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周李立，女，出版长篇小说《所有与唯一》，小说集《安放之年》《黑熊怪》《丹青手》《八道门》《透视》《欢喜腾》等。获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新人奖及双年奖中篇小说奖、储吉旺文学奖等。现居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

 

1

我和哥哥多在寒暑假相聚，都是在县城的外婆家里。但冬天里乐趣会少很多，麻烦倒是铺天盖地的。比如练习毛笔字的墨汁变得浓稠了，有时甚至会冻上，墨汁的味道也变得腥臭而古怪，仿佛外婆不留神就会烧焦的带鱼。

那就不用写毛笔字了。我正好顺水推舟，扔了毛笔，烤火去。

不过哥哥不这么看，他气定神闲接着写：“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他写字的时候，我能看见他睫毛上的水珠，他有多么长的睫毛啊，我还看见了一滴水，因为寒冷凝结在他的睫毛上，像是极舒坦地躺在上面，也像赖床的我。

我在乡下已经上一年级了。但我早早就认得了不少字，尤其是这一句里的小、才、立、上。于是便不服气。我的名字里也有一个“立”字，我认为写这个字是我的专利，哥哥是不能写的。

他不管我，我哭我闹他都不理会，一笔一画继续写，“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写了二十多张，都是这两句，每张的区别非常微妙。毛笔一开始立得直直的，逐渐在他手心躺下去，斜成一株狂风吹刮得弯了腰的竹子。

他只写这两句，效果自然相当好。因为他拿过奖——学校书法比赛第二名。获奖的书法作品被小画框装裱起来，挂在电视上方，供全家人观赏。春节前亲戚来串门的时候，客人都像模像样念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称赞这诗句寓意极好。

客人摇头晃脑念完，便会给哥哥和我递上薄薄的红包。我们扭捏着不愿意接，直到对方大声武气地吼过“拿着拿着，过年过节的”，再把红包硬塞进我们的口袋里。

这时我们就可以忙不迭地飞速逃离现场，忙我们的事去了。

我们有什么可忙的事情呢？这可说不好。

比如我一年级寒假的这个寒冬腊月，小姨结婚了，那阵子真是忙死我俩了。

我的小姨是哥哥的小姑，哥哥的爸爸是我的舅舅，我的妈妈是哥哥的大姑……四年前，我三岁，那时外婆就教会我这三句话了。

哦，就是小姨结婚那一年，我和哥哥差点儿遇上危机。

小姨父在外婆家混迹了大半年，那年冬至时节，他算是“进了门”，所以“李叔叔”不再是“李叔叔”，“李叔叔”成了“小姨夫”。

小姨父说普通话，骨瘦如柴，他是个“外地人”。

我弄不清大人们究竟怎么看“外地人”，他们好还是不好呢？说小姨父是外地人的时候，爸爸妈妈显然很自豪，但说到门口吆喝着卖北方馒头的小贩是外地人的时候，爸爸妈妈的语气里的不屑，简直比小贩蒸笼里卖不出去的馒头还多——在我们这里，人们只吃米饭。

小姨父从北方来，他说起北方就只一个字：冻。

冻耳朵、冻鼻子，冻得手指硬邦邦，指关节凸起成——“这样”，他举着两手，给我和哥哥看他的手指关节。

厉害极了，每个关节都像一个大核桃，满布着嶙峋的纹路。我和哥哥一人拽着他的一只手，一个一个核桃地摸过去。

“怎么才能让手变成这样？”我问，我想起动画片里吃了菠菜就力大无穷的那个人。

“哦，抡大锤，每天抡大锤。”小姨父得意扬扬地说。他在我们这里的钢铁厂工作，有城市户口。小姨也在钢铁厂工作。

哥哥说：“我也要抡大锤！”

小姨父捏了捏哥哥的手指。小小的手指关节，让他像在盘子里摸索花生米，说：“这是写字的手啊！”

北方人热爱春天——这也是那年冬天，小姨父告诉我们的事。

他说：“春天是万花筒啊，把世界上所有颜色都带来了。”

这算什么？我十分不理解，因为即便冬天，世界也是万紫千红的啊！灰色的树干任性地灰得个个不同，何况树叶还依然墨绿着，还有红红绿绿的瓜果蔬菜——外婆每天都变着法儿让我们吃不同颜色的。蜂窝煤是炭黑的，水泥操场是纯白的，我头发上纱巾扎成的大蝴蝶结，是粉红的。

果然，一到春天，小姨父就神气起来。

他不知怎么有了一辆摩托车，轰隆隆开到外婆的窗前。周末，摩托车后座上载着小姨，小姨手里横着钓鱼竿，他们轰隆隆地开到城边的河沟，钓鱼去了。

小姨身上万紫千红，连眉毛和眼睫毛都涂成紫色或褐色的。

不过，小姨去河边钓鱼了，我就可以放心大胆拉开她梳妆台上最小的那个抽屉，打开粉饼盒，扑面的浓香让我上瘾一般热血沸腾，热血沸腾的我看见粉饼的小镜子里自己那张通红的脸。我认定带小镜子的粉饼盒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

2

还是在小姨父进了门的那个冬至日，家里忽然拥进数不清的陌生人。

外婆扳着指头数辈分，以便告诉我们应当怎么称呼他们每一个。姑婆婆、姨爷爷，表哥哥、堂妹妹，叔叔有好几个，分别按大叔、二叔、三叔来叫。不过外婆值得欣慰，因为这些礼数上的事，我和哥哥从来明明白白、分毫不乱。我们从不扭捏，大大方方把每一个人都叫过了，才知道这些姑姨哥妹，都是从小姨夫北方的家里来的亲戚——难怪之前都没见过。

他们坐了一天火车，又坐了一天汽车，依然容光焕发、兴致勃勃地来参加婚礼啦。

他们穿得实在太多了，每个人都像上桌后的煮玉米，迫不及待要退下身上层层包裹的玉米皮。他们最外层的衣服都是崭新的，脱去之后露出里面的衣服，是半旧的。

“好热啊！”他们一边脱，一边笑，声音特别大。

我本来躲在远处，因为他们身上的味道让我不太舒服，但我听到了，他们说的竟然是普通话，便情不自禁往屋子中央挪动脚步。

我还看了看哥哥，哥哥也看着我，我知道我们彼此都看出了对方心中的羡慕之意——说普通话的人，不就是电视上的人嘛！

我和哥哥被介绍给后来我们称呼为“马表哥”的男孩儿，他笑起来很不情愿，我想他是害羞吧。我也害羞，只有哥哥不害羞，他甚至以主人身份慷慨邀请马表哥，“你想玩沙包吗？”外婆很会缝制沙包，不过那一篮子沙包都是哥哥的宝贝，他不让我动。

“谢谢，我不想。”马表哥说。普通话讲得珠圆玉润，音色浑厚悦耳。

我忽然觉得哥哥用方言问出的问题让我们全家丢脸了，不只是因为“玩沙包”这几个字是多么幼稚，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只是我暂时弄不明白。

马表哥引人注目，并非只是因为他一开口便不同凡响，而是他朝我们家走来的时候，远远地，我就看见了他背上那件庞然大物。

是一把吉他。

我和哥哥的危机说到底，是因为一把吉他初现端倪的——背着吉他的马表哥，把我们都比下去了。

这可不行。这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王国。门前的夹竹桃树只能任由我们欺负。外公的墨汁和钢琴也只有我们才能对付。结冰的墨汁，哥哥会用易拉罐自制的酒精灯慢慢化开。而那台钢琴呢，我还不会弹奏——钢琴也是哥哥的。不过我胡乱摁琴键的时候，谁也不敢责骂我。

“哟，小兄弟跟你一样大噢。”外婆拉起马表哥的手，带着欣慰的笑容看着哥哥，说道。

哥哥和马表哥都没有笑。马表哥拉着吉他，吉他跟他一样高。

马表哥跟哥哥很不一样，我几乎立即就喜欢他了。哥哥没有笑的时候，脸上是没有表情的，至少对我是。我是他的跟屁虫，人们不会对跟屁虫有表情。马表哥没有笑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却是在表明一种“亟待被关注的渴望”——当然，这是我长大之后才弄懂的。

吃饭的时候，马表哥给大家演奏吉他，他自弹自唱，《乌苏里船歌》，他告诉我，到四年级的音乐课上我必须学会唱这首歌。

不过他自己才上三年级，怎么就可以把四年级的歌唱得这么好？

马表哥表演的时候，哥哥就不见了。他从餐桌前跑到了厨房，抠着灶台上一块黑乎乎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没人看见他跑开了，除了我，大家都在专注地听《乌苏里船歌》。我也去了厨房，扯哥哥的衣角，他一甩胳臂，让我趔趄了好几步。

冲我发什么脾气呢？我气鼓鼓地回到餐桌，瞄准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鸭头，我打算吃掉它，谁也不让。

“你哥哥呢？让他来吃饭啊，”外婆叫我，“吃完了再玩儿，带上你们马表哥一起玩儿。”

我专注地吃鸭头，装作没听见。

马表哥跟我们一起玩儿的时候，仍带着吉他，但他不唱《乌苏里船歌》了。他要给我们唱“更好的东西”。

“《野百合也有春天》，”他说，“没听过吧？我保证你没听过。”

我目瞪口呆，因为我确实没听过，但他是怎么知道我没听过的？

马表哥的到来就像是春天到来一样，我知道有了颜色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从前的世界果然是没有颜色的冬天。后来在学校，我开始尝试着只说普通话。但他们都朝我撇嘴，因为我得到老师的表扬。“推广普通话，人人有责。”老师说。于是他们的嘴撇得更厉害了。

马表哥只待了一个星期。每一天他都让我们有不一样的惊喜。第一天是那把吉他，第二天他跳了霹雳舞，第三天，他竟然拿起毛笔写字啦！

一个字都看不懂。

我更喜欢墙上哥哥横平竖直的那幅字：“小荷才露尖尖角。”那里面的字，我认得好几个。

“这是章草。”马表哥解释起“章草”来，就像“章草”是他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朋友。

“我明明认得‘草’字。”我说。

“不是，章草是一种字体。”马表哥笑着解释。

我知道了，马表哥有一位叫章草的朋友，命名了一种字体，这种字体让我想起我举着纱巾在学校跳集体舞时，抬眼望见的天空的样子，纱巾飘来荡去，有的天空被挡住了，显得阴沉浓重，倏忽，纱巾又荡开了，天空重现明媚的光泽。

哥哥认为自己也能写“章草”，这没什么了不起。我颇有些得意，哥哥忙着铺纸、倒墨汁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家里的英雄了。看，我们也会！

哥哥写下的“章草”，我认为和马表哥的“章草”无异——反正我都不认识。

“你写的什么字？”我没想到连马表哥也看不懂，马表哥还说，“我写的是：万水千山。”

马表哥拎着自己的作品，拨弄吉他的手指仿佛拨弄着字迹上的笔画，一下一下，我奇迹般地认出了这高深莫测的字迹，真的是“万水千山”。

这几个字，我本来就认得的！

哥哥说不出来自己写了什么，他一本正经地宣布自己写的仍然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可是他无法像马表哥那样指认出每一个字。

我和马表哥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哥哥扔下纸笔，跑开了，大概又去厨房抠灶台上那块黑东西了。

“写毛笔字没什么意思。”马表哥望着哥哥的背影说。

我惊讶地望着他——那三七分的额发，就像大人一样。

“你觉得很有意思？”马表哥转头看我。

“没意思，没意思透了。”我赶紧说。

我们默契地不再提写字的事，任由墨汁在这个冬天冻成一坨，散发腥臭的气味。不过这气味很快被大包的水果硬糖与五香瓜子的香气掩盖，没人在乎了。

糖和瓜子都是为婚礼准备的。同样为了婚礼而不断被大人们搬回家中的东西，还有五光十色的彩纸，以及大卷大卷的红色纱巾……外婆忙着炒瓜子，小姨和小姨父则忙着把红纱巾裁开，攒成大朵小朵的红花。我们也很快投入婚礼前的混乱中，但我们或许也参与制造了一部分混乱。我被分配到的任务是把彩纸撕成细小的碎片，装在篮子里。

我不知道这些彩色纸片有什么用。但撕东西总是令人愉快的，我很快撕满了一篮子。我去看哥哥和马表哥，他们从外婆那里领到任务后，就去了阳台完成自己的工作。

显而易见，他们毫无进展。连彩纸也不见了。

仔细一看，他俩各自坐在一堆彩纸上，肩并肩，马表哥的背影高高瘦瘦的。

“没什么意思。”我听见马表哥说。他们都没发现我在身后。

哥哥说：“你会翻筋斗吗？”

马表哥一句话没说，就站起身，上身俯下，他倒立起来了！

他和我受到了同样的惊吓——那张倒垂的脸，我没想到和平常看起来是那么不一样。

“啊！”我们三个一齐叫起来，但想必有各自不同的缘由。

马表哥放下两条腿，像电视剧里的大侠似的蹲着马步，冲我伸出一只手掌，四指钩一钩，我知道这是“尽管放马过来”的意思。

不过我才不喜欢大侠呢，我喜欢公主。

马表哥随后宣布了另一件令我们瞠目结舌的事情，他去少林寺待了一年，学会了武术。

翻筋斗？这对他真是小菜一碟。

我知道哥哥很想学翻筋斗，可是他不敢。

“电视里那个少林寺吗？”我急不可耐地问道。

“是啊，不过不是在寺庙里，我是在少林寺山脚下的武术学校待了一年的。”马表哥拍着手掌上的灰，轻描淡写地答。

“没意思！”这一次，是哥哥先说没意思了。随即他蹲在一堆彩纸上，搂着膝盖，像一只小青蛙似的仰着头，望着我们。这样子很滑稽，不过我更觉得他很可怜。他除了写“小荷才露尖尖角”，别的什么也不会。

“看我撕的！这么多！”我举起装满彩色碎纸的篮子，我也需要表明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马表哥抓出一把碎纸，说：“不错！”

我沾沾自喜，随后又听马表哥嘀咕着：“小孩子！”

3

很多年以后我仍记得马表哥嘀咕“小孩子！”时的神情，就像他自己不是小孩子一样。也许是的，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他说起“小孩子”的语气里，并非全是鄙夷，但一定有一点不属于“小孩子”的冷漠的东西。是这种东西在那时让我惊讶的，此前我从未体验过“小孩子”这个词竟然含有如此复杂的意味，我并不懂得，但此后当我懂得时，又觉得已经“没什么意思”了——正如马表哥的口头禅。

马表哥的口头禅只对我和哥哥说，有大人在的时候，他会有些不一样。他似乎知道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似的，在那个年龄便熟稔了如何利用这种关注。他在吃饭时段的才艺表演无穷无尽，花样翻新，他甚至还会用两根筷子与一块手帕表演魔术——“这是来这儿的火车上跟别人学的”。他轻巧地解释，神态十分谦逊，这自然让他又获得赞美。

第二天就是小姨的婚礼了，这些天小姨父的亲属都在外婆的客厅里打地铺，马表哥同我和哥哥睡在外公的书房。书房里墨汁的气息是我熟悉的，这让我觉得安心；关灯之后的昏暗光照中，钢琴仿佛巨大的竖立的怪物，这又让我觉得不安。于是每逢寒暑假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夜晚，便总是交杂着这两种矛盾的情绪。

马表哥很晚也不睡觉，手里总有一个让我们羡慕的东西，掌上游戏机、一本彩色的书，或是一把不知道从哪里寻来的木头枪。

哥哥在我耳旁嘀咕：“他是不是神仙啊？”

我困意深重，迷蒙中回答：“他一定是神仙。”

“没有人喜欢我了。”哥哥说。

神仙一样的马表哥一早起来，就教我们唱儿歌，“新娘新郎入洞房，晚上睡觉在一床”。这太有意思了。我们把床当作舞台，在上面把这两句儿歌嘶吼了一上午。没人来管我们，因为晚上就是婚礼了。大人们都在小礼堂忙碌。

小礼堂与外婆家隔着一条马路，我们在阳台上就能看见小礼堂外墙上挂着的大红喜字。但我更喜欢那些彩色的小灯泡，它们一会儿亮起红色的，一会儿亮起黄色的，一会又红色和黄色的灯泡同时亮，我看得津津有味，但又参不透其中奥妙。

“晚上我们要给新娘新郎演出。”马表哥宣布。

“他们为什么要睡一床？”哥哥问，他也许是对马表哥说的所有话都开始不服气了吧。

“因为他们结婚以后，每到晚上就会变成残疾，每个人只有一只手、一条腿，得两个人一起，要不就没法上卫生间啦。”马表哥回答。

他说什么我都信，因为他是神仙。

“你骗人。”哥哥悄声说，“你就是想大家都注意你。”

外婆走过来，一只手拎起我的耳朵，另一只手拎起哥哥的耳朵，“胡说八道。”不过她是笑着说的，她的笑是冲着马表哥的。

马表哥去厕所的时候，外婆悄声对我们说：“马表哥的爸爸妈妈离婚了，新娘新郎的啊，残疾啊什么的，你们不要听他的。”

“我就知道他在骗人。”哥哥总算扬眉吐气了。

“什么是离婚？”我问。我想起马表哥的爸爸妈妈都没有来我们家，马表哥是跟自己的外婆一起来的，而我的小姨父是他的舅舅。

哥哥抢先说：“我知道，离婚就是第三者。”

“什么是第三者？”我还是不明白。

哥哥的脑门被外婆拍了一下，“小孩子家，说什么第三者！还有你，”外婆替我提了提松垮的裙腰，“哪来那么多问题？记住，这些事都不许问马表哥，这就行了。”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哥哥摸着脑门发愣，大概他也不明白，只是他不想这么轻易就放弃整件事。他小声又说了一句：“我们班王大壮就这么说，他爸爸妈妈离婚了，他说离婚就是第三者。”

他脑门上自然又挨了一下。

我突然想起，“那我们还要不要表演节目？”

“什么节目？”外婆问。

“新娘新郎入洞房，晚上睡觉在一床啊！”我吼道，“我们要表演给小姨和小姨父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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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话！”外婆作势要拍我的脑门，不过我知道，外婆的巴掌从来不会真正落到我身上。因为我总是在她的巴掌落下来之前，就明白了她要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知道啦！不演啦！”我怪叫道。

4

小姨的婚礼是我童年记忆中最闪亮的时刻，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彩色玻璃纸碎片遍地都是，大红的双喜字在窗玻璃上像花朵一样密集而锦簇。小姨穿着大红的紧身棉旗袍，一头烫成小卷的头发仿佛挂历上明星的发式。小姨的脸上向来五颜六色，但这时她紫色的眼影和鲜红的唇彩终于和谐起来。她的脸是通红的，映得眉毛比平日更黝黑浓重。

这都不是最闪亮的部分。整场婚礼之后我最常回想起的，却是马表哥，那几乎是他一个人的盛事。他是花童，我也是。我的哥哥穿着干净的毛衣在人群中看我们抛撒彩纸——正是我撕碎的那些彩纸。我想哥哥一定觉得委屈。

我身上的毛线裙是新织的，虽然大了许多，但毛线裙仍比不过马表哥那一身装扮。仪式之后，马表哥带着吉他上台，自弹自唱了几曲，喝彩声中我听见身边的人都在互相打听，台上的孩子这么漂亮，还这么会唱歌，怎么以前没见过？之后应小姨父要求，马表哥又跳了两个舞，其中一个是霹雳舞。我觉得整场婚礼上的人都被他吸引了，而我也心甘情愿地把注意力交给他。

那晚小姨父喝醉了，一回家，大人们就打发我们三个小孩儿睡觉去，所以就算外婆允许，我们也没机会给一对新人表演我们三个在下午排练好的节目。

不过我们谁也睡不着，睁着眼睛听客厅里的大人们吃瓜子和聊天的声音，一直到很晚，我们谁也不说话，我们试图听清大人们在说什么，然而什么也听不清。马表哥似乎若有所思，没有一点开心的样子；哥哥也是，但哥哥少了从前那种气定神闲。他一直辗转反侧。后来是我终于抵挡不住汹涌的睡意，先睡着了。

婚礼第二天，小姨父家里来的亲戚们就离开了。临别时马表哥分别拥抱了我和哥哥，我惆怅得快要哭出来了，不过他们两人都表情冷淡，我看见他们拥抱时都尽力往后仰着上身。“看这小哥俩，难舍难分啊！”大人们在我们周围观摩我们的告别式，笑着说些这样的话。

我气鼓鼓地斜眼看着大人们，不明白他们从哪里看出难舍难分的是“小哥俩”，而不是我和马表哥。

“马表哥什么时候再来？”我问外婆。

外婆说：“哦，明年寒假吧，我猜，也许……”

她的语气听起来那么不确定，以至让我以为她没有听清楚我的话。

我又说：“我们什么时候去看马表哥？”

外婆没有回答我。

5

婚礼之后的每一天，外婆家中都安静得出奇，但也许从前我们也是这样生活的，只是经历过熙熙攘攘的婚礼之后，这样的日子才让人觉出乏味，每个人都屏息静气了。我想外婆也是这样认为的吧，因为她时常提到那段热闹的日子里发生的事。

“你小姨的婚礼上，王叔叔一家来过，你不记得了吗？”

“这件衣服本来是预备在你小姨的婚礼上穿的，后来也没穿。”

“你小姨婚礼上的那种水果，叫什么啊，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

婚礼成为外婆记忆的刻度尺，她也会提起马表哥，回忆那些才艺表演。她啧啧赞叹的同时，哥哥就遭了秧。他成天不是被摁在钢琴凳上，就是被摁在书桌前，写毛笔字。“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外婆说，她还说马表哥那么优秀，都是因为他平时刻苦练习，从不懒惰。所以她要从现在开始，敦促哥哥刻苦练习，不要懒惰。

哥哥再也不写“小荷才露尖尖角”了。他在纸上横七竖八地画着线条。

我不能在这时问他写的是什么字，因为他会瞪着眼睛，说是“章草”。

“你不好好练字，我告诉外婆去！”我大声叫着跑开。

“告状精！”哥哥气鼓鼓的，但他拿我没办法，他今天的十张大字还没写完。

我没有去找外婆告状，我站在远远的地方，冲哥哥做鬼脸，“你欺负我，我不要你，我要马表哥！”

这就捅了马蜂窝。哥哥扔下毛笔，腾地站起身，冲我扑过来。

我飞快地跑到厨房，躲在外婆身后，嘤嘤地说：“坏哥哥要打我。”

外婆双手往后搂住我，斥责哥哥：“字写完了吗？”

哥哥泄了气，几乎是横冲直撞地回到书桌前，临走不忘恶狠狠地瞪我一眼。

但这种激怒哥哥的游戏，我很快就开始觉得无趣了，因为哥哥在练字、练琴，我只能一个人玩。而且我也不想跟哥哥一起玩了，他变得很乏味，总是愁眉苦脸，脾气也不好。

我想回家，想爸爸妈妈，想寒假结束。寒假之后，一年级的下学期就开始了，我将回到学校，见到那么多同学和朋友。可是那一天似乎遥遥无期，永不到来。

我在楼下的夹竹桃树下抠树皮，用萎黄却从不干枯的树叶做道具，玩过家家的游戏。三片树叶就可以拼贴成一个人形，一个是新娘，一个是新郎，他们结婚了，进入洞房后，他们会变成残疾。残疾要怎么办呢？拿掉一片树叶好了，两片树叶也能成一个人形。他们睡在一张大一些的树叶做成的床上。然后该怎么办呢？我想不出来。于是推倒所有的树叶，重新用三片树叶拼成一个人形。不是新娘，也不是新郎，是……马表哥吧。

那么他在做什么呢？他应该也跟哥哥一样，在练琴练字吧。他们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在做什么。只有我，什么也不知道。没人要求我去做什么，我不需要练琴，也不需要练字。外婆说女孩子就乖乖的，听话就好了。我很乖也很听话，但是我不快乐了。我从前似乎是快乐的，但我找不到从前那个快乐的自己了。

我站在夹竹桃树下，快要哭出来了。不，不能哭，外婆说过，乖女孩不能哭。

“你在做什么？”是外婆家隔壁的小笛哥哥，他站在我背后。

小笛哥哥快升初中了，有很多习题要做。外婆从不让我和哥哥去打扰他，况且我也没见过他几次，他总是背着大书包，埋着头匆匆地走路，像一只忍者神龟。

“我在想问题。”我头也不抬地说，我知道一抬头眼泪就会掉下来。

“嗬，小人还会想问题，想什么问题，我帮你想。”小笛哥哥挨着我蹲下来，弄乱了树叶做成的“马表哥”。我把头埋得更低，心里已经开始讨厌他了。

“小笛哥哥，”我说，“什么是离婚？”

“嗬，原来想这个问题。”他笑了，我奇怪地抬头看着他，忘记了泪水。我看见他额前的头发也是三七分的，比马表哥更像大人，我突然就觉出马表哥的幼稚来了。

“就是结婚的反义词。反义词，你懂吗？”

我点头，但仍觉得不太理解。又问：“那第三者呢？”

“这个，比较复杂了，”他停顿了一会儿，“你不需要想这个问题。”

“你也不知道。”我说。

“我当然知道！”他站起来，拍着胸脯，我仰头看他，脖子都酸了，“第三者就是第三个人，结婚的人是两个，后来又多了一个，就是第三者！”

我若有所思，“那不就是我吗？爸爸妈妈结婚，然后多了一个我。”

我没有说出口，因为小笛哥哥的样子，让我想起马表哥说“小孩子”的那个时刻，而那种感觉不太好。

“快回家吧！”小笛哥哥摸摸我的头发，我把头扭开了。小笛哥哥大概很有些惊讶，或尴尬。

我在跟自己赌气，顾不上理他。我两手撑在地上，仿佛大地是那个让我困扰的东西，我要立即把它们都推开，我一使劲，两脚就翘起来了。

我会翻筋斗了！

……

（未完，全文见《芒种》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