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村与城

郊区的春天是热闹的，也是空旷的。

那年我十八岁，第一次随了生产队岀工的人群走在田野里。

土地还没解冻，土路走上去硌得脚疼，一把镢头刨下去，只浅浅地刨开一层浮土，浮土下是道坚硬的白茬儿；麦苗却是绿的，天空是蓝的，太阳是金色的，鸟儿们在天上飞翔。一切都像是这土地的催化剂，估摸不会有几天了，土地再拗也拗不过时令的。

耳边响亮着各种叫喊声，年轻小伙儿的，中年汉子的，大姑娘小媳妇的，他们像是从不会小声说话，甚至有汉子对女人动手动脚。女人咯咯地笑着，一点不恼，仿佛到了个新世界，一时间什么什么都可以包容了。

在房子里窝屈了一个冬天，终于可以走岀来舒一舒筋骨了。况且冬天的窝屈不止是身体的，更有心理的，生产队的办公室里天天开会，不是传达上级指示，就是开哪个人的批斗会，身心太紧张了，太想把开会换成劳动了，挽一挽袖子，抡起镢头或铁锨，嘿地一声，所有的脏器都震颤了，所有的经络都疏通了，所有的不快都忘到脑后去了。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不快，那几个喜欢开会的人，一整个冬天都是神采飞扬的。生产队长也做不了他们的主，因为从上到下都是政治第一生产第二的。依了生产队长，冬天也是有农事可做的，比如拣砖头。田地里原有的一大片坟地被作为四旧铲平了，莫名其妙地岀现了遍地的砖头瓦块。可会议排得满满的，生产队长找不出一天的空来。生产队长见了那几个，脸总是黑着。那几个也不便把他咋样，因为他太懂生产了，早就有调他当大队长的传言了，有一天当了大队长，他们就再没和他平起平坐的份儿了。

但除了生产队长，其他人他们就全不放在眼里了。比如那些张口就能来词儿的文化人，比如那些晩上抬腿就往大门里去的人。至于那些地富反坏及其子女，就更是不必正眼瞧他们，即便是骂上几句打上几巴掌，他们屁都不敢放一个。

往大门里去其实是往我家去。这一街的人，晚上去我家就像去公共场所一样。总有几个能聊的，总有一些喜欢听聊的，聚在一起就没完没了地聊啊聊。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是这样的，据说我们家住的房子从前是个大药房，门是朝街开的，屋中央有个青砖垒就的大火炉，人们有事没事就爱往药房跑。那时我曾祖父是远近闻名的中医，药房就是他开起来的。曾祖父去世后爷爷抽上了大烟，家产就一点点地让他败光了，最后只剩了这一处药房。只不过后来，朝街的门改为朝院子里开了，须先走进大门里，再走进二门里，见到一块小小的长方形的院子，那朝院子开的门也就见到了。

大门是真大，赶进一辆马车，不，开进一辆大卡车都绰绰有余。晚上，两扇大门是只关不插，因为大门里住了四户人家，还因为门插太沉了，插上插下的都嫌太费力气。不过后来有一天两扇大门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门内的人议论了几天就作罢了，猜测八成是公用了，私物公用的事是很多的，不作罢也得作罢。

对人们来我家，我一点不喜欢，天天盼着有自个儿的一间屋。可家里人是欢迎的，他们把房间永远收拾得一尘不染，桌上永远有一壶沏好的花茶，大大小小的椅子、板凳永远依次摆列得整整齐齐。他们总是说，一条街上住着，不能过成独门小户。

在我的印象里，这条街常来我家的人能占上少半。我相信人和狗一样，是凭了嗅觉往一起凑的，那些从没来过我家的人，除了几个喜欢开会的，还有喜欢忙碌家务的，还有喜欢钻研中医、木工的，还有喜欢一起玩耍的女孩儿们。而来我家的人，闲来无事的居多，就像话剧《茶馆》里的人，说的话都是于现实没用的，却又都要争抢着说出来。

我有时坐在炕头儿上听一会儿，更多的时候是跑岀去和女孩儿们聚在一起。那是这条街上的另一个聚集点，没有男人，没有小孩子，一色的与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年轻女孩儿。

那是座和我家大小不相上下的院子，院子里有棵粗大蓬勃的酸枣树，在结酸枣的日子，院儿里的石桌上总有个竹编的小筐，筐里盛满了红艳艳的酸枣。我们一伙女孩儿围坐了石桌，贪婪地吃那枣子。这家女孩儿的母亲便笑着看我们吃，那双青春少女一样的眼睛充满善意，让我们的贪吃愈发地无所顾忌。

那母亲的眼睛喜欢眯起来，细长细长的，一旦睁开却又大又亮，和她女儿的眼睛一模一样。女儿叫玲，我们都羡慕她有这样的母亲。但我们不喜欢她的父亲，她父亲很大男子主义，在家里基本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张脸很少有笑模样，没事时喜欢捧了一本书看。尽管这样我们还是照去不误，因为他很少说话，于我们就像不存在一样。当然还因为她家就像我家一样干净、宽敞，老式的方桌、座椅，精致的茶壶茶碗，茶壶永远是烫手的，壶旁边永远有块湿漉漉的干净的抹布。

玲也在出工的队伍里，她和我一人背了一只粪筐，并排走着。她也是安静的，也喜欢把眼睛眯起来，视线通常朝了远方。我听到她说，城里人开春儿也不知在干什么。

她的视线是西南方向，那里有高高的楼房和冒了白烟、黑烟、红烟的烟囱。冒红烟的烟囱离我们最近，刮西南风时，一股臭电池一样的味道会丝丝缕缕地被我们闻到。那是座新建的化肥厂，化肥厂墙外就有我们生产队的地块。听说去年那块地种了棉花，棉花枝子长得又矮又小，棉花上落满了烟灰，结果算下来，比别的棉花地少了大半的收成。可化肥厂是国家建的，小局服从大局、个人服从国家是大报小报多年来的宣传，村人们再心疼棉花，又能有什么办法？

我就说，他们哪管什么开春儿不开春儿的，春夏秋冬都呆在房子里。

我知道玲要的不是这样的回答，她对城市抱了美好的向往。我们一伙女孩儿曾搭伴儿去过城里，逛了公园，去了商场，看了电影。她对城市的感觉，就是对公园、商场、电影院的感觉。

无论怎样，我们是要开始干农活儿了。面前除了麦田，还有大片的闲田，还有少量用塑料薄膜覆盖的菜田，它们的绿色、褐色、白色，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却没有半点的绚丽多彩，反而显得有些空旷、乏味。

同样地，阳光照耀的城市那边，却是金碧辉煌，光彩夺目，有一种童话世界的感觉。

我们的西北方，是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它与变幻莫测的天色相连，因此有时清晰可见，有时就像隐藏在迷雾里，隐约，遥远，远不如城市于我们的切近。但太阳的落山是离不开它的，它就如同太阳的一个家，太阳在天空里玩耍了一天，乏了累了，一准儿就往它那里去了。我们曾多少次看过太阳回家，漫天的彩霞陪衬着它，所有的村庄、田野都被它渲染得图画一般，近在咫尺的村庄、田野竟一时间和我们拉开了距离，变得陌生起来了。

由此我们便得岀结论：近前是乏味的，远方才是美好的，总有一天，我们要离开乏味，走向美好的远方。

我们背了粪筐停在一块褐色的闲地，闲地里到处可见散落的砖头瓦块。我们弯下腰，一块一块地把砖头瓦块捡到粪筐里。砖头瓦块沉甸甸的，像是很有些历史了，有的还刻有好看的纹路。隐约地听人说过，这里曾是座古城，我们过去岀村就能看到的两座土坡，便是古城的遗迹。两座土坡各有二三百米长，高有十多米，小时候我们常上去玩儿。但这两年农业学大寨，两座土坡靠人拉小车，已经一车一车地移到村北的沙滩上去了。我们捡砖头的地块和两座土坡离得不远，砖头瓦块是它们的共有也说不定。但没人去管这些，学大寨要紧，捡砖头要紧。我们也顾不得去管，捡几块扔进筐里就忍不住要搓一搓冻红的双手。春天来了，冬寒却还迟迟不肯离去，我们穿了冬季的棉袄棉裤，劳动在开春的季节里。

多少年后，我们终于告别近前的村庄，走向了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在这城市里我们才听说，经考古专家认证，那两座被平掉的土坡果然就是古城墙遗址，最早起于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城的名字叫东垣。噢，战国时期，也太遥远了，和现在的我们已毫无关联。可我们捡过的砖头瓦块，若真有几块属于东垣古城，古城的气息虽远犹近，又怎能说毫无关联呢？

不过现实中的人永远是浅近的，顶多就能看到可看到的城市。我们正是这样，且对身在其中的地方永远有乏味的感觉，而我们向往的对象，又一次变成了远方，那是更远方的城市甚至更远方的国家。

……

（全文请阅读《长城》2021年第4期）

【作者简介：何玉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文学》编辑、《长城》副主编、河北省作协创作室主任。已出版和发表长篇小说《冬季与迷醉》、《葵花》、《前街后街》、《瞬间与永恒》等7部，小说集《天外之音》、《楼下楼上》等，发表中短篇小说200余篇，多篇获奖、被书刊选载和被翻译成英文、日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