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艺》2021年第2期｜李骏：晚来秋
1
本世纪初，我在总部干部部门借调帮助工作的那几年，负责干部转业。
干部转业是个难做的工作，地球人都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很丰满：一是革命军人们穿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军装，都舍不得脱，舍不得离开这支队伍；二是到了地方，工作安置非常困难，革命军人平时操枪弄炮、谋战打仗、拿刀舞墨，到了地方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并非易事；三是革命军人向后转，要带着整个家庭向后转，家属就业孩子转学都得重新开始……
还有更难的，是遇上大裁军季节，部队响应军委的号召，一年之内就有两个批次的军人转业移交，这在历史上也不多见。过去一年一度的转业干部，都让部队与地方忙得团团转，何况一年有两批呢？在转业之外，这一年系统内还有四个直属单位几万人整体移交地方，让转业战线顿时变得空前忙碌无比。
我们转业办仝主任那时还没有调上将军，只是一个副帅级干部。按同事的话说，“操的是军委领导的心”。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们：“要为统帅分忧，为党和军队分忧。特别转业干部一旦确定了转业，显得比较弱势，我们要把他们下半辈子的大事关心好，安置一个人就是稳定一个家庭，稳定一个家庭就是稳定一个小社会。不仅广大转业干部看着我们，全军将士也关注我们，安置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
领导每次说得柔声细雨，让人信服。关键时刻，他还身先士卒，身体力行。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三道四，几乎天天跟着他加班，不是埋头在办公室里审定条件、填写表格、查找资料，就是审定转业职级，确定安置去向，还要对上协调国务院军转办、全军安置领导小组以及地方各省人事厅，对下还要协调各个直属单位的特殊情况。那时的总部真叫总部，管理的单位特别多，看上去权力也很大。光我们体系，军以上的单位就有十几个，开会时将军们一坐就是几排。转业办虽然设在干部部，听上去也是个比较牛逼的单位，但办公室的老张说，“啥呀，驴子屎外面光，一个单位也分三六九等呢”。的确，干部系统热门的部门在于那些涉及晋职晋级、调动配备、招生分配与出国留学的组别，那都属于锦上添花的好事部门，而转业办排在最后。这也难怪，因为转业办的任务，是要把转业干部从军队送出去。仝主任常教育我们说：“有人说，世上最难做的有两种工作，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在别人的脑袋里，二是把别人的钱装入自己的口袋里。而我们呢，则是第三种——从事转业工作之所以光荣，就是要把那些从老百姓中来的、在这个队伍里百炼成钢的军人，再送到老百姓的队伍中去。穿军装不易，脱军装更难，但难就能体现我们转业办的水平。”为了安慰我们，他还说：“锦上添花不算啥，雪中送炭才叫本事。”我们在他的激励打气下，抱着“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日夜奋战在安置一线。有限的几个人，要送走整个大单位一年四、五千人的安置量，个个忙得像陀螺。时间长了，我们便有些吃不消，日子过得总像清汤寡水，人也累得黄皮寡瘦。与其他红红火火的部门相比，有人甚至怀疑我们还生活在第三世界，与大腹便便的他们似乎不在同一个星球。所以，难免我们中间的个别人——当然可能也包括我，基本上都趁仝主任不在办公室时，发过一定的牢骚，觉得这日子不像日子，还不如直接到基层部队的训练场上，真刀真枪的干干。种田的父亲听说我有十几年都没有摸过枪，他用盛满了怀疑的眼光问：“那你还算得上是一个军人吗？”我很惭愧，不敢回答。父亲又问：“那你们整天忙啥呢？”
我不敢说我们在发牢骚。因为每当有牢骚的气氛酝酿时，我们办公室的老张——一个头发由农村包围城市的“老军转”，从下面单位借调来帮助了十几年的工作——动不动就说：“你们才干几年，我来转业办帮忙十几年了，哪一年也没有闲过。年轻人，苦事也是个锻炼人的事。”
他说的是实话。虽然以往干部部门中，其他口出的干部比较多，但转业口上偶尔也蹦出那么一两个。长久以来，在这个相当于地方组织部与人事部的部门，总是要比别的部门令人高看那么一眼。但具体到业务归口，转业口的确是个不太招人待见的地方。就像父母生了一堆孩子，总有些孩子被忽略一样，长子才有可能继承皇位——你办不了大事，也办不了那些锦上添花的事，自然是“屁股决定脑袋”，往后靠。转业办要做的事，就是要顺利送走那些曾经入伍多年的老兵们，而一批又一批干部，有几个舍得离开这块洒下了青春与热血的营盘？平时穿着军装不觉得，但一提脱军装有多少人哭啊。
仝主任：“对转业办来说，提高离队报到率是个永恒的主题，过程怎么样我不管，我只要结果。”总政每个季节通报一次，排个座次，我们便每个月通报一次。谁座次靠后谁脸红。所以，为了提高安置率与报到率，转业办出差的机会就比较多，都是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去推荐、去求人。为了安置好每一个干部，都得反复与地方人事、组织、民政等部门打交道，费力费心费神费酒水。不少人在转业办工作几年下来，便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光荣传统”——不是脂肪肝，就是糖尿病与痛风，除去加班熬夜不锻炼的因素外，有人说这都是吃出来的病。为了转业干部，转业办与各地的联络员们，都是拼了，以致于有人笑称“白天不懂夜的黑，基本没有星期天”，也有个别人为了完成任务，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与老婆背靠背”。这种生活，有时让我在深夜怀疑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总是觉得挺对不起这身绿军装的。
但我们的转业办主任，那个长得帅气又特别有男人味的领导，总是要拔高我们职业的意义：“同志们别忘了，别人是锦上添花，我们是雪中送炭啊。”如果工作上稍有懈怠，他就会找你谈心。谈心也不是那种和风细雨，温柔体贴，而是动不动就要骂你几句，批评得你体无完肤，有时甚至还想踹你几脚，你有什么办法呢？对一个打过仗的老兵而言，他总是让你心服口服地怀着羞愧之心，跟着他熬夜、出差和干革命。有次，我们去外地出差，遇上打雷下雨，飞机剧烈颠簸抖动，怎么也降不下来。我看了看他，他闭着眼不说话。等飞机调头降在另一个小城机场时，他才问我知道刚才的危险不。我说知道啊。他说：“我看你像没事似的。”我说：“当时我觉得遇上了，但有事也没办法呀，只好听天由命呗。”他气得骂我“傻”。
其实，我去转业办也是偶然。当初上级借调时说，帮助写几个材料就回来。我去了后才知道，就是他们在年度干部系统工作开局时，每年要组织一次任务布置会。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写总部机关两个领导的讲话。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上将中将，所以显得特别紧张，生怕写不好。其实呢，材料的路子都是转业办主任定的，我要做的，也就是打个基础，按仝主任定的调子，起草一下基本的东西，当作靶子被他们“批评斧正”。这一年赶上了春秋两批干部转业，总部首长特别重视，为此都要亲自出席这个会议并作讲话，因此材料的好坏显得尤其重要，光准备工作就提前做了整整一个月。那次，总部从基层单位共借调了五个人来一起写材料，我承包了其中两个，他们各自分工一个。写完初稿后，我的侥幸顺利过关。他们还在改来改去，但总算都完成了任务。在开了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后，我们就准备回原单位去了，过去都是这样的——总部机关嘛，工作干不完就借调基层干部，等活干完了大家便作鸟兽散——而这次，在其他四个人确定走后，转业办的仝主任却找我谈了一次话。我当时想，人要回去，还谈个什么话啊？我原来的单位也是军级机关，虽然是下属单位，但上面写个评价什么的，到了我们那里也不怎么值钱。我们单位更在乎你在不在位，干了多少，所有评价只是个参考。
仝主任坐在办公桌前，呷了一口绿茶，先是讲了一通转业工作的神圣与伟大意义后，才绕了一个弯，说我的材料虽然不是特别出色，但基本上也还可以。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大家认为我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还比较厚道又肯干，适合于做转业工作。谈话绕了一大个大圈后又绕了回来，基本上都是他在说我在听。总之，他最后表达的意思，就是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
按一般人的想法，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在部队干的年轻人，谁不愿意到干部部门去呀。干部部门出的人才很多，领导最多。更何况是总部的干部部门呢？一般人听到这，可能早就心跳加速了。但我是我，我不一样。我从边防基层部队出来的，一直干宣传，觉得自己还是干宣传得心应手。干部部门的人呢？太严肃，又神秘。其实吧，这个令人仰望的职业也不好干，而且我特别不愿意去填写一个个人的表格，从年龄、籍贯、性别到入伍、入党年月再到个人的履历，一摞又一摞的表格就把人弄的头昏眼花、精疲力竭。再说，感觉到同事之间都是“灯下黑”，你分管的事我不插手，我负责的事你也别问，都是规矩，干部工作就是嘴要严嘛，按仝主任的话说，就是“不能跑风漏气”。但往往呢，实际操作层面上，“你的事我的事都成了大家的事”，掌管人的前途命运与切身利益，关心的人就多嘛。当时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回去干宣传好，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政治教育，无论是新闻宣传还是文化建设，自己每个岗位都干过，轻车熟路，无须劳神费力。有时我也反省自己——人的惰性就是这样形成的——在一个圈混久了，人头熟悉了，干什么得心应手了，也就不想挪窝了。关键还有一条，我觉得干部部门的人都充满着神秘感，让人望而生畏，而经常还要统计上报这数字那数字，我觉得一个高中生把电脑玩熟了就可以干，让那么多大校干，情何以堪啊。
但仝主任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他先是描绘了总部机关的发展前景，“你看哪个单位的政委不是从干部部门下来的？组干宣保，组干两个部门出的将军多。你就不想当将军吗？”我那时才是一个刚从正连职调到副营级的干部，离当将军十万八千里。我心里想说，“你赶紧调个将军，我们好沾光”，但话还没有蹦出口，他的话又续上了，好像是在茶杯中续了一次水：“干部工作是管人的工作，管人是最高的境界，锻炼人不说，以后无论从事什么样的管理，这都是一门学问”。他说得相当诚恳，完全没有逼你的意思，也不像平时那样工作没干好把脸拉下来，而是一脸的笑意。总之三下五除二，他从不拖泥带水，还没等我最后表态，他却先下了最后结论：“好，你不说话就是同意了。同意了就踏踏实实、扎扎实实、老老实实的好好在这里干。”
我还想说让我考虑考虑，他却站起来说：“我还要开会，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你全力协助柴干事的工作，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是军转战线上的老同志，工作经验足，理论水平高，不懂的就多向他请教。干部问题嘛，大多是政策问题，政策问题嘛，出不得一点差错。”
他说话就起身出了门，到部里开会去了。我看他走到路口的背景，还想他要是回头来，我就告诉他我不太愿意。但他根本没有回头的意思，碰到培训组的组长还打了一个哈哈，径直下楼去了。
我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留下来了。而且这一干，就是三年。
2
记得当兵第一天，新兵班长就告诉我们：“不该说的不说，不要问的不问，不能看的不看”。
这话有理。在干部部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三年借调中，我们见证了总部及总部各单位关于改革的种种进程，特别是对每个领导的进退走留、升降聚散，官方通知与小道消息，基本上可以写部长篇。但我不会写。因为有些事不是想写就可以写的，哪怕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年轻转动了一年又一年。人不在的，你要避讳；人还在的，你得让人活。所以，这十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写过干部部门的任何一篇文章，为尊者讳，为卑者默，人生不就是这样么。
但有些事，也是可以说说的。比如有一天，东门的传达室哨兵打来电话，说是一个中年人，要求到转业办来反映情况。具体什么情况，哨兵在电话里讲，那个中年人不说，他也不告诉他要找谁。哨兵问：“是不是要把他放进来？”
如果换在平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接到这类电话，如果不是找具体的人，按老干事们的经验，还是拒绝为好。好多这样来的人，总是到总部来提这样那样不合理的要求，翻来覆去的打嘴仗，遇上难缠的人一缠可能就是几年甚至于几十年，让人不得停歇！
但仝主任接管转业这项工作后，明确规定：“要为每一个转业干部排忧解难！他们像你们一样穿过军装，曾经是军人，就必须对他们的每一项利益负责！”遇到有怀疑目光的，仝主任就警告说：“你也要不得瑟，没准哪天你转业了，就是其中的一份子了。这样的事还少吗？”
按照他的规定，人人来访不拒，个个找事不推，事情件件不拖，难题难点不骗……所以，说我们转业办的人忙，那是相当正常的。而且那个时候还不像今天的十八大后，政策就是政策，规矩就是规矩，标准就是标准，一切的刚性都用一把刀子来切、一条直线来核、一把尺子来量。那时的政策虽然也带有刚性，但经常摇晃。我们常常见到基层的一些历史事实是，只要是告的、闹的、骂的、叫的、狠的，要跳楼的，拿刀子威胁的……不管有没有理，许多单位为了息事宁人，便让部分人的不合理要求尽可能在政策空白处让他们得到满足，算是把事情解决在了萌芽状态。但有的单位，遇上领导叫真，或者是个别人会打太极，会推会拖会躲甚至于会蒙，涉及的人事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一拖往往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小事拖成大事，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在转业这个口，上级领导年年强调就是提高离队报到率，但有的单位是债多不用愁，批评多了脸皮厚，总是年年垫底，报到率怎么也上去。所以个别单位能用钱解决的，就力争用钱去解决——换一个领导的话是，“能用钱解决的还算个事吗？”
我去了转业办后，才发现干部工作不像宣传工作那样单纯。宣传工作只跟着上级走、紧跟形势走、结合实际干就可以了，但干部政策包罗万象，许多改革政策又没有连续性，便滋生了一堆问题。加之许多本来非常优秀的干部，一转业或者一退休，不知怎么的瞬间就变脸成了“问题人”！这个现象不少各单位都有，还真的都不是少数。更可气的，是有些平时做别人工作一套又一套的人，转眼退了或者转了，就脸一变成为另一种人了。这便造成了几乎每个单位都有那么一两个特别难缠的，天天要，天天闹，天天骂，天天威胁不是要跳楼就是要上首都天安门，既牵扯了领导机关的精力，又增加了转业成本。其中还有极少数人，最后真的演变成长安街与黄寺大街附近的长期缠访闹访人员，搅得单位不得安生。
我们办公室的柴干事说：“这像什么话！过去当兵的抢着上战场，抢着把最危险的地方和最困难的事让给自己，如今呢？不少人抢着趁退休与转业之机，要钱要物要房子要待遇！这还叫干部吗？还算穿过军装吗？”
为此，柴干事老是讽刺我们宣传部门，“一定是你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怎么过去的一些好干部，竟然成了今天的样子？”
柴干事这样一说，我便很为宣传部门惭愧。但惭愧归惭愧，活还得接着干。所以接到门口传达室打来这样的电话，我们往往就会头痛，血压会骤然彪升。而办公室的老柴，总是把这些事交给我去处理。
老柴是私下我们的叫法。他也是老同志，上校副师，与转业办仝主任是一个级别。只不过仝主任的副师已干了八年，再不解决，两年后就要退休了。而老柴不一样，老柴年轻着呢，副师扛的还是上校军衔，可以想像他进步有多快。他是从基层部队一步步干出来的，遇上全军干部大交流，他从组织口转行到了干部口，业绩突出，一下便选到总部机关来了。军区的领导甚至亲自送他报到，让他在总部好好干，以后有机会要多关心军区的发展。他原来在军区组织部，也是天天加班写材料，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因此到总部机关表现很好，这种处理上访的事处理得多了，当然也处理得烦了。现在，这活刚好找到了接班人，他也就顺手甩给我了。对于处理这样的历史疑难问题，他教给我的方法是：“如果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千万不能给他希望。不然，口子一开，河水变成海水，最后海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我那时刚接触转业工作，除了日常事务，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里背政策规定。延续了多年的转业政策，可以说至到今天也没有大的改变。有人总是说转业政策走入了死胡同，但这条胡同的通道总是通的。因此，那时我最怕的就是仝主任冷不丁的会拿政策问题考我们。那时他虽然还扛着大校军衔，也没有调正师，但工作积极性却相当高，仿佛浑身上下总有使不完的劲。一来二去，在他的带领下，他居然把大家并不看好的转业工作，干得总是风生水起，无论是大单位排名还是在所属单位的基层，大家不免会高看一眼。即使直属单位总有个别的部门拖了后腿，特别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单位，怎么扬鞭也奋不了蹄的情况下，但与大单位横向比，我们体系虽然并不最靠前，但报到率也从来不是最落后。总政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甚至笑话他说：“老仝呀，会干工作的，总是把不重要的岗位干得重要了，而不会干工作的，常常把重要的岗位干得不重要了。佩服啊。”仝主任也不怕人家官大，笑着说：“这样的干部你们还不提拔，那你们要想想群众会怎么议论啊。”人家听了便不言语了。
为此，办公室的柴干事也老是笑话他：“天天乐呵呵的，也不考虑一下自己的进步。”
仝主任听了总是一笑：“即使我退休，也不一定轮到你接班，别急啊。”
他们这样一说，办公室的人都哈哈大笑。虽然作为干部部门中的弱势群体，由此就可以看到我们转业办的人还是很团结的，至少玩笑是可以开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大家虽然分工有别，但遇上谁有什么杂事难题，互相之间都相互帮衬。
我接到哨兵的电话后，一边按住话筒，一边按例对柴干事作了汇报。柴干事只说了一句原则话：“按政策规定来。”
这是柴干事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就像报纸上的表态一样，怎么讲怎么听都没有错。而且什么时候也都没有错。我只好说了一声“啊”，便在电话里让哨兵放行，让那个人进来。
我们的办公楼，后来一个门禁接着一门禁，外面的人想进来还是挺难的。怕那个人找不到办公室，我就下楼去接了他一趟。
在办公楼下，我老远便见一个黑胖黑胖的中年人，弓着腰背着一个破挎包，疾步走来。
我问：“是刚才打电话的程先生吗？”
他连忙抬起头来说是，并问我是不是贺干事。我也说是。两个人握了手，他一边点头一边哈了好几次腰。接着，他掏出一只杂牌烟递给我，我说不抽烟。
他说：“总部机关还有不抽烟的么？”
我说：“总部机关不抽烟的人多着呀。”
他说：“不抽烟你们怎么写材料？”
我笑了说：“总部机关难道就是写材料的？即使写材料，难道非要抽烟才能写？看来，你对部队还相当了解呀。”
他说：“我跑了好多个层级的单位了。你们机关人，不容易。”
他以为我是谦虚，连续推了好几次，看到我真的不抽才算了。推搡过程中，我看到他掏烟的手不仅熏得黑黄，指甲里还黑乎乎的。我带他上了楼，来到会议室。我又给他倒了一杯水，他连忙站起来，又弯着腰给我表示谢意。我出去请示了一下柴干事，问他参加不。柴干事说：“一般都是来反映情况的，你先接待一下，看什么问题再说。”
我回到会议室，他连忙站起来。我让他坐下说，并问他什么事。
他从那个破烂的挎包里掏出一叠材料递给我说：“我叫程再方，是来找你们给我父亲开一个证明，证明我父亲程方正曾是一名军人。”
我说：“军人转业时都要转业证，给当地就可以证明啊。”
他说：“我父亲程方正是参加朝鲜战争下来的，他有退役证，但当地不认了。”他一说眼泪突然流下来了：“贺干事，我父亲在战场上负伤了，惨呀，损失了一条腿。”
我一听是参加过抗美的，立即肃然起敬。
我说：“那是老兵啊。为什么当地不认呢？”
他摊开材料说：“证明有呀，你看，入伍证，退伍证，都有。但地方就是不认。”
我看一下说：“看样子是有的呀，地方为什么会不认呢？再说，你们为什么不找当地武装部门、民政局或当年的老部队，而找到总部来了？”
他听后顿时气呼呼地说：“贺干事，当地说只有总部的证明才有效，连军区的证明都没用。因为当年不是按军区划分的。民政局说，军区以下的证明根本没有用。”
我感到很奇怪，又问：“你为什么不找其他的总部，单单找到我们的部门呢？”
他说：“我父亲是后勤系统的兵，他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搞后勤的战士。但他们团在前线打仗时，他所属的连里战友们都牺牲了！战场上急需人手增援，他便临时由负责做饭送饭、拿勺拿铲的炊事班长，改成荷枪实弹的战士，直接到了一线了。”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不禁肃然起敬。我于是认真地翻阅他带来的材料。那些材料中既有原件，也有复印件。比如在入伍的原件中，我还看到了彭老总的大印章。因为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同时研究过一些战史，一看那个印就像是真的。
我又翻他的退伍证。这个是复印件，字都是繁体的，看上去也不像是假的。但我还是习惯性地问了一句：“怎么不是简体字？”
他反应很快：“国家简体字第一版是1955年定的。”
我说：“可朝鲜战争是1953年就结束了呀。”
他说：“那时简体字在东北还没有推开。当时部队用的还是繁体字。”
我又问他父亲所在的具体部队在哪。
他指着那堆纸上说：“我父亲的部队早就解散了，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新的世纪，五十多年过去了。部队多次整编，早就没有这个番号了。”
我说：“我们还得查找到相关资料，比如过去部队的名册。”
他怔了一下：“你们还能找得到名册吗？”
我说：“我们库里有个后勤方面的名册，如果他的名字在上面的话，就好办。如果没有话呢……那只能抱歉了。否则只凭您的复印件，的确是不能认定他的身份的。”
程再方一听这样，站起来激动地说：“贺干事，请你们赶紧找呀，找到了就好。我父亲现在生活非常困难，急需组织上的帮助。”
我问他父亲现在什么状况。
他说：“你不知道啊，我父亲从朝鲜战场下来后，因为负伤，只能进工厂，当时东北的工厂，都还是很红火的。特别是苏联支援后，工业发展很快。但后来，老毛子走了，加上八十年代后期，厂子里的效益渐渐的便不好了。慢慢的工人们发不出工资，最后就全垮了。我父亲也像大家一样，被买断工龄，就是一次性的那种。贺干事，他干革命六十年呀，最后六万块钱就打发了。而现在，他老年多病，连上医院的钱都没有了。我们当地说，如果能证明他是军人，就有相应的补助待遇。特别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有特别的待遇，至少能解决他穿衣吃饭与看病的问题……他的确打过仗呀，这样我们都让他到老部队来找。但他不干。同志，你行行好呀，一定要早点把这事落实了。我父亲都七十多岁了，也活不了多少年了……”
他说着，眼里挤出了眼泪。
我听了也很同情，连忙把他安抚在座位上。作为共和国新一代的军人，虽然我们没有上过战场，但从感情上讲，对那些打过仗的人，总是发自于内心的尊敬。因此，我安慰他说：“你放心，只要能找到，我一定会给你开证明。但这是个浩大的工程，必须得到库房翻资料。再说，库房里的名册上，到底有没有他的名字，对不对得上，还是个问题，请你理解啊。”
他一听有些急，又从桌子那边站了起来：“这些材料，都是我父亲私下保留的。以往没有让我们知道，我有一天无意中翻到的。从小到大，我父亲从来没对我讲他是个军人。直到我发现这些材料后，才知道他曾当过兵，上过战场。他从前却根本就没有对我们讲过这些。”
我问：“你父亲现在靠什么生活呢？”
他说：“你不知道我父亲有多可怜！厂子垮后，他主要靠给别人看门有点收入。没事了还捡垃圾卖点钱度日……”
我听了很辛酸，马上表态说：“你放心，我立即把这个情况向部里汇报，争取早日有个结果。”
他问什么时候能出结果，我说只能尽快，但具体的日子，也不好说。这是事实。于是，我让他先回去等着。他着急地说：“我父亲都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等几天啊？“
我说：“我一定尽快，你放心。”
他嘟噜了一句，我没听清。最后，他搓了半天的手，才终于犹犹豫豫地说：“贺干事，这事你一定要重视，我见你们总部机关的一面多难！再说，我来去的火车票汽车票谁给报啊？”
我怔了一下说：“抱歉啊老程同志，我们虽然接待上访，但不负责报销任何费用，也没有这个预算。这个只能你自理了。”说完，我怕他多心，又加了一句：“其实，你完全可以让当地武装部出面或寄信来函解决啊。”
他说：“我要信他们就鬼了！也不是没有找过，找了多次，他们全都推给上级，说只有上级能办这个事！我过去也分别给有关部门寄过信件，但没有一个部门回复。”
我不好接他的话，两个人便沉默了一会。这时刚好到了吃饭的时间，我说：“你等一会，先喝点水，我出去一下。”
我到饭堂打了两份盒饭，把其中的一盒给他，自己留了一份。我说：“吃吧，正好到了点。”
他怔了一下：“贺干事，这饭挺贵吧？”
我说：“不贵，不要你的钱。”
他说：“那不太好吧。让你自掏腰包，那我不欠你的了？”
我不好意思地说：“在我们内部食堂买的，不贵。”
他这才下箸。
我边吃边问：“你父亲现在身体如何？”
他说：“差得很，老是咳嗽。我有时担心他一咳嗽，就回不过气来了。”
我说：“那么多年，你们为何不向上反映呢？”
他说：“小贺干事，你不知道，我以往根本不知道我爸是个军人，更不知道他上过战场。连他的脚负伤，他从小到大都骗我说是车祸呢。再到后来，我知道他是军人后，向上反映了也没有人理。”
我由衷地说：“老革命真是高风亮节呀。”
他说：“小贺同志，人不到最困难的时候，谁愿意给组织上添麻烦？你就帮帮我们吧。我们一家都没有工作，东北企业现在非常不景气，说句不好听的话，捡到烂的菜叶帮就算好的了。有的人，媳妇出去做那个，老公在旁边放风……”
我被米饭呛了一下，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我放下盒饭说：“你放心，这事我会尽快查明的。”
他说：“好的好的，贺干事，你行行好。如果证明了，我们就能享受当地政府的待遇了。”
我说：“这样的老革命，老英雄，我们应该号召学习才对。你放心，我尽全力查找证明。”
他的泪在眼里打了一个圈，又缩回去了。他猛地站起来，突然鞠了躬说：“谢谢贺干事，你是个好人。”
我说：“你先回去等着。我会在第一时间回音。一是要细细的找，二是找到了，还要上件层层报批才行。”
他想说什么，但终于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
离开前，他回头又给我鞠了一躬：“贺干事，你是我上访以来，第一个认真听了全程又是第一个请我吃饭的人，你的恩我会记着。”
我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他说：“就这个，我相信你。我回家去等着。希望你尽快给我一个结果啊。”
我说好。他留了电话，一步一回头地走了。从幽深的楼道里，我看到他沧桑的影子消失在楼道的尽头，说不清为什么，我站了好久才回自己的办公室。
3
下午上班时，我对柴干事汇报了上午接待的情况。
柴干事当时在写一个讲话。他没吱声。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便又重复了一次。他抬起头来说：“这样的事不是一件两件，这样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你都知道怎么处理呀。”
我也没多想，便说好。于是便动员老革命老张，一起到库房帮我找材料。老张是部里有名的政策通，对部里的资料库房也管理了多年，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他比较熟悉。但老张说：“现在这批转业的档案都没审完呢。都要得急，你只有晚上加班找了。”
我愣了一下，觉得自己年轻，对老张这样说话是不是不合适。但我明白，老张也不是不愿意帮我找，而是他过去办理这样的事情太多，多数都查不到原始档案，最后只有不了了之，白费力。的确，由于时代久远，加之过去的资料不全，在浩瀚的故纸堆中找一份过去军人的履历，有点像大海捞针。
过去，转业办的仝主任教育我们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一袋袋的发黄的纸，他们装着的，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许多同志牺牲了，有的连个亲人都没有。有的即使有了亲人，却不知道亲人在哪里。许多人虽然只留了一个名字和单位，一串数字，却与这个世界阴阳相隔，亲人们该是多么痛苦！”
别人这样说，可能大家觉得就像报纸上讲话一样轻飘，但仝主任这样说，大家便立马肃然起敬。因为仝主任年轻时，也去南线轮战过。当年他是主动申请的，因为头脑机灵，他在前线当了一名侦察兵，经常负责去前沿阵地“抓舌头”，好几次差点就把青春报销在老山边境。我们都不敢把自己与仝主任比，因为这一比自己便马上小下去了。人家穿军装，好歹打过仗呀。我们穿了十年二十年军装，除新兵连摸过枪投过弹外，进入机关连新式的枪枝弹药长的什么样，也仅是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样，从电视中才能看到；或者是偶尔下部队检查调研时，才可以摸一摸。有时部队领导也让我们打，但我们不敢打，不是心里害怕，而是害怕打不好丢人。所以，仝主任总是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人，努力办好每一件事。不管是什么人的什么事，都要尽力去做，不留遗憾。”
仝主任说得容易，我们做起来很难。有时大家为一个转业干部的安置，就要花上十天半月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跟踪督导。一年那么多干部，后勤系统大都又是知识分子，转业后多数人还想转行进公务员与事业单位，哪有那么容易？
但仝主任说了，他也带头做了，我们也得跟着干。柴干事好几次讲，“转业这活不是人干的”。他虽然这么说，但还是得带头把活干好，天天加班熬夜，他又喜欢抽烟，办公室里经常弄得全是烟雾萦绕。他走到哪里，便把烟味散在哪里，以至于老长一段时间，他人还没有进办公室，我就知道他来上班了。
领导们都这样干，我们也得紧跟上。老张那么大岁数的人，借调帮助工作都干得快退休了，头发也越来越少，却还没有正式调入总部机关，但他仍然兢兢业业的。为此，仝主任老是叹息说：“唉，说了还是不算，让你们受委屈了。好在我们的事业是为军队建设的事业，不管受不受委屈，我们干好心安。”在仝主任手下干工作，能不心安吗？好在老张从无怨言，除了本职工作外，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把库房整理得干净整齐，井然有序。每一排架子上，什么时候的资料，都按时间地域或隶属单位，标得清清楚楚。
从老张让我自己查找的那天夜里开始，我几乎天天到办公室加班，一本名册接着一本名册地翻阅。每本名册都散发出一种霉味，让人闻起来很不舒服，但我还是特别希望眼睛里突然便蹦出“程方正”的名字。
第一晚，我翻了整整四个小时，一无所获。
在每本密密麻麻的名册中，几乎都是这样同样标准的格式：
刘向晖，辽宁省沈阳市人，1930年生，1948年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后方勤务部XX团XX营战士；
李文朝，湖北省红安县人，1934年生，1949年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后方勤务部XX团战士；
陈春天，河南省周口市人，1926年生，1942年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后方勤务部XX独立团XX连战士；
沈志国，甘肃武威市人，1924年生，1950年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后方勤务部XX直属队战士……
我边翻还边感到特别奇怪，这个叫沈志国的甘肃人，怎么到了26岁才去当兵呢？
其实，感到奇怪不止如此。那些花名册上的老兵们，当兵时年龄都并不大。这让我想起红四方面军那些年轻的将士们，有人统计了当年几支方面的战士，年龄都很小，特别是红二十五军，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17岁！
十七岁，多么好的青春岁月啊。只可惜，许多人都牺牲在革命的道路上，他们中间有的甚至连个姓名都没有留下。我们家族也是一样，出去参加革命的都是如此。
我一边叹息，一边在安静的机关大楼继续翻阅。其实每到晚上，总部机关大院四处灯火辉煌。大院的家属与子女们，都徜徉在人生安详、岁月静好的氛围里。但随着新闻联播时间一过，来机关楼加班的人们，总是一个跟着一个，仿佛大家都有干不完的活。我每次回到家，媳妇总是要问：“你们生在和平年代，又不打仗，为什么总是显得那么忙？”
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释，事多干不完嘛。再说总部机关的各个大楼里，哪个办公室经常不是灯火通明？
而此刻，在安静的库房里，我似乎看到花名册上的每一个老兵，都围在我的身边，想帮助他们寻找家人。我感受到那些冰冷的名字，仿佛一个个都活过来了——那些在战场上拼过命流过血的前辈们，一个个像我一样着急。
“快查快查，看看找到没有？”
“快查快查，顺便看看我的老家在哪里，还有没有亲人？”
“快查快查，也许程方正的名字就在下一个档案袋里。”
累的了时候，只要闭上眼睛，我仿佛看到一群穿着军装的老兵，都在眼前晃动与闪烁。
他们曾经是多么阳光、青春与朝气蓬勃啊！
但是很遗憾，接连几天，我都没有查到革命前辈“程方正”的名字。虽然我知道，此刻这个老人正艰难地生活在东北的某个小城的一隅，在帮人看守大门，下班后还会到菜市场去捡烂菜叶……
有一天，我忍不住问老张：“为什么那时还有二十岁甚至三十多岁去当兵的？”
老张淡淡地说：“这不正常吗？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全国大征兵。各地的老百姓都踊跃参军，别说三十四岁四十岁了，甚至有五十多岁的人，也坚决请愿上战场！”
见我感到诧异，老张又说：“奇怪了吧？我告诉你吧，还有更奇怪的呢。那些去参加抗美援朝的兵中间，他们中许多人有的之前一天也没有摸过枪，部队便在火车上开始组织瞄准与射击训练。等他们一拉到东北，下了就火车就是一个准士兵，领了枪就跨过鸭绿江真枪真刀地干开了。”
我听后吓了一跳。
我说：“张师傅，这样的人，还不值得我们帮他们寻找组织呀？”
老张因为老，我们都是跟着他学习，所以私下年轻一点的，都称他为“师傅”。但他叹息了一声说：“不是我不愿找，是因为我伤心，多数人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任何记录。”
我没说话。因为老张说的是真话。
我把这事又向柴干事反映了。
柴干事说：“是啊，不只是抗美援朝那个年代，就是再往前的八路军、新四军乃至红军时期，多少人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到哪里去找他们啊？这些今天能来找的还算幸运的，毕竟还活着呢。”
我不明白柴干事话里的意思。我便请示下步如何处理，毕竟，他才是具体统领我们干活的。
他毫不犹豫地说：“找！再找。哪怕明知找不到，也要找！为老兵们尽一份心一份力吧。”
柴干事当年也是从西藏边防选调入京的，那一批干部都是从基层一步步干起，工作经验丰富，对基层官兵也充满感情。平时，每次遇到西藏新疆那边的战友来京办事，他总是自掏腰包，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吃住问题。我说：“这样下去，你工资掏空了，嫂夫人不埋怨你啊？”
柴干事说：“他们一辈子可能也就来这么一次，不能让边关的人把心寒了。寒了心还有谁为我们守边防。”
柴干事的话说得很诚恳。他这样一讲，我便又一头扎在故纸堆中。除了白天正常的工作之外，晚上几乎所有的时间，我都主动地钻进库房，从一摞又一摞的档案袋中，一页又一页地翻阅资料。
那是无比静谧的夜，也是无比寂寞的夜。每天我或坐或倚在档案架边，在炽热的灯光下，像是翻阅一个民族的秘史。有时看着看着，便觉得眼前有无数个光圈散发开来，仿佛又有无数个脑袋都挤在我的周围，与我一起翻阅那些从来没有人看过，而且我们过去也都认为没有多大用的历史档案。
终于，在某一天的天快亮时，我因此站立时间过长，昏倒在了档案室的库房里，直到第二天被上班的老张发现，才紧急送到医院。
一查，是低血糖。
低血糖让人嗜睡。听医生说，低血糖比高血糖的危害性都强。他建议我不要再加班熬夜不锻炼了，还告诉我饮食要控制要有规律性。
我听了只是啊啊啊。
危险期一过，我准备出院。这时仝主任来看我来了。刚好主诊的医生还认识仝主任，他说：“是你的部下呀，难怪会得低血糖。”
仝主任说：“我的部下就容易得低血糖吗？”
医生说：“你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部下还能闲着？再说，你这个职业性质，不就是四处陪人喝酒拉关系吗？”
仝主任说：“你看你，把我们的工作看扁了。”
医生说：“我还不知道，你到医院来看过多少次病了？不是痔疮就是胃肠不好。你那个痔疮手术，做了十几次吧？唉，不是我说你，不就是为了安置转业干部，全国各地求爷爷告奶奶喝酒吃饭好把干部安置妥当吗？这样值当嘛。”
仝主任说：“干部一转业，就成了弱势群体，你说如果不管，关系到人家下半辈子和家庭的幸福。能不管吗？”
医生说：“这个可以理解，但不能老喝酒呀。喝酒伤身。”
仝主任说：“没办法呀，我们到了地方，往往地方的领导就说，不喝就不安排。你说咋办呀？我们明知道喝酒伤身，但不喝，会伤转业干部的心啊。”
医生说：“到底是别人的幸福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命重要，你得自己惦量一下。你的部下这么年轻就有低血糖，下一步不注意就是糖尿病，别说我没有提醒你们。”
医生走后，仝主任黯然了老半天。最后才说：“小贺，你这个小身板，还是在医院多住几天，养一养吧。”
我说手头还有一大堆事呢。
仝主任说：“天大的事也不在乎一天两天，住几天调理一下吧。”
柴干事与老张也跟在他身后，都朝我点头，我便同意了。
等仝主任与柴干事先走后，老张对我说：“仝主任本来是想你立即回到岗位上的，他在路上说，哪有得了个低血糖就昏倒的。本来还想骂你几句，不知为啥又没骂了。”
老张说完笑了。
我说：“唉，为那个老革命找证明的事，一直找不到名单，又开不了证明，怕人家饿着盼着呢。”
老张叹息一声说：“这样的事，在全国不知有多少。只是有的人找，有的人不找罢了。”
我说：“国家对军人应该设置一项特殊的政策，过去他们为了国家受苦受难，但当他们受苦受难的时候，应该建立一个救助机制。”
老张说：“那是国家大事，我们管不够呀。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管的。”
我想了一下说：“如果找不到，能不能直接开一张证明？好歹让老人家能吃好点。”
老张答非所问地说：“大单位如果这样不严谨，那以后还有谁会相信总部呢？”
我一听也是，心里为这个念头还感到有点惭愧。
老张走后，我躺在病床上，一天到晚就是想睡，整个人迷迷糊糊的。也许平时加班习惯了，我老婆说我“总像是打了鸡血”，可没想住院这一睡，竟然睡了还想睡，眼皮一张还想一闭。在睡梦中，还是老是一个梦接着一个梦。奇怪的是，我竟然梦见无数个牺牲在战场上的人，都一齐跑来找我，在我耳边唧唧喳喳的：
“小贺呀，我牺牲时父母六十多岁，你帮我找一找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小贺呀，我离开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了。她现在过得好不？”
“小贺，我媳妇后来改嫁了没有？”
“小贺，帮我找一个一起战斗的战友吧。我们一个战壕的，他还帮我挡了一枪。如果他活着，现在在哪里又过得咋样呢？”
我被这样的梦折腾得翻来覆去的，医生的护士说：“你要老实些，邻床说你半夜里老是叫，把他们吓醒了。”
我说：“我没梦见你呀。梦见你一定是悄悄的。”
护士装作很生气地说：“谁与你嘴贫。没病你就出院吧，还真把自己当病人了。”
我一想，也对。于是决定出院回去上班。
4
第二天上班后，一进办公室，桌子上收到一堆的信。这很正常，各种各样的转业干部，经常写信来反映情况。有反映安置不好的，有反映专业不对口的，有反映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有反映找不到工作的，也有反映单位让自己转业违背了政策的……当然，也有来信表达感谢的。凡此种种，十天半月也处理不完。
这其中，就有一封来自东北的挂号信，是程方正老人的儿子程再方写来的。
他的信写得皱皱巴巴的：
小贺同志，我父亲身体越发不行了。每天我半夜被他的咳嗽声惊醒，就想哭。我也是人到中年的人了，过去看到父亲每天去给他人看大门，心里特别难受；现在看到他躺在床上咳嗽，心里很痛苦。我就想，我父亲年轻时好歹是给祖国看大门的，而现在就沦落到给私人企业看大门的了！企业一转制，卖给私人经营了，工资虽然低，我父亲还是看得特别认真。但他的腿痛得越来越厉害，每天拐着棍去给人家看门，人家还是看在他几十年来严谨细致工作的情况下才给的机会与面子。小贺同志，我时常想，如果一个曾经给祖国看过大门的人，在老年得不到温暖，以后还会有谁去给祖国再看大门呢？小贺干事，其实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组织能给父亲开一纸曾是军人的证明，他就能享受当地政策的优惠。这点愿望，说来可能会让你笑话了。这点钱，在你们大城市也许被人看不起，可在我们这里，有了这个土政策，一家人就会生活得好一些了。求求你，赶紧帮他找到曾经的组织吧。
在信的末尾，程再方还写了“急盼佳音”四个字。这四个字，他写得特别大，还在字后打了一长串的感叹号！
看完信，觉得手中几页纸有千斤重，心里也变得沉甸甸的。
我把信拿给柴干事看。柴干事看了一声长叹说：“赶紧找吧。如果找不到，就给人家一个回复，表明我们努力过了。”
我说：“柴干事，我们能不能直接给他开个证明呢？我看他提供的复印件，与库存资料中的同期入伍者的材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应该不会有假。”
柴干事盯着我说：“我倒希望这样做，大家都省事。但作为总部机关，要的就是权威、公正。如果没有找到资料，那不能乱开口子啊。”
我说：“即使是开错了，却能保证一个老人的正常生活，哪怕他不是个老革命，也可提高一下生活质量，错不到哪里去。”
柴干事说：“那怎么行！这个口子一开，以后便没法收拾。如果遇到骗子，你开了证明，到时被地方政府发现来上告上访，我们就非常被动。”
我想也对。便坐下来，给程再方回了一封简单的回信。告诉他先别急，我们正在努力认真地查找。寄完信后，我回到库房，开始新的长征。
库房里潮湿阴冷，一堆堆的旧资料，除了灰尘还是灰尘。我为此有些叹息。其实有谁在意历史资料呢？平时不注意，但关键时刻，历史资料就起作用了。比如，历史资料可以证明，钓鱼岛是中国的，海参崴也是中国的。
下午上班时，我对柴干事建议：“以后我们可以建个电子档案，利用刚刚兴起的大数据进行搜索，那样要找谁便简单多了。”
柴干事说：“这个工程量庞大，不是一时一刻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个部门能做到的。手头的工作都干不完，军队的改革任重道远，信息化的事只能以后再说。”
回到库房，我有点灰心。站在过道里，我仿佛看到那一堆堆前人登记的文字表格里，那些发黄纸堆上的名字中，突然蹦出来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似乎都在嘲笑我的执着与无能。
夜里，迈着疲惫的步伐回家，我一挨床便睡着了。刚一入睡，便又看到一排又一排穿着不同时期军装的老兵们，喊着整齐划一的口号、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在我的梦里呼啸着穿越而过。半夜醒来，我心里惆怅不已。
于是天一亮，我又像打了鸡血似的，骑车到单位上班。
就在这时，我又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
这封信，竟然是程方正的老人亲自写来的。
老人的信用的信纸很旧，上面的字同样写得歪歪扭扭。但与他儿子程再方的信不同，老人的信上纸面清洁，字迹清楚：
小贺同志，我今天偶然看到了一封信，是你写给我儿子的。我这才知道，我儿子跑到北京去找了组织，找到了您们。首先，我对他的行为表示深深的歉意！对您们负责任的行为，表示深深的敬意！
其次，我要说明一下。我根本不是什么英雄，这是我儿子想出来的。他天生懒惰，总想占国家的便宜。是我没有教育好他，对此我表示特别抱歉啊。我很好，即使行将就木，也请勿再为我的事叨扰组织。
最后，祝伟大的人民军队更加强大。也祝您工作愉快。
此致
敬礼！
八十老人：程方正
看了信，我心中五味杂陈。
我怕柴干事与老张笑话我前段时间那么认真，结果却受骗上当了，便不好意思把这封信给他们俩人看。但在饭堂一起吃饭时，老张对我说：“你怎么又神情恍惚的？是低血糖又犯了吗？装几块糖在口袋里就好。”
我说：“不是不是。”
老张说：“小贺，工作永远是干不完的。不要急，慢慢来，只要有心，就会干好。”
我又说啊。
回来的路上，老张又问我：“那个老兵的材料找到了吗？”
我吱唔着说：“还没有找到呢。”
老张叹息一声说：“想来也难找。我过去不知为多少人找过，但找到的几乎微乎其微！我有时也觉得奇怪，有些人明明可以来找，因为有材料，一查就可以查到，但偏偏他们不来找！我就想，这些人是去逝了呢？还是不需要这些呢？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不管怎么找，也找不到半点珠丝马迹。小贺，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命啊。”
我说：“国家应该设立一个军人信息库，不管什么时期参加革命的，点击就可以查到。”
老张说：“难啊。过去那个年代，一是信息不发达，不对称，当了兵家人也不一定知道。二是呢，许多当事者死在革命的路上，证明人也不容易到，怎么能证明呢？三是我们过去的确不太注意保存资料，导致找一个人像大海捞针！”
我说：“是啊，以后我们还是要实现信息化。这样，无论谁参军入伍，不管到哪个部队，也不管这个部队后来是撤销了还是改番号代号了，只要这个人在库里，就方便查找了。”
老张说：“仝主任他们一直呼吁设置一个退役军人事务部，统管这些与打仗无关但也特别重要的事情，但上面一直没有反应。有些烈士找到后，回不了家；有些烈士走后，家属得不到妥善照顾。但这么大一个国家和一支军队，积压的问题很多，一切慢慢来吧。”
回到办公室，我还在想，关于这个“程方正”，我是找还是不找呢？到底是相信“程方正”的话，还是相信他儿子程再方的话呢？
说曹操，曹操到。这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了程再方的电话。他问我找到了没有。我答非所问地说我收到他父亲的来信了。
他一听就急了：“贺干事，你得加油啊。我爸生病住院了。他得知我找组织的事，在家大发雷霆，说我给组织添乱。这一气一急，就诱发心脏病了。”
我说：“你爸在信中说，他不是英雄，也不需要组织照顾啊。”
程再方说：“我爸是谦虚！他过去就是谦虚，所以退伍进厂，谁也不知道他是军人。厂子倒闭，他也没有说自己是军人，也不要任何照顾！还是厂子变卖改制后，原来的厂长看到他忠实可靠、认真负责，才主动让他看厂子的。你不要信他说的呀。他是不想给组织添任何麻烦！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这样度过晚年啊。我也没有工作，连媳妇也跟人跑到南方去了！贺干事，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呀。”
本来，我收到程方正老人的信时，对他儿子程再方有很大的意见，但他这样一说，我又犹豫了。
到底，谁的话是真的呢？
我想了一下，说：“好吧。我相信你。我在尽力找啊。”
下了班，我开始又在偌大的库房中当独行侠。
“找啊找啊找同志，你的同志找到了吗？”一个其他组的同事来找我吃饭，看到我在库房，便笑话开了。
我说：“革命同志很难，但革命同志必须找。”
他笑着说：“你们仝主任表扬你办事认真呢。”
我说：“是吗？他可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我。”
他说：“你还不知道你们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油盐不进，六亲不认的。”
我们哈哈地笑了。他还对我讲了关于仝主任的一个故事。
他说，有次北京某部的老干部移交地方时，为房子与待遇的事，大家意见很大。部里派仝主任去参加这个会，本来他不管的，但分管的领导临时出了差，只好派个部门领导参加。仝主任本来不想讲话，但听了几个老干部血泪俱下般的诉求，突然提出：“我也讲几句吧。”他便说开了，讲的大意是这样的：“我和大家一样，过几年也是退休老干部了。人生规律，谁也避免不了。我不会说大话，但我只是想讲一下我个人认出的理。我当兵时在基层，那时在基层所有当兵的人都会这样想，如果有一天能到北京首都去当兵，那是多么好啊。恭喜我们在座的各位，你们当兵时不一定在首都，但退休时都在首都了，这是多少基层官兵的愿望！还有一点呢，是在提干了后，成为干部了，几乎所有的干部都在想，即使当不了将军，如果能干到退休就是最好的归宿了！那么我再次恭喜在座的各位，你们今天顺利干到退休并且安全着陆了！有了这样两条，还有什么不好的呢？全军官兵的愿望，都在你们身上实现了。不知你们怎么想，作为即将也会退休的一名老干部，我觉得自己是知足的。”仝主任这样一讲，下面突然没人再说话了。仝主任便说：“散会。”扭头就走了。
这个干事说：“你们仝主任多有个性。他讲得好啊。”
我想说，他不仅讲得好，而且做得也好。但我没有说。毕竟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嘛。但也的确是这个理，只要仝主任讲的，大家便听得格外认真，在行动中落实也快。
就以程再方上访这事来说，从那天开始，他几乎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催我早点出证明。而且，他在每天的电话里，都会把他父亲的病提升一级，说得越来越严重！
他一说，无论真假，让我心里着急上火。我便又向仝主任建议：“能不能从下面单位借两个实习生，帮我们一起查？”
仝主任说：“老借人不好吧，基层会骂我们。”
我说：“就几天，专事专办。一般实习生都会到机关轮转。”
仝主任同意了。我便协调我的老单位借了两个研究生。他们一来，速度明显加快了。但我们查来查去，档案中有叫“程方针”的，有叫“陈方正”的，也有叫“程芳正”的，独独找不到这个叫“程方正”的老人！
有一天，一个实习生高兴地大喊着说：“找到了，这里有一个叫程方正的！”
他一喊，我们都高兴地围了过去。我甚至觉得心跳加速。但最后一对比，大家又泄劲了，我心跳也骤停了。
原来，他们虽然名字相同，但出生地域、出生年月与入伍年月，与程再方提供给我的复印件，严重的不一致！
我们于是像泄了气的皮球。
坐在办公桌前，我一激灵，一刹那在脑子里闪过一道光——要不，就以这个程方正，代替那个存在的程方正开个证明？
我对柴干事讲了。他当时正好要下基层部队去代职，只对我说了两个字：“胡闹！”
面对分管我的直接领导的批评，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因为他说得有道理，做干部工作，就是落实政策的工作，而政策问题，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程老先生，你原谅我罢。
5
生活天天继续，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我正为找不到“程方正”发愁时，机会来了。
这天，仝主任对我说：“小贺，东北有个干部安置研讨会，你代表总部去参加一下。其他人走不开。”
我说好。
年轻时，我们特别喜欢出差，觉得能出去放放风、散散心，是组织上莫大的照顾。不像今天人到中年，总是愿意窝在家里。所以仝主任讲后，我便积极准备发言材料和需要带上的文件。
临行前夜，与下面单位分管转业的干事打了几个电话，交待最近要上报的几样东西都给老张外，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多年养成的习惯，就是晚饭后要去办公室，不管有没有事。当一杯茶入口，我突然想起了程方正老前辈，并滋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何不趁此机会，去探一探他的真假呢？是真是假，与老人见个面，不就基本上能证实了？
这样一想，自己不禁有点小兴奋。于是，我脑子里想着如何与他见面，见了面谈些什么——当然内心开始又有点自责——早就应该这样呀！忙什么忙呢？难道这不是大事吗？万一程方正老人真的是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士呢？如果是，我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我越想越兴奋。在离开办公室关门的那一刻，我突然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管他是不是真的，先开个证明带上，万一用得上呢？
这个念头一出，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因为迅速有个问题横亘在面前：开证明是要盖章的，但盖章，还要经过仝主任签字同意啊！
这是个难题，怎么办？
其实，转业办的公章就锁在我的铁皮柜里，组里规定由我保管。如果想私下盖个章，也不是件难事。但我们办公室的人都知道，仝主任这个人的规矩意识很强，管理也以严格严谨严厉而在部门中著称，打过仗的人嘛，发起个牛脾气来，可不是闹着玩的，谁见谁都怕。如果这样做了，他要是认真计较起来，可能还会给我个处分。所以，我从来就没有随便动过这种念头。
但这种念头越来越强烈。我便又回到办公室坐了一会，心想就这样走，不甘心呀。怎么好呢？想来想去，最后我还是大胆决定给仝主任打个电话，报告一下这件事。
仝主任还没睡，他在电话响铃第二秒时便接了接问：“这么晚，有什么急事呀？”
我把自己的想法吞吞吐吐地讲了。主要是平时对程方正的事，也曾给他报告过，他都记着呢。如果他说一切按既定的规定来，我也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没想到，仝主任却非常开明：“开吧，开一个准备着。别说是不是一个老战士，光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如果我们开个证明，国家出点钱养着他，也错不到哪里去。但是……”
他一讲“但是”，我的心就跟着一紧，好像有个东西在心脏上穿刺了一下。因为我们平时最怕仝主任讲“但是”，这一转折后面，可能就是否定和完全否定，绝不是否定之否定！
但仝主任笑了：“但是……去了之后，要了解清楚，也可以走访一下当地的武装部门与人事部门，或者找与他熟悉的人了解映证一下，千万不能仓促鲁莽就把证明拿出来！我们万万不能为了息事宁人乱出证明，坏了规矩！这一条勿必记住。”
我连说了几个“好好好”。
放下电话，我甚至想对电话那头的仝主任鞠上一躬。他这个人呀，外表看上去严肃得很，骨子里面却温柔得厉害。基层的女干部见了他，熟悉的总要开个玩笑。虽说转业办在干部部门的组别中，是不太受人待见的部门，但他仍然保持着我们部门应有的尊严。
记得那时，每到逢年过节，下级单位都会来走访慰问一下——其实我一直认为搞颠倒了，应该机关部门下去走访下级部门才叫慰问——这天，某个部门的领导带着一大堆人，到了干部部门挨个组别寒喧，一般都是到管升降的、管科技干部调职调级的、管调动的培训的、管招生分配与出国留学的、管部门领导一年四季日程安排与文字材料的，最后才轮到管退休干部移交与幼儿教师、计划生育及转业安置的。我们转业组一般还排在末位，也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但几年下来，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有的领导来一次，都一碗水端平，各个组转一圈，管你有没有事找；而另外也有的人呢，主要走访一下前几个实力部门，至于老干、福利与转业办，是稍带着慰问，有时间就看看，没时间找个理由就走了。那时，我们转业办与另一个管招生分配的办公室紧挨着，他们在楼道的入口处，我们楼道的最里面。记得有个冬天吧，某个下级单位不远千里，借开会之际带团慰问，先到实力办转了一圈，出门时可能看到福利组与转业办也没人在楼道里，便准备转身下楼。没想到，这时仝主任刚好从门口上厕所出来，看到他们了。他们都没有发现仝主任，正悄无声息的准备下楼，这事也就完了。而且仝主任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准备给人家一个面子，想退回到厕所里，等他们下了楼再出来。但没想到——事情最怕的，就是没想到——在这个慰问团中，有一个年轻的干事因为内急，竟然也在上厕所，冲完水突然看到仝主任站在门口，都认识嘛，只好一边敬礼，一边打招呼。仝主任啥也没说，摆摆手示意他离开。但这个干事觉得不好意思，连忙高声呼喊自己单位的主官，说仝主任在这里呢。他们单位的领导已走到了二楼，听到喊叫，没办法只好又折身走上楼来，热烈地与仝主任握手。他一边握一边对仝主任解释说，“他们说你们都不在办公室，下基层去了呢”。仝主任讽刺说：“是啊，是啊，我们办公室就是就是部里的最基层，还能下哪个基层咧。你们大忙人，还有那么多单位要去拜访，你们就先忙呗。”仝主任这个人总喜欢直来直去的。他这样一说，那个单位的领导就“哈哈哈”“哈哈哈”，握住他的手说了好一阵话。仝主任回来对我们说：“想当年，我负责招生分配时，他们再忙都要等着我回来，现在变了也正常嘛。毕竟招生分配都与个人或个人关系的前途命运有密切关系，而福利组与转业办管的，都是基层官兵的个体需求。所以，你们要记住，你们是真正为基层官兵服务的，福利组管一老一小、计划生育，转业办为弱势群体服务，你们必须好好干，不能自己瞧不起自己。”柴干事听了，回办公室对我说：“小贺呀，我们要听仝主任的！他说的有理啊。彭老总不是说过吗，‘不要以为你自己有多高，是因为你骑的马高。等有天你下了马，是多高还是多高’，平台性质决定的呀。”我说：“我从基层来的，是真正的土八路，还感受不到。”柴干事说：“过去仝主任也帮他们办了不少事，解决了不少问题。但现在大家觉得转业办的人一般都提拔不了，也办不了什么大事，所以不把我们当回事，但我们不能看低自己，作践自己。我们都是为弱势群体服务的，这是我们的光荣。”我连忙说：“光荣，光荣。”
后来，我发现，福利组特别是转业办在虽然这个权力部门中的权力最小，但在同等机关的业务部门中，相较而言似乎又被人高看一眼。记得有一次，我陪仝主任到一个下级单位出差，刚好遇上宣传部门的人也在那里调研。晚餐时，该单位的主官等一大堆人，都陪着两个部门的检查调研组一起吃饭。饭后领导说，大家自由活动。我一听特别高兴。因为年轻时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睡觉，从缺觉到补觉，已成常态。所以我一听说是自由活动，便脱了衣服钻进被子补觉——反正调研的材料回去再写也来得及。但刚躺下，便听到敲门声。我打开门，看到干部科的江干事说：“快起来，还得一起赶个场。”我问：“还有啥场？干啥去？不是吃过了吗？”他说：“一看你就是新出差的人。还得有第二场呀。这次是两个主官亲自请客。”我说：“我就不去了，领导去就行了。”他笑着说：“那哪行咧？领导要是有什么事，谁保障？谁负责？必须去。”他磨蹭了半天，我只好重整行装准备出门。打开门时，江干事突然把食指扣在嘴上，对我做了一个“嘘”的姿势。我说：“咋啦？搞得像地下活动似的。”他拉着我迅速走过宾馆的通道，没人时才告诉我说：“贺干事，咱两熟悉，所以实话讲吧，主官没有叫宣传部门的，就不让他们知道的好。”我与江干事平时因为工作，关系很好，也谈得来。于是我讥笑他：“你们这是势利呀！只要干部部门的人，不喊宣传部门的，太不地道了。我以往就是干宣传的，你们这是什么眼看人低呀。”江干事嘿嘿地笑着说：“领导有要求，我们只落实。从来不问别的。”我这才明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转业办虽然在本部门中排名靠后，不是核心部门，但毕竟也属权力机构，能够产生“点头不算摇头算”的效果，“屁股决定脑袋”，有什么办法呢？按老张的说法是，“你站在那个位置上，如果那个位置重要，好像你也便显得重要，但要知道一切都是暂时的”。第二天，我还与仝主任讨论过这个话题。仝骂了一声，才说：“我还不明白？唉，不要管别人，只要我们自己做人做事，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基层，就可以了。”仝主任为此要求我们：“要习惯于坐冷板凳，要耐得住寂寞，要经得起诱惑。”
所以，那天夜里放下仝主任的电话后，我便认认真真的用干部部门的公文纸，打印了一张证明，内容是这样的：
XX省XX市民政局：
兹有贵省贵市XX单位程方正同志（身份证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XX），系1950年6月参军入伍，曾在XX军XX师XX团XX营XX连服役，1953年退出现役。
特此证明。
后面写了我们大单位的名称。打印出来后，我哈了一口气，仔细地拿出公章，用足了印泥，郑重地在单位名称上用力盖了一个大印。看着鲜红的公文抬头与鲜红的大印，我坐在那儿欣赏了半天，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事，心里的一块石头，好似落了下来。
那一晚，我睡得特别香，破天荒没有做梦。好像那些曾在我耳边催促我快点找的老兵们，一下子全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我喜滋滋地踏上了去东北的旅程。
开会的过程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发言有没有人听，反正程序是要完成的。每次发言，我都想起仝主任的教导：“要讲短话，要讲真话，要讲人话。”我的发言虽然时间不长，但掌声还是蛮热烈的。开完会，一般的大家的行程就是自由活动，说白了，也就是顺便可以看看东北的山山水水，接待方一般都会安排得妥妥当当。我向主办方请假。主办方说：“你别走呀，是我们接待不好吗？”我说：“非常好非常好，我有点私事要出去。”他才打量了我一眼，笑嘻嘻地说：“既然是领导的私事，就不方便问啦。”我一笑，交了房卡，就踏上了去寻找程方正的路。
坐了几个小时的长途公汽，我来到了程方正前辈的这个地级市。到市里，又打了个的，才来到了程方正信件上所留的单位。到门口找门卫一问，门卫说：“大兄弟，你找老程呀？我就是接他的班的。他病了好久了，没来上班了，听说在住院呢。你说一个好人咋会这么不幸呢？”
我问他住在哪个医院。门卫还不错，又告诉了我。我便再次打了个的士，直奔这家医院。医院不是很大，看上去很空旷。我跑到门诊的住院处一问，住院处的小姑娘查了半天，摇头告诉我说：“没有程方正这个人啊，住院里的名单没有他啊。”
我说：“不对啊，怎么会没有呢？”
小姑娘说：“我再查一下。”
她查了半天才说：“对呀，有这个人的住院记录，不过现在显示不在医院，可能是出院了。”
我问住院上面登有程方正家的住址没有。小姑娘警惕地问我要这个干什么？我连忙把自己的证件掏出来给她看了。她对着我的相片与真人对照着看了半天，估计我也不像是坏人，想了一下，便给我写了一个地址。
按照这个地址，我又绕着这个县级市转了一大圈，才终于找到了程方正老人的家。
那是个老城区，四处看上去破破烂烂的。我去时正好是黄昏，老远望去，只见门前飘动的炊烟枭枭上升。原来这里还是烧煤呢，四处升腾起的煤烟，很快缠绕着在一起。走近了一看，门牌上却挂着白纸黑字。我心里一惊，在我们南方，只有家里有人不在了才白纸黑字啊。我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上去敲门，开门的人正是到北京找我的程再方。
他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
我说：“老程……”。
话音未落，他一下子上来把我抱住了：“贺干事，是你呀！可把你盼来了。但我父亲……”
我问：“你父亲怎么了？”
他的泪水顿时涌了出来，哽咽着说：“我父亲，他……他……他走了。”
我怔住了。
程再方说：“前一阵他病了，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死活不愿意去。后来被我们强迫送去住了半个月。治疗的效果也不好，他非要出院，其实就是舍不得花钱。出医院后，回到家大约十多天，他就突发心梗走了……”
程再方拉住我的手，突然大声地哭了起来。
这时，一个老大娘从门里走了出来，问：“谁来了呀？”
程再方这才擦泪说：“贺干事，这是我娘……”
我连忙上去扶着老人并问好。
老大娘一听说我是从总部来的，便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还是总部负责啊，真的把你给盼来了。”
我们进了屋，我看到程方正老人的像在厅里挂着。我按照老家的规矩，给他鞠了三个躬。
等大家平静下来，大娘才讲起了程方正的过去。
“我与他结婚时，是厂里领导介绍的。说他是劳模。当时，他还瘸着一条腿。我和我家里人当时没有看上，但厂领导反复做工作，说他是英雄。我们问是什么英雄，厂里不讲，他也不说。后来，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他帮一个老人提行李走路时的神情，心头一动，觉得他为人实诚，先交往看看，后来一来二去的说得上话，就结婚了。结婚后，他才告诉我一个不让对任何人讲的秘密，说他去朝鲜战场上打个过仗！他的腿就是在过清川江后趴在雪地里埋伏时冻残的！我听了当然不信，但他拿出了入伍证、退伍证，我便信了。他流着泪说：‘我们埋伏在雪地里整整六个小时，等待敌人钻入我的布好的口袋。当时的天气，零下三十多度啊。我们就趴在雪地里，一动不动。由于时间过长，结果战斗打响后，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爬不起来了，一推就倒，原来早已冻死了。’他边说边哭，他哭我也哭。所以这么多年，他一再对我讲，任何困难都要自己克服，不许找组织，我便随了他。特别是工厂转制被卖掉后，他被买断工龄，大家都失业了。再后，不少退伍军人吃掉那点老本后，日子过不下去，便陆续向上反映情况。当地政府便出了个土政策，说凡是转业复员进企业的，只要能提供有效证明，就可以享受相应的保障。我动员他，‘你不是退伍转业的军人吗？我们也可以享受啊。’他说：‘那么多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了，我还去给政府添什么麻烦？’后来，日子越过越难，我儿子再方也失业了，媳妇看到家里这个样，便跟人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大娘说着眼泪便掉下来了：“家里成这样，我们便埋怨老头子，让他向政府提出申请。但他说，‘过去我们只有申请上战场的，却从来没有谁申请向政府要待遇的！那么多战友都死了，我还能活着，这是多大的幸运！如果现在去向政府要待遇，以后我死了去见他们，怎么向战友们提这事？他们怎么看我？过去我们都是向组织提要求上前线去死的，现在没有战争，倒是我们向政府要待遇吗？这种事，我不干！’”老大娘说着又哭了，“贺干事啊，后来没法呀，我可以听他的。但儿子受不了，看到周围不少人享受到了补助，他就瞒着老头子去找组织了。但组织上说，必须有大单位的证明才行啊，只有入伍与转业的证明还不行，因为现在可以做假！儿子听了很生气，便不厌其烦地一级一级往上找，最后不知找了多少人，要不就是没人理，要不就是证明无效。最后，他瞒着我们便跑到北京找你们了，贺干事，给你们添乱了呀。”
大娘说到这里，让我心里越发惭愧。
我问：“大爷为什么写信给我，说自己不是军人呢？”
大娘说：“这事瞒着再方呢。他不想再方去给你们添麻烦，就说儿子好吃懒做，想要国家的救济补助。其实，他是不想再给你们添乱。”
程再方说：“这事我还真的不知道啊。我娘也没有对我讲。只知道我父亲向你们写信了，写的什么内容，我不知道呢。”
大娘看了一眼程再方说，“对你讲了，你会同意吗？”
大娘回过头来，又拉着我的手说：“贺干事呀，儿子找来找去没有结果。最后，他对我说，‘娘，我现在不为钱了，我现在要争口气，只要能证明我爸是个军人就行了！周围那些人，仿佛觉得我爸不是军人，觉得我是骗他们的。我一定要为我爸找到组织，找到归宿，证明他曾经为国家付出过。所以，他这才跑到北京去找你们了呀，添乱啊，添乱啊。”
大娘一边说，一边又开始抹泪。看到她满头的白发在灯下晃动，我感到特别辛酸，全身发冷，脊背发凉。
大娘说：“贺干事啊，我家老头子在临终的那天，让我把我墙头上贴着的一张旧画撕开。我当时特别奇怪，那幅画是主席像呢，一直在墙上贴了几十年，都发黄变旧了，平时他碰都不让人碰，每天都擦得干干净净的。我寻思，他平时不允许我们动这幅画的，这是要干啥呢。结果我把那幅画一打开，里面原来是个空心的墙洞。墙洞里放着一个军用布包，布包里全是灰尘。我小心冀冀地把布包取出来，扫去灰尘，看到布包上清晰可见的一个红五星。老头子看到这个包时，眼里放出金光，示意我打开。打开后，我看到里面用红色的绸布包着一堆东西，并不重。我还以为老头子瞒着我藏了些金银珠宝，可层层拆开后，才发现是一堆奖章。这些奖章都发黑发黄了。我将它们擦干净了后再看，竟然是一堆军功章呀！”
大娘说到这里又哭起来了。
程再方接过话题说：“我们这才知道，我爸立过一次大功，一个一等功，两个二等功啊……但他过去，从来都没有讲过啊。”
我认真看了看那些属于那个年代的军功章，与我曾经在荣誉室里看到过的相比，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立即就相信——这哪里是假的呢？分明是真的啊。
这时，程再方抹了一把泪说：“后来我知道了来龙去脉。我爸在临走前告诉我们，就是想以这种方式，来杜绝我的念想。过去，他是怕我们像别人那样去上访，给国家添麻烦，才一直把这件事埋在心底。后来告诉我们，他是怕我成为上访专业户，才把实情对我们讲了。贺干事，我爸是军人，是参过战的军人！他说，‘这些足以证明自己了，不必再去麻烦组织了’。贺干事，我爸就是在说完这些后，在剧烈的咳嗽声中走的呀。”
他拉住我的手，用力勒着，说：“贺干事，你看你看，如果组织上不承认我爸是军人，我觉得他也是死不瞑目呀。至少我们心里不服……”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于是，我站起来，从包里掏出那张早已准备好的证明说：“大娘……还有再方同志，组织上已经承认程方正老前辈是军人了……”
说完，我向他俩郑重地鞠了一躬。
大娘连忙站起来，又拉着我坐下。她不识字，让程再方看那张证明。
程再方抚摸着那鲜红的标志着总部机关的大印，双手颤抖，看完后，他突然跪在地上，对着他父亲的遗像放声大哭：“爸，你的组织来人看你来了……”
程再方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来紧紧地抱着我。而大娘，把我的手握得很紧很紧。
很难想像，在那一天，在北方的一个小城里，谁也不曾记得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曾经有三个人，为一个死去的军人，让热泪这样流在一起。
或许，这就是生活。
那一晚，我住在那个小城的某个宾馆里，久久没有睡着。
想了半天，我还是对仝主任打电话报告了此事。
仝主任在电话里黯然良久，最后憋了半天说：“小贺呀，我们做得不够啊……”
他放下了电话。
可以想像，仝主任站在电话那头，肯定也不能入眠。作为一名参过战的老兵，他在战后与战友们一起，赡养了一名牺牲战友的父母，资助了两名烈属的孩子。这都是柴干事告诉我的。但走在城市的人流里，谁还能从他们的笑容后看到，战争过后那些深藏在民间的故事？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汇在人群的大海里，看上去都稀松平常，但在不少人背后涌动的惊涛骇浪，只有他们自己在深夜中体味。
战争，曾经让许许多多的人改变了命运，而对于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仿佛那么遥远。
我突然想起了美国的一首民间歌谣来：
鲜花都到哪儿去了？
都让姑娘们采走了。
姑娘们都到哪儿去了？
都让小伙子们娶走了。
小伙子们都到哪儿去了？
都去打仗当士兵了。
士兵们都到哪儿去了？
都战死进入坟墓了。
坟墓都到哪儿去了？
都让鲜花覆盖了。
整个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眼前总是不停地晃过那些曾在库房中翻出的老兵们照片上的脸，那些在黑白中闪耀着光芒的生动的脸，许多人已长眠于祖国的山川田园，我们甚至不能体悟着他们的痛苦与喜悦、欢乐与忧愁……而他们，就那样无声地来过，飘过我们卑微的生命！这其中，就有我探访的前辈程方正同志，他站在老兵们中间，我在梦里甚至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梦里醒来，我忽然满夜惭愧，感觉窗外一夜的月光都在嘲笑我的无能。因此，那难忘的一夜，让我在异乡的土地上彻底失眠，体味了生的寂寞与死的孤独。但我相信，老兵们永远不死，他们永远活着，就活在我们中间……
6
离开东北小城的那天，我决意要来到程方正的坟前拜祭。
他的坟地在离城区几公里外的一个并不大的公墓里。
这里地旷人稀，丛生的杂草都已枯萎。几只乱鸦在空中盘旋。
我与程再方及大娘一起，来到程方正的墓地前。他墓地的墓碑与周围的看上去都千篇一律。但我发现，在程方正的墓上，刻着与别的墓碑并不一样的文字，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
革命军人程方正之墓
字是魏碑，苍劲有力。
程再方说：“我爸没有别的要求，他直到死时才想对世人讲，他是个军人！我想，这可能是他最大的心愿，所以我们便擅自刻上了。”
听了程再方的话，我的心情又变得很沉重。
我弯下腰来，对着程方正老人的墓地，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安息吧，前辈！我为您们那一代军人感到骄傲！祖国也为所有像您那样的军人感到自豪！”
程再方从背包里掏出一张纸来，对我说：“贺干事，昨晚我复印了您们给我爸开的这张证明。我将原件保留起来了，准备装个框，放在家里挂着。而这个复印件，我要当着大家的面，烧在了我父亲的坟前。”
他掏出一盒火柴，手有些颤抖，擦了几次都没有擦着。
我说：“我来点吧。”
我接过火柴，也是擦了好几下才点着。我感觉自己全身发抖。
当那张证明随着一堆火纸在北方阴空下燃烧起来时，透过火光的背后，我仿佛看到，年轻的穿着军装的援朝老兵程方正，正在火焰那边微笑。
那张纸烧得最旺。一阵风来，我感到周身寒冷。
离开前，我还想听听程再方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但自始至终，他没有提任何要求，更没有再提补助的事。其实他如果提，以我们仝主任的性格，怎么也会想办法给他们补助一点的，即使公家补助不了，他也会私掏腰包表示安慰。
但程再方说：“我父亲走了，您们已经证明了他曾经是军人，这就够了。”
多好的老百姓啊。我想。
我于是说：“非常抱歉啊。我们没有做好。虽然我不能代表组织，但我代表个人向您们表示歉意，这份证明，来得太迟了。”
程再方说：“能证明我父亲是个军人，也满足了我父亲与我母亲的心愿了。感谢您，贺干事。您这么认真负责，将来一定前程远大。”
我握了握他冰凉的手。祝福他们娘俩珍重。
告别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一直站在北方小城的马路边，直到慢慢地变成两个看不到的小黑点……
7
回来后，我向大家报告了东北之行。办公室里一遍沉默。大家感慨唏嘘良久。
仝主任叹息着说：“唉，好事也没办好。但我们的心意到了，政策不允许的，我们还是不能破例啊。”
柴干事说：“以后遇上这样的老兵，其他的工作先放着。优先处理这些事。”
老张不说话。后来我才知道，老张在基层工作时，就是因为出于同情，曾给一个自称是军人而结果并不是军人的上访者私下开过证明，后来被组织约谈过。
再后来，我又在转业办待了两年。两年中，为了安置裁军期间的转业干部，我们跑遍了全国。用仝主任的话说，是“磨破了嘴，跑断了腿，吃坏了胃”。其实，他没有说的是，转业办的人其实都是两头受气。上级要求离队报到率，下面每个转业干部都要有好的工作，地方上又嫌部队转的人太多，而部队里又嫌有的地方政府安排不到位……总之转业办就是个让本部门看得轻、让地方上不待见、让转业干部也不满意的地方。
好在，这时仝主任破天荒地调到部里当了副部长。又过几年，他到纪检部门调了正职。虽然我们都认为他到这个职位是适得其所，理所当然，但又私下认为他的职业生涯也就这样了。没想到，几年后，十八大的春风吹拂了天南海北，也吹到了军营里。我们敬爱的亲爱的尊敬的仝主任，由于不折不扣地执行反腐，竟然历史性地成为全军反腐第一大案的查办主角，终于在十八后荣升少将，到外地当了副司令。
他是转业办出来的第一个将军。我们为此欢欣鼓舞。
后来，柴干事也调了正师，到外地任职去了，我们再见他时，都称他为“柴政委”。柴政委还是那样，每次见了我们，都乐呵呵的笑。
而我们的劳动模范老张，一直待到转业办解散，其他的人都被分流。他由于业务精通，又被聘到下面单位去了。再后遇上军改，随着总部的职能任务转变，原来的那些同事都被四散分流，各自的变化很大。偶尔聚在一起，大家都感慨“解放军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军的人们，好喜欢”了。
至于我，在仝主任当上纪检部长时，我们几个借调的，都被原来部门以“未下命令的一刀切”切回了原单位。我离开时，我们转业办的同志们吃了一餐散伙饭，许多人都莫名其妙地大哭了一场。不知道为什么，我哭得特别厉害。总之那场哭，除了当事者，大家都有些莫名其妙。散伙饭在军营经常见，告别是这个方阵中的常事，但每次大家都把平凡的道别日子，搞得眼泪满天飞。我原以为这只是年轻人们才有事，后来我才知道成年人也有，只是看这个集体对你的吸引力如何。一场泪别后，其实我们仍然生活在北京，相隔不过几里地。直到今天，我还在这支光荣而伟大的队伍里继续服役，而仝副司令少将与柴政委在又革命了十几年后，都平安、顺利地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此时，我们对每一个平安顺利退休的人，都称之为“软着陆”，偶尔也隔三差五的聚一下，聊的都是过去的事情。特别是当外地当年从事干部转业工作那些人员到来，无论他们后来是当了领导还是转业到了地方，我们基本上都会抽出宝贵的时间见个面，在一起叙个旧聊个天——这让大家觉得，干部部门其实也是非常挺讲感情的。大家便在感慨“时间都往哪儿去了”的同时，也探讨一下当年的得失。比如，十八之前，仝主任是否可以被称为“仝副司令”，不得而知。有人便提出，如果按照十八大以来的清风盛行，仝副司令应该还可以调个正军甚至大区副什么的，柴政委也可能擢升一个少将什么的，但人的际遇怎么说呢？正如一位退了休的领导所说，“有时，你不得不相信，当官除了个人品德品性、努力奋斗与工作业绩外，有时也是需要运气的”。所以，退了休的仝副司令经常教导我们还在岗位上的同志们：“无愧于心，不负于行。提了不客气，不提不生气。”他一说，我们都觉得他不像南线战场上那个年轻的侦察兵，侦察兵当年想的就是谋打赢，想的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今天怎么也还得想想“军人生来为战胜”吧？呵呵，不知道。只听说他退休后经常一个人腰杆笔直地独坐于电视机前，看到军队整出成绩就手舞足蹈的笑，看到社会不平、台独乱来、美国乱搞军售就肝上生火开口骂娘。但笑归笑，骂归骂，时代的列车总是毫无表情一往无前地向前奔跑。所以直到今天，我无论站在哪个军营里，只要看到绿色的军车与绿色的士兵在流动、在奔跑、在呐喊、在前进，我还时不时的就会想起那个“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抗美援朝老兵程方正，以及曾经像程方正同志那样的一些参过战的军人们。当然，偶尔有时我也会想，时代的列车总是这样一波千里，将来还会有谁会像我这样偶尔停下脚步，去想一想那些湮没于历史深处的老兵们与即将成为老兵的我们呢？
不知道。因为，铁打的营盘总是装满了无数个流水般的兵们。
【作者简介：李骏，男，湖北红安县人。先后戍边新疆、西藏，曾就读于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指挥系、解放军艺术学院青年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花城》《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发表各类作品400余万字，出版《仰望苍穹》《城市阴谋》《黄安红安》《红安往事》等著作16部。作品曾获第十一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冰心散文奖、长征文艺奖、青铜文艺奖，第六至十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二、三等奖，天津市文化杯奖、青年佳作奖，连续十届荣获原总后军事文学奖等。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精选》、《读者》文摘、《中外期刊文萃》、《青年文摘》等选载，曾被天津市评为“文学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