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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艺》2021年第8期|张炜:定格于青俊——杜牧二十题
来源:《广州文艺》2021年第8期 | 张 炜  2021年08月18日08:35

万卷书满堂

杜牧出身于唐朝豪门大族,其家世之显赫,在历代诗人中都是不多见的,可谓“一门朱紫,世代公卿”。他的祖上曾是上层统治人物,魏晋以来就世代为官。十六世祖杜预是晋代的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曾祖杜希望文武双全,清廉自守,深受唐玄宗器重,历任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他骁勇善战,斩敌千余级,令吐蕃畏惧。王维在《故西河郡杜太守挽歌三首·其一》中做过如此描述:“天上去西征,云中护北平。生擒白马将,连破黑雕城。”杜希望还特别爱重文学,唐朝著名诗人崔颢便出其门下。祖父杜佑官至宰相,封岐国公,历经德宗、顺宗、宪宗三朝,高居相位长达十年之久,是一个在中唐时期有极大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曾经撰有《通典》二百卷。杜牧的两个伯父分别官至司农少卿和桂管观察使,其父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杜牧从兄杜悰迎娶了宪宗爱女岐阳公主,后来官至宰相,封邠国公。

杜牧对自己的家世是十分自豪的,在诗中写道:“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他最愿炫耀的还是自己家族的诗书文脉:“上都有旧第,唯书万卷,终南山下有旧庐,颇有水树。”(《上知己文章启》)文中谈到的旧第,实际上是一座位于长安城中央的豪华相府,而杜家在长安城南还有一处樊川别墅,那是一方规模宏大的宰相园林:“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最。”(《旧唐书·杜佑传》)

杜牧出生时爷爷仍为宰相。他的父亲杜从郁曾任左拾遗、秘书丞、驾部员外郎等职。当时文坛上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正值壮年,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文化人物振作中唐文气,开启一代新风。此时的中唐朝局距离“安史之乱”已过去五十多年,正陷入藩镇割据跋扈、宦官专权擅政的混乱衰败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正直士人需要经受巨大的考验。朝堂之上清正廉洁的官吏处于一种不安与坎坷之中,需要小心谨慎地面对纷乱党争和宦竖干政,在夹缝中生活,想要有所作为就要冒极大风险。他们或者隐忍退让,委曲求全;或者抒写豪志,激烈抗争,被贬谪流放,甚至处死。在中晚唐的政治舞台上各色人物争相表演,当权人物像走马灯一样轮替更换,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剧烈的朝廷斗争延续了许多年,波及很多仕人,当时一些重要的文化人物都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如柳宗元、刘禹锡等所参与的顺宗朝的“永贞革新”,短短一百多天便以失败告终,柳、刘二人分别被贬逐偏远的永州和朗州做司马,才三十出头正值盛年。刘禹锡在外度过了二十三年的逐臣生涯,五十五岁才被朝廷召回,任职东都尚书省。而柳宗元年仅四十七岁便病逝于贬地柳州。再后来的李商隐即便官职低微,远离权力中心,也成为牛李党争的牺牲品。这些人有的抑郁蹇困,一生不展;有的到了晚年才稍有缓解,其不平之气只有在文字中得以抒发。这个时期留下的斑驳诗文,成为中晚唐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而这些代表人物,更值得书写与记录。

杜牧在祖父和父亲的荫护下,度过了十年美好时光,拥有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极为丰富的少年时代。这对他的一生至关重要,无论对其诗风还是人生道路,都有决定性的作用。像他的祖父杜佑这样的人物,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象。“子弟皆奉朝请,贵盛为一时冠。”(《新唐书·杜佑传》)这样一个家世显赫的豪门子弟,其生活环境对于成长而言当有两方面的意义:良性的一面是深受传统书香的熏陶,可以近距离接触上层生活,凭高望远,视野开阔;不利之处是与底层生活有所隔离,缺乏另一类更常态也是更广泛的体验。心性开敞明朗却也相对脆弱,缺少更深切的生存体味和社会认知。任何人的少年时段对于人生之重要都是不言而喻的,这个时期决定了他看问题的角度、立场,以及对事物的判断力。与一般人相比,杜牧显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他的视点会不自觉地抬高,对显而易见的社会与人性层面,有时也会产生一些盲角。当然,这一切在后期仍然还有弥补的机会,但这既需要时间,也会有始终难以补救的部分。

生存知识、社会知识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上层人物及庙堂生活,这让一般人感到陌生的诸多物事,在杜牧这里应该是熟悉的。其性格与诗风中的某些成分,将由少年时代的生存环境所决定。比如他一生中常有一种爽直脆落、舒畅赏快的特性,喜游艺,重声色;他的心志之高,情趣之雅,或昂扬或沮丧,交替之频繁,好像都比一般人更重。他的书面知识,比如所接受的教育,在当时是第一流的。所以仅就书面文章而言,就此出发所达成的事物,对他来说就相对容易许多。应取功名,激扬诗文,这些都是他的优势。而一旦踏上仕途,在社会上与多个层面多种角度产生摩擦和碰撞,需要经受人生磨砺,需要坚韧奋斗,需要在政治的旋涡中拼争搏击,这时候很可能就会显出他的贫弱。后来他果然遇到了始料不及的艰困之境:“某入仕十五年间,凡四年在京,其间卧疾乞假,复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闭户便经旬日,吊庆参请,多亦废阙。至于俯仰进趋,随意所在,希时徇势,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间,比之辈流,亦多困踬。自顾自念,守道不病,独处思省,亦不自悔。”(《上李中丞书》)这些话是他真实的心理反映,也是一段时期艰困窘境的写照。因为祖上的光耀不可能一直伴随他,那是有利的,也是有限的相助。他需要明晰这一点,需要适应失去护佑的时段,需要好好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

仅就诗的气象来说,明快绮丽、英爽挺拔是其主要质地。他一生崇尚杜甫,老杜沉郁顿挫的风格令他着迷和向往,但那是一种经过苦难煎熬而来的沉痛与悲绝,那种苍凉的生命底色不是简单的学习便可以取得。在诗歌风貌上,老杜与小杜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小杜还有许多诗章之外的文字,它们意气盎然,果决率真,特别是对上的状与表、进言与策略,具有非凡的气度与格局,有一种自家人说话的急切和直接。“某纵不得效用,但于一官一局,筐箧簿书之间,活妻子而老身命,作为歌诗,称道仁圣天子之所为治,则为有余,能不自慰?”(《与人论谏书》)所以尽管他的仕途不畅,心情抑郁,心志还时有昂扬。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他的出身,想到血脉的力量,他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是明显的,自青年时代就处于一种“无位而谋”的状态。

他二十多岁就写出了《阿房宫赋》《上昭义刘司徒书》,前者希望敬宗以史为鉴,后者是劝说节度使刘悟为朝廷分忧,讨伐河朔三镇,不要居功自傲。刘悟其人非常蛮横,目无朝廷,年轻的杜牧竟然在文中向他发出警告,列举“大唐二百年”间诸多叛逆者的悲惨下场:“阵刺死、帐下死、围悉死、伏剑死、斩死、绞死,大者三岁,小或一日,已至于尽死。”在文章末尾,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伏惟十二圣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恶灭逆,复何一切焉。此乃尽将军所识,复何云云,小人无位而谋,当死罪。某恐惧再拜。”心之切,胆之大,言之豪,令人惊讶。那篇著名的《罪言》写于他正式入仕之前,所言都是国家大事。所谓“罪言”,因为唐代官制不得超越职位言事,杜牧时任淮南节度使幕府掌书记,作为地方幕僚,如此策陈国事是无名的,所以自谓“有罪”。总之,可见其心气之高,非一般人物。他的锐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折损。

仕途的曲折与崎岖,在年轻的杜牧脚下铺开,他将有警醒和觉悟的一天,只是终其一生也难以彻底改变。在遥远漫长的人生旅途上,他要经历诸多不同的风景,这当然有利于整个人格的确立和诗章的成熟。他自少年时代所养成的骄矜、疏阔和自傲的性格,将在不同环境下进一步演化,得到另一种酿造和配置。这于他虽然有点过于繁复和沉重,但未必是一件坏事。没有这一路的遭逢,就没有后来我们所看到的杜牧。原来所谓晚唐“小李杜”之“杜”不是偶然产生的,无可比拟的先天才华、青少年时代钟鸣鼎食之家的哺育、后来波诡云谲的人生经历等,这一切成就了他,确立了他。

这是一位从“万卷书满堂”的宰相府邸潇洒走出的英俊青年,一开口就歌声嘹亮,气冲霄汉,如此丰神秀朗,如此先声夺人。直到晚年羸弱之时,人们也不曾忘记他的出身,不会忘记他来自何处。那逐渐孱弱的生命气息之下,仍然透出一丝往昔的豪华与骄傲。

捕狐狸的皇帝

杜牧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才人物,他的天才不可以仅仅被看成只在诗章和文学方面,还包括许多其他方面。由于那样一种出身环境,他少年志高,在非同一般的期许和继承中展开广博的自我设计和准备。如二十岁就开始潜心研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和十三代史书,二十三岁就写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这样的惊世之言。他懂得:“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注孙子序》)可见从很早便开始思考国家兴亡得失,特别是注重研究军事,修养之全面,准备之周备,为同龄人所罕见。

人生不过是一篇大文章,世上还少有文章周密而入世粗疏之人,这往往都是统一的。杜牧具有如此才干和修养,却一生不遇,未展抱负,最终大抵只能在文字铺衍中满足自己。而这样一来,又引起他更大的愤懑与不满足。他短促的一生竟然经历了宪、穆、敬、武、文、宣六位皇帝,可见当时社会生活多么动荡。这些皇帝不得长寿,难以善终,有的竟然还要活在恐惧不安之中。身处高大堂皇的宫阙,却要警惕时时袭来的危险,九五之尊的皇帝尚且如此,一般官吏和百姓也就可想而知了。普通人要在这样一种社会生活中安身自保,度过平安一生,必要付出很多。作为一个朝中仕人,一个从政之人,需要付出更大的心智。在乱世之中,首先要立足生存,然后才可以设计和施展自己的治世之才,而实现理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刚正必受摧折,危险叠加,甚至是朝不保夕。在这种阴暗混乱、污浊险恶的时空中,最活跃并屡屡得手的,只能是另一些人,比如心机深藏却没有人生理想的那一类,比如盘踞在后宫的宦官们。

杜牧青少年时代经历的几位皇帝如此不堪:穆宗耽于酒色,喜好金丹,不成器局,很快夭亡。继位的敬宗更加离谱,登基时还是一个玩心很重的少年,根本没有什么家国责任,每天忙于击球、手搏之类的游戏。他最爱干的一件事是深夜捕捉狐狸,而且十分上瘾。“帝好深夜自捕狐狸,宫中谓之‘打夜狐’。”(《旧唐书·敬宗纪》)那些宦官近臣只是满足他,与之一起玩乐。这个少年皇帝在荒唐之路越走越远,大修宫室,声色犬马,连那些宦官都难以忍受他的乖戾与暴虐。他轻则辱骂,重则捶挞,如果不能好好配合他“打夜狐”,即削职查办或一顿暴打。百般折磨之下,宦官们苦不堪言,最后竟联手将他杀死。

这位荒唐的少年皇帝在位时间不到三年:十六岁登基,十八岁被杀。朝政荒谬无序,宫廷荒诞不经,如儿戏,如群氓穿梭,成为一道封建专制的古怪风景线。尽管这属于中国封建统治史上的特殊案例,但实际上也会以各种面目出现,几成常态。其内在的荒谬性和残酷性是一直存在的,专制是社会历史中的最大痼疾、不幸和悲剧。这种悲剧通常要以各种形式上演,但它们通向的结局却无一例外。在这种黑暗、阴郁、肮脏的社会环境之下,各种健康的生长都不可能。它们败坏自己,危害社会;既毁掉区区宫阙,又戕害茫茫大地,各色生灵无一幸免。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邪恶生长,最后蔓延到不可收拾。人性之败坏普遍而拙劣,无知而盲从,愚昧而野蛮,成为封建体制下的一种常态。这种可怕的人性之精神病毒肆虐横行,其结果,就是导致整个社会机体不可挽回地迅速瓦解。

杜牧所处时期,皇帝荒淫无道,宦官擅权乱政,朝臣党争激烈,藩镇嚣张失控,一个朝代走向末世的所有元素皆已齐备,没人能够挽救。贯穿中晚唐的“牛李党争”成为整个朝政的一大顽疾,发端于宪宗朝,起因是当时的举子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在考卷里批评朝政,主考官将他们推荐于宪宗,引起宰相李吉甫的不满,诬他们与考官有私,结果考官遭贬,李宗闵、牛僧孺也未受提拔。朝中许多大臣争相为其鸣不平,像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就曾经上书替他们辩解,宪宗只好又将李吉甫贬放淮南节度使。此时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等尚未入朝任职,派系斗争的色彩并不浓厚。穆宗登基之后,长庆元年进士科考试成为触发两派激烈冲突的导火索,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牛李党争”从双方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成为当时最难以克服的政治大弊。文宗曾经就此发出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如此复杂的人事纷争、残酷的政治角力,再加上昏君庸臣,只能使唐王朝加快走向末路。那些治世心切的儒臣欲要有所作为,也只是一种梦想,除了使自己饱受摧折,几乎不会有其他结局。但这部分仕人是儒家入世传统培育出来的人物,他们的悲剧在于不愿中断努力,而要苦苦挣扎,不肯屈服,最后直到厄运降临,付出生命的代价。

杜牧入仕之初照例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但愈是如此,失望来得愈快。他在这个时期留下的文字不少,大多是奋斗期的一种自我砥砺,表达了进取的豪迈和对未来的期许。“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安得封域内,长有扈苗征!”(《感怀诗》)“齿发甚壮,间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游门下,为拜谒之先,或希一奖。”(《上知己文章启》)等待他的命运转折很快到来,现实比他想象的不知要糟糕多少。结果初为朝官,在校书郎的位置上只干了半年就不得不离开。皇帝们或食金丹,或捉狐狸,或纵欲不已,后宫的宦官与朝中投机的臣僚忙着火中取栗,阴谋连连,心机大发,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残忍的闹剧。所有正直或明智的官吏,除了悲愤无望,就是设法规避。

一个人或一个朝代的衰亡,走向穷途,终究是无法阻止的。这大概也是新陈代谢的规律。杜牧正像其他清醒的诗人一样,要寻找一个能够畅快呼吸的地方,尽管从小就过着奢华的生活,而且喜好玩乐,但毕竟饱读诗书奋力进取,进入宫廷的目的绝非为了和皇帝一起捉狐狸,而是“仕宦至公相,致君作尧汤”。(《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如此败坏的朝政令他绝望,四面潜伏的危机令他压抑,为了浮出肮脏的泡沫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他转目四顾寻找去处,只希望快些逃离。

唐代京官地位很高,离开京都则意味着不遇,所以少有京官要求自我外放,除非实在迫不得已。不过对于这个自小锦衣玉食的贵族少年来说,到辽阔的大地上游走,离开狭隘的上层生活,未必是一件坏事。他的眼界需要改换和开阔,需要在生气勃勃的旷野上奔走,领受新鲜气流的吹拂,需要在灼人的骄阳下勘察。在社会和大自然中,与各种各样的人群、动植物交流摩擦,相伴相依。

这一次人生转折,在某种程度上比得中功名更为重要。他需要将少年时代所获取的大量书本和朝堂知识,与另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经验对接。这种对接将会发生一次又一次强烈的化学反应,对他的人与文都具有极大的重塑意义。

贵公子

杜牧生为贵公子,一切也就自然不同。他既不是涧底松,也不是山顶草,而是一株生长于高地之上,披满浓绿的茂盛乔木。他一开始就引人注目,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栋梁之材。儒生们入仕总是面临百般曲折,这是一条大为不易的路径。有许多人半途而废,也有许多人从青壮熬至白发苍苍,最后倒地不起。一般士子都要度过十年寒窗,经历“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直到学成后通过州县筛选进京应试。进京之后还要四处投书自荐,寻傍名士、豪门,走权贵门路,这个过程是相当苦涩的。以唐代论,盛唐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都走过这样的道路,最后只有王维如愿以偿;中唐韩愈、白居易和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等也不曾省却这段经历。除了李白没有参加过科考,只通过献赋献诗谋仕之外,杜甫、孟浩然、温庭筠都是一生屡试不第。王维、韩愈、李商隐等进士出身的仕人,不到二十岁就准备参加科考;白居易因为战乱和家事而拖延至二十多岁。儒生们一般都要经历多次应试才能得中,一帆风顺的情形是很少的。

在杜牧这里则完全不同。他从小饱读诗书,蓄满壮志,四处游走,忧国忧民,但一直拖延至二十六岁才应举,大概是意识到不参加科举难以为官,人微言轻,不能参政和施展抱负。杜牧的父亲、两位伯父和堂兄杜悰等,都没有参加过科举,而是以门荫补官。在杜牧应试之初,记载中替他宣扬名誉者竟然不下二十人:“大和二年,小生应进士举,当其时先进之士,以小生行可与进,业可益修,喧而誉之,争为知己者不啻二十人。”(《投知己书》)如此人脉,如此优越的条件,岂是一般人可比。结果一次即中进士,并在同一年又通过了吏部考试,成为“进士及第、别策登科”的极少数幸运儿。他自己有诗云:“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却将春色入关来。”(《及第后寄长安故人》)“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震京邑。”(唐·孟棨《本事诗》)

这段得意之期是他一生中的华彩乐章,可以想象,他是如何兴奋和自傲。接连的成功使他名震京城,记载中他曾经与几个朋友到长安城南文公寺禅院游览,闲谈中发现庙里的僧人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马上惊叹起来,事后写道:“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赠终南兰若僧》)可见年轻杜牧的心境以及当时的状态,那种得意之情、踌躇满志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政局多么混乱,贵公子的身份是无法置换的,这就是命运。杜牧生而贵,但也会因贵而伤,而悲,而哀,而痛。他的高阔和脆弱,在短促的一生中时有所见。比如十岁时祖父和父亲先后去世,对他来说实属突然,很快就需要体味世态炎凉了。生活就是这样现实和无情,绝不会因为他是贵公子而客气多少。这样的贵公子应付突如其来的困窘会有多么狼狈,大概可想而知。从记载上看好像一切都糟透了,人生艰困无助的一课竟然这么早就开始恶补。

他在后来《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这样回忆此段人生经历,用语颇为夸张,以至于让后人多有质疑:“某幼孤贫,安仁旧第,置于开元末,某有屋三十间。去元和末,酬偿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饿,衰老者死,少壮者当面逃去,不能呵制。有一竖,恋恋悯叹,挈百卷书随而养之。奔走困苦,无所容庇。”从记述上看,无论如何还有房屋三十间,竟落得那样一种潦倒不堪的困境,以至于“长兄以驴游丐于亲旧,某与弟顗食野蒿藿,寒无夜烛,默所记者”。现在看未免有点太过了,世族豪门宰相之孙,一朝失去荫护会这样悲惨?积蓄和接济全部断掉,以野蒿藿为食,甚至开始乞讨,寒夜读书连取暖照明的烛火也没有,只能默诵白天所记,真是令人无法想象。但无论怎么说,他度过了一段艰辛困苦的生活是肯定的,日子一落千丈,优渥不再,而他对这些一定是相当敏感,所以叫苦声比常人要大。

不过他毕竟有过那样一个家世,到底为什么会挥霍到无以为继的程度,也只好猜想了。可以想见他这样的贵公子不善经营,不长于维持,也是可能的。不过尽管有过严重的折磨和潦倒期,自幼养成的一些习气短时间内是磨洗不掉的,而且还会跟随他的一生。虽然生活如此窘迫,但后来开始谋取仕途功名,还是有那么多人围上来帮助他,可见较之一般士子,他仍拥有极大的优势。

入仕半年后他便离开京城去了地方幕府,这除了说明朝官的无聊,宫廷生活的无序和浑浊,也可以见到他的急促和不能忍受的性格。他找到一个机会就逃离了。相对而言,幕府要自由和宽裕得多。尽管这对一般从仕者绝非是一件好事,因为唐代以京官为贵,仕途之人只有不得已才会外放,而去幕府做事更是一种万般无奈的选择。比如杜甫科举不达,曾为求官困居长安十年,“安史之乱”中投奔了肃宗,被授为左拾遗,这时他已四十六岁,后来进谏触怒皇帝被贬出朝廷,进入剑南节度使严武幕府;而韩愈是三次参加吏部考试都没有通过,在朝廷为官无望才去了地方幕府。他们二人都表达过游幕生涯的艰辛困顿与不得志。但是在杜牧这里好像就不尽如此,他是轻松自愿和欣然应召入幕的。朝中的黑暗无望,还有极大的憋屈和约束,以及时时袭来的危险,都让他无法待下去。关键是当时召他入幕的江西观察使沈传师,正是杜牧祖父杜佑赏识之人。杜沈两家不仅是世交,还有远亲关系,对方欢迎他并可以照拂他,当然是一个好的去处。就个人生活的舒适度来说,幕府和朝官在政治环境上是完全不同的,任职幕府可以远离朝廷权力斗争中心,要自由得多从容得多,也安全得多。他可以大口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

事实上杜牧在幕府中真的度过了一段相当快乐的时日。比起朝中岁月,这里松弛而畅快,尽管幕府定制管理非常严格,但与幕府中一般应差的人相比,他算是一个特殊人物。祖辈父辈余留的资本和人脉,在这时起到了极大作用。他的生活空间很大,先后在沈传师和牛僧孺手下任职,而这两个顶头上司都与杜家关系深厚,又欣赏其才,自然对他十分爱护。

对于一位世家贵胄,人生与官场的磨炼其实才刚刚开始;他锐气固在,却要接受意想不到的锤炼和磨损。这一切他在刚开始的时候未必就做好了思想准备。“某年二十六,由校书郎入沈公幕府。自应举得官,凡半岁间,既非生知,复未涉人事,齿少意锐,举止动作,一无所据。”“此时郎中六官一顾怜之,手携指画,一一诱教,丁宁纤悉。两府六年,不嫌不怠,使某无大过而粗知所以为守者,实由郎中之力也。”(《与浙西卢大夫书》)这些文字非常能够说明他初入幕府,及后来为官与生活的情状。这是贵公子的仕途之始,也可以看成他人生大戏的第一幕。

少年好兵书

杜牧自十五六岁就喜好兵法,读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他较早开始这样的一种准备,在诸多仕人更不要说诗人来讲,都是极为罕见的。这当然与其出身有关,与自小蓄起的志向有关。十六世祖杜预、曾祖杜希望都是历史名臣,属于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将相之才,并且精研战术,驰骋疆场,屡建事功。可见杜牧对军事的向往有家族渊源。他出生时离“安史之乱”快过去了五十年,这期间国家尽管有过中兴气象,但十分短暂,很快又步入了内忧外患之期。治国必得善兵,这是他从小就懂得的道理。一个有大志向的少年除了熟读儒家经典,准备应试入仕,还要蓄养和熟悉兵谋韬略,这一点杜牧一定受到了曾祖、祖父和父亲的影响。

他在三十一岁写出的《罪言》,即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字。要谈杜牧,差不多都要提到这篇宏文。一方面是成文早,另一方面正是此文体现出青年杜牧非凡的见识。文中对国家军事形势有深入分析和出色判断,很有一番大言良策,展现出非凡的见解,体现出了世家子弟的大格局。后来他又写出了《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兵学宏文,还将《注〈孙子〉十三篇》献给了当时的宰相。“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乱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上周相公书》)这是他从偏远睦州返朝后,对宰相周墀的进言,历经世事沧桑,依旧是锐气未折,豪语壮言,无所顾忌,畅笔直抒,实在难能可贵。

他前后在幕府做了十年。十年之后又开始长达八年的刺史任期。第一任是黄州,当时正逢边疆回鹘大乱,杜牧心焦急切,不断就用兵之事上书,在五言诗《雪中书怀》中有这样的句子:“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这一年他已经四十岁,诗中有岳飞《满江红》的气势,而且有一种势在必得的雄魄。他曾说过:“为国家者,兵最为大。”认为主兵者“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注孙子序》)。当他三十多岁入朝任监察御史时,还专门请教当时的右领军卫大将军董重质,了解当年宪宗皇帝以三州兵力讨伐淮西四年未能破敌的原因,潜心研究战例,总结得失。尽管几十年来多有坎坷,却一直未改初衷,一直准备着,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他四处搜求兵书,苦苦研读,对自己所注《孙子》十三篇极为看重,最后为自己撰写墓志铭时仍专笔记之:“某平生好读书,为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因注其书十三篇,乃曰:‘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后当有知之者。’”(《自撰墓志铭》)

在李德裕任宰相主持朝政时期,杜牧非常赞赏他平藩讨伐的主张,但苦于不能亲自上阵,为此专门上书,力陈用兵之策,而且写得十分具体。结果李德裕一一采纳了他的策略,最终取胜。就此可见,杜牧远非纸上谈兵的空头讲章,而实在是心有机枢的干材。最可惜的是他始终没有韩愈那样的机会:当年宰相裴度领兵平藩,召韩愈为行军司马,并得到至关重要的辅助,连连取胜。韩愈在宪宗朝和穆宗朝两次平乱中都曾立下大功,这让杜牧非常崇拜,而且钦羡不已。当他给宰相上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他或许想到了诗人韩愈。

与大多数儒仕不同,杜牧自少年至晚年,一直在兵事上投入极大关注力,并且留下了许多著作。可惜他一生都没有机会参与实践,可以说壮志未酬。这可能是让他感到最为遗憾的志业之一,也是让他大不同于一般仕人的方面,即并非一个简单的文臣,而是具有相当武略和大器局的国家栋梁......

……

(未完,全文见《广州文艺》2021年第8期)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京东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