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谈论“新世纪小说二十年”这样的话题显然是危险的，不只是因为距离太近而面临可否梳理总结的争议，也是因为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中，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经历的分裂已经使得这种带有文学史性质的论述显得荒谬而无效。

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将文学史触角延伸到新世纪，其中阐释了目前通行的较为重要的论述。他坚持纯文学的审美观念，坚持以文学发展作为现代性进程的反映来解构文学史，因而他对新世纪之后文学现场的观察便是“多元分化格局与个人化写作”[1]，不能不说是极为准确的。与此同时，他也关注到了在边缘空间耕耘的自在写作，关注到了仍然是文坛重镇的乡土叙事。

不得不说，虽然新世纪二十年的小说不论书写主体、书写主题、书写形式都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新世纪伊始，文坛显然还处于20世纪的文学惯性中，乡土叙事仍然占据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在新世纪最开始的十年中，莫言先后推出《檀香刑》《生死疲劳》《蛙》，贾平凹则有《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阎连科有《受活》《丁庄梦》《风雅颂》，王安忆有《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刘震云有《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铁凝有《大浴女》《笨花》，张炜有《你在高原》……他们是当下文坛真正意义上的“扛鼎作家”。而他们推出的作品中，乡土叙事显然占据主导地位，且在艺术水平上堪称他们的代表作品。他们此时早已都是弓马娴熟的知名作家，他们的乡土叙事也在早年单纯的对乡土的赞美或批判之外，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有对传统复归的辩证考量，也有对不同形式的生存正义与审美观念的重建。当然，这些风格各异的乡土叙事还是存在一定的共同点，即贯穿作品始终的社会历史与宏大叙事：莫言的这几部作品加之早些年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建构起了乡土中国从晚清到共和国的完整历史叙述；贾平凹始终以社会历史的变迁书写着秦岭大地的风情与人事；阎连科以乡土为底色，表达对中国激进革命历史的理解与微词；刘震云关切了极速前进的时代下乡土社会中极易被忽视的农民的精神生活；王安忆擅长于历史潮流中书写乡土社会与小城镇的日常变迁；铁凝在大历史中完美运用小叙事捍卫叙事美学；张炜以皇皇巨著只身穿越历史，以抒情性的笔调抵达乡土经验的高原。陈晓明将他们的卓越成果总结为“新世纪乡土叙事的‘晚郁现象’”[2]。当然，文学书写的惯性也总在时代摩擦力的作用下逐渐放缓，第二个十年后，即使是前述的这些重要作家，也都逐渐认清了时代的形势。对乡土和大历史还有固执坚持的是贾平凹，《古炉》之后，还有《带灯》《老生》《极花》《山本》。贾平凹孜孜不倦地埋头于秦岭大地，但此时宏大叙事也开始淡化为乡野生活的背景。与其说贾平凹是在写乡土和历史，不如说他只是在写生活与生命。

乡土书写与宏大叙事作为20世纪残留的文学关键词，二者密切相关，却也荣辱共担。21世纪，尤其是第一个十年结束之后，乡土书写和宏大叙事当然依然存在，余华、苏童、李洱、格非等知名作家均有重要作品推出，《第七天》《黄雀记》《应物兄》《江南三部曲》等都以成熟的笔调触及众多历史与现实问题。与稍微年长他们一代的作家不同，他们的视点随着时代变迁，从乡村转移到小镇、县城，对历史的描述也从革命、政治运动转移到改革、社会转型，关注重心也从社会历史转移到人性。当然，也有更为年轻的作家加入这一书写序列，比如科班出身的“70后”作家徐则臣，以《跑步穿过中关村》《啊，北京》等描写都市底层人的作品受到关注，并以《耶路撒冷》中对一代人精神困境的直视而广受好评，却也在2018年回归历史叙事，在《北上》中借大运河书写了百年中国。更年轻的还有以青春文学受到文坛关注的“80后”作家张悦然，也在201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茧》，回溯了父辈的历史与创伤，并通过这种回溯实现了对自我的重建与认知。众多年轻有活力的作家，甚至“90后”，也都开始以全新的视角对乡土和历史发声。

只是此时此刻，这些作家对乡土和宏大叙事的态度已然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和父辈一样亲历历史，也不再认为对革命历史或家国故土的书写是一种重担和责任，甚至也不是要为历史洪流中的微小人物发声，去维护一种生活或一方文化，而是从自我出发。确切地说，他们对乡土或历史的关注、对宏大叙事的运用，都是为了重建自我，寻找一种历史坐标或完成一种精神疗愈。对历史与乡土的重返是对父辈的致敬，但最终是为落实到当下的自己。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新世纪的小说书写，更多表现为一种日常叙事和个人化表达，这可能是1990年代“新写实小说”开启的传统。然而，“新写实小说”还带着时代的痕迹，带着对抗宏大叙事的刻意，新世纪之后，这种痕迹和刻意也逐渐消解，“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的同时便也得到了相对自由表达的补偿，这也是为什么“新写实小说”的思潮命名成为文坛最后一个“共识”。于是，不管是乡土文学、城市文学还是历史书写、宏大叙事等都成为“现实一种”，它们是一种创作手法、一种书写主题，是可以被选择也可以被忽视的一种文学元素。这种根本性的文学生态的转变使得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场域呈现百花齐放的姿态，或者说，有了百花齐放的土壤。

出生于1928年的宗璞或许是这二十年中依然保持创作状态的资格最老的作家。她的《野葫芦引》共四卷本，有三卷都是发表于新世纪前二十年。小说记录了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高校南迁昆明，颠沛流离近十年终于北归的宏大故事，以一代知识分子的坚贞与牺牲致敬家国历史。小说真挚动人，也有温柔的文人气质。考虑到宗璞本人的经历，这三卷其实都是20世纪的遗留作品。但我并不想套用“短二十世纪”[3]的思路去将这二十年中的部分作品指认为20世纪的延伸，而恰恰要指出，这种遗留的存在乃至坚固正是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遗留的范围或可扩展至徐怀中、王蒙、梁晓声等“30后”“40后”作家的新世纪创作。正是他们构成了新世纪小说创作的重要部分，它们是“百花”中的牡丹，是纯文学思路与精神的荣耀停留。

之所以不吝篇幅讨论乡土和宏大叙事，是在于这两条主线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逻辑与走向，它们在新世纪的顽强生存与逐渐稀释既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也是时代转变的前提与基础。它们构成了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影响的焦虑”，提供了渐变却也是最基本的底色。

在厚重的质地之外，新世纪小说中最不可忽视的便是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北京大学的邵燕君教授将网络文学的起点追溯到了1996年网络论坛金庸客栈的创办，因为这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发展动力机制的诞生。[4]这种诞生绝非仅仅意味着当代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类型文学，更是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一种新的文学审美、一种新的接受主体的悄然降临。而网络文学这些年的发展势头显然已经将“悄然”抛之脑后，早已在传统的纯文学的空间里登堂入室。陈晓明也将网络时代传统阅读方式的终结称之为“‘后文学’到来的时代”[5]。与之相关联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成立网络文学研究机构，各大期刊报纸也开辟网络文学研究专栏。因为对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原住民一代而言，这正是他们切实经历的“文学世界”，和“80后”阅读青春文学、“50后”“60后”阅读红色经典成长一样具有历史与现实的正义性。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悄然”发生的只有文学生态的质变。

与网络文学的发展规模和影响力可以媲美的，是科幻文学的复兴。之所以说是复兴，是因为中国文学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好几次科幻文学热：从晚清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对未来社会的描绘，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代国家层面的科普热潮，再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随着新时期宽松环境一起到来的科幻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始终和时代的主题和诉求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如前所述，文学创作两大支配性主线都逐渐淡化。这也使得一直处于边缘位置但从未真正停止的科幻文学再次浮出历史地表，而因为其本身的文学异质性，很快俘获了新世纪的大批读者。刘慈欣获得世界科幻文学顶级奖项“雨果奖”更将科幻文学的热度推向高潮。这种热度当然和网络文学的迅速发展有同质性，是青年读者对于新鲜文学要素的需求，对超凡想象力的青睐，但科幻文学和网络文学不同之处还在于科幻文学本身的内在诉求。尤其是在这样的现实比文学更“魔幻”的时代，科幻文学其实是给多重危机和困境中的现代人提供了“超克”现实处境的空间和可能。也正如王德威教授的评价，科幻文学是“敷衍人生边际的奇诡想象，深入现实尽头的无物之阵，探勘理想以外的幽暗渊源”[6]。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幻文学提供了人们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慰藉，提供了当代人认知世界和想象未来的方式。

与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等之前“非主流”的文学类型的“倒置”相对应的，是曾经作为“边缘”的边疆民族文学的兴起。“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生态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边缘的崛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处于文学话语‘中心’和‘集散地’之外的多民族聚居的‘边地’，如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涌现出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虽然并没有构成新的文学中心，但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边地’显然不再是文学意义上的边缘之所，相反，使得整个中国文学地图日益成为一张由各个节点构成的网络。”[7]这当然是和国家对内对外的整体发展规划密切相关。文学也敏感地捕捉到了“势”的变化，相应调整了自身的认知范式，承担起了自己的“当代性”责任。“人们已经日渐意识到单一化认知模式的局限性，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主导的还是在由资本所影响的文化格局中，人们认识到中国各类‘小传统’满天星斗般的文化构成，认识到各种文化主体之间相互交流交汇的实践，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难以替代的路径”[8]。这也恰恰呼应了海外汉学经久不衰的关于“华语语系”（Sinophone）[9]的讨论。“中心”和“边缘”的对立逐渐成为一种需要反思的话语，取而代之的是所谓“边地”作家作品的兴起和成熟，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包容与开放。这恰恰也契合了网络文学、科幻文学当下此刻的价值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更大气包容的开放格局下，也出现了一些历史的反溯。如这几年被讨论得如火如荼的“东北文艺复兴”“铁西三剑客”，都在将“地域”的概念与讨论重新引入文学研究。这一引入和前述对“边地”的讨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边疆民族文学的兴起指涉一种对中心的解构和对多元的认知，但对东北等地域的讨论则是相反的面向。当我们考虑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秦岭、阎连科的中原时，便可知道“地域”本身可被质疑的独特性。但参与这场热闹的讨论的学者似乎有意将“东北”寓言化，即不停留于东北这一地理范围本身，而着眼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地位和1990年代国企改革后的惨状，进而将“东北”树立为共和国的历史缩影。“地域”的故事借助历史叙事上升为民族国家的创痛，铁西区的普通下岗工人及其二代们的生活与困境便也代表了一个阶级与一个时代。[10]如此被遮蔽的便是其中真正“文学性”的内核与同样作为“边地”的新鲜与活力。这一热潮会持续多久，或者说能否在多年后从历史沙漏中幸存进而入史不是当下此刻可以判断的。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讨论的学理化走向恰恰反映了当下文坛和学界返归“宏大叙事”的企图，文学似乎仍然被时代代言人的身份焦虑所困。更不用提对扶贫攻坚等时代大事忠实记录的大量作品。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发展，也始终没有真正摆脱20世纪的幽灵。当然，这种对“宏大叙事”的回溯关涉的并非是该抗拒还是该拥抱的价值判断，而是关乎年轻的作家和学者们如何理解、记述和表现历史。

当然，对这些肉眼可见的浪潮的梳理，对文学史来说实在太过粗糙，此处也只是以这几个有代表性的浪潮窥伺新世纪小说二十年的多重变迁。我们也欣然见到新世纪小说创作的诸多浪花：比如已经在文坛吸引众多目光的“90后”作家，李唐、庞羽、王占黑、郑在欢等各有风格；与“80后”对体制和意识形态刻意抵抗的姿态不同，“90后”作家显然更没有历史的包袱，而能将自身更好地放逐到创作的空间。又比如不同社交媒体和个人网站层出不穷的新兴的创作方式，小说与影视剧、直播平台、电台等大众传媒的合作与争端；比如AI技术的快速发展带给文学的冲击，机器人已然可以出版诗集，何为文学性、何为文学的讨论再次成为本质性的话题；比如依然处于争议之中的所谓“底层写作”“非虚构”，堪称现象级的对余秀华、范雨素的发现……这里的每一个案例都值得更大篇幅的考察与研究，也是它们构成了本文粗糙框架之外的血肉，是它们组成了时刻在发展中的“新世纪”。

以20世纪厚重的乡土与历史回声为渐变的底色，以多元包容和方兴未艾的多种文学形态为机体，同时依然身处历史后撤的焦虑困境，却也阻止不了新鲜活力的拉扯和奔涌。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正是在这样的多重矛盾结构中野蛮生长，让人眼花缭乱，却也自有丘壑。现在做任何文学史的判断都是徒劳的，但不时停下脚步粗粗一瞥，也不失为一种在继承遗产的同时认知自我以走向未来的尝试。

注释：

[1]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18页。

[2]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第572页。

[3]关于“短二十世纪”的论述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4]邵燕君、吉云飞：《为什么说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是金庸客栈？》，《文艺报》2020年11月6日。

[5]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第546页。

[6]王德威：《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悬想”与“神思”》，《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

[7]刘大先：《从民族和边地发现新的活力》，《人民日报》2016年7月29日。

[8]刘大先：《从民族和边地发现新的活力》，《人民日报》2016年7月29日。

[9]关于“华语语系”讨论的相关研究参见刘大先：《华语语系文学：理论生产及其诞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1期。

[10]关于“东北文艺复兴”更为细致精彩的讨论参见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