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旧事
那年，进延安电厂后，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按专业分配，进班组。虽时隔多年，仍清楚记得，那工作岗位，是汽机车间运行三班零米值班员。可惜，我一天也没去。
电力是技术密集型行业，进单位后，大都按专业工作。绝大多数人，到退休，都在一个岗位。从初出茅庐，成为熟练工，再到被人称为师傅。转换的是角色，不变的是工作。
不幸的是，初到长安城的母校，报到那天，还不识同窗为谁，就意外得知，退休前的岗位，将是汽机零米值班员。再无其他可能。幸运的，也是这事。
很早，我就有种渴望，想知道，努力过后，现实是否还有其他可能。不是汽机零米值班员的那种。
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却不想干一些事。
那时，我十四岁，和全红婵同岁。她是跳水运动员，刚在奥运会上夺金，万众瞩目。夺金后，收获鲜花掌声无数。彼时的我，刚走出家乡小县城。属纯种小白。
四年寒窗，有欢喜，也有忧伤。拿过奖学金，也补考过，竟还是专业课。该有多菜，才会沦落到补考的地步。离校多年，重返校园时，偶遇补考那科的老师。老师状况很不好，未及叙旧攀谈，但深深的愧疚感，狠狠抽了我几个巴掌。随即，往事像坛里的恶魔，钻头觅缝，争相笼罩了我。
断断续续，完成了《母校记事》系列。也算对往事，有了交代。
拿到派遣证的那一夜，是此生的暗夜。至暗之极，无以言表。
到单位报到后，先填了张表。一贯认真，自是填的齐整。又因不热心专业，在校时，干了些专业以外的事。乍一看去，很能唬人。
常规动作是，报到后，放半月假，仍可拿全月工资。没手机，无网络，比人腿和交通工具快的，惟有电报和电话。还没到家，“速归！”的电报，已先一步，到了爸爸单位。
就这样，其他人还在愉快休假，我已上了班。
救我的第一根稻草，是广播员岗位。听说，原广播员嫌工作辛苦，毛钱又少，自视无人替代，遂要求加薪。言之，不加薪，就走人。
领导一时急了。
就在那个当儿，我报到了。有人看了我填的表，认为可用。在汽机零米值班员之前，先去了广播站。前任广播员，于是，丢了工作。
那件事让我明白：自视甚高需谨慎。
一个是命运使然，不小心走了狗屎运，再就是二娃的出身，让我从小明白：不争，不能争！给啥，拿啥。不给，不能要。不能要，但可以偷偷想。
紧接着，第二根稻草出现了。
几个月后，三项制度改革。一位从事写写画画，兼办橱窗的老同志，不忿自己的收入，领导又开始焦虑。
一天上班，领导让我试写了几个排笔字。
在那之前，广播室对面的档案室，让我帮忙写档案盒。
广播室归党办管，档案室归厂办管。之后的人生，数次在两部门之间揪扯。一次次的，头疼不已。
但凡考试，最难的是选择题。没选择，也很痛苦。
小时候经常帮爸爸抄稿子。初中常办黑板报。电校时也混迹板报小组。写多了各种规范字，美术字和排笔字也有相似。过关，是肯定的。
转眼就是国庆节。单位文艺演出，我参加汽机车间的演出，一个独舞，冒牌“雀之灵”；一个草帽舞，盗版小虎队；还有个陕北大秧歌，群舞。竟都获了奖。
意外一个接一个，主要是，还不怕吃苦。让干啥，就干啥。话不多，活还好。这就好办。
汽机车间几次要人，甚至于，逢年过节的东西，都被私分。那又怎样，我想要的，他们给不了；那些吃吃喝喝，我不介意。分就分了，拿就拿去。
没多久，被安排办厂报。8开，单面，油印。全厂一个打字室，打字机不够用，打字员忙不开。报纸总得按时出。情急之下，买来铁笔、蜡纸，手刻蜡版。抄稿子和办板报的经验，全派上了用场。
于我来说，许多东西，都是反着来的。放广播要播音，先念别人的，后来才学写稿。办报纸，刻蜡版，轻易不能出错，版式提前想好。一边刻，还要瞻前顾后。慢慢的，学会了编辑。
横题，竖题，刊头，尾花，横排，竖排。麻雀小，五脏全。
鲜少用照片。油印用纸较差，照片没法制版。哪怕用，也是后来情况好转，电脑多了，以复印的方式。
总是野路子，也不利于工作。领导决定派我外出学习，也不能去太远。延安日报社，不远不近，最合适。
在那之前，领导交给我一个铁家伙，照相机。老珠江，纯手动，不知经了几人手，已被磨出了铁。
给了相机，领导还给了几个胶卷，乐凯。许久之后，才用上富士，有时是柯达。再后来，更多用的柯尼卡。直至数码产品汹涌而来。
小时候，羡慕爸爸的相机。长大后，终于自己也有了。那个高兴劲，别提了。
相机没有说明书，领导也没讲。扔过来，了事。我嘴硬，也不问，自己摸索。第一个胶卷装进去，“咔嚓”了好久，还可以“咔嚓”，总觉不踏实。跑去冲洗，被告知：没挂上——胶卷没挂到齿轮上。
再拆个胶卷。
又去冲洗，被告知：曝了。详细解释是，照完后，胶卷没进暗盒，就打开后盖。拍的东西没了。暗箱，暗盒，暗室，胶卷，底片，照片。菜鸟的辛酸泪，流了一把，又一把。
如此再三，学费没少缴。蜗牛，也该有些进步吧。
次年年初，到延安日报社去学习。老师们都很热情，得知我爸是记者老吉，更加热情。一个办公室，有两位老师：马彦平，米生富。这些年，许多人都成了过客，来了又去了，不留影踪。竟还记得他们，确信名字无误。
初去，只把两位老师改的稿子，重新抄写一遍。整齐即可，比给爸爸抄稿子，要求低。我便把一贯的隶书，改为行书。后来，才自己改，然后拿给老师们看。
马彦平是新闻版编辑，记者。身材中等，说话走路不疾不徐，从容不迫。
米生富是副刊编辑，诗人。人长得也很副刊。高挑，头发自来卷，总乱蓬蓬的，胡子拉碴，着装也随便。
我们仨都不善言谈。办公室常态，不是翻阅报刊，就是钢笔在稿纸上划过，发出的“沙沙”声。
离开延安前，加入了延安市新闻摄影学会。会员证在延安日报社办的，跑了两次。摄影部哪位老师经手的，忘了。
这之前，加入了延安市摄影家协会。参加过一次采风，赴宜川。主办方请了两个模特，延安鲁艺的在校生。两个女孩，一个活泼，极爱笑，饭时有人起哄，还当场跳舞助兴。另一个性格沉稳，也笑，总抿着嘴。
大方，清秀，眼神纯净。偶尔翻资料，样片里，还有她们的身影。不知现在，她们身在何处，可否还记得当年，那次。
和延安日报社美编杨妮娜，也有过接触。
知道杨妮娜，因为漫画。见面，也因为漫画。
那次去她家，门后挂着一沓样报，最上面，是《陕西日报》。正中，是她的一幅画，油画。
“稿费多吗？”油画费劲，相应的，稿费应该多吧。我猜。
“没多少。”她说，一点点。
印象中，杨妮娜还年轻。她却说，参加了中老年秧歌队。
“为啥？”我的问题，简单直白。
“中老年秧歌队，我肯定是最年轻的。”她说，和年轻人混，我就是最老的。
她的话，他们的话，那些延安报人的话，我有时会想起，并不经常。但它们的余韵，却影响了我，和我后来的人生。
这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