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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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父亲遗物，一张薄如蝉翼的纸片从旧书中滑落。细辨认，竟是55年前母亲病危时写给姥爷的家书，父亲反复拿出来、放回去，是怕姥爷伤心才没寄走的吧！父亲名字中有个勤字，遐想中，冠以“勤娘子”之名给我母亲，倒极像她生平写照。“勤娘子”是一种乡野藤花，晨露下盛开，骄阳下凋零。母亲30岁仙逝，我俩母女情缘仅有数月。总拿生母说事儿，是我的心理孤残，天生丧母的伤痛很难与人感同身受。多年前，和母亲同学的三姑在给我写信时顺带一句：“你和你妈一样对人真诚。”一句话让我瞬间泪目。痛定，脑子里蹦出一个喜爱的笔名：惟诚。

姥爷周学效，享年81岁，我见过他的照片，却从未见过真人。我用手机拍下泛黄的母亲手迹，天人隔世，家书万金。听三姑说，当年母亲从山乡到正定中学读书，坐牛车路过灵寿县城与三姑巧遇，母亲悄声告诉新同学，自己没过门儿的婆家就在县城。她俩后来才知，彼此竟是未来姑嫂。因为姥爷很早给女儿定下中意的姻缘，少女时代的母亲便心有所属，到天津上护校时候已是学生党员和军嫂。可父母爱情，却在我出生后以悲剧结束。信中两处使用老家方言，我想象，俊俏的母亲正讲着一口好听的灵寿话，诉说绵绵乡愁。她问秋收的粮食够不够吃？问姥姥的腰腿病好些了吗？她自责探亲时和姥姥、小舅吵架，说等病情好转就回家看望父母大人。母亲信中还提到，那年八路军记者给姥爷在屋前拍的照片，总在她眼前晃动……

“梦里依稀慈母泪”。我想若以“惟诚”情感，替生母写篇纪念她爹娘和父辈的文字，还原被誉为“红旗大叔”的姥爷和“周氏三兄弟”的革命家史，权当我替亲娘、为祖辈尽份孝心了。灵寿县史志资料车载斗量，姥爷周学效的名字散落于很多文献之中，却少见专门讲他的章节。灵寿县党史资料散记：“周学效是红军时代灵寿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1931年年底，任县委第一届委员兼陈庄区委书记。1937年10月，任抗日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全力投入对白色恐怖年代老党员的二度审查，为重建解放区党员队伍再立新功。1938年3月，当选灵寿三万人规模的第一任农救会主任，成为灵寿山区抗日根据地骨干分子。”

姥爷周学效和他表哥马文耀、亲兄弟周学鳌、周学敬，曾参与县里第一次农民武装暴动，总指挥马文耀壮烈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姥爷的两个弟弟都留在城市担任厅局以上领导，资历最高的姥爷却真心诚意地对组织说：“俺文化不高，怕给咱党误事儿，领导位子让那些比俺有水平的人坐吧！”1951年，姥爷自愿放弃北京门头沟副区长职务，找回1931年老党员的淳朴心性，以平民身份回归太行山。

“大河”之北，“太行”东麓，我止步于母亲娘家墓地，野花弥散幽芬，似闻见泥土下生命芳魂的余味。透过碑文，这户革命家庭的故人，如电影场景穿越光阴之门，徐步走回鼓角争鸣的年代。黑白影像，风展红旗，在共产党100周年诞辰的日子，且让时光倒流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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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家祖上有段传奇，县志里留过点滴记载：雍正末年闹灾，周家两兄弟住进陈庄后岭的破炭窑，无意中在墙壁挖到两筐银子，天赐福财！周家变作陈庄望族，把盛银子那副箩筐视为传家宝，由长门长子设龛供奉。19世纪末，家道渐衰，我姥爷周学效随父母迁至半是山冈半是沟的新开村，用卖掉镇上房子的钱当作启动资金，盖房、拓荒、种粮，植入经济果木，风调雨顺年景，被金秋渲染的山里红、黄杏、花椒、核桃、脆枣、柿子，堆满院落，色彩斑斓。上世纪20年代中期，周家成了有粮吃、有钱花的自耕农。但，从姥爷那辈儿起，祖上被供奉的两只盛银子箩筐便不知去向，姥爷三兄弟和他们的子女，全部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周氏三兄弟舞勺之年，都享有山乡朴实恩爱的姐弟恋，娶上比自己大几岁的媳妇。在穷乡僻壤，家境稍好才能迎娶会心疼人的大媳妇，小童养媳到婆家得养几年才能干农活。三兄弟的乳名各有来历，姥爷是大哥，他颈项有块红胎记，小名儿就叫“红记子”，参加革命后，好多人干脆叫他红旗，年轻叫红旗哥、红旗叔，老来便有了红旗爷爷的称号。他念过两年私塾，为保十几口人吃喝，也为供二弟读书，无奈辍学持家。青年时的姥爷仪表堂堂，眼窝深邃，鼻梁通挺，颇有几分异域面相，不知是见过马克思照片给他启发，还是为了蓄须明志，抗战阶段他曾一度续髯、蓄发，宽额闪亮，让人想起马克思的样子。二姥爷周学鳌从小体弱瘦长，少言寡语，抽冷子迸出句话逗人，自己却不笑，他父亲明知孩子天资聪慧，故意起个小名儿叫他“傻子”，几十年后，乳名“傻子”的周学鳌，被誉为“红色教育家”，大半辈子跟知识分子打交道。三姥爷周学敬小名“四喜子”，曾跟他表哥马文耀习武练拳，行侠仗义。1931年，“四喜子”16岁时随着大哥入党，1938年8月17日，当选灵寿县第一届县议会会长，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南京市第一任园林局局长。

姥爷天性的刚直率真，决定了他在1931年10月，必然走进共产党旗帜下的革命队伍。灵寿县第一个党支部1930年初建（引入者是学生党员刘鸣霄），同年7月，山西军阀被共产党策动兵变，更名红24军，驻扎灵寿时间极短，却让河北山区人听说了南方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存在。1931年仲秋，正定中学20多名学生来到相距150里的太行山区宣传抗日，刚要住进简陋的小学堂就被校长轰走。日薄西山，食宿两难，他们只好求助同学周学鳌的父亲，那时周学鳌正在北平辅仁读书，没参加这次活动。姥爷的父亲由衷喜爱热血青年，立刻叫大儿“红记子”和三儿“四喜子”，把南房4间屋腾出来，让二儿“傻子”的同学们住进去，并拿出家里所有余粮，还去镇上买只山羊，煮肉炖汤款待学生们。姥爷周学效到处招呼乡亲来家听学生们讲述山外世界，姥姥马文林负责烧水做饭，她被进步学生描述的崭新世界深深吸引，激发了这位山村大嫂的革命热情。几天后，抗日救国思想在穷山沟家喻户晓。趁此良机，住在周家的学生地下党介绍姥爷周学效和姥姥马文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这对儿革命鸳鸯让党的星星之火在大山脚下迅猛燎原。

11月下旬，姥爷记住了《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最有名的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提盏煤油灯，拿把杀猪刀，挨家挨户找村民宣传南方苏维埃红色政权，如何分粮，吃大户，苏联是个什么社会。一拨儿、一拨儿的贫苦山民，“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趁天黑来到周家老屋，姥姥马文林用土法染制红粗布做成党旗，新党员跟着姥爷集体宣誓。30多天，姥爷、姥姥和他三弟等同志，在陈庄一带发展了50多名党员，建立十多个村的党支部。转年冬天，二弟周学鳌从北平回来，看到家乡的政治变化，尤其大哥和三弟都入了党，他摸着家里收存的扎枪、粪叉、铁棒，杀猪宰羊刀等“革命武器”，百感交集。兄弟三人经常聊到深夜，村里年轻人也凑到周家，向二姥爷周学鳌打听全国形势。周家小院成了陈庄北沟的“抗日宣讲所”。已是区委书记的姥爷，恳请二弟留下帮他工作，并介绍其入党。二姥爷周学鳌当时的组织关系在北平，不便向亲人透露真实身份，他必须回去找老师郭飞天，完成一项特殊使命。（郭飞天是我祖父，灵寿县城人，国民党左派，北师大毕业，曾参加五四运动，抗战期间与共产党精诚合作，1943年不幸殉难。）

这次归乡，姥爷的二弟周学鳌深感手足情重和哥嫂的信任。他利用寒假帮助写文章吃力的大哥写工作报告，整理材料，教会了大哥使用联系暗语和密写方法等。寒假结束，周学鳌重返北平，踏上职业革命者的征程。

夜深，姥爷和姥姥商量斗争策略，农民手上光有杀猪刀、砍柴刀、铡刀、牛粪叉，充其量有杆猎枪，怎么对付保安团的真枪实弹？夫妻俩同时想到慈峪镇卖油条的马文耀，把他拉进革命队伍定能鸟枪换炮。马文耀既是我母亲的表舅，又是表叔，与姥爷亲上加亲的关系，山里人传说他神勇奇异，一米八的身量能飞檐走壁，穿房越脊。他在山西军阀部队当过副连长，不愿卷入派系之争，携枪偷跑，在镇上支起油锅，以炸油条为生。

1932年2月，姥爷和姥姥借春节之际，到慈峪镇走亲戚时发展了马文耀入党。不久，马文耀当选慈峪区委书记。他在自家院里挖个大地窖，召集穷哥儿们舞刀弄枪，发展党员，为灵寿建党初期两次大规模农运训练精兵强将。他们收缴地主枪支，预备了火枪、撸子枪、手榴弹和炸药，只等上级一声令下，立即攻打保安团。

1932年6月，由于叛徒告密，姥爷被保安团逮捕。那天，机智的姥姥把党员名单和重要文件，藏在怀抱孩子的尿布里，在敌人眼皮底下抱着孩子走到旱厕，把名单和材料藏于粪坑上的麦秸垛，确保了其他党员安全脱险。姥爷在监狱挺过三天审讯，打死也不承认自己跟共产党有关系，外面同志眼看区委书记被抓，慈峪暴动迫在眉睫，要求劫狱营救，姥爷的父亲怕连累别人坚决阻止。姥爷二弟周学鳌找到他的老师──我爷爷郭飞天，请他想个办法，我爷爷带上周家给的银子，亲自到灵寿县党部送上保释书，交了银子，总算放人出狱。遗憾的是，姥爷坐牢的55天，正值慈峪暴动由轰轰烈烈到损失惨重。起义时机不成熟，敌众我寡等多种因素，导致暴动彻底失败。但是革命志士的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为此后党组织在这一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基础。

1932年8月，二姥爷周学鳌因携带中共六大文件和一本《北方红旗》，在行唐被捕。大刑伺候，他始终咬定文件和书是在北平东安市场买的，待苏醒过来，二姥爷被戴上手铐、脚镣，脖卡铁链，以“危害国民罪”关在天津，后转入北平监狱长达8年，剩下半条命重回解放区，1940年恢复党籍，后来逐步实现了他的园丁梦，成为河北大学校长。

1933年春，姥爷的表哥马文耀被敌人包围，腿负伤，子弹打光，这位千人暴动的总指挥，如电影里的革命英雄，也是高呼“共产党万岁”，牺牲在新乐县青铜村，年仅33岁。

1937年9月，沉寂5年，转入地下的党组织全面恢复，八路军115师教导大队进驻陈庄，解放区的天成了明朗的天，姥爷第一批恢复党籍，因他小名“红记”，北沟新开村人们干脆叫他“红旗”。

日本军队刚占领县城，姥爷就想到曾把他从监狱保释出来的救命恩人，我爷爷郭飞天的家属住在县城无处躲藏。1938年1月，我爷爷被委派灵丘县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知恩图报的姥爷套上牛车，把我奶奶一家老小接到没有日本兵的山里避难，正是那段时间，我父母成了“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玩伴儿，双方长辈趁机给两个孩子定了娃娃亲。若干年后，我大舅周有民在城关镇公安局派驻所任所长，他见我父亲记性好，14岁就会写文章，便和另一名同志发展我父亲郭开勤入党，让这个小秀才党员在瞭望哨侦察敌占区兵力，监视暗藏的反动分子，父亲当年出色地完成各种任务，后来被选送干部学校当兵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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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百年，风中赤旗在家国山河的上空漫卷，映照那些90年前闪回的灵魂远去，鲜红党旗上有他们血染的风华，共和国大地有他们留下的忠骨和遗愿……

周氏三兄弟和发妻均以高寿谢世，与故去的子孙葬在太行山下墓地，共享天伦之乐。我虽没见过“红旗姥爷”，却见过他二弟周学鳌，我母亲的二叔。二姥爷96岁那年，在河北省作协李副主席引领下，我和天津两位作家去石家庄看望过他，作协李副主席是二姥爷担任河北大学校长时期的中文系学生。那天，二姥爷的长子周勇烈和我们一路同去，这位表舅是留苏的军事专家，解放战争时期，他组装的“四灯”通信接收机，在淮海战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周勇烈表舅见我们是作协会员，对我说：“你该写写你姥爷周学效，放下北京门头沟副区长职位回家务农，难能可贵的早期建党人，还有你三姥爷周学敬，南京的塔松几乎都是他在解放初期种植的呀！”那年表舅周勇烈的话，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去二姥爷周学鳌家提起我母亲，他已记不住侄女的名字，说到我是郭飞天的孙女，轮椅上的老人“满血复活”，讲起他蹲大牢时，我爷爷曾派人把钱送到监狱借给他，又想起我父亲曾是他当校长的晋冀中学学生。

在我印象中，极少高调做事的父亲，很多场合以自己14岁入党为荣，甚至在他生命最后时日还告诉年轻军医，他14岁就和刘胡兰一样入党。现在想来，父亲政治生命的成长经历，曾深深受益于母亲的革命家族。我将母亲写给姥爷的信纸点燃，任清风把丝丝灰烬吹散。我深信，姥爷和姥姥在九泉之下，收到了母亲未能寄出的家书，会听到56年前女儿的心声……

爱听音乐，我找出预备好的红色经典交响乐曲《红旗颂》，设定单曲循环，在驱车离开灵寿的路上播放。汽车一路走过姥爷多次申请修成的山路，绚丽清澈的交响乐让我听懂了一位从红旗大哥，到红旗大叔，再到红旗爷爷的红色生命之旅。90年前，在灵寿山区北沟流传着一句话：“有困难就找红记哥。”乡亲们怎会想到，红记哥是1949年调任北京，当上门头沟区农村供销合作社主任，1951年组织任命他担任门头沟区副区长职务，我这位“红旗姥爷”却说自己念书少，怕上台讲话表达不准确，写材料水平低，已经不适合新中国和新北京的工作，革命成功，他最大愿望是继续为深山老区的百姓出力。

1952年，姥爷以每月57元的生活补贴，回到新开村（1978年给他按18级干部标准增至87.5元）。每年秋天，困难户都去找“红旗爷爷”解决口粮难题。我姥爷早就预备出专供穷困山民的粮食，还教给他们掺进些野菜野果，省着吃。姥爷归乡后，从来不肯讨好奉承上级，专爱和穷光棍儿、贫困山民交友，与那些升至高官的老战友愈加疏远、客气。上世纪70年代初，他常收到各地寄来的罐头、土特产、风干的鸡鸭鱼肉，全国粮票和布票。这都成了他救济贫穷百姓的共产资源。由姥爷直接介绍和延伸的灵寿县党员多达千数，分布在全国担任重要职务，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前后有上百人次的单位，来到新开村找周学效调查那些同志入党时期的表现，有没有虚报年月或叛变投敌。姥爷实事求是地解答调查单位的问题，尽最大可能保护他们。一位被调查的干部，在抗战期间因不熟悉枪支使用要领，打枪走火，有人揭发他是叛徒，故意给敌人发信号。这件事姥爷坚决否认，彻底摘掉了他的叛徒帽子。所以，后来平反的干部为表达谢意，每逢年节会有人寄点大山里的稀罕物给他们最信赖的“红旗爷爷”。甘当小人物，胸怀大境界，姥爷是太行赤子，让我心服口服，在他身上散发着老解放区山民质朴中见高贵的善良品性。

音响里播出的壮美音符，纷纷跳跃出史诗般的内涵，激活我身体每一个细胞，寻找、对接我与姥爷祖孙中四分之一的基因血脉。听着1965年，我出生那年吕其明大师创作的象征革命红旗的交响乐，母亲书信中不曾谋面、陌生姥爷的精神脸谱在我脑海里熟稔、暖心、亲切、鲜活起来。我将重温和铭记家史、党史、共和国史，倍加珍视今天拥有的一切，再次思考生命的意义、重新规划余生……

【作者简介：惟诚，本名郭丽梅，创作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文学评论、电影剧本、微电影剧本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当兵，在某三甲医院工作，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