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选刊》2021年第8期｜宋尾：熏鱼（节选）
宋尾，男，1973年12月生于湖北天门，现居重庆。著有长篇小说《相遇》《完美的七天》，小说集《奇妙故事集》等多部，曾获第七届重庆文学奖、第三届巴蜀青年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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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鱼》在伤痛中感时伤逝，在喟叹中剖开痛楚，从杂糅着焦虑、不甘等诸种都市人的情愫里捕捉出温暖的希望与信念的救赎。怀有文学理想的曾乙一生拼搏又命途多舛，网吧创业投资失败、报社就业时期岗位之间的落差、即将失业时罹患重病饱受苦痛，最终被一根稻草压死了骆驼。阡陌红尘，有多少文学青年志大才疏囿于被困，又有多少英雄披肝沥胆突出重围。人生恰如那一道熏鱼，煎煮蒸炸，破除宿命才会有奇迹。
—— 文苏皖
熏鱼（节选）
宋 尾
得到曾乙死讯时，我在前往巴中光雾山的旅途中，确切地说是在服务区，具体哪个服务区忘了，忽然接到老范的电话，他约我一块儿去殡仪馆，送个行。这消息太让人震惊了，太突然了，太让人惋惜，毕竟曾乙才五十六岁。这个年纪，如实地说，在这安逸祥和的时代，就像是一道镶着金边的霞光，那霞光你尽可以说它是投向日暮，但也是迎向朝阳的，就看你怎么认为了。你看到什么它就是什么，一种分野的区域。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往左走往右走，目的地一致，但过程委实不同。多年前我参与创办一本老年生活杂志，接触和采访过很多人，借由他们我得出结论：自由是不易的。你想想吧，人这辈子，从出生起就在加衣服，不停往身上加，你不停地穿，后来大人不加了，你个人也习惯了给自己加，你越来越重，越来越臃肿，越来越累，就像背负厚厚的看不到的盔壳。只有什么时候呢，到你退休前后，你忽然发现有个充满渴望的崭新的自己奋不顾身地想要从你这个旧躯壳里胀出来，之后你做的许多事，其实就是褪的过程——你得一件件把它们从你身上剥离，然后你会得到你自己。你自由了。事实就是这样。只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尤其是合理地将那个自己剥离出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充分认识到的，这样一种年龄其实也可能是另一种人生的开端。我认识曾乙超过十五年，算是朋友，不是那种比较亲密的朋友，介乎于朋友与熟人之间。因为这种轻微的距离，以及这种距离感造成的某种磨光，在我印象里他一直就是那个形象，既没有更衰老，也不会更年轻。在我心中他始终是一个乐观而坚定的人。当晚抵达平昌县城后，在酒桌上我给同行的朋友提到了这个消息——我们自驾出行的四辆车里，还有两人跟他也是旧识。曾乙除了跟我是前同事，还是一个散文作家，在本地小有名声，给报纸写过专栏，偶尔参加一些文学活动，他们两个就是这样认识曾乙的。这则死讯让他们嗟叹了一会儿，当然，这情绪只存留了少许时间，随后他们便开始热切讨论起诸如第二天的行程和别的事情来。在交错的酒杯里，我也很快忘记了这个消息——我的朋友曾乙已不在这个世上的事实。
假期过后第二周，老范在奥体高尔夫的茶室试营业，约了四五个老同事周末一聚，我也去了，把他那间“一介茶寮”煨得沸沸腾腾的。晚上我们留下聚餐，酒过三巡，不知谁先提到了曾乙。很可能，这个人就是我。毕竟我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这五六年没见过曾乙的人。当提到他之后，在场者忽然就静默起来，静默得不甚自然。后来老范拉着我到室外抽烟，低声告诉了我内情。家属治丧时，对外说曾乙死于心梗。事实上，他是自我了断。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无疑一记重锤。怎么回事啊？没有道理啊！他妻子是个会计师，开朗，没有那种女性的柔弱感，但大事儿基本都依着丈夫，尤其在丈夫低潮期，把他当孩子宠。儿子外国语大学毕业后留在广州，跟同学合作做了个翻译工作室，起步还算顺利。曾乙呢，虽经历过经商失败，但并不是穷人，在市区和郊区有三套房产。他肯定不算有钱人，但也不缺这个，钱什么的，再说他要那个干吗？所以这更让人想不通，他为什么想不开？你要说是因为身体状况，好像也不对。是，他曾经中风，但已渐渐康复，或者说正处于康复得不错的时候。他的死简直是个谜，尤其对我来说，这意外的结局让我好一阵恍惚。
我的朋友曾乙，他之前干过什么我一概不清楚。我认识他时他经营一间网吧。这应当是毁掉他的第一件事。这样说好像也不十分确切，毕竟二〇〇二年他在金岛小区做第一个网吧时也曾获益颇丰。第四年，他果断离开，那时他已擢升为北部新区网吧协会副会长，当然在年底总结发言里不会有那些秘而不宣的内容，比如四处挖些玩家来免费耍，甚至还倒给点月费之类让他们带着顾客一块儿玩；对另一些手段，如派人在附近网吧挂“肉机”把竞争对手网速拉得无比缓慢而焦躁，这些他又是不屑一顾的——到新牌坊盘下新店，四个临街门面全部打通，近两百平，光装修就花了近九十万，设备全用新的，配置是最高的。二〇一〇年他结束网吧时，这堆高级货只换了不到一万块钱，按重量计算，收废品的用一辆三轮车拖了三趟才清完。但凡有一点点希望他都不会这么处理它们的。这间付诸了全部野心和积蓄的网吧，此后很少听他说起，偶尔在说到其他事情的时候他也会不经心地提到一两句又与此相关。比如我记得：“就我装修那九十万，当时就可以买下两间门面。”还有就是，“要是我把投到网吧的资金买三套房，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如今已非常了解。仅依据这零星两句，说明他也有所悔悟。不管怎么说，他有离开轮盘的机会——可他没有，从而走到了人生的背面。他的下坡路是从这开始的。
照这么推断，毁掉曾乙的第二件事就是：不该来报社。我不确定当时他还有其他什么选择，总之来我们这儿是相当大的错误。要说明的是，我们很早就认识，在同一个文学网站里混迹，所不同的是，他从不到我的诗歌论坛来，但我偶尔会去他当版主的散文论坛。多数时候我是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合用的稿子，那时我们是日报，我编文化版，兼周末副刊版。后来因开支紧张改为周报，也就是曾乙来的那会儿。可见，他是从一条下坡路拐到了另一条下坡路。
我们先在网上认识，其后才见面的。在大田湾一间酒吧，网站组织了个主题诗会，“洛尔迦之夜”，那时我还没完全融入这个城市的文学圈，流离于热情氛围之外，聚会中的幽灵，这也给我更多观察机会。就我看来，曾乙是如鱼得水的，颇受欢迎。那次他身着黑色羊毛短呢，水洗牛仔裤下面是灰短靴，小羊皮的，颈子上还搭了一条暗红色羊绒围巾，鼻梁上架着一副复古的黑框眼镜，镜框是树脂材料的。最重要的是，他有一副在这座山城绝不普遍的高大身材，至少有一百七十六厘米，站在我们当中，抑或在任何一处人堆里都显得鹤立鸡群，加上他总是笑容可掬，慢条斯理，这使得他富有一种温和淳厚的文人气。唯一的缺陷在于牙齿，因酗烟的缘故，那口牙几乎是全黑的。就女性来说，她们的排斥感可能会更显著一些。在看到一个英俊潇洒的成熟男人时，有时女性总有一些想要去亲吻的潜在欲望，但那两排牙齿足以让她们骤然心碎。毫无疑问，这影响了他的整体性，它严重拉垮并破坏了曾乙的形象完整性。其实这挺符合他的，他不在意女人怎么看——你们应该清楚其中的含义，他不像其他你们所知道的那些中年男人，如果他是那种人，他花几百块钱就能把牙齿洗得比牙膏还白净。就我所知，没多少人像曾乙这样，拥有那么多女性知己，但从来又不折不扣地不越雷池，关于他跟女人的花边和暧昧消息，至少我是从没听闻过。那天我们见面后，他作为版主经常给我推荐稿件，但自个儿的一篇都不曾给我。话说回来，也没必要找我，他跟我们主编高晓光很熟，熟到什么地步呢？据说高晓光有四个随传随到的密友——具体而言是凑牌局和饭后埋单的人——他便是其中一个。他要是想发稿直接给高晓光就行了，但很少见他在我们这儿发过什么，至少不像另几个“朋友”，三天两头儿甩一些烂稿子过来，我要没放在头条，还多不高兴，觉得臊了他们的面子。作为副刊编辑，我最讨厌的不是烂稿子而是简介，有一次，主编转来一个“朋友”的稿子：一首诗加标题也才七行，附的简介足有九百七十个字，就像一种当代行为艺术。我的意思是，曾乙不一样，他也附简介，但总是很嬉皮，一点也不严肃，就像他经常埋单，似乎这就是埋单的意义本身，并不图什么往返。归根结底，曾乙的选择也比较容易理解：他还是倾向于做一个文化人。某种意义上，文化人更近于失败者。你可以说他对这个群体感到亲近，也可以说，他已经在心里把自己归于一个失败者了，像我们这样的一类。
原本曾乙是想来当副刊编辑的，用他的原话，“换一种活法”。那是二〇一一年，他四十四。可我们早就没有纯副刊了。这时高晓光已任副总编辑，负责实际工作，随时等着接替行将退休的总编。改周报本身就是要缩减开支，但冗余总是不可能裁得完的。这时要硬把曾乙顶上去，那些原本就嫌伙食孬的编辑能不翻天？不愧老江湖，得承认，高晓光这事儿处理得极好。首先，他慷慨收留了曾乙，顾全了感情，同时也避免了可能涌来的怨气。他给曾乙做了一番工作，让他做发行。“慢慢来嘛，你不知道，发行对我们是相当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你要是做得起来，你就是以后的发行部主任；你要是不想做，等有编辑岗了，我再给你转。”高晓光把这个岗位描述得无比重要，曾乙被说服了。所以高总专门在会上提到了这个，此前报社发行都交由集团发行公司，以后周报除订阅外，也要试水自主发行，但目前还没有人力和财力单列一个发行部门，先新增一个发行员，主攻城区一些重点区域。大家争相鼓掌，“欢迎欢迎！”实话实说，曾乙是很逗同事喜欢的。虽说他生意失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或者说，他曾经也阔过的那种惯性仍在。每到午间，同事们聚餐，原本说AA，可一准儿的，他会提早去把单买了。以至于有段时间，大家都心照不宣了，只要看到曾乙在编辑部，故意敲着桌子，“走，AA啊。”反过来，作为埋单的人，在饭桌上多少也是有些话语权的。只要曾乙起头，话头子就短不了。他啊，不像咱们这些，要么区县来，要么外省来，他不单单是真资格的老重庆，还是市中区出生长大的，父亲在文化局做过副局长，耳濡目染的，言子儿多，掌故更多，加之八九十年代他还在文学圈混过一阵儿，极擅长八卦。但凡有人提到时下比较火的某某，他先是倾耳听你们摆，表情莫测高深。等到你摆得差不多了，他摸出烟，咔地点上，笑眯眯地插了进来：“……刚听你们说到某某，我记得，一九八八年，某某和某某某还没离婚的时候……”他起头都是很具吸引力的，马上就有人惊诧：“啊！她跟某某某还结过婚？”“那当然喽，哦，你们还不晓得啊？”接下来，这整张餐桌都是他一个人的了。应当说，曾乙融入还是挺顺畅的。唯有一点，虽然他从未说过，首先，他作为一个发行员，在单位是较边缘的，一个次要的人；反过来呢，这个次要的人对编辑里的绝大部分人——尤其是针对编辑的文字能力这块——他又是非常不屑的。但这种纠结也没存在多久，不到两年，一声令下，周报停刊，三个月后，原人马组改为由集团控股的与某出版社合营的出版公司。少数有资源的人找到下家，走了，大部分人留了下来。总编辑和总经理，高晓光一肩挑。合作方派了两个人过来，一个任书记，一个是财务总监。我跟老范搭档，负责编辑室业务工作。曾乙在彷徨中煎熬九十天，尘埃落定，既没像他期望的改为出版编辑，也没如他担忧的被扫地出门，公司新设了发行部，没有长官，也没兵，还是他一个人。所不同的是，出版发行要全靠他自己来做了。出版发行是很烦琐也很累人甚至是很花费体力的一个工种。可我发现，曾乙乐在其中，甚至于，由于公司车辆不够他把自己的私家车也无私地用上了。不过呢，他确实与编辑部的来往要少了一些。公司编辑部、财务、总编室，甚至吸烟室都在十九楼，只有发行部在十八楼，单门独户，两张办公桌，另一张是驾驶员的。一方面他确实任务繁重，但另一方面他也获得了自由，相对而言。他不需要时时经过编辑部，不用过多面对这些人——我知道有相当部分编辑是被他瞧不上的。同事几年，我跟曾乙关系也一般，说不清为什么。按说，我跟他是具备成为很亲密朋友的条件的。他喜欢喝点小酒，我也是；他为人耿直，我也不坏。很久之后，譬如现在，我大概想通了：他时刻都把他的骄傲隐蔽起来但又不幸被我窥见了。他是很孤傲的。有好几年，我们在一块儿时不管讨论什么他总要反复使用的一句话是：“你们这些写诗的……”同时还要配备一种暧昧的表情，好像写诗的就不算是什么好人似的，好像他写散文多高明似的。有次我反击说：“你是被写诗的伤害过，还是被诗伤害过？”这句话是有杀伤性的：第一，他早年也写诗，“只是写不好”；第二，他原先有个十分倾慕的女朋友，但被无情地甩了（兴许只是他一厢情愿）。那女的就是诗人，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曾有点名气。这是高晓光说的，高晓光在酒桌上摆的八卦，十有八九都是再创作，但也有十分之二三是真事。另外呢，我比较喜欢他写的一些地域化散文，很老派，却是真散文，是情感与语言交相辉映的一种合作。另一方面我又很讨厌他当着满满一桌人回忆那些老城区的细节，不光是他的语态、姿态，其实包括他的散文里，每个字都透露着我才是这座城的主人的那种傲慢。他有些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一些优越感很奇怪。有一次，美编李练因糖尿病住院，午间，同事说起来。曾乙就呵呵地狡辩，“锻炼个啥，有用吗？照我说，别管啥病，该吃吃，该喝喝。你像我，医生说烟不能抽，蹄花不能吃，我照抽照吃！”有人就说：“病不在你身上你不得疼。”他说：“我的血压比李练高得多啊，很多高血压住院的病人都没我高！”这谁信呢？我们把李练办公桌上的血压器拿来一量：低压一百八十，高压二百一十。大家看傻了，他微微一笑，面带得色。他就是这样一种人。总之，我们算是朋友，但一直走得不近。在出版公司干了三年多，集团新创一份市场化的老年时尚杂志，总编是我入行老师，他一声召唤，我便追随而去。在那儿我待了两年，心力交瘁。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导演找我写剧本，写剧本需要绝对的时间自由，顺其自然的，我辞去了这份工作，与过去的同事就此疏远了。我是说，自我从出版公司离开，就再也没见到曾乙。
……未完待续
（本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