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在日本的最后九十天
7月31日下午，在东京奥运会帆板比赛中，中国选手卢秀云夺得了金牌，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鹄沼海岸升起了五星红旗，奏响了国歌。
殊不知，86年前，《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在这里不幸遇难。中国体育健儿们用最好的方式，告慰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
制定系列“三月计划”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33年初，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4月，中共得到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为了保护他，上级党组织批准聂耳先到日本，然后再去欧洲和苏联学习。为此，聂耳制订了一个经由日本转道法国巴黎最后去苏联莫斯科学习、考察和创作的计划。
1935年4月15日，聂耳乘船离开上海，4月17日抵达日本长崎，18日到达东京。为了在异国能够顺利地进行学习、考察、创作以及开展革命音乐活动，聂耳制订了第一个“三月计划”，其中重点是突破语言关，同时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结识日本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加强与本国左翼留日学生的联系，为开拓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做准备。
聂耳制定的第二个“三月计划”是努力提高读书能力，加紧音乐技术修养；第三个“三月计划”则是在坚持第二个“三月计划”的同时，开始练习翻译和创作实践；第四个“三月计划”则是学习俄文，整理已有的作品，作欧游的准备。
聂耳在出国前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英文，他甚至在给母亲写信时，结尾都要加上几句英语。聂耳在7月14日的日记中曾写道：“第一‘三月计划’算是在目前实现了。按照目前说日本语的程度，已是超过预料之外，自己同自己喝一杯吧。第二‘三月计划’是‘培养读书能力’同时加紧‘音乐技术的修养’直到离日的时候。从明天起，是第二计划的开始，虽然是在暑假旅行中，读书的时间有的是！提琴的练习也绝不会发生任何阻碍，尤其是到房州海边时，‘以多练习提琴少说话为要！’温习Knylser and Mazas。”
值得一提的是，在聂耳来日本前的1935年初，田汉的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和主题曲歌词刚刚完稿，田汉不幸被捕，仓促间田汉把主题曲歌词写在一张香烟包装纸上。不久后，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发现了剧本中夹着的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包装纸。听说此事后，聂耳找到夏衍，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看到纸片上的歌词后，聂耳产生了共鸣，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一时间涌到了他的脑海里，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他仅仅用两天时间就谱出来了初稿。
到了东京后，聂耳受到了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同时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这一切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东京的他，迅速将歌曲的曲谱定稿寄回国内。
此时的电影《风云儿女》，内外景即将全部完成，进入了后期录音工作，导演和制片人都在盼望着聂耳的主题歌。聂耳不负众望，及时从东京寄来主题歌的曲谱定稿。经配器演唱录制后，很快地唱遍了全中国，这首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曲，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
此外，在日本期间，勤奋的聂耳还通过书信和吕骥共同推敲、斟酌，而后定稿的电影《新女性》主题歌《新的女性》，影响也很大。
每天坚持学日语学音乐
聂耳是1935年7月9日离开东京去湘南相模湾海滨，其间在东京住了八十多天。这些日子，他每天坚持学习日语、音乐理论，练琴。其余的时间，就是进行社会调查和参加各种文艺活动。
在这八十多天的时间里，聂耳结识了一大批左翼留日学生，有张天虚、杨士谷、杜宣、蒲风、黄风等人，他多次参加中国留日学生星期聚餐会、中国留日诗人诗歌座谈会以及中国留日戏剧同仁戏剧座谈会等。6月2日，聂耳出席了中华青年会馆举行的第五次留日艺术界聚餐会，他以“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为题，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发言，给予了与会者很大的震动和鼓舞。杜宣、蒲风等人都听了这次演讲。杜宣曾写道：“当聂耳以两个多钟头的时间来检讨中国乐坛以后，我们立刻觉得，他不但是一个进步的音乐家，还是一个大演说家，一个社会活动家。”
蒲风也曾写道：“他边讲边唱，每一曲都在热烈的掌声下完结，而《大路歌》、《码头工人歌》中工人做工的铿锵音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聂耳还结识了秋田雨雀，滨田实弘等日本文学艺术界的进步人士，通过他们与新协剧团、新筑地剧团等文艺团体建立了联系。聂耳观看他们的排练和演出，了解他们所在剧场的设施，剧团的创作经验，这让聂耳收获颇丰。
聂耳是1935年4月18日到达东京的，在他4月21日和22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他已经看了几场音乐会了。从著名的新日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到宝冢少女歌剧团的歌舞晚会，甚至儿童舞蹈晚会，他都去观看。他在新桥演舞场观看古典歌剧《蝴蝶夫人》；在筑地剧场观看左翼新剧《坂本龙马》；在日比谷公会堂观看美籍波兰钢琴家阿尔图尔·鲁宾斯坦的演奏。每次观看后，他都要记日记、写评论。
5月11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到此将近一个月，每天大部分时间总是在音乐会中，日本乐坛之活跃，真是有些惊人（当然是比较中国而言）。尤其是在春天，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演奏会，有时每日都有两三场以上。”
聂耳还非常重视日本的音乐教育。当时日本四大报纸之一的读卖新闻社主办了“全日本新人演奏会”，日本高等音乐学校、日大艺术科音乐部、东京音乐学校、武藏野音乐学校、大阪音乐学校等十所院校的优秀学生参加演出，节目共演了两天，聂耳从头至尾细心地观看。
除此之外，留日学生排演的中国话剧《雷雨》，聂耳也前去观看，还发表有针对性的评论。
为留日学生演奏乐曲
聂耳在日本的九十天，是不知疲倦地工作、学习和战斗的九十天。他和张天虚、杨士谷两位云南同乡住在一个日本平民家里。房东的妹妹是一位小学教师，她是聂耳到日本后的第一位日语教员，聂耳的语感很强，学习日语很快，得到了房东妹妹的高度评价。对于聂耳这种快节奏的工作生活状态，这位小学教师说：我们日本人的生活节奏是比较快的，而聂耳先生的生活节奏比我们更快，这使我感到惊讶！
当时，聂耳的生活很困难，月底经常连吃饭钱都没有了，只能借钱度日。他住的屋子里只有一个木头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小行李箱，最珍贵的财产要算他手中的那把小提琴和厚厚的一堆乐谱。
他的屋子里几乎每天都能传来琴声，开始他经常拉的是练习曲，有时也练习流行歌曲，他拉的最多的是舒曼的《梦》和德尔德拉的《回忆》，那饱含深情的琴声，常常唤起人们的思乡之苦。一到星期天，聂耳的屋子里常有客人，有时多至一二十人，这些大都是来自国内的学生，大家把他围在中间，听他拉小提琴、弹吉他。有一次，听到高兴处，大家还把自己编织的花环，戴在他的脖子上，表示对他的敬仰。
同年七月，为了更直接地了解日本剧团的演出情况，他应邀参加新协剧团到大阪、神户、京都等地的旅行公演。按计划，他到藤泽市的鹄沼海岸先休息几天。7月17日，他与友人来到鹄沼海滨浴场，在这里游泳时不幸遇难，年仅23岁。
1949年，藤泽市民志愿者发起修建聂耳纪念碑活动。1954年11月1日，聂耳纪念碑正式落成，但不幸于4年后毁于一场强台风。1965年9月，聂耳纪念碑在各方努力下重新建成，此后，藤泽市每年都在此举办纪念活动。
补白
聂耳死因成谜
在聂耳离世时，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尸检报告，只有日方的报道，一直以来，对当年日本警方鉴定为“溺水而死”的结论，人们不大相信。
关于聂耳遇害，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被日本特务杀害的。由于聂耳以创作抗战歌曲成名，而且在遇难后从鹄沼海里打捞上来的遗体发现，他的口里流过少许血，头上也有少许血，所以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聂耳很可能是被日本特务谋害而死。
根据记载，这种说法来源于巴西人诗人安德拉德，他在散文《杰出的音乐家》中揣测，聂耳可能死于日本人暗杀，而且名字曾经出现在日本人的“黑名单”上。
另一种说法是，溺水身亡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音乐史学家向延生，于1985年编辑出版了《聂耳全集》。为了全面了解聂耳生平，他曾专门针对聂耳的死因进行调查。通过向延生的了解，聂耳非常喜欢游泳，在上海读书时，就经常跟好友孙瑜、赵丹等人一起去游泳。但聂耳的泳技并不好，因为不会换气身子总往水下沉，还因之在朋友间得了个“潜水艇”的绰号。
而且关于聂耳被特务暗杀这一点，没有明显的证据。聂耳在日本所写的日记，以及给家人、亲友寄出7封信件里，都未曾提到过他受国民党或日本特务跟踪的信息。
中国左翼作家张大虚（张鹤）是聂耳在昆明时最好的朋友，他比聂耳去日本早。聂耳遇难时，他第一个赶到现场，认领遗体进行火化，又参加日本的追悼会。在他主编的《聂耳纪念集》一书和本人写的回忆文章中，没有看到日本特务害死聂耳的说法。
与聂耳一起到海边游泳的还有另外三个人，房东滨田实弘当时所写的证明材料及别人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有人跟踪的说法。
对于聂耳的死因，日本人也有种种推测。日本作者崎松在《聂耳在藤泽遇难的死因探析》一文中，通过众多史实为佐证，判断聂耳死于意外事故。日本国内还有一种分析认为，聂耳死于心脏病突发，因行动失控致溺水猝亡。
不过，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聂耳的死的确有几分“扑朔迷离”。1954年，郭沫若在给聂耳写的墓志铭中就写道：“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这段话也说明了郭沫若内心的质疑。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对聂耳的死因猜测纷纷。如果没有新的史料发现，此事或将成为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