1950年代“亩产十万斤小麦”的“放卫星”新闻，就出于乔典运所在的人民公社。

观看“艺术斗争”，成了西峡县人民群众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男女老少都来了，看斗争人，是最大的乐趣，因为看到了比自己还不如的猪狗，发现自己比一些人还高一头两头，心里就比喝糖水还甜。”乔典运站在舞台上，偷眼打量舞台下那些脸，从远远近近的山村里跑来的脸，亢奋、麻木、鄙夷汇合而成的脸，就知道自己“演”得不错。

乔典运像露头的椽子，在政治的风雨中朽了。新时期，天下太平，终于能够依靠言说来确立自我，却在喉咙这一发声机制上出现病变，毁灭了。命运就是这样意味深长。乔典运自谦为“草木之人”，其实，是一种奢望。每一个人都被时代裹挟，如何能草木一般隐逸避世于野外？“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这是张九龄对唐代草木与草木之人的赞美。乔典运抱持本心否，被美人折取的欲望强烈否？质疑他，其实是质疑我、我们。

好在，乔典运拥有一个短暂的晚年，用一系列面目独具的表达，赢得草木般的不朽。

忠实于自己的命运，“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这是所有伟大写作者的特征之一。

3

身材瘦高，一张马脸，乔典运笑起来咧着嘴巴，像马上要哭起来。说话有些结巴，也就不爱说话，埋头读书、写字。心理学认为，结巴的原因是恐惧，直接联通内心的口语会带来无法修改的灾祸。得了喉癌、动了手术之后，他沙哑着嗓子嘟囔：“这……可好，不用……说话了……”随身带一个小本、一支笔，写几个字，给来医院探望的朋友看，像遗言。

乔典运的一双手尤其小，捏着笔，合适。“我种地不行，身子没劲，只能吃文字饭，这饭也吃得难。”1989年秋，《南阳日报》在香岩寺召开“白河文学笔会”，乔典运被我和其他朋友簇拥着，一边走一边闲谈，路边菊花开放。“1950年代，我……写过四句民歌，投稿给《群众文艺》，现在只记得两句：‘高高山上一棵槐，两个姐妹采花来。’第一次拿稿费，五元钱，已经是巨款啊，给女儿看病，救了她的命。就……更有劲头写。写了，发表了，加入作家协会了，还能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了，多好。乡亲们信我是个好人了，后来……不信了，说作家中也有反党的，是最险恶的反动派，藏得深。我就还是受批判，把一个公社的……批判会，都承包了，其他那些地主富农分子可高兴了。”大家都笑起来，笑得不太好看。

香岩寺位于丹江边，湖北、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仓房镇。这是一座唐代名寺，是唐宣宗隐姓埋名、避祸禅修之地，与少林寺、白马寺、相国寺，并称为“中原四大名寺”。“文革”中，古寺改作一所小学，佛像被“红卫兵”捣毁。我们来开笔会的那一年，寺内空荡荡，墙上隐隐约约有神仙、云朵在壁画中随风飘荡，表达吉祥和自由。晚上，点着油灯，在卡带式录音机伴奏下，朋友们跳舞，假装获得了神仙、云朵一般的动感与快感。乔典运站一旁看，一根烟接一根烟抽，笑着，像哭着。“我也跳过舞，忠字舞，对着主席像……跳啊跳啊。我现在一看见跳舞，就想起从前。”乔典运对不会跳舞的我，摇摇头，叹口气，吐一口烟。再叹口气，又吐出一口烟。他右手手指，被烟熏得焦黄。

在藏经阁，乔典运给文学青年们讲课。藏经阁没一本经书，空荡荡。一张张小课桌围出巨大“口”字形状，我们围绕“口”字四周，喝茶，吃葵花籽，听乔典运说话。“北京有一个大作家，口才好，知识多，会说话，不像我说话……这样难，结结巴巴。”乔典运面无表情，像冬日里荒凉的山冈。

《命运》中的一些故事，乔典运在那次笔会上讲过。

当年，全公社数千饥饿的农民集结于河滩，连续四天四夜，相互揭发私藏余粮等不轨行为。揭发方式很新颖：给揭发者戴上红布条，给被揭发者戴上白布条；被揭发者可以因揭发他人而去掉白布条戴上红布条，戴红布条者转瞬因被揭发而戴上白布条。河滩炎热，不断变换着红、白格局的人群，相互推搡、辱骂、呼喊、痛哭、厮打。一个因为在县城会议上“放卫星”却交纳不出粮食的生产队长，被批斗后趁人不备上吊于河边杨树，像一颗发射失败了的小卫星，悬停在空中……

疯狂。四天四夜。乔典运站在河滩上观察着、颤抖着。因写新闻稿、民歌、剧本而远近闻名，受县委书记器重，他暂时摆脱牛鬼蛇神的标签，未被戴上布条。他怀疑自己如果戴上白布条，也会加入到相互攻击的人群中去，为摆脱白布条带来的耻辱，因恐惧被加害而去成为加害者。这样的悲剧，在一个时期内屡屡上演。乔典运曾经为了表现进步，揭发老婆偷吃玉米杆，举报姑父对“大跃进”发牢骚，惹来家人亲戚的愤怒和排斥。从此很难再听到真心话——被假话包围，并真诚地写着假话。

那次“白河文学笔会”，我睡在古寺一侧四合院中的偏房内，想从前的事情。幼年，我也曾目睹忠字舞、纸糊的高帽子、锣鼓红旗、被墨汁涂黑面孔的人，惊恐地躲到外婆和母亲身后。我为1980年代新时期的到来而庆幸，为自己而庆幸。古寺偏房，大概是从前的僧寮。墙外竹园苍苍茫茫。几十个小佛塔隐藏于竹园里，像壮硕的竹笋，证明春天的存在。

若干年后，独自乘渡轮越过丹江，重游香岩寺。古寺出现了门票、菩萨、金刚、方丈、小和尚，香火缭绕。乔典运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多年，我也老了。

4

出入于西峡县文联小院里，喝茶、聊天、下棋、写作，这是乔典运作为著名小说家在1980年代以后的生活。

乔典运喜欢下象棋。一圈破沙发，围绕一个小圆桌，桌面上有一个用刀子刻出的象棋棋盘。下棋的对手，有县委书记、干部、文人、街坊邻居、乡下来的农民。乔典运蹲在沙发上，看马走日象走田，让卒子过河一去不复返。棋子啪啪响，掌控大局的霸气豪气洋溢于周身。夏天的傍晚，下班回家，乔典运穿一双底子快磨破的拖鞋，手提一捆青菜，与小城街头的农民没什么区别。

某杂志曾经对乔典运做过采访，一问一答——

问：“你成功的经验和秘诀是什么？”

答：“贫病交困逼出来的。”

问：“你喜欢读什么书？”

答：“读生活这一本大书。”

问：“你最大的嗜好是什么？”

答：“吸烟，没有烟就去街上捡烟头。”

问：“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答：“没本事，不如别人。”

问：“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

答：“不冷不饿不受歧视。”

问：“你喜欢和什么样的异性相处？”

答：“不故作高贵的女人。”

问：“你最喜欢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

这完全就是一个农民式的回答，不会引用名人名言，说自己的话，朴拙、诚实，充满自嘲和悲慨。

乔典运一直被文学界称为“农民作家”。同样在1980年代成名的江苏作家高晓声，曾因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后来进入南京生活，也被称为“农民作家”。这一称谓，可以证实一个作家与土地的关系，揭示其文字中在野气息的由来。文坛上，自古以来，蜡像、木偶、化妆师、吹鼓手一般的写作者，比比皆是，草木之人稀缺。

《命运》作为长篇小说出版，其实是一部自画像、忏悔录。乔典运面对自我，辨认出种种的麻木、粉饰、吹吹打打。“公社稻子长得强，攀着谷穗上天堂。地是竹箩天是仓，收的粮食没处装。”回忆当年这一类作品，他脸红得像伏牛山顶的落日。在一个极端政治化的年代里，高音喇叭响彻小城与山乡，“套红的号外一天发几个，信不信？信。没有不信这个贱毛病。满脑子都是热情激情，谁有闲心去分真真假假。”乔典运这样写着，手抖动着，稿纸上的字纷乱得像野草。

从“信”到“疑”，乔典运在1980年代终于成为乔典运自己，获得叶绿素般的天真与生机。自谦“草木之人”，其实是对于独立和尊严的召唤——顺应于自然节律，随风霜而青枯衰荣，拒绝再做不自然的人。

癌症治疗期间，他牙齿落了好几颗，更加口无遮拦、言无禁忌——疾病带来疼痛，也带来直面绝境的勇气。在《命运》中，他对世相与自我严苛剖析，这其实是对一个作家的“独立与尊严”的维护。

1960年代前后，乔典运就因出版小说集《磨盘山》、戏剧集《霞光万道》，而告别农民身份，成为《西峡报》记者、县文化局干部。“文革”中下放回乡，重新成为农民。1970年代末又有了城市户口，可以吃“商品粮”。在西峡县文联这一小院里，咀嚼生活，反刍记忆，像伏牛山中的黄牛，无非穿一件米色风衣而已——那是去北京领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前，儿女买来的新衣，乔典运穿上后对镜子一看，嘿嘿笑：“像省城里、北京城里的那些大作家了。”文学界的领导想调动乔典运进郑州当专业作家，他拒绝了。他把西峡比作“一眼小井”，自己尽管是井中之蛙，看见的天空，和一只海鸟看见的天空肯定不一样，但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景深。在差异中表达共情，于局限中获得深刻，自故乡抵达世界，这是乔典运带给我的启示。

夏天里，一个巨大的葡萄架，枝叶繁密，葡萄累累结实，让西峡县文联小院生机勃勃。屡屡有狐狸窜行其中。狐狸们喜欢一边吃葡萄，一边打量人间书生。乔典运停下手中的笔，抽烟，桌子一角用菜盘改成的“烟灰缸”，积满烟头。对着窗外葡萄架发呆，想想《聊斋志异》中的人与鬼，叹息一声，埋头继续书写鬼与人之间的纠缠纠葛。

担任县文联主席、县人大副主任后，乔典运有一份在小城里很高的薪水。病中，他笑着像哭着，对儿子调侃：“娃呀，好好伺候我，爹多活一个月，就等于……给你多养一头猪啊！”这仍然是农民式的眼光和语言——用猪的价值，来衡量自我和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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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乡土文学。中国就是一个放大了的乡村，人人都是公开或隐秘的农民。即便当下，在上海，还有人在豪华小区里悄悄养鸡、种菜，肠胃深处的饥饿感仍然在遗传。农民的宽厚与狭隘、隐忍与暴戾、智慧与愚昧、善良与恶劣、坚毅与软弱、自尊与奴性……以各种比例，隐伏于每个人身上。

一个走出南阳盆地的人，在巴黎或郑州举着咖啡、红酒杯、话筒，那精心设计的手势和语调间，依旧浮动着早年吃粗陶饭碗中红薯一类食物的酸楚。

乔典运一直在吃“胃舒平”，咽喉中时常酸水泛滥，这是年轻时大量食用红薯的后遗症。全家曾经靠啃生红薯度过半个月时光，因为乔典运被批斗，成为西峡最著名的牛鬼蛇神，不论县城还是公社的供销社，都不敢卖给他火柴。邻居也不敢从自家灶膛里借一缕火种给他，免得被揭发立场不稳、遭受打击。

异常的时代，教育、改造、成就了一个异常的小说家。在一系列小说中，乔典运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和城乡政治人物。从他笔下，可以看见我、我的父辈乃至所有人——

三爷在村里又香又臭，说到底是香得流油香极了。年轻人看不起三爷，都拿三爷当玩意玩，常常三三两两去找三爷开心，问三爷：“三爷，旱了吧？”三爷就反问：“王支书说旱了？”年轻人回他：“王支书说了。”三爷又问：“王支书咋说？”年轻人说：“王支书说旱了。”三爷就看看天，很认真地说：“可是旱了，好久没下雨了。”年轻人笑了：“哄你哩，王支书说不旱。”三爷就认真地看着地，用棍子戳戳，说：“就是嘛，地下还有墒哩。”

这是乔典运短篇小说《问天》中的一段。读着读着，我笑了，大约也像哭一样难看。在上海的某一座写字楼里，我觉得自己也像“三爷”，拿一支笔在公文上戳戳，琢磨着怎样随声附和上司，以便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真实、独到、异端般地表达自我，是危险的，像露头的椽子先朽，像高出于林端的秀木被摧毁于暴风骤雨。就这样，在趋同中、在集体无意识中，消弭自我。“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特迈往者，何在？乔典运其实是在用寓言、杂文的方式写小说，让每个人代入并自省，以有锋芒的嘲谑、有温度的悲悯，献给在乡土与市井中精神垂危的人们——这种源于鲁迅，途径萧红、张天翼、沙汀，在乔典运、高晓声身上澎湃延续下来的现代文学传统，有断流的危险吗？

乔典运的小说，也使我想起契诃夫的《套中人》《小公务员之死》。比如，《冷惊》中，王老五家菜园里的韭菜被人割了，就满村高声大骂小偷，后来得知是被村支书老婆所割，就后悔、害怕、冷惊，一再跑去向村支书赔礼道歉，自觉要求村支书整他一番。村支书没有整，王老五越发疑神疑鬼，几乎神经错乱。村支书只好整他一番。王老五神经霍然恢复正常——正常了吗？我苦笑。乔典运敬爱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就像是说西峡土话的俄罗斯人。高尔基敬爱契诃夫，认为他像是站在路边对小说中的人物们呼吁：“你们可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也像乔典运站在西峡对小说内外的人物们呼吁。

在中国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序列里，高晓声贡献了“陈焕生”、“李顺大”，乔典运贡献了“三爷”、“木易”、“王老五”及其他，都没有辜负所承受的苦难与光荣。

西峡，历史上属楚国，南水北调的源头丹江就在这里，水面下，是屈原《国殇》中咏诵的古战场。屈原也曾流放于此地，写下《天问》。乔典运写《问天》这篇小说时，应该想到了屈原。天问亦即问天，问万物四季与世道人心，而答案，被一代又一代书写者用笔墨追寻。

在《天问》中，屈原问了许多关于神话和庙堂的事。我最喜欢的句子如下：“苍鸟群飞，孰使萃之？”“薄暮雷电，归何忧？”“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完全契合伏牛山中的风景人意。鹳河上的鹳鸟，团结群飞，是因为流水生动、鱼群活泼。暮色里，隐隐约约闪烁的雷电，预告山雨将至、五谷丰登，让异乡归来的人不必忧愁。日与月，确立了寒暑盈亏的规律，陈列于天空的星辰，对应、照拂着大地上的人们。

曾被视为不吉利的扫帚星，众人避之唯恐不及，后又成为西峡乃至南阳、中原引以为荣的文曲星——乔典运，星光灿烂，从坟墓深远处，向人间源源不断散发出草木般的葳蕤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