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侯波，中国作协会员，延安市作协副主席。86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当代》《十月》《大家》《清明》等杂志发表小说上百篇，200余万字，有作品被转载并收录进小说年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谁在那儿歌唱》《稍息立正》《太阳花开》《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胡不归》五本，长篇小说《流火季》《天下安定》两部。2014年，《当代》杂志社、陕西省作协联合召开“侯波小说研讨会”。2015年，中篇小说《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获第四届柳青文学奖。2019年中篇小说《胡不归》获“马烽文学奖”。

挂职县长

侯 波

到方文真正挂职的时候，打算全心全意享受副县长这个职位的时候，这时却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的首先是车。本来一个副县长，哪怕是挂职的，也要配一个秘书、一辆车和一个司机的，这是标配，也彰显着一种身份。然而“八项规定”出来了，政府所有的车都进了平台，要用车必须填单子报到政府办，然后再派车。而像方文，这个不分管具体工作的挂职者，好多时间实在想不出要车的理由。再说了，方文是个作家，老担心怕给人家添乱，怕让政府办的一帮小年轻小瞧自己，索性就不要车了。没了车当然就没了专职司机，这样到星期五回市里星期一再来县里的时候，方文就只能与住在市区的几个县级领导，同坐一辆考司特来回跑。

方文所挂职的原西县与市里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一大伙人坐在车上，也没多少话说，工作的事大家似乎有默契似的都不说，顶多就是围绕一个大家认识的人，讲讲他的笑话，调侃一下而已。偶尔，方文和几个年轻的县级领导也会玩玩牌，于是车上的人都围了过来，个个指手画脚，玩得不亦乐乎。玩牌当然会有输赢，但往往的，牌打着打着就黄了。比方说，输赢有点大了，有人就开始耍赖，或者嫌发牌不公，或者嫌座位不好，总要寻一些理由嚷几句，扑克自然也就玩不成了，但彼此并不伤和气。根据方文总结的经验，当一个人输到五百块的时候，这场牌局估计就快要散伙了。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甚至第二次还会翻第一次的旧账，几乎没有一次牌局是完整的，是能够全神贯注地玩一路的。再或者半路上碰到一些事，比如，看到一群鸽子或一群野鸡，看到一起肇事什么的，玩扑克的事自然就都停了下来。照方文看来，这车上的玩牌，非常具有偶然性，任何一次意外，都会成为某些人停止打牌的理由。一起在车上坐，方文当然和大家也一起玩，但很少有赢的时候，不过，也输不了多少。方文引以为骄傲的是从来没有一次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让牌局停了的。

没有了专车与司机，还有秘书呢。只是秘书时常换，方文也弄不懂是什么原因。记得有一次，方文一段时间没到县上去，到县上了，就喊原来的秘书，结果他来了，告诉方文说，他已不再是方文的秘书了。后来，就在挂职快要完的时候，方文的秘书还兼着给另一个挂职县长当秘书。就是说，他一个人要负责两个县长的材料，这样，方文在有事的时候，懒得再喊他，再麻烦他。反正，方文基本上也没什么正事的。

挂职虽然是市委组织部发的文。但其实，到县里后，还要经过人大选举任命这道程序的。不一样的是挂职县长是由人大委员来选，而不是全体人大代表选。选方文那天，人大会议室有三十多号人，由人大主任主持会议。会上方文读了一份述职报告，然后大家开始投票，就在投票的当儿，人大有个姓何的副主任对方文说：“一会儿票投完了，还得宣誓，到时我读什么，你就跟着我读什么。”方文一听这话，心里顿时有点慌，嘴里答应说好啊好啊。但同时又犹豫怕给大家留下不好的印象，琢磨了半天，他就问何主任：“那你到时用方言读呢，还是普通话啊？”何主任说：“当然是普通话啊。”方文一听这话，才放下心来。

一时，大家投票完了，何主任就提上来一个牌子，立在了主席台前，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这时的主席台上已没了人，何主任与方文两人右手握拳，背对着大家，开始宣誓。何主任读一句，方文读一句，前边的几行字都比较顺当，读最后一句时，话实在太长了，是要为建设富裕原西、文明原西、和谐原西而努力奋斗什么的。方文生怕把字读错了，就全身心集中在一个一个字上边。结果没想到，这句读完了，领读的何主任突然念了一句，“领誓人，何小键”。这句话木牌上没有啊，方文一时脑子一急，随即大声读道：“领誓人，方文。”话音刚落，哄的一声三十多位人大委员都笑了起来。方文这才意识到自己读错了，连忙重新举起右手来，读道：“宣誓人，方文”——这个事一时成了大家的笑料。何主任后来跟方文熟了，笑话方文把宣誓人读成了领誓人。方文说：“多亏我脑子转得快呢，要不，说不定还会跟着你一起读成领誓人何小键呢。”再后来，方文就领到了那张至今仍让他引以为骄傲的县长任命书。

像这样的笑话有很多的，方文第一次参加会时，政府办通知开的是常委会，方文心里直嘀咕自己又不是常委啊，但也不好意思问。就匆忙赶到了会议室，坐到了自己的桌签前，桌子上这时已放着一沓厚厚的资料，是今天的会议议题。会议开始了，议程有十多项，都是各部门的具体事。比如说，轮到土地局的事了，土地局局长便从门外进来，坐在会议桌的另一头，开始照文件说这个事，他说完了，分管土地的县长，便把这事的由来，为什么要做，要怎样做，给大家又说几句，正县长又接着补充几句，最后由县委书记拍板定案，这件事就算过了。接着，是下一个议程。当然，参会的人尽可以对一些事发表意见，但都很短也很少。据方文观察，这些上会的事都应该是在会前沟通好的，提到会上来，只是要大家举个手表个态而已。

第一次参加常委扩大会，方文就闹了个笑话。会议一共有十四个议题，一个一个接着过，只有一个没通过，是关于县城的一些街道重新命名的，当时参会的本地领导有意见，不同意改名，怕引起混乱。于是这件事就暂先搁置了。会议议程过了十三个后，最后一个是研究人事安排问题。这时，会议就暂时停了下来，有两个副县长站起身来，合上自己的本子往外走，方文闹不清原因，就只能坐在原地，一副继续开会的架势，但会场里的停顿有点长，一直没有人发言，方文也闹不清是咋回事。就在这时，有人悄悄地推开了后门，叫道：“方县长，方县长。”方文听见叫声，扭头看见政府办主任正给自己做手势呢，瞬间就明白了，便合上了本子往外走。一出门，主任告诉他说：“研究人事的会，只有常委才参加的。”方文这才明白，原来剩余的那几个人一直不发言，是在等他离开会场的。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方文呢，是一名作家。组织上选派他下去挂职体验生活。县里给方文分配的是协助文教卫县长分管文化工作，既然是协助，当然就没多少事的。文教卫县长是个女的，她倒是想让方文分管文化。她对方文说，有什么你直接给文化局长安排即可。其实文化工作，除了年后的秧歌，或者遇到节假日搞一些大型演出以外，平时都没什么事的，而所有的文化单位又都归文化局管，管文化其实就是管文化局长一人而已。只有碰到一些大型活动了，事儿有点复杂，这样的活动往往都得县委常委或者常务县长出面协调。

所以说，方文这个挂职县长在县里工作还是蛮轻松的。

但轻松归轻松，却还是有一些具体事的，比如说，脱贫攻坚这回事。文件规定每个县长必须包六个贫困户，扶贫局也就给方县长不多不少正分了六户。只是在分的时候，征求过方县长的意见，方县长先头的想法是：他包的贫困户的乡镇长一定要十分扛硬的，能担得了家的，能说话算数的，这样，才不容易出问题。另一个就是他想要公路沿线的贫困户，在回市区路上的村子，这样，回家也方便些。但二者不可兼得，临公路边上的村子，上级总爱来检查，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这样想来想去，最后方县长就给扶贫局说，你们随便分吧，分到哪里都行。最后，方县长包的贫困户是在临县城二十五公里的一个叫驿马的村子里，贫困户一共六户，有四个半寡妇。四个是年龄不等的女单身，那半个呢，则是因老汉跟人打架，犯伤害罪，现正在监狱中服刑。只有一个家庭是正常家庭，但这家的娃娃六岁那年在自家门前的公路上被车撞了，下身瘫痪了。虽经法院判得了一些赔偿，但对方没钱，几年了，只给付了一半。现在，这个娃娃坐在轮椅上，长得又黑又胖。他还是个孩子，对个人的遭遇还没有深刻的理解，方文问他话时，他流露出一种幸福孩子的天真表情，高高兴兴的。而他的爷爷则有满腹的怨言，满肚子的苦水，他总是抱怨，像他这样的年龄现在还得天天去打工，去看别人的脸色。这生活真是煎熬啊。他不说话的时候，就老抽旱烟，一锅接一锅，从不停歇，不一会儿，满屋里就笼罩着旱烟呛人的气息。其他五户人家穷的原因只是缺劳力，其中有一个妇道人家，给方文说让给她已经成年的女儿找个工作，女儿不念书了，歪好找不到个活干。正式的工作，方文当然没办法的，也爱莫能助，但找个临时的工作方文忽然就想到了一个熟人——贺以东。随即他就给贺总打了电话。

回到县里，方文仔细想了一下，这些贫困户主要问题是缺劳力，他便出钱给每户逮了一个小猪崽，又托秘书给各户送下去。这秘书也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面对六个小猪崽就掏高价雇了辆出租车来，打开后备厢，把猪崽子一个一个放了进去。这些猪崽子，被绑着四条腿，一个挨着一个，哼哼不已的。谁知天气实在太热了，到了半路，有几只猪崽呼哧呼哧地口吐白沫，秘书与出租车司机都没见过这场景啊，担心死在半路上了，秘书就在附近的商店卖了一箱矿泉水挨个喂了一遍，又在猪身上洒了一通水，于是这几头小猪才缓过了气。——这些事当然是方文后来才知道的。

就在挂职半年后的一天，方县长遇到了一件事。其实说到底这个事还是方县长自己找上门的。这周周一是他的接访日，本来像这样的接访，他这个挂职县长是可以不参加的，因为他还参与着原单位的工作。如果他不能来了，那么县里的信访部门就给大家解释一下，代接一下访就行了。但是，方文看到个个县长都轮着接访，就决定自己也接一天上访。

这天是方文和信访局的一位姓赵的副局长接的访，前来上访的共有三人。第一个是先前的一位民办教师。据他说自己在村里曾当过一段教师的，后来，被教委主任除了名，但从没个正式文件下达，他说当时的教育专干看他不顺眼，跟他有矛盾，就不要他了。一直到现在，他都闹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再说，他当时在村里教学，教了有五六年吧，成绩还不错，甚至现在的妇联主任也是他当时教出来的学生呢。这个上访者头上没头发了，整个脑袋跟西瓜一般滚圆滚圆的，看得出人十分精明。在跟方县长说话的时候，眼珠子就不停地左右转动着，似乎观察着对方的表情。方文听完了，猜想他只说了事情的一面，一般的，公家除名都是有原因的。不可能一个人说了算，当然也不排除特殊的情况发生。方文把他的材料收了下来，然后打电话给教育局长，局长恰好不在，方文就把副局长喊了来，把所有材料都转交给他，要教育局尽快查一下这件事。副局长的表现有些迟缓，吞吞吐吐的，似乎有话要对方县长说，有一刻见方县长出了接访大厅，他就跟在了身后，他悄悄地说：“方县长，这个人原来是个民办教师，可那时候天天赌博，有一次竟然赌博耽误了给学生上课，学区就除了名。只是当初除名的文件找不到了。”方文听了，就说：“他说的这些话我也不信，总觉得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副局长说：“这个人到教育局多次反映过、上访过，我们都给他解释清楚了，他这一次就是冲着你的，知道你是个挂职县长才来的。”“哦？”听到这话，倒出乎方文的意料，他哦了一声。副局长凑近他说：“这个人可有心计哩，还爱好点写作，听说来了一位作家县长，就来跟你套近乎呢。”方文不愿意用这种阴暗的心理去揣摩别人，就说：“你说这话有凭据没？”副局长说：“他前几天对他的一位同学说，他认识一位副县长，是个作家，怎么的怎么的。听说他私下里还买了几本你的书正在读哩。”

果然，一会儿，方文回到了大厅，这个老教师便跟方文套近乎，对方文说：“方县长，我读过你不少书哩，那个《春季里那个百花香》写得真是太好了，很是精彩，你对这个社会的人情世态真是吃得太透了。”

有了副局长先前的话，方文这时心里就对他存了戒心，淡淡地告诉这位“热心”的读者：“这样吧，你到教育局去，把你的事让他们调查清楚再说。”这位老教师见方文没有心思和他说话，就说：“方县长，我说的是真的，还有你那个《肉烂都在锅里》《上访》写得也真是好。等你有了时间的话，我打算好好向你讨教讨教哩。”

方文敷衍着说：“好吧好吧，先把你这个事弄清楚再说。”然后，方文就让教育局副局长将这个脑门圆滚滚的人领走了。他离开时，方文明显感觉到他对自己的不满意，感觉到了他失望的表情。

两人走了，大厅重新寂静了，方文一时想着，忽然有了一丝后怕，他从来只认为自己是个办不了任何事的挂职县长，但从没想到，连他这样的人，背后也有人在盯着。看来人一旦有了权力，总会有人无孔不入，真是不能小瞧了这个社会，小瞧了自己这个虚职啊。也就在这一刻，方文感觉到了自己身份的重要性，我是一县之长，是经过人大选举任命的县长啊，我必须注意自己的身份。而首要的城府要深，对于任何事不轻易表态，这样才能给个人留最大的回旋空间。

人，都是在磨炼中慢慢成长。

第二个来上访的，是一个老年人，是关于房子问题的。他拿出一大摊资料，说他家房子原来在现在的粮食局隔壁，被公家占了，想要回来。方文看了他的材料，然后就把材料转给信访局副局长看，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好吧，让粮食局调查清楚，再给你一个答复。”

上午快结束的时候，来了一位妇女，大约有四十多岁，个子不高，身体壮实，脸黑且方，衣服下隐现着一团团赘肉。看着她，方文估摸着就是那种常说的喝凉水也长肉的身体。她性格直爽，一进得门来，也不坐，直接跑到他们三位面前来了。她把脸瞅过来，大声说：“县政府，你们管不管，我想给我女儿要一份地。”她说这话的时候，离方文很近，有一忽儿，唾沫都要溅到方文脸上了。方文赶忙让秘书请她坐下来，问她是怎么回事。秘书端了一杯水给她，对她说：“你别着急，慢慢说，这是咱县的方县长。”

这个婆姨端上纸杯，突噜一口，大约水特别烧，就将杯子放到了一边，大声说：“我不管啥方县长不方县长的，我就想给我女儿要一份地。”说着就又站起身，向方文她们靠拢过来。

这个婆姨从进门到现在的表现，一看就是那种农村没文化而性格又特别要强的女人。

方县长的秘书就又走过去拉她坐下来，这次索性就站在了她身边，说：“你别着急，有甚事慢慢说就行。”

这个婆姨就说：“我就想问一句，当初分地时有我的地了，可是他胡二红为啥现在就不给我呢？这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了？难道就没有个说理的地方了。”

方文见她说得不清不楚，就打断了她的话，问：“你有材料没？”

经得方文这一问，这婆姨就从斜挎包里掏，但翻了半天，也没翻出个东西来。“怪事，不知放哪儿了。”她很着急。方文说：“没材料也行，你把事情说清楚就行。”

于是，这个婆姨才说开了。她性格直，说话有点急，翻来覆去的，说话中间又常常夹杂着一些非常粗鲁的骂人的话。方文听得半天，才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她跟他前夫多年前离婚了，两人只有个女儿，一直跟着她生活，现在女儿长大了，她想把她的地要回来给女儿。

“那你前夫的意思呢？”

“他不给。”

“他为啥不给呢。”

“他结了婚了，那个怂婆姨不让给。——可分地时是分给我的，她凭什么种我的地。共产党分给谁就是谁的，你说是不是？”

这个女人说话直，声音大，并且时常夹杂着反问句。

“那当初你们俩离婚是法院判的，还是自己协议离婚的？”方文问。他尽量不让这个女人的话把他带到一边去。

“公家判的。”

“那土地判给谁了？”

“判决书上没说。”女人说。

“那你把判决书拿来我看吧。”方文说。

女人又一次站起来翻自己的包，她把包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一大摊琐碎东西都放在了旁边的凳子上，但翻了半天，仍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她就说：“那果园他种着了，那总不能土地一直都给了他吧。再说，我女儿长大了，这女儿也是他亲生的，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就不管了？连地也不给了？把他的两个娃撑死，把我冯婷饿死？”女人一说话，就高喉咙大嗓子，情绪显得特别激动，说话又是满嘴的方言，方文一时听得半懂不懂的。

方文想了下，说：“你来上访，就要把资料弄全，我们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你这样空口白说，我们咋相信你呢？”

“那你们不会自己去问呀，烟山村离这儿又不远。”女人说，“我到哪里都是这几句话，难道我就要不回我的地了？女儿我一个人抚养这么多年，我容易吗？她生下来才这么大。”婆姨用手做了个手势，“和鞋底板似的，到现在长这么高了，那要一天天吃哩，一天天喝哩，一天天穿哩，一天天戴哩，难道她是和蝉一样是吃风喝露长大的吗？”

女人说着，情绪再次激动起来，方文的秘书安抚她别激动。但她根本不听说，越说就越激动了：“我一个女人抚育个娃娃我容易吗？女儿今年二十四岁，吃饭、穿衣花钱，他问过一下吗？管过一回吗？女儿十岁那年得了病，是胃炎，在县里一直看不好，我就领到延安看，再然后又到西安看，我没钱，是搭的别人的车，到西安时已是半夜一点多了，没钱住旅店，我就抱着女儿在医院门口，一直等到天亮。我们冷得浑身打战，我把女儿抱在怀里，我哭女儿哭，有个扫大街的婆姨看着我们母女俩可怜，扔了一件衣服给我们……”女人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

在这种情况下，方文几个只能等着，等待她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

女人哭着说着，抹着眼泪，说了半天，大约又记起了什么，又在包里找东西，她又一次把包里的东西倒在了旁边的凳子上，“砰”的有个小玩意儿却掉到了地上，却是一个染了颜色的羊脆骨。羊脆骨方文是认识的，小时候小伙伴尤其是女孩子常玩的。这个羊脆骨大约是常玩的缘故吧，外表看起来非常光滑，在从窗户透进来的阳光下幽幽地发着光。女人见了，便弯下腰去拾，但因为她太胖的缘故，弯下腰去捡的时候，发出了哧吭哧吭粗重的呼吸声。

就在这一刻，方县长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说到底，方文是个作家，是个敏感的人，也是个非常容易激动的人。

女人是单身，方文也出身于单亲家庭，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是母亲一人把他拉扯大的。他深知一个母亲拉扯孩子的不易。在长大的岁月里，方文就不能听人提起单亲家庭，一听就难过得要落泪。眼前这个女人正如方文的母亲，只不过方文的母亲要比她瘦弱得多。女人有个女儿在读大专，而他当年也是母亲一个人供着上的大学。女人的家庭几乎和方文当初是一模一样的，这些一下激起了方文的同情心。在方文眼里，妇女都是弱者。眼前的这位妇女在啜泣着，在诉说着，而她所有的诉求，如果她说的是实话的话，她只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地，想让女儿的生活有个保障。——这是丝毫不过分的，也是她应得到的。世事再难过，总不能让妇女与娃娃饿肚子吧。孤儿寡母，她们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想到这里，方文下定了决心。决定自己要为她们母女做点什么，否则，当这样的挂职县长又有什么意思呢？

一时间，方文站起身来，走到女人身旁说：“你情绪不要这么激动。这样吧，事情总有办法在。你先回去，到明天了，你把材料都给我拿来，我姓方，在政府大楼101住着。”方文的秘书听着这话有点愣，随即反应过来了，就对女人说：“我把电话留给你，你明天来找我就成。”说着，一时就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给她。

也许是方文温柔的话语起了作用，女人情绪安静了许多，她擦干了眼泪，过了一会起身离开了。她离开以后，方文的情绪却变得差起来。他看看表，已中午十一点多了，他站起身来收拾了东西，对信访局副局长说：“下午我还有事，不接访了。”说完离开了接访大厅。

第二天上午方县长临时参加了个会，开会完了，就见桌子上放着一沓资料，却是昨天那个女人的。方文把秘书叫来问了问情况，然后开始认真地看这些材料。

女人叫冯桂珍，她的女儿叫冯婷，在西安一所大专上学，她的前夫叫胡二红。从离婚书的复印件上，方文看到判决书上判定两人离婚，女儿由女方抚养，男的不承担任何生活费，另外，双方共有六亩果园归男方所有，判决书中没有提到土地的事。但果园既然给男方了，显然土地也应属于男方。

这份判决书其实也在方文意料之中的，就方文直觉，这个叫冯桂珍的女人是十分要强的，离婚时她肯定会不管不顾地要孩子，并且也会拒绝要男的一分钱，相当于净身出户。她那时应该是高傲的，甚至带几分轻视这个男人的。然而谁也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现在，她竟然为了要一份地而与这个男人又纠缠到一起了。

方文来挂职，还从没听说过关于土地的纠纷，在方文看来，尽管土地延包三十年不变，又增加了三十年，但如今的许多村子都成了空心村，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只留了一些老人，许多土地也都荒芜了。为此方文还写了篇《胡不归》的文章，是说“田园将芜胡不归”，就是谈这个问题的。在方文看来，除过城郊，因为土地规模性开发而增值存在许多问题外，其他地方应该都不存在土地问题的。

一时的情绪变化，方文答应帮这个女人的忙。其实他脑子里也是有过权衡的。1995年前后，他曾经当过一段兼职律师，接过几个案子。有一个案子是女的有了相好，被男人逮了个正着，两人就闹离婚，三个娃娃女的分了两个。那男人依旧咽不下这口气，还要女的赔偿个人多少钱等等，这男人来找方文时，说得慷慨激昂。方文听完了，就简单地对他说：“女的是有错，但是，你想过没有，她还要抚养两个娃娃成长哩，而这两个娃又是你的娃，血缘关系是永远没法改变的。”那男人正在气头上，脖子一梗，说：“我管她了，她愿意是死是活。”方文说：“你把钱全要走了，那她一个女人拿什么养娃娃呢？一方面是老婆出轨，你们两个闹意见，另一方面是你娃娃不能健康成长。你想要哪个呢？到时恐怕你后悔都来不及呢。两个娃娃也会埋怨你一辈子的。”这男人听了这些话，就不吭声了，最后，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方文自信在某些事情上，他还是能看到本质的，就像冯桂珍这件事，她将冯婷一个人抚养大，那可是你胡二红的娃啊，抚养你没掏一分钱，现在她想要自己的那份地给女儿又有什么错呢？冯婷可是你的亲女儿啊。

所以，方文当时就认为这不是一件什么很难解决的事，再说，当一场县长，如果不帮这些弱小的人不为这些无助的人提供一些帮助，那么挂这个职又有什么意思呢？一时方文脑子就想着在合适的时间把两位召到一起谈谈，方文始终相信亲情永远是大于经济利益的。

下午，房地产商贺总叫方县长吃饭。贺总贺以东是方文先前在市里就认识的，他人很精明，原来曾打过油井，后来又转到房地产上了。方文是在市里时跟着一个半文半商的朋友认得他的，一起曾多次吃过饭。贺总打电话给方县长，约说下午一起吃饭，又问方县长喜欢吃什么，方文嘴里说着随便吃点什么都行。但他清楚，只要有他在，肯定是宴席，酒肯定是茅台或五粮液。

下午五点半的时候，贺总发了个短信给方县长，说车就停在政府的后巷。方县长是个闲人，当下就出了办公室，走到背马路，就看见了贺总的车。贺总看见了方文，就开了车窗，跟方县长招手，等方文一坐上车，车就呼哧一声开走了。

方文爱跟贺总一起吃饭，只有和他一起吃饭时，方文才感觉到自己像个官。尽管生活中方文很低调，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但这次挂职，尤其是挂个副县长，令方文有了许多虚荣心。这一点方文自己是都不想否认的，并且，他固执地以为，他身上滋生的这些东西其实是所有人都会有的。这些年，方文跟当官的没少吃过饭，原先总是吃单位，“八项规定”出来了，大家都开始吃商人。在每个饭局中总会有一个商人的面孔出现，然后就有人介绍说这是咱们的小兄弟，很不错的，大家今后要多照顾等等。大家纷纷点头，都心领神会是怎么回事，吃饭当然也就吃得心安理得。方文下到县上挂职，饭局自然就多了起来，有老乡的，有同学的，许许多多先前仅认识没交往的人一时都亲热了起来，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方文以为，他们之所以爱叫自己吃饭，是因为自己是个县长，方文一参加，这个饭局就有了核心。当然他们也不指望方文能办什么事，一般叫方文吃饭的人也都是这个小县城有身份头脸的人物，他们解决不了的事，到方文这里自然也解决不了。所以，按方文的理解，叫自己吃饭只是让他们感到有面子而已。想通了这一点，坐到桌子上，方文一点都没负担，尽情地吃啊喝啊，一团和气。见他这样平易近人，大家个个也都不拘束，也都尽情地吃啊喝啊。但唯独跟贺总的吃饭有些不一样，贺总是典型的商人，有着商人的请客模式，他说话总是非常讲究，总会对当官的哪怕是方文这样的有名无实的官也会非常恭敬，这让方文感觉很舒服，也很享受。每每这个时候，我们的方县长就会想到自己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商人了。中国自古有句俗语叫“官商”，从古到今官和商都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如果当官的没有几个得意的商人朋友，那叫什么官呢？当然，方文也明白，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软这个道理，但私下里他总给自己开脱，我这样的官根本不算官，是有名无实的，是办不了事的官，既然人家愿意让吃，吃几顿饭又有何妨呢？而贺总呢，总是谨小慎微，时刻拿方文这个泥菩萨当真菩萨供着，我们方县长呢，他当然愿意享受这种被供奉的感觉了。

车左转右转，进入一个小区，上到了一个单元楼。这是一个政府办干事老婆开的饭馆，是不对外营业的。下午与方县长吃饭的一共有八个人，除过方文一个县长外，其他的有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什么的，相对来说，是这个县上被边缘化的核心人物。大家都要方文上座，方文自不免客气一番就上座坐了。一会儿，菜上来了，大家开吃。

饭局是非常无聊的，都在开着一些玩笑，闲说着一些不疼不痒的话。倒是法院院长讲的两个故事值得一说。他说，县上有个老上访户，到西安到北京上访不停，每次去了，法院就得派人接回，而接回来没政策，问题又解决不了。一来二去，就这样拖着。这天，这个老上访户又到他房子来了，两人闲说着话。这个老上访户就跟他讲自己在北京的见闻，说北京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不好徒有虚名等等，他一时听了就顺口说：“你说的这些地方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哩。”这个老上访户当即就说：“那等过一段我再上访了，你就来接我，我领着你到处转转。”老上访户的话说得理直气壮，一时倒把他说蒙了。大家听完了故事就笑了一回。接着，这位法院院长又讲了一个笑话，说他刚上任那阵，正在市里开会呢。开会间歇，市法院的办公室主任就来找他，告诉他说，他们县上来了个上访户，手里拿着省上信访厅开的单呢，要他赶紧处理一下。他赶忙跑到大厅见到了这个上访者。头光溜溜的，一根头发也没，嘴唇特厚。手里拿的是省信访办开的信。他接了信看了，就对这个人说：“我当法院院长了，上任两个月了，也没见你有事来找我，你咋动不动就上访了？你来找我，如果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再上访也不迟啊。”这个人听了这话，把嘴唇咂了咂，说：“这段时间，我领老婆在西安看病哩，有一天，我到街上转了转，看见好多人在一个地方围着，我问大家干啥了，他们说是上访了。我就也顺便捎着上访了一下。”这话一时把这位院长说得哭笑不得。

……

（未完，全文见《十月》2021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