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去拜访《觉醒年代》中蔡元培的扮演者马少骅，聊的主题只有两个字——“表演”，这是一个很大且无尽的话题，可因为他有丰富的学养，有几十年积累淬炼沉淀的表演心得，加上他极富感染力的表达（有时连说带演），谈话精彩而轻松，让人不觉时间流逝。

蔡元培的袍子

电视剧《觉醒年代》豆瓣评分9.3分，风靡年轻人的社交平台，今年3月首播后至今仍频频登上热搜，这是以往主旋律作品不曾达到的效果，观众对蔡元培的角色喜爱有加，直呼简直是从历史书里走出来的。

剧评家李星文评价他：这应该是马少骅近年来最好的角色，他演的蔡元培有着辛亥革命元老的开朗睿智，有着前清进士的老于世故，还有大功告成后一时忘形的文人气（打着拍子唱戏）。

我们的话题从这个剧聊起。问他，在塑造了一系列诸如孙中山、黄兴、邓小平、陈毅、张大千等历史人物后，这个角色是否驾轻就熟？

他答：每一次塑造角色，对我来说都是脱胎换骨。没有现成的，没有老本吃，每一个角色你都得重头来一遍，蔡元培也一样。脱胎换骨之前，你还要知道他的胎是什么，他的骨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做什么样的事儿，他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他又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儿？他怎么说话，怎么走路，怎么吃喝拉撒睡……你只有把人研究透了，你才有可能用你的骨血把他真实、准确地展现出来，才有可能演活。你都不知道他的胎和骨在哪儿，怎么脱？怎么换？可是研究人，哪有尽头呢？每个人都不一样，蔡元培是蔡元培，邓小平是邓小平，工地上的民工和抗战时的农民，能一样吗？

接到《觉醒年代》里蔡元培一角，他即刻投入到前期研究人的工作中，“我不光做了蔡元培这个角色的功课，鲁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还有冯友兰、傅斯年、钱玄同这些同时代的人，他们的相关资料，我都看了。不仅从中拿捏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捕捉他们这些人的共性。”

自己的外貌和真实的蔡元培有出入，那个时代的人也几乎没有什么动态的影像可参照，怎么才能找到角色的精神世界、角色的“神”？他于是自费去了蔡元培在浙江绍兴的故居。

蔡元培故居在绍兴市区萧山街笔飞弄，是一个颇具绍兴特色的明清台门建筑，也是中国唯一专门介绍蔡元培一生事迹的纪念馆，他诞生于此，不但青少年时光在此度过，后来历次返乡也居于此。

在蔡公故居，马少骅怀着非常虔诚的态度感受这栋建筑，感受曾在这栋建筑里生活着的人，按他的说法，他是在“吸取真气”。院内的青石路面，院墙上的砖雕，木窗棂上的雕花，寂寥的书房，早已没有烟火气的灶间……他感受着，感受他卸下“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标签后是怎样的“凡人”——他的脚步，他的谈笑，他的气息……

他长久地凝视陈列室里的每一幅旧照，在心里和他对话，直到那黑白照片中，那圆眼镜下的目光有了温度，那紧抿的嘴唇上有了淡淡笑意，“我要把他看活，我要用我的血肉去再现他的血肉，我用我身上的细胞再现他已经死了的细胞，让它们活过来。”

从蔡元培的视角出发，感同身受塑造这个角色，他不是去演一个人物的壳，他想体现的是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为演员，他觉得，他在诠释角色，也在通过角色表达。

《觉醒年代》中，蔡元培就职北大校长的那番讲话，他准备了两个多月：“天天练，就是练这段呀，绝不是简单背台词，也不是说真的演讲，就是天天在肚子里面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当我讲了几百遍后，慢慢越悟越深，整个这段话滚瓜烂熟，（被）吃透嚼碎了，那就已经不是蔡元培讲的，是我自己在讲，从我心里面讲出来。那天拍摄，十多分钟的演讲，我就看着下面听众的眼睛，把我的感受告诉他们，讲北大是怎么回事，讲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北大人，‘既然进到这来，要摒除那些杂念，一不是靠进大学来做官；二不是要挣多少钱’……我讲的每一点在心里都有画面的，就是所谓言之有物，真的是娓娓道来，心里特踏实。剧组的人，包括摄像、照明师、横店的群众演员，都在那儿听，我讲完了，他们全都鼓掌。”

“洗脚唱戏那场戏是原来没有的，为什么改动？我想让他不仅仅是一个学问家，卸下种种身份，他也是一个平常人，这样他跟观众马上就近了，因为他活灵活现、生动鲜活。”为此他专门去学了一段绍兴老戏《汉津口》。

《觉醒年代》的导演张永新也曾在采访中提到：跟我沟通和交流比较多的就是马少骅老师……他对于表演非常执着，经常会给我发很长很长的微信，最长的一段微信在手机屏幕上看得有半米吧，全都是文字打出来的，而且他曾经还有过一天给我打12个电话的纪录，都是在探讨角色，甚至具象到一个包到底做旧做到什么样子，穿的衣服、皮鞋需不需要撒灰。

在细节上较真儿，是马少骅一贯的作风。他觉得穿着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风貌，而应用之物也体现人物的个性。他拿蔡元培穿的长袍举例：“那个时代，你去拿民国的照片一看，（袍子）不是盖着脚面的，它都是在这儿的。”他站起身来，在脚踝以上比着，“它这样好走路，不会缚着腿，也是那个年代的味儿。所以我就给服装组建议，要把我的那件袍子改短，改短以后我穿上抄手一站，脚下那白袜子、鞋就都露出来了，那个感觉就对了，跟那个年代真实的（照片）一比，一样。”

他指着一墙的书架，“你看，我订《老照片》（杂志），订了好多年了。我经常翻这些资料，看以前不同时代的老照片，然后对比什么时代应该是什么样的穿着，什么样的味道。这样才真实，这些地方你不能艺术化，也不能为了好看做改动。比方说战争片，新四军在太行山打仗，多苦啊，首长穿的鞋都是破的，那些战士还都穿着白衬衫，还都那么白？要是我演，我就光着身子穿那个粗布的褂子，别看就这一点，那就不一样，拿出老照片一对，真实。你得对你的角色负责，必须较真儿呀。永新导演就为了一个道具能一上午不拍戏，你较真儿了，才能拍精品；你较真儿了，观众才能认真对待作品。”

服装道具对塑造人物的帮助是外化的，而拍摄时应该进入到人物彼时状态。他谈到了基础的无实物表演的方法：“我们表演课第一个学的东西就是无实物，比如说削苹果，你在削苹果的时候脑子要有这个苹果，手上要有个刀，知道苹果削在什么地方，皮放到哪儿，你那个时候的注意力是集中的，你的呼吸，你身体的肌肉，你还要是松弛的状态，因为在生活里你不可能端着劲儿削苹果，这就是表演最基础的东西。到现在，我要的是在人物当中的无实物，蔡元培要怎么削苹果？蔡元培怎么写字？蔡元培洗不洗衣服？他怎么把自己的袍子拿到太阳底下晒完了穿上掸掸灰出门？所以每次演一个角色，我都会在上现场的时候，找这个角色的无实物，我自己做一做，找到他的真实感。这一是让我的注意力集中，另外使得自己平静，慢慢进入角色。”

虽然《觉醒年代》杀青已经过去两年之久，他依然在咀嚼蔡元培这个角色：“我有很多地方不满意的，我还在挑毛病，如果有机会再演这个角色，我还能不能演得更真实，更有味道。同时，我也看其他的人物，比如李大钊、陈独秀，琢磨如果我演这些角色，我该怎么演？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个性很不相同，但是他们也有共性，你得研究这种共性。”

演员的最高任务

“每次演戏，塑造一个角色，不论他是大人物小人物，不论他的戏份有多少，我都问自己，这个戏我要给观众什么？我要知道这个戏的中心任务，就是最高任务是什么，找到了这个，你才能去表演创作。”

“最高任务”是戏剧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一个术语，指一部作品创作意向的真正目标。这个词对外行的我非常陌生，我向他请教，他借用他演过的角色来给我做说明。

“你比如说我演一个角色，是个哑巴，那个戏叫‘搭错车’。这个戏我要给观众什么？我理解必须把一个人最大的善良呈现给观众，这就是最高任务。”

电视剧《搭错车》改编自台湾同名影片，讲述的是一对哑父与孤女之间的亲情大爱，马少骅在戏中饰演了一位平凡普通的聋哑父亲，剧中从头到尾全靠手语“说”台词，他却用无声的表演感动了无数观众。

“那么怎么找到这个最高任务？我想首先他是个聋哑人，我于是就到亦庄，那儿有个招收聋哑人的企业，我到那儿体验生活。我一接触才发现，他们比正常人善良，特别善良，而且他们对你释放的善意也很敏感，只要你表现出有一点，他们就会回报你很多。比如我想要学手语，他们都很热情地教我。那我代入《搭错车》的这个角色，你就知道他为什么捡了孩子自己抚养，宁肯不结婚，把全部的生命都给这个孩子，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个程度——善良。正常人可能做不到善良到‘轴’的这种程度。有这个善良的根在，你才能知道这个父亲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你演的时候就能调动起一切去完成这个任务。”

早年马少骅曾在电视剧《大法官》里演过腐败县长王玉和，这个反派角色在剧中戏份不重，但他的表演，让那个道貌岸然、虚与委蛇、谄媚奸猾的小贪官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提到这个角色，却说自己要完成的最高任务是“传达正气的力量”。

问他，为什么要通过一个贪污腐化、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小官员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呢？

他笑：“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我讨厌甚至恨这样的人。我常观察他们，在剧里模仿，把这一类人身上存在甲乙丙丁各种‘坏’集中起来，放到这个王县长身上。人前开大会时他的道貌岸然，在私底下他那些肮脏，我外化他的这些言谈举止，暴露他的两面性。因为我内心里是把正直善良作为准则，想要把这种东西传递给观众，当成最高任务。善所以为善，那是恶衬托；正的对立面，那就是邪。你有正的心，王县长这样的，你只要反过来演，那就准确了，对不对？”

种地在耪，读书在讲，学艺在想。虽然成功地塑造了黄兴、孙中山、邓小平、蔡元培等历史人物，虽然他演民工、农民、贪官、警察、医生、聋哑人，演什么是什么，但他从没躺在过去的角色上吃老本，更没有停止过学习。因为他知道找到一个戏的最高任务和最后用表演把这个任务完成，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而缩短这个距离必须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

为了演邓小平，他反复收听、观看邓小平的讲话录音、影像资料：“我把能找到的他所有的录音都存进MP3里来听，那时候也不听任何东西了，什么广播、电视一概没有，进入我耳朵的就是他的声音。”结果其川音台词之纯正，令剧组上上下下叫绝。

在《生存之民工》中，他演的谢老大是个河南人，他就去学河南话；《沂蒙》里演山东老农李忠厚，他又和当地人从发音开始学起了山东话；《搭错车》里演聋哑老父，他和聋哑人群体共同生活工作，学习手语，40多集的剧，他全用手语，没有开过口，观众看了，以为演员就是哑巴；为使蔡元培更生活化，他加了一段洗脚唱戏的戏，可唱什么才更符合人物？他又专门去学了一段绍兴老戏《汉津口》……

除了演戏、读书、看片，他的脑子里还像装有雷达般地捕捉生活中的一切，去为他创作人物服务。对于那些文学虚构出来的人物，他拿到剧本后，甚至学着把剧本改编成小说，以使自己更清楚角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马少骅讲起京剧武生泰斗盖叫天，说他常一个人面对着檀香的青烟，细心观察，体会烟在动和静中的变化，把观察、体会得来的心得，充实到表演里去。盖叫天演的《武松打店》，武戏的动作像青烟一样灵动，变幻飘渺，却又毫不吃力，像檀香的烟那样静、沉着和稳。“他是这么悟角色的，生活中的一切偶然现象都能触发他想象，然后他把这些灵活地运用到创造中去。所以只要你用心，自然界的一切人和物都可以触发你，也就是说你可以‘道法自然’。这些学习是无止境的。”

灵魂的工程师

“1978年我考进大学，我的老师说我们这个职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时候根本不理解，找不着，几十年下来都找不着。拍《觉醒年代》，我才从蔡元培先生身上悟到，我都快七十了，我才知道为什么这个职业是灵魂的工程师。所以我说角色在滋养我，每一个角色都是，我演过孙文、演过邓小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要诠释的不是某个具体的蔡元培，可以是张元培、李元培，我要歌颂的是这类人，要把他们演出来，双手捧给观众，借他们来影响更多人。”

他常把自己代入角色中，蔡元培是大学校长，还曾经是教育总长；他在清朝时当过翰林，也曾留学德国，这样一个学问大家，却对他周围的任何人都是谦虚的，所以“大家”二字从何而来，源自他有高洁的品格作为内心世界的支撑。“有时候，对照他，我会突然觉得我的自私、杂念太多了。我要反省自己，向他学习，学习他那种对学子的爱、对学校的爱、对文化的爱，以及对国家的爱。”

“我为什么演戏？”他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有人说演戏是为了奖，也有人说是为了钱。我演戏主要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事业，哪怕角色再小我都无所谓，我极力认真地奉献给观众。如果还想得到点回报的话，那就是观众对我的评价，只要说你演得不错，我就很欣慰。小时候，我顺着马路牙子唱着京剧到学校，心里面很快乐，那时候我就爱这个专业，很单纯，你不会想奖，也不会想钱；到现在我不单单爱这个行业，我还觉得这个专业很崇高，它把人类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他脑子里天天都在想如何成为一个好演员。以前，他实践戏剧学院教的那些演戏方法和手段，从国内外优秀的演员身上去琢磨演戏的方法和手段。可拍完《觉醒年代》后，他有所顿悟：“就是我作为一个演员，我怎么样才能把好的作品捧给观众？要从平时做人、要从根做起，技术上的东西只有一尺，而超过技术的东西是无限的。我喜欢看那些大树，树长得好不好，根很重要，对不对？根深才能叶茂，这个根是你自身的修养，我去塑造一个人物，我必须把我这个根找着，然后塑造的角色才有魅力。好演员，首先看你有修养没有，你没有很好的修养，怎么能创造出好角色？”

“我常常去看黄旭华、钱学森这些科学家的纪录片，和他们比，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你看看‘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人家为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退休了跟百姓一样。我就是个普通演员，做着自己的工作，有什么值得在人前炫耀？我们国家的工业、科技、经济各方面都在发展，文化自然也要蓬勃向上。作为这个行业里的一粒微尘，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贡献绵薄之力。”

说起纪录片中看到的那些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渗透到生活里的学养，他举了个例子：

“有这么一对老夫妻，那个纪录片里都是八十多岁了，老了，没有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他俩深居简出，而且恩爱，少年夫妻老来伴的相互关切，还有沉淀到骨子里的修养……就是看电视，老妻给老头倒个水，那都不一样。我是学表演的，这样的细节很打动我，也都记在心里。”

说着说着他现场表演起来：先扮演老妻，双手捧了虚拟的茶杯轻轻放在老头面前，佝偻着趋伸向前，用手背极轻极缓地碰了碰老头的膝盖，瘪了嘴笑出一脸慈怜，然后轻声细语：“嗯，喝点水，喝点水。”

他又坐回椅子里变成老头，头向前侧伸着，好像耳背的人正努力听清电视的声音，嘴里应着妻子，端起面前并不存在的茶盏，慢慢点头致谢，啜茶……

简单几个动作，一下子把我代入“戏中”。此时恍惚眼前并没有马少骅，只有相伴半生、白首相知的恩爱夫妻，只有那人间静美的夕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